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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

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1883.7.3-1924.6.3),生活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捷克小说家。出生犹太商人家庭,18岁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和法律,1904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为4部短篇小说集和3部长篇小说。可惜生前大多未发表,3部长篇也均未写完。卡夫卡是欧洲著名的表现主义作家。他生活在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时代,又深受尼采、柏格森哲学影响,对政治事件也一直抱旁观态度,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文笔明净而想像奇诡,常采用寓言体,背后的寓意言人人殊,暂无(或永无)定论,令二十世纪各个写作流派纷纷追认其为先驱。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卡夫卡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主义小说家中的第一位重要人物。英国大诗人奥登1941年有过一句著名评价,他说:就作家与他所处的时代的关系这一角度上看,“卡夫卡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卡夫卡对我们至关重要,因为他的困境就是现代人的困境”。(转引自袁可嘉:《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259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卡夫卡可以说是最早感受到20世纪时代精神特征的人,也是最早传达出这种特征的先知。所以从文学的角度理解我们这个20世纪,卡夫卡是第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作家。这种重要性可以说在今天已经成为文学界的一种共识。

卡夫卡的传记形象:地窖中的穴鸟

在20世纪小说家中,卡夫卡的生平经历可以说是最平淡无奇的。1883年生于奥匈帝国统治下的布拉格,此后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离开过故乡,在布拉格大学读法律,以后在一家保险公司当职员,文学创作只能是算他的业余爱好。1924年(41岁)去世,生前只发表过一些短篇小说,重要的三部长篇《美国》《审判》《城堡》还有其他短篇都是他死后出版的。整理和出版这些小说的是卡夫卡的大学时代的好朋友布洛德。可以说没有这个布洛德就没有今天的卡夫卡。因为卡夫卡在死前强烈要求把一生所有作品全部销毁。结果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布洛德没听卡夫卡的,他把卡夫卡全部作品都保留下来并整理出版,就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十卷本《卡夫卡全集》(中译本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卡夫卡的创作生涯堪称是一种纯粹的个人写作状态。他的写作,不是为了在媒体发表,不是为大众,也不是为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而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个人写作。但正因如此,卡夫卡才可能更真实地直接面对生命个体所遭遇的处境,写出人的本真的生存状态,并最终上升为一种20世纪人类的生存状态。这种个人写作的方式与状态首先取决于他的生平经历,尤其取决于卡夫卡的性格。卡夫卡的性格是一种极端内敛型的性格,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典型的弱者形象,容易受到伤害,不喜欢与外界打交道。他在去世前的一两年曾经写过一篇小说《地洞》,小说的叙事者“我”很奇特,是个为自己精心营造了一个地洞的小动物,但这个小动物却对自己的生存处境充满了警惕和恐惧,“即使从墻上掉下的一粒砂子,不弄清它的去向我也不能放心”,然而,“那种突如其来的意外遭遇从来就没有少过”。这个地洞的处境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现代人的处境的象征性写照,意味着生存在世界中,每个人都可能在劫难逃,它的寓意是深刻的。有评论家说卡夫卡正是他的地洞中的一个小老鼠。卡夫卡写《地洞》时肯定把地洞想象为自己的生存方式。他有一段很重要的自白:

我最理想的生活方式是帶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闭门社户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里。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又回到我的桌旁,深思着细嚼慢咽,紧接着马上又开始写作。那样我将写出什么样的作品啊!我将会从怎样的深处把它挖掘出来啊!

这段话出自卡夫卡给他第一个未婚妻的一封信(卡夫卡:《致菲莉斯》,《论卡夫卡》,71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可以看作是他真实心理的表白。卡夫卡在1911年写的一则日记谈到了他的名字的意思:“我的名字叫卡夫卡 Kafka,这是希伯来语(希伯来语和意第绪语都是犹太人的语言,卡夫卡是犹太人。一一引按),它的意思是穴鸟。”因此,我用“地窖中的穴鸟”来概括卡夫卡的传记形象。这个形象也可以说是卡夫卡对自己生存形态的一种自我体认和表述。

这种地窖中的穴鸟般的生存方式不仅仅显示了卡夫卡封闭内敛的性格和生活形态,对小说家卡夫卡而言,它更象征着一种与世俗化的外部世界的生活相对抗的一种内在生活方式,或者说一种内心生活,一种生活在个人写作中的想像性的生活。加缪《西西弗的神话》中说,重要的不是活得最好,而是活得最多。因为很难说怎样是活得最好,而所谓“多”即丰富性则成了衡量生活的一种可行性标准。但衡量卡夫卡这种生活的准则却不是在现实中经历的多少,而是这种生活的想象性以及可能性的维度。在所有卡夫卡的评论者中,对卡夫卡理解得最准确的一个人是卡夫卡的同乡,捷克小说家昆德拉。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这样评价卡夫卡:

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是一切人可以成为的,一切人所能够的。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再讲一遍: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因此,人物与他的世界都应被作为可能来理解。在卡夫卡那里,所有这些都是明确的:卡夫卡的世界与任何人所经历的世界都不像,它是人的世界的一个极端的未实现的可能。当然这个可能是在我们的真实世界背后隐隐出现的,它好像预兆着我们的未来。因此,人们在谈卡夫卡的预言维度。但是,即便他的小说没有任何预言性的东西,它们也并不失去自己的价值,因为那些小说抓住了存在的一种可能(人与他的世界的可能),并因此让我们看见了我们是什么,我们能够干什么。(昆德拉:《小说的艺术》,42页,北京:三联书店,1992)

昆德拉正是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理解卡夫卡的。卡夫卡的生活,正是在想象中过一种可能性的生活,他的小说世界是可能性的世界,从这一点来看,可以说,卡夫卡的想象力是20 世纪人类想像在可能性限度上的极致,正像金庸代表汉民族 20世纪想象力的极致一样。

所以我们说,我们试图进入卡夫卡的小说世界,是无法从传统的现实立场和现实角度进入的。他的小说展示的是一种“存在”的可能性,一种预言性。从“预言维度”总体把握卡夫卡,可能是比较恰当的角度。

                                 以上选自吴晓东著《从卡夫卡到昆德拉:20世纪的小说和小说家》 P13~P16 ,三联书店出版社 2003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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