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典——梭伦改革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在希波战争后国力空前强大，其势力几乎控制了整个希腊半岛以及爱琴海区域，成为全希腊最富庶的强国。这是同梭伦的改革分不开的。
梭伦生活在雅典社会孕育巨变的时代。雅典在公元前7世纪还只是希腊的一个穷国，但雅典的工商业奴隶主也在逐渐地成长起来，私有制度，商品经济不断冲击整个社会。这时，雅典国家刚刚产生，部落组织的残余依然存在。氏族贵族成为奴隶主统治阶级。他们仗着传统势力，占有大量田地，垄断国家官职，顽固维护旧传统，妨碍雅典社会进步和国家富强。贵族以经营地产为业，与小农争夺土地。很多小农无力偿还贵族的欠债，他们的田地被插上债碑。他们被迫把收成的六分之五交给债主，成为所谓的“六一汉”。没有土地的债务人或不能满足债主勒索的“六一汉”，本人或他们的子女往往被债主卖为奴隶抵债。小农的处境恶化，影响了农业生产，也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而雅典的旧制度、旧法律却保护氏族贵族的利益，平民百姓在政治上也处于无权地位。遭受奴役的人民心怀怒火，起来反抗。贵族面对骚乱也惶惶不安。公元前594年，雅典人推举梭伦为执政官，授予他最高权力，请他作为“调解人”来消除严重的社会危机。
梭伦（约公元前640-前560年）是古代雅典著名的政治改革家、诗人和伟大的爱国者。他出身于破落的贵族家庭，年青时外出经商，到过希腊、小亚细亚和埃及等许多地方，游览各地的名胜古迹，考察当地的社会制度、风土人情，结交古希腊著名的学者和科学家，这一切，使他获得了渊博的学识和“希腊七贤”的美名。经商和周游列国，对梭伦一生的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扬弃了贵族派的骄矜，支持工商业主经商致富，以发展工商业立国的举措。同时对下层平民的疾苦也深表同情。梭伦酷爱吟诗，他用诗抒发了“财货唯吾愿，宁轻不义财”的情怀，谴责了贵族的贪婪和专横。这些诗篇，使他日后赢得了“雅典第一个侍人”的桂冠。当时，雅典正与邻邦麦加拉争夺萨拉米岛，雅典几次派兵，都未攻下。梭伦以诗号召人民“到萨拉米去，夺取那美丽的岛屿，洗雪我们的耻辱。”他奉命率军出战，以卓越的军事才能，一举夺回萨拉米岛。萨拉米战争的胜利，使梭伦在雅典享有很高的声誉。在平民心目中，他成了一位反对贵族、同情人民的革新人物。
在梭伦改革之前，贵族和平民的矛盾已很尖锐，这从两件事中可以看出：一件事是在大约公元前632年发生了基伦暴动，出身贵族的基伦企图利用平民对贵族的不满武装夺取政权，结果失败。另一件事是公元前621年的德拉古立法，作为执政官的德拉古编成的法典处处维护贵族和有产者的利益，用严酷的刑法惩治平民，甚而犯偷窃菜蔬水果之类的罪也被判处死刑。这个立法进一步加剧了贵族和平民的矛盾。亚里士多德讲到那时的情况说：“多数人被少数人所奴役，人民起来反抗贵族。党争十分激烈，各党长期保持着互相对抗的阵势。”梭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走上政治舞台的。公元前594年，梭伦当选为首席执政官，并被授以立法和修改宪法的权力，从而使他有权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在贵族看来，他终归是贵族出身，总不至于数典忘祖，过份损害他们的利益；工商业奴隶主则认为，他也是经商致富，是自己人；广大平民和穷人更是对他报有厚望。于是，各派都同意他为“仲裁者”。
梭伦上任后的第一项重大改革是颁布“解负令”，取消公私债务，拔除立在债务人份地上的债碑，将因债务抵押的土地，归还原主；恢复了债奴的人身自由；因债务被卖到海外为奴，流落异邦的雅典人，由国家赎回；并永远禁止把雅典公民变为奴隶。《解负令》不仅使雅典公民中的贫苦大众解除了最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它取消了债务奴隶制，还对雅典和希腊的奴隶社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不过，这种取消只是指公民而言，并不阻碍奴隶制本身的发展。以后雅典的奴隶便全由外邦人充当，由于公民不再受债务奴役，城邦体制更为巩固，民主政治也发展起来，遂使希腊奴隶制经济走向繁荣。因此，从辩证角度看，《解负令》实际上代表着促进希腊奴隶社会发展的进步方向。出于同样精神，梭伦还规定了公民个人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防止土地过分集中，通过保护小农而使城邦体制获得健康发展。
第二项重大改革措施是按土地收入的财产资格划分公民等级，取消以前的贵族、农民、手工业者三级之分。这个政治改革自然使工商业奴隶主大得其利，因为他们按财产必居第一等级和第二等级。同时，对贵族也并非彻底打击，因为贵族以其财产仍可列第一和第二等级，只是他们的特权受到削弱，不能再独占政权了。具体细则是第一等级的财产资格为每年收入按谷物、油、酒等总计达500麦斗以上（每麦斗约合 52公升），称“五百麦斗级”；第二等级是收入300麦斗以上者，称“骑士级”；第三等级的标准则是200麦斗以上，称“牛轭级”（有牛耕田者）；其余收入不及200麦斗者统归入第四等级，他们靠打工为生，故称“日佣级”。分等级的目的是为了分配政治权利：第一级可任执政、司库及其他一切官职；第二级与第一级同，惟不得任司库；第三级可任低级官职，对执政官等高官则无缘；第四级则依旧不得担任一切官职，但可和其他等级一样充当陪审法庭的陪审员。由此可见，梭伦使工商业奴隶主以第一和第二级而获得掌握政权的机会，把他们上升为统治阶级。他给予平民的政治权利却有一定限度，反映他的改革始终保持着他自以为荣的“中间路线”。
第三项重大改革是设立新的政权机构，贵族会议大受限制。新机构中最重要的是四百人会议，由4部落各选100人组成，除第四级外，其他公民都可当选。四百人会议获得原属贵族会议的众多权力，如为公民大会拟订议程，提出议案，成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等等。贵族会议虽然保存，却没有原先的威风与实权了。对比于贵族会议权力地位的降低，公民大会却从原先的形同虚设逐渐恢复了它作为城邦最高权力机关的威严，因为选举梭伦和通过各项改革法令都必须在公民大会进行，公民群众参加大会的积极性空前提高。梭伦建立的另一新机构是陪审法庭，它不仅参与例行审判还接受上诉案件，等于雅典的最高法院。梭伦规定每一公民都有上诉之权，而陪审法庭是以陪审员当法官，人数在数十甚至百名左右，各级公民都可通过抽签任职，审案时投票作出判决，因此比较民主，打破了贵族垄断司法的积弊。梭伦还制定一些较进步的法律，规定除杀人罪外其他罪犯不得处死、任何公民皆有权提出控告、禁止买卖婚姻、保护孤寡妇孺等等。
第四项改革措施则包括那些促进工商业的法规，例如奖励国外技工迁居雅典，对携眷移民给予公民权；雅典公民必须让儿子学一门手艺，否则儿子可拒绝赡养其父；禁止除橄榄油以外的其他粮食出口；对度量衡和币制进行改革，使雅典更好地开展对外贸易。这一系列发展工商业的措施突出体现了工商业奴隶主的要求。
梭伦的政治思想是一种温和的有资格限制的民主制。他在限制贵族特权，提高工商业奴隶主政治威望的同时，也注意到了平民的政治、经济利益。他认为，国家的领导者应是氏族贵族和工商业奴隶主，人民只有选举和监督公职人员的权力。梭伦极其重视法制，在他看来，只有法制才能建立秩序，取得一致，权力和法律是国家稳定的保证。以法治国，不仅巩固了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而且也使平民学会在法的范围内，用和平、合法的手段保卫自身的利益；与此同时，也限制了贵族的权力。
在立法方面，梭伦取消了德拉古法典，只保留了有关杀人罪的规定，禁止对他人包括奴隶在内的暴力伤害，使他们的人身安全相对有了保证；并在财产、继承和犯罪的惩罚等方面，有所创新。梭伦立法以完善、简洁、富于弹性著称。原有法律条文保存在雅典议事会堂，并在市场上立柱公布。对公民的犯罪行为，无论富人或穷人，量刑定罪，均以法律为准绳，因而，在理论上确定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使雅典进入了优鲁米亚，即法制统治的时代。另外，梭伦立法是全体公民共同、直接参与的，公民大会成为立法、司法和监督机关，因此，其立法不仅为雅典，也为希腊的城邦政制，开辟了一条“主权在民”的新路。
梭伦的法制，属于全体公民，公民大会成为立法、司法和监督机关。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还不能避免富人因财富和地位而对司法判决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梭伦的法制思想起码在理论上确立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这在法制思想史上无疑是一大进步，同时也为希腊的民主政治奠定了理论基础。
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后世，梭伦素有雅典“民主之父”的声名。但梭伦本人决不是民主派，他在政治改革上走的是“中间路线”，只希望在贵族政治的旧体制上增加一些民主色彩。以一方面减轻人民的不满，一方面抑制一下氏族贵族的骄横；最终目的是提高发财致富的工商业奴隶主的地位，他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不过陪审法庭和公民大会成为后来雅典民主政治的重要机构，对于雅典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有深远的影响。
梭伦是古代奴隶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和改革家，他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进行广泛的社会改革，对雅典社会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梭伦实行一系列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政策，从而为雅典经济繁荣创造了条件。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打击了旧的氏族制度的残余与氏族贵族势力，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和国家机构，奠定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梭伦改革改善了广大平民的经济与政治地位，缓和了阶级矛盾，使广大平民摆脱了沉重的债务奴役和沦为债务奴隶的威胁，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增强了雅典的国力。总之，梭伦改革使雅典调整了社会关系，建立了适应经济发展需要的上层建筑，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梭伦改革后一个世纪，雅典终于以一个经济繁荣、国力强大、政治民主、文化昌盛的奴隶制国家出现于世。
梭伦首席执政官任满后，即放弃全部权利离开雅典去远游了。据说他到过埃及、塞浦路斯、小亚细亚等地，一路上留下不少佳话和美谈。晚年他退隐在家，从事研究和著述，死后骨灰撒在了他曾为之战斗过的美丽的萨拉米斯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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