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段时间，关于“五大湖”的环境治理新闻，不断跳入人们眼帘。
最新消息是，太湖44981亩围网养殖设施已全部拆除，并通过了市级验收。很难想象这一工程的浩大，近4.5万亩水面，3005个围网需全部拆除。大量过去埋入水底的渔网、竹桩、挡水布需运到岸上粉碎，此外还有增氧泵、渔具及上万只各类船，均需拆除并做无害化处理。
说起太湖，人们对2007年的蓝藻事件仍记忆犹新；大面积的围网养殖，因投放过量的饵料和药剂，对湖泊生态环境和生物资源造成破坏；工业和生活排放，已挤占了太湖的纳污容量。此次清网势不得已——对拆除的围网，政府按每个网箱约50万元对渔民赔偿，被毁的船只，也按评估价给予补偿。至此，太湖“围网养殖大闸蟹”将成为历史，改由政府尝试 “人放天养”的生态增殖模式，近日已在湖中投放了666万只蟹苗。
比起太湖，从“长江双肾”洞庭湖、鄱阳湖传来的消息，就没那么乐观了。
今年5月，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回头看”的意见是，湖南仍存在敷衍整改、表面整改、假装整改等情况，洞庭湖区污染防治还有明显短板。其中，洞庭湖区城市污水管网建设普遍滞后，大量超标污水、近250个乡镇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河湖；洞庭湖区2018年底需改造的30座污水处理厂，只完成了10%；在东、西洞庭湖的保护区实验区，有大量精养鱼塘，污染严重；仍有大型化工园区和矿业企业偷排废水，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
鄱阳湖“回头看”的督察意见与洞庭湖相类。江西九江武宁县多次发生违法填湖、向湖要地行为，监管流于形式；共青城和南昌县，违规撤销南湖湿地和瑶湖两处保护区；江西省河长办考核走过场；江西大量城镇的污水处理厂“晒太阳”，部分市县污水处理问题突出，仍有大量污水直排或排入水源保护区；上饶、九江等地的一些县区仍大量侵占湖面、湿地及占用鄱阳湖岸线，给鄱阳湖生态带来破坏。
综合来看，曾经“浩浩汤汤、横无际涯”的五大淡水湖，如今病症相似——水体污染加重、河湖联通阻隔导致“水死”、枯水期提前或延长、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湖面萎缩、水华暴发、生物多样性锐减等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病因也相似，多因工业入侵、夺湖造陆、农村污染、电站大坝人为阻水、酷捕滥捞等。因此，治理起来也不那么容易。
从中央层面看，已基本形成了生态环保监管的大格局，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工作也将于近期启动。据生态环境部的介绍，“回头看”开展以来，10省份累计责令整改15289家企业；立案处罚4016家，罚款3.2亿元；约谈2159人，问责2571人。第二轮督察将聚焦于污染防治攻坚战、聚焦于“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中央一轮轮督察的目的，最终是要确立环保监管的制度化、规范化和法治化。既从源头上预防环境污染，也从产业结构和布局上改变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以确保五大湖治理与保护的延续性。否则，污染随时可能卷土重来。
虽然政府对湖泊治理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由于五大湖多跨越多个省市，治理涉及多区域、多部门管理问题，不同的地方政府与部门间也存在利益之争，加上政府管理本身的滞后性、执行成本高等因素，都会降低治理效果，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所以，要确立跨域治理的观念，除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外，还须调动企业、民间组织、社会公众等的共同参与。
能否建立全社会的协调合作机制，是能否治理成功的关键。在治理五大湖的过程中，政府、企业、民间组织、民众都是治理主体，如何在各个主体内部建立协调机制，如何在各个主体之间构建合作机制，决定了治理效果。即使是起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内部也牵涉到环保、水利、交通、国土资源、卫生、农业渔业、发改委、旅游等多部门的合作问题。这些部门之间有无完善的沟通、协调机制，能否形成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将直接影响到湖泊治理的效果。
另外，五大湖的治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蹴而就，要有打持久战的准备。日本琵琶湖的治理用了35年，而北美五大湖则104年才宣告治理成功，可见湖泊治理是一个漫长的工程，须尊重自然规律。大陆各级政府和部门在制定规划时，也应对其长期性有充分准备，设定分阶段治理的目标，避免为了政绩和部门利益而急功近利，过分损害民生。
毋庸讳言，治理环境污染必然会与已经形成的产业模式发生矛盾，甚至与周边民众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相违背，这时候，做好对五大湖流域民众的环境教育就变得很重要。环境教育与公众参与，是湖泊治理与保护的重要内容。如日本琵琶湖管理部门就要求对流域的所有学生从 13 岁起进行环境教育，设立琵琶湖教育基地，供学生进行水质测定，并配备有专门对学生进行环境教育的教师，有专门船只供学生上船学习考察。环境教育是保护环境最重要的力量，因为它能唤醒民众的保护意识，使民众随时采用最直接的措施，来管理和保护自己的环境，当民众有了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全社会生态环境意识和污染治理能力才能真正得以加强。
无论从维护生态环境看，还是从子孙后代的可持续性看，目前针对五大湖的治理，在方向上都是值得肯定的，代价在眼前，利益在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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