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上说，嵇康为人肃肃如松下风，酒醉时倾倒若玉山之将崩，因才华出众，嵇康年少时便成为名闻遐迩的大名士。与他一道交游来往的有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等六位名士，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坦胸露背，或脱帽弃帻，不拘礼法。
统治者对士人当然是拉拢，拉拢不了当然就是杀。正始十年，司马懿趁曹爽陪曹芳离开洛阳至高平陵扫墓，起兵政变控制了京都。在随后的大规模政治清洗中，前后被杀者多达数千人，天下震动。从此以后，司马家族全面掌控了曹魏的军政大权。残酷政治斗争带来的死亡恐惧深深地笼罩着名士阶层。
一些知识分子呢有意的就避开这种复杂的政治斗争去到竹林、到一方净土，去韬光养晦。竹林七贤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代表人物。嵇康为曹魏姻亲，娶长乐亭公主为妻，山涛则与司马懿之子——司马昭是表兄弟，而阮籍则是曹魏名士——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仔细看来，除了竹林七贤以外，画面还多了一个人，与坐姿散漫、赤脚露腿的七贤完全不同。这位与七贤同处一室的人，名叫荣启期，是春期时代的隐士。
“士”是西周等级社会秩序下的最后一级贵族，在春秋战国之际的社会彼岸变动中，士阶层瓦解，社会身份已经非常复杂，他们虽然不再是贵族，但仍然保留着“士”的称呼，保留着学习和掌握各种专门技艺的传统，构成当时的知识群体。“士”在军事上可任作战骨干，政治上任中下级官吏，文化上又学得古今知识，他们中的不少人有毅力、有抱负、有社会责任感，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往往把这种知识群体称为“士”。
到了汉代，随着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成为社会思想主流，儒士们的言行建议日益受到政府的重视，儒士逐渐构成主要的知识群体，并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中的很多人秉承儒家思想，拥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东汉末年，朝纲大坏，儒家士大夫不满现状，通过品评人物来推荐人才，来批评时政，被称为“清议”。汉末建安七子之一的孔融就继承了士大夫们的清议之风，孔融认为：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破坏纲纪、倒行逆施，士的社会责任感使他挺身而出，批评曹操的倒行逆施。公元208年，大名士孔融被曹操以大逆不道的罪名满门抄斩。
政治的残酷促使士人退而思考宇宙、人生与社会的本原。曹魏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一批名士，倚重老子、庄子和《易经》为文献骨架，会通儒、道，开创了玄学思想。他们追问本与末、有与无、体与用、性与情、形与神，名教与自然等天人之际的各种问题。因该说玄学家是带着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真切感受全身心投入这场讨论的。他们借用清谈的形式围绕着这些问题所发表的各种看法，与其说是对纯粹思辨哲学的冷静思考，不如说是对合理社会存在的热烈追求。
借助玄学与清谈，士大夫既能保持高尚的气节，又能担负起士的责任。然而理想与现实难以两全，随着曹氏、司马两大集团斗争日趋白热化，士人已经无法置身事外，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出路，一是继续支持曹魏皇室，一是转而投靠司马氏，出身上等士族的钟会就是依附司马氏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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