白马岭之战是宋辽战争中宋军第一次大规模的胜利,可以说为以后对辽战争拔了个头筹。
之后,北汉再次向辽告急,辽军由于大败,短时间内无力再出援兵。不久,宋太宗至太原,慰劳诸将,并出手诏向北汉主刘继元劝降。
至四月,宋军陆续攻下太原外围州县,使太原成为一座孤城。宋军也连续攻城,天武军校荆嗣率众登城,“手刃数人,足贯双箭,手中砲,折碎二齿”,受到太宗嘉奖,由此亦可见战事之惨烈。太宗又让平时拣选的诸军勇士舞剑为前导,这班武士平时训练有素,剑法精湛,城上人“望之破胆”。
赵光义招法用尽,仍是无法攻下太原坚城。而这时,从石岭关传来了坏消息。刚刚对辽作战立功的石岭关都部署、大将郭进自缢而死!太宗本命郭进守石岭关,田钦祚护其军。而田钦祚在石岭关,“恣为奸利诸不法事”,太宗察觉后,降其为睦州防御使,仍护石岭关屯兵。郭进与田钦祚不协,屡屡揭发他的丑事,田钦祚为此十分憎恨他,白马岭之战时不援郭进,没有进一步扩大战果,平时又屡次凌辱他。郭进武人刚烈,战功高,虽是大将,却也奈何不了相当于“监军”的田钦祚,被他数次凌辱之后想不开,终于自缢而死。而田钦祚报告太宗说郭进是死于中风,太宗也就没有追究,追赠郭进为安国节度使。当时左右都知道怎么回事,就是没人敢说。
太原城虽久攻不下,但宋军策反工作做得好,城中将领偷着出来纳降的比比皆是。北汉已经致仕的左仆射马峰实在看不过去了,夜里撑着病体来见刘继元,“流涕备言兴亡之理”,北汉主才决定纳款投降。
五月初五日,刘继元上表投降,宋得州十、军一、县四十一、户三万五千二百二十、兵三万。之后,例行对伪君伪官赦罪封赏,以刘继元为右卫上将军,封彭城郡公,又以其臣李恽为殿中监,马峰为少府监,郭万超为磁州团练使,李勋为右卫将军。北汉将刘继业在宋军攻城时守城东南面,“杀伤宋师无算”,此时刘继元已降,他仍据城苦战。刘继业本名杨重贵,事刘崇,被赐姓刘,并改名。太宗令刘继元召降,他才放弃抵抗,与刘继元同归宋。太宗大喜,复其姓为杨,只名“业”字,当即授左领军卫大将军,不久又授郑州防御使。杨业后来便成了北宋西北边陲的干城。
太宗既得太原,为了消灭太原的“王气”而迁其民,焚其城,改为平晋县,而以榆次县为并州治所。
至此,历经四次、历时数月的平北汉之战终于结束。宋开国后,首先讨平二叛,杯酒释兵权,稳定了内部,之后便发动统一战争,以先南后北的顺序,依次平定南方诸政权。按照当时宋朝的国情和与辽的实力对比,先南后北是比较稳妥的。对北汉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采取攻势,时常骚扰其边境,焚其寨,迁其民,空其地,这些都是很成功的积极防御,既使北汉坐卧不宁,也为日后北伐奠定了基础。而宋太祖前两次伐北汉都是因为有机可乘而临时改变既定战略,有投机取巧的意思。随机应变,把握时机,这本无可厚非,宋太祖也并非头脑发热之人,只不过考虑有欠周全。伐北汉势必要考虑到辽援,太原恃有辽援而坚守,也就要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而希图速战速决是不切实际的。第一次伐北汉,宋太祖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太原的坚守之志,二是没有充分做好对辽作战的准备,故而无功;第二次伐北汉,宋太祖吸取教训,对阻击辽援做了部署,并且获胜,虽规模不大,也极大挫动了北汉的守志和契丹的锐气;然而太原城坚,即使用水灌城依然不破,也使宋军锐气大减,此时辽援再至,已不可再战,宋太祖及时撤退,虽然略显狼狈,也是明智的。这之后,宋辽实已开衅,契丹开始了频繁扰边。宋以南方未下,不便两面作战,而主动与辽媾和,而契丹似乎也领略到了当时宋军的强大,接受和约。而第三次伐北汉由于太祖崩而夭折,仍然未能达到目的。
宋太宗在完全统一南方之后,也将矛头指向北汉。宋太宗的战前准备也是比较充分的,对阻击辽援也做了充分部署。然而太原的坚城又一次让宋军感到无可奈何,不过白马岭阻击辽援一战却着实打出了军威。大将郭进在太祖时期就被赏识,一次太祖为郭进修住宅,有人劝谏说这种住宅的规格只有皇亲国戚才能用,而太祖却说:“朕视郭进岂减儿女耶?”郭进为西山巡检,任务是防御和骚扰北汉,做得也很称职。尤其是法令严明,宋太祖每次遣京中禁军戍西山隶郭进帐下时都要告诫他们:“汝辈谨奉法。我犹贷汝,郭进杀汝矣。”宋太祖时期,对边将还都是许以便宜行事的,并不似太宗以后还要遵照“阵图”来用兵,故而太祖时期的边将都很受优待和礼遇。田钦祚也应该说是不错的将领,“三千打六万”固然是浮夸了些,但可看出其人还是敢打硬仗的,只不过人品操守上毛病太多。白马岭一战郭进凭借勇武,击其半渡,大败契丹军,斩敌大将数员,若不是田钦祚按兵不动,估计还会扩大战果。这一战颇收顷刻之效,使得契丹在短时间内竟无力再发援兵,也在客观上促动了太原的主动纳降。所以笔者认为,宋太宗伐北汉不是胜在太原,而是胜在白马岭。若不是马峰哭谏,太原很可能再坚持数月,以待宋军师老自退或第二批辽援继至。
本来辽援已退,北汉已平,这场战役完全可以画上完美的句号的。宋太宗千不该万不该,在与辽作战的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画蛇添足地乘胜北征,从而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二、高梁河之战
1、战前谋议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五月,北汉刘继元已降,宋太宗还师至镇州即转兵北上,欲以新胜之师收复幽蓟。但是破太原尚未赏三军,诸军兵将多不愿行,只是无人敢说。只有殿前都虞侯崔翰赞成乘胜北征,“所当乘者,势也;不可失者,时也。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赵光义听此言遂了他的意,很高兴,当即下令枢密使曹彬调发各地屯兵。当时宋军诸将,大多数比赵光义冷静得多,他们以大军云集,粮储不及为请。赵光义却兵来将挡,下诏发京东、河北诸州军储,限期转运至镇州北面行营以备供应。当时扈从六军,有没有按时到达指定地点集结的,赵光义大怒,要按军法处置,被臣下谏阻。
而当时的辽对燕地的防守其实早有部署。三月,韩侼、耶律善布、耶律沙等救援北汉时,已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又译“希达”)、乙室(伊实)王撒合(萨哈)等,率兵戍守燕地,说明其早已考虑到宋军可能的进攻了。辽在幽州经常屯驻的汉兵,有神武、控鹤、羽林、骁武等军,共约一万八千余骑;又有其所属将帅契丹、九女、奚、南北皮室当值舍利一千九百五十。若契丹大举南侵,则一般调集东京(辽阳府)、中京(大定府)诸路兵,兵力可达二十余万。
2、围攻幽州
六月十三日,宋太宗赵光义自镇州出发,十九日次金台屯,募民百人为向导,二十日至东易州(时宋辽各置一易州,西属宋,东属辽)之西,过拒马河入辽境。辽易州刺史刘宇,涿州判官刘厚德相继献易州、涿州投降宋军。宋军推进很快。六月二十三日,赵光义大军至幽州城南,驻跸宝光寺。当时辽南京(宋称幽州,辽为南京析津府所在)守将为权知南京留守事韩德让以及权知南京马步军都指挥使耶律学古。另有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与统军使萧讨古等军在城北屯扎。宋军先锋东西班指挥使傅潜、孔守正巡哨城北,在沙河遇到辽军,马上以先至的兵马与之交战,后军不久到达,而后诸军齐集,大败奚底、讨古及乙室王撒合军,斩获甚众,生擒五百余人。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又译“色珍”)屯兵得胜口(今河北昌平天寿山西北),看宋军锐气正盛,不敢与之直接冲突,便趁着耶律奚底新败,在得胜口用青帜伪作收容溃军之状以诱敌。赵光义得到探马报告,便有轻敌之心,麾军继续攻击,宋军将士乘胜追击,斩首千余级。而斜轸抓住机会突然袭击宋军后方,宋军败退,与斜轸军对峙于清沙河(在今北京城北二十里)北。辽南京城内守军得此声援,固守之志更加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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