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要以文为本“沿波讨源”（《长恨歌》） 吴启兴 譬如对于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的教学，白居易的政治抱负是“兼济天下”。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他的《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要求统治者要“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安史之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到贞元元和时代虽已逐渐恢复，但大唐帝国已今非昔比，对于造成安史之乱如此恶果的唐玄宗的重色误国，白居易怎能不耿耿于怀、伺机而发以警时人呢？ 白居易的感伤诗《长恨歌》，是有感于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重色误国的有为之作。生活在李唐王朝时期的人的有一些避讳，柳宗元写《捕蛇者说》，为了避讳李世民的“民”，观民风都要写成观人风。生活在李唐王朝的白居易，对于当朝最高统治者的祖宗——唐玄宗的讽刺和暴露，既不能象今人一样直斥痛斥，也当然不能同对一般官宦的讽刺暴露一样写得那么直接露骨，写得比较陷晦，以感伤的面目出现，行讽刺暴露之实。 只有以文为本“沿波讨源”、由文辞入手，逐词逐句去解读作品，发幽探微，知人论世，才能理解掌握白居易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把白居易字面词后隐藏的情感也显露出来。请看我对这篇文章的解读：
谈《长恨歌》的长恨艺术辩证法 吴启兴 白居易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主题思想，现在仍有爱情主题说、讽剌暴露说和讽刺爱情说的分歧，之所以有这样的分歧，是有些研究者没有把对作品的具体分析和对作者的具体研究有机地统一的结果。 首先，从全诗的思想内容来看，爱情主题说是不能成立的。全诗的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就明确指出了汉皇的重色，奠定了全诗的基调。继而先写杨贵妃之美：“天生丽质”、“水洗凝指”，“百媚生”、“娇无力”等等，接着写了唐玄宗的的荒淫：“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以及“夜专夜”、“无闲暇”等等，揭露了唐玄宗的重色荒淫、不理朝政；“姊妹兄弟皆列士，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描述，则揭露了唐玄宗的由重色荒淫到任人唯亲。 他的这种重色荒淫、不理朝政和任人唯亲，必然导致国家的危亡：“渔阳鼙鼓动地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在“六军不发”、“行复止”、自身性命难保之际，唐玄宗却让“蛾眉马前死”“花钿无人收”，保全了他的自身性命。诗叙至此，唐玄宗对杨贵妃哪有哪什么爱情可言？至于他的“宛转”、“掩面”，则是重色误国之人对失掉美人的痛惜难舍而已，杨贵妃对于唐玄宗来说，只是太平时的娱乐品，危难时的牺牲品。 至于描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旌旗无光”、“闻铃肠断”，“沾衣”、“垂泪”，“翡翠衾寒谁与共”，“未成眠”等等，则是对重色荒淫之人失去美人的寂寞无聊到极点的痛苦的描写。 诗的后面白居易选取和构思了方士寻觅太仙子的传奇情节，写杨玉环“玉容寂寞泪阑干”的悲苦，“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的幽怨，“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的相思，“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的不忘旧情和“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的旦旦誓言，写了杨玉环的执着爱情（我们不能指责里面的“下愚成分），这种对杨玉环执着爱情、钟情专一的描写，反衬出唐玄宗保全自己牺牲美人的极端自私和卑劣。从作品的情节描述，可以看出唐玄宗的重色误国、荒淫卑劣。因此，《长恨歌》只有对唐玄宗的暴露和讽刺，哪有对李杨爱情（姑且借用“爱情”一词）的同情和歌颂？持爱情主题说的人把唐玄宗失去美人而不可复得的那种寂寞、痛苦、思念的色鬼失色的描绘，理解成钟情专一，真是不可思议。 再从作者的创作思想创作态度上来看，爱情主题说也是不成立的。白居易认为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行于诗歌矣。”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必须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从而达到“救济人病、禅补时阙”的政治目的。他提出“为时为事而作”的口号，在《新乐府序》中说：“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这是他的创作理论的核心。写于“达则兼济天下”他的创作前期[此诗写于806年，被贬江州（815年）后是创作后期]的《长恨歌》，也只能是这一创作态度、这一创作思想指导下的作品，是有感于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有为之作。 再退一步，象持爱情主题说的同志的观点一样，《长恨歌》的主题思想是同情歌颂李杨爱情的话，那么作为有为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白居易，同情和歌颂的目的是什么？同情和歌颂李的重色误国（这近似爱情至上）？同情和歌颂李在危难之际对杨的背叛（还够不上爱情至上）？作者对李的描述，全诗既没有同情歌颂之处，而恰恰相反，处处让人唾弃厌恶：如从保全社稷来看，何必当初的“夜专夜”“不早朝”？如从“肠断”“垂泪”、“未成眠”对杨玉环的思念来看，又何必当初的“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最后落个“此恨绵绵无绝期”？ 作为太平时的娱乐品，危难时的牺牲品的杨玉环，是被损害者，实该同情，但又怎能歌颂？又怎能同情歌颂李杨并称？《长恨歌》不仅不是对李杨的歌颂与同情，而恰恰是对唐玄宗的暴露和讽刺，让人们看出唐玄宗的重色误国的荒淫、危难之际误情的卑劣，这对任何社会的统治者和任何阶层的人来说，都是一个教训。 白居易的政治抱负是“兼济天下”。当校书郎秩满时，他“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他的《策林》七十五篇，针对当时经济、政治、军事、文教各方面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意见，他要求统治者要“以天下之心为心”，“以百姓之欲为欲。”安史之乱破坏的社会经济到贞元元和时代虽已逐渐恢复，但大唐帝国已今非昔比，对于造成安史之乱如此恶果的唐玄宗的重色误国，白居易怎能不耿耿于怀、伺机而发以警时人呢？ 人们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价值最高，和他的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是一致的，是他的现实主义诗论的实践。如《新乐府》五十首、《秦中吟》十首，真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但如果因此而有人就否认他的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中的优秀之作则是不容许的。如他的闲适诗《观嫁》：“饱食无所劳，何殊卫人鹤？”就对自己的闲适感到内疚。《自蜀江至洞庭湖口有感而作》则幻想“龙宫变闾里，水府生禾麦“，表现了诗人不忘国计民生的精神。他的杂律诗中的七律《自河南经乱关内阻饥兄弟离散》、感伤诗中的《琵琶行》和我们现在所谈的《长恨歌》等，都是具有现实意义之作。诗歌的是否”救济人病、禅补时阙“，并不在于作者把他的某首诗归于讽喻诗还是感伤诗、闲适诗还是杂律诗。 因此，写于白居易创作前期的感伤诗《长恨歌》，是有感于统治阶级的最高统治者重色误国的有为之作。《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不是对唐玄宗杨玉环爱情的同情与歌颂，而是对唐玄宗重色误国的暴露和讽刺，唐玄宗是不配用人类男女之间最纯洁高尚的感情——爱情字眼的。 《长恨歌》主题思想的爱情主题说既然不成立，那么爱情与讽刺双重主题说也就失去了理论根据。 持爱情主题说和讽刺爱情双重主题说观点的同志有着共同的几个模糊观点，其一是从篇幅上看，写李对杨的思念和杨对李的思念占三分之二，即认为对李杨的同情和歌颂远远超过了讽刺和暴露。前面对全诗的分析时我们已经指出，李对杨的思念是描写了色鬼失色的痛苦，是续写他的重色，杨对李的思念是反衬李重色误国的荒淫后而又误情的卑劣，使李的荒淫卑劣既前后一致而又更加突出。 游国恩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也明确指出：“诗的前半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讽意是极明显的。……诗的后半，，……在歌颂和同情之中仍暗含讽意（着重号为笔者吴启兴所加，见游国恩萧涤非等主编的《中国学文史》（1984年版P128）。可见他们认为《长恨歌》讽刺之意贯串始终。 马庆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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