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鲁和拉美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1894—1930年）所倡导的具有秘鲁和拉美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
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
马里亚特吉生于莫克瓜（一说利马）一职员家庭。他幼年丧父，家境清贫。上小学3年级时被迫辍学。14岁时到《新闻报》社当学徒。他勤奋自学，经常给报刊撰稿。后任《我们的时代》报编辑，并创办《理性报》，对当时蓬勃开展的工人运动和大学改革运动表示声援。1917年7月4日，莱吉亚在美国支持下策动政变上台，《理性报》强烈谴责政变，招致镇压，被迫停刊。政变当局勒令马里亚特吉等人离开秘鲁，否则将予以监禁。同年10月至1923年马里亚特吉先后到过法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在流亡期间，他接触了当时处在高潮的欧洲工人运动和革命运动，阅读了大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等人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写下了许多政论文章。
1923年回国后，他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方法研究秘鲁历史和现实，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秘鲁本国实际相结合，摸索秘鲁革命的道路。1924年他患了骨癌，被截去左腿，但仍坚持在轮椅上工作和写作。1926年创办革命刊物《阿毛塔》和《劳动》杂志。同年加入美洲人民革命联盟。1928年因思想分歧，同阿亚决裂，退出联盟。同年10月7日他创建秘鲁社会党（秘鲁共产党的前身）并任总书记，12月出版《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1929年创建秘鲁总工会。1930年4月16日病逝于利马，年仅36岁。
马里亚特吉的代表作《关于秘鲁国情的七篇论文》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秘鲁经济、印第安人、土地、教育、政体和文学等问题作了分析和论述，被公认为拉美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典作品。
马里亚特吉认为，社会主义是一场世界性的运动，是人类的希望和前途，也是解决秘鲁和拉美问题的答案，“拉丁美洲的未来是社会主义的”。他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秘鲁和拉美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非常重视把马克思主义同拉美革命实际相结合，并意识到要在拉美的现实中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们确实不想在美洲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它应该是一种英雄的创造性事业，我们必须用自己的现实和自己的语言创造出印第安美洲的社会主义。”
马里亚特吉认为，西班牙对美洲的征服中断了印第安村社共有制经济的发展进程，建立起封建的生产方式，实行半奴隶制的强迫劳动制度。从根本上堵塞了资本主义在秘鲁社会内部发展的可能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资本阶层是在民族国家形成后才开始发展的。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首先，秘鲁的资本阶层是有产者和食利者，而非生产者。其次，与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成为外国资本在本地的延伸。第三，与封建贵族联系在一起。上述特点决定秘鲁的资本主义只能是外国垄断资本的附庸，不可能独立发展，也不可能根除封建庄园制等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因此，马里亚特吉认为，建立在旧的经济结构之上并依附于外国资本的秘鲁资本主义不具有历史的进步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随着历史的发展，秘鲁演变成为三种经济因素并存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三种经济因素是：根植于西班牙征服时期的封建经济、山区残存的印第安村社经济和以沿海地区为先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其中，以庄园制为基本特征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
马里亚特吉认为，在秘鲁通过发展资本主义消除封建制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只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他认为，秘鲁革命只能是一场纯粹的社会主义革命，视情况可以加上各种形容词，如“反帝的”、“土地的”、“革命民族主义的”。在反对资本主义的范围内进行反封建的斗争，这就是秘鲁社会主义革命的两重性和特殊性。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革命的中心问题是印第安人和土地问题。他指出，“不首先关心印第安人的权益问题，就不是秘鲁的社会主义，甚至不是社会主义”。他认为，印第安人问题不能仅从政治、法律、种族、文化和道德方面去追究原因，而应追根其土地占有制度，印第安人问题和土地问题实际上是同一个问题。它既是社会经济问题，又是政治问题，只有消灭封建制才能解决。他把印第安人的解放与深刻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从而在秘鲁和拉美树立了第一个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本国实际问题的范例。
马里亚特吉认为，秘鲁的社会主义革命应由无产阶级来领导，以无产阶级和印第安人运动结成的联盟为基础。建立由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各个阶层组成的统一战线来共同完成。而无产阶级政党是引导这场革命的先锋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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