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东征日本战史大全 (2)

      见到藤原经资，赵良弼斥其无礼；藤原经资请罪后，索要国书以便转交政府。赵良弼说，国书将亲献于国王，若不允，呈大将军亦可。藤原经资辩解说，自大宰府以东，上古使者未有至者，今汝国使臣至此而不出示国书，何以示信？赵良弼说，隋文帝遣使来，曾郊迎成礼，唐时遣使皆得召见，王何独不见我朝使臣？赵良弼的质问，义正词严，藤原经资无言以对，但依旧不肯令赵良弼进京。最后，赵良弼以国书抄本交与藤原经资，藤原立即呈报幕府与朝廷。国书中说，历次遣使通信皆为边吏阻扰未得结果，特命少中大夫秘书赵良弼充国信使持书以往。希望遣使同来，不然发生战争将是不幸的。

　　这次国书较上次口气稍微委婉，将日本坚决不通好之责任，推给边吏，给日本朝廷留下回旋余地。但是，日本把信尾的战争威胁和在高丽境内驻扎大军，以及进攻南宋的军事行动联系起来，很难相信忽必烈通好的诚意。加之，逃到日本躲避战祸的南宋僧侣所表现的反对蒙古族入侵的民族情绪，以及具有巨大影响的日本僧侣非常同情南宋反对蒙古入侵的斗争，这一切都对幕府执权的北条时宗产生影响。在廷议中，幕府坚持不作任何答复，但日本公卿对于蒙古军进驻高丽、在金洲集结军舰的高压姿态，感到极度惶恐。在这种形式下，赵良弼使团留在大宰府一日，日本国的舆论就一日不安。因此，幕府命大宰府守护，将赵良弼送至对马岛，令其回国。同时派出一个级别低下的十二人代表团，由弥四郎带领，以镇西守护所使团名义，随赵良弼去高丽。至元九年（公元一二七二年）九月，日使弥四郎等入京后，忽必烈怀疑日使为国王所遣诈称镇西守护所使，遂不予以接见，令其回国。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三月，赵良弼由高丽再次来到大宰府要求进京面见国王，大宰府守护所再次拒绝，不得以被迫回国。出使日本的国信使赵良弼回国，宣告与日本通好的努力失败，这对于雄心勃勃，扩张欲望极强的忽必烈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当时，元帝国已经向东征服高丽，向南平定大理、西藏和安南，向西由中亚进入欧洲，席卷俄罗斯、波兰、匈牙利，放眼天下，视线所极，也只有一个弹丸岛国日本了；而且当时的日本与苟延残喘的南宋政权关系十分密切，官方往来和民间交往十分频繁，对南宋的抗元战争有较大的帮助。征服日本，就可以卡断南宋的外援之路，使其坐以待毙。

　　但是，这种强烈的征服欲望，只是忽必烈决定发动征日作战的众多原因中的一个。公元一二七三年二月，元军占领南宋屏护江南半壁天下的重镇襄阳，蒙宋之间历时五年之久的襄樊攻坚战结束，南宋的战略防御体系被彻底打破，南宋的灭亡已指日可待。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进展的同时，元朝受降了大批的南宋军队，如何处理这些降兵降将，成了忽必烈的一块心病。全部编入元军，必然会影响全军的整体战力，而且忽必烈对这些南宋降兵根本就不敢信任；杀降，史已有鉴，忽必烈不想象白起坑赵降卒四十万或项羽杀秦降兵二十万那样，给自己留下骂名，何况当时正是打江山的关键时刻，滥杀降兵，必然会招致汉人更猛烈的抵抗。最终，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发动新的战争，在战争中去消耗这些元帝国的包袱。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传说中日本极为富有。根据《旧唐书》记载：“倭国献琥珀、玛瑙，琥珀大如斗，玛瑙若五斗器。”《新唐书》也记载：“永徽中，倭献琥珀，玛瑙若五斗器。”掠夺财富，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本来就是一个根本的特征。

　　从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一二七三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一二七四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两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