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流芳千古，便要遗臭万年”，这是一种极端的人生观，见不得大雅之堂。理论上，它不得人心，可现实中它却很有市场。现如今，谁人不知，要活得风光就得引人注目，而要引人注目你就得不能做到最好就要能做到最坏、不能做到最美就要做到最丑。这是市井小民的理解，然而，此言对于有大志向的人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那就是不仅要当世活得风光，还要在变换流转的时光中留下自己的印记。能流芳千古的和能遗臭万年的都能成为大人物，只有大人物才能成大事，甭管是好事还是坏事，只有大事才能影响时势、影响时代，才能“照”上汗青。历史是记述时势变幻、时代变迁的，它只以那些引人注目的大人物为主角，而小人物只能被历史遗忘或成为历史的陪衬。当然，那些被遗忘的，我们是不得而知了，但那些作陪衬的，还可凭蛛丝马迹看上一看。在他们当中，有些人身上的故事也很精彩，比如徒人费。
徒人费，《左传》中这样叫，我们也就这样叫吧。《经义述闻·春秋左传上》中解释说“徒当为侍字之误也，侍人即寺人”，而所谓的“寺人”，也就是内侍。徒人费就是伺候齐襄公的内侍，身份卑微，地位低下，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迹。所以，在《史记》、《左传》等典籍中，对他都没有单独的记述，只是在讲到齐襄公被杀一事时提及到，而后也没有评述。现今，关于徒人费所能查阅到的，只有其临终一事，但却着实精彩！
不过，说起这临终一事，我们也得延着史书的踪迹，从齐襄公讲起。
齐襄公，是春秋时齐国的国君。说起齐襄公其人，闻名的非但不是什么让人称道的政绩，反而是一件臭名昭著的 “丑闻”——与自己的妹妹私通，即乱伦！他的这位妹妹叫文姜，颇有几分姿色，也嫁作了他人妇，而娶了她的倒霉蛋就是鲁桓公。
一次，鲁桓公陪文姜回鲁国省亲，却无意中发现了文姜与齐襄公的奸情。被戴了绿帽子，而且是一顶非常不堪的绿帽子，他当然要怒，一怒之下就斥责了文姜。可随后，文姜就向齐襄公告了状。齐襄公做得理所当然，但也知道羞耻。丑事被发现，他不禁恼羞成怒，就设计报复。他在齐宫设宴，将鲁桓公灌得大醉后，就趁机派公子彭生送其蹬车。在车中，公子彭生就依齐襄公之意，结果了鲁桓公的性命。
鲁国的国君非正常性的死到了齐国，鲁国虽然弱也要要求齐襄公给个说法。齐襄公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把公子彭生揪过来作了替罪羊，杀掉谢罪。鲁国畏于齐国势强，面子上过得去了，也就罢休了。
从这件事，就可看出，“昏庸淫荡”四字用在齐襄公身上是恰如其分的。历史无数次证明，昏庸荒淫不会有好下场。齐襄公，不惜“以身作则”，再次验证了这个定律。
齐襄公十二年的瓜熟时节，齐襄公派齐将连称和管至父去驻守葵丘，并许诺：至明年瓜熟之时派人将其换回。可二人一走，齐襄公就把此事忘到了脑后。都有老婆孩子，常年在外谁都吃不消哇。到了次年瓜熟之时，连称和管至父迟迟不见襄公兑现诺言，就主动提出了换防之请，但襄公非但未允，反而斥责道：“何时派人，都要按寡人的意思来，哪由得你们主动要求？待明年瓜熟之时再说吧！”受了这样的斥责，连称和管至父羞愤难当。二人计议了一番，决定谋反，杀了这个无道的昏君。但有所废，必有所立，而在那个时代，要想名正言顺，所立之人必定还是要出自齐国公室之中。于是，他们想到了公孙无知。
公孙无知是何许人？他是齐僖公（齐襄公的父亲）同母弟弟夷仲年的儿子。齐僖公在位时，很喜欢这个侄子，给了他跟自己儿子一样的待遇。可齐襄公一继位，却立马儿取消了他的“最惠国”待遇。这样一来，公孙无知就难免会对齐襄公心存怨恨了。这种怨恨，也就成了他参与谋反的潜质。
连称和管至父二人联名向公孙无知发出了邀请，并表示事成后愿拥护他为齐君。公孙无知认为这是报复齐襄公的好机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当即与连称和管至父结成了同盟。这伙人很有统战意识，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连称还有个堂妹，是齐襄公的妾室，久失宠幸。公孙无知让连称约连妃为内应，向她许诺事成之后定立她为夫人。这样，一场阴谋就蓄势待发了。
冬十二月，齐襄公带着一班人马，包括当时为他管理鞋袜的内侍徒人费在内，出外游猎。正在兴致勃勃之际，从树林中突然蹿出了一头样子奇怪的野猪，但所有随从的眼中所见似乎并非野猪，因为他们都惊叫着：“公子彭生！”彭生确实死的冤，但齐襄公这辈子杀人无数，冤的肯定不止他一个，死都死了如何还能作怪。所以，见此情景，襄公很唯物地大怒道：“彭生岂敢来见我？”说着搭弓便射，可野猪竟像人一样直立起来，大声的嚎叫。这下，襄公可被吓着了，直接从车上掉了下来，脚受了伤，一只鞋也在慌乱之中丢了。
经过这一吓，齐襄公兴致俱无，郁郁回宫。一回到宫里，他又发现丢了一只鞋，心情更是郁闷，就拿管理鞋袜的徒人费出起了气，用皮鞭狠狠地抽打徒人费一顿，直到血流满地方止。
一边，挨打后，徒人费含泪忍痛出门而去；另一边，得知齐襄公受伤后，公孙无知一行人意图进宫谋杀。于是，不幸又幸、幸又不幸，双方相遇于宫门口。毫无悬念，徒人费被抓了。没等敌人采取措施，他就主动表示：“我愿先入，为诸位头前引路，探听消息。”见公孙无知等人不信，他又说：“我刚被鞭打，正想除掉此贼以解心头之恨！”一边说着，一边脱下衣服向众人展示背上之伤。众人见其血肉淋漓，不由得不信，就放了他。于是，徒人费就先于公孙无知等人入了宫。
故事似乎应该就这样顺理成章地发展下去，再无转折。可进了寝宫，徒人费却立即向襄公禀报：公孙无知等人发动叛乱，已到宫门。刚刚耍过威风的襄公登时吓得手足无措，可徒人费却镇静地说道：“事已急，可使一人伪作主公，卧于床上，主公则藏于门后，如叛军仓惶不加辨认，或可脱险。”襄公问道：“你怎么办？”徒人费答道：“臣当拼死拒敌。”听了这样斩钉截铁的回答，襄公不禁得动了难得的恻隐之心，为了表现出来当即表示了关心：“背疮还疼吗？”徒人费又答道：“死且不惧，又岂在乎疼。”襄公叹道：“忠臣也。”徒人费安顿好了襄公，就出门与叛军搏斗，但终究寡不敌众，不幸战死。叛军很快杀入寝宫，找到了齐襄公，并干脆地解决了他。叛乱得逞，公孙无知被拥立为国君。
齐襄公对徒人费可以说是残苛寡恩，卑微如徒人费，在生死抉择之间，如若一味选择保命，也是人之常情，无可厚非。可是，他却能舍生取义，忠于齐襄公，而且还是在刚刚遭到了毒打之后，绝对称得上忠诚！
对每个人来讲，生命都诚可贵，包括徒人费，而齐襄公对他来讲，既不关乎爱情，更是自由的阻碍。可以说，徒人费不杀齐襄公没有任何高尚的理由和正义的立场。所以，很多人都说徒人费是不辨是非的“愚忠”。
对“愚忠”之说，我向来有些反感。它不过是一些人文过饰非、掩人耳目的借口。有了它，人们就可以理所当然地叛变，美其名曰“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也能自诩为识时务的俊杰。忠诚本没有贤愚之分，它总是一种好品质，而拥有忠诚品质的人，只要算不上助纣为虐，就应该算个好人。
齐桓公是荒淫无度，但公孙无知也不是什么好人，二者之间并没有谁是谁非。徒人费本身不具备陈胜吴广的素质，不可能去揭竿而起。他是个小小的人物，身份卑微、资质平平，一生没有丰功伟绩，也没有罪大恶极，只有临终一笔糊涂账，可这笔糊涂账却让他显现了忠诚，而这忠诚既不关乎社稷安危，也不关乎苍生福祉。任何一顶大帽子都不适合他，他的人生故事只能让我们朴实地感叹一句“是个好人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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