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护照签证的时代

中国古代有个人物叫墨翟（dí），与孔子一样著名，他创立的墨家学说，与孔子的儒家学说并称显学。我今天的这篇文章，不是要宣传他的学说怎样伟大，而是发现他所处的时代，完全不兴户籍管理制度，人在国与国之间奔走，根本就无需护照签证之类的玩意儿。

这位墨翟是鲁国人，他身边拥有数目庞大的门徒，义无反顾地与他一道实践“非攻”的博爱主张。墨翟反对战争，热爱和平，当他听说楚国正在机械制造师鲁班的协助下制造攻城云梯，准备攻打弱小的宋国，他立刻从鲁国首都曲阜（山东曲阜）出发，狂奔十昼夜赶往楚国京城郢都（湖北江陵）。曲阜到江陵航空距离七百公里，途中山河阻隔，盘旋弯曲，陆上交通即便以1.5倍计算，也是1100百公里。墨翟衣衫褴褛，全靠徒步，在拼命奔跑中还要穿越鲁、宋、陈、楚四国边境，他居然只用了十天时间。这种惊人的速度固然是他狂奔所致，但也说明当时出入国境无须办理护照申请签证，否则与出入境机构交涉的漫长等待，将使墨翟赶到楚国时，楚国兵团早已肩扛云梯鸣号出发了。

正是因为一路畅通无阻，墨翟才顺利到达楚国，及时制止了楚王攻打宋国的计划。

再进一步看，战国时期对人口的控制，也非常宽松。

名将吴起原系卫国人，为求教于孔门弟子曾参，他可以到鲁国留学。为施展抱负，他一生漂泊，先是在鲁国“杀妻求将”，担任将军。继之去魏国任西河地区军政长官，后遭陷害，又投奔楚国官至令尹（丞相）。这位战国时期的军事家、政治家、改革家，在国与国间来来去去，无牵无挂，根本不存在什么移民手续和国籍问题。

另一位凭借三寸不烂之舌、搅动六国诸侯联合抗秦的辩士苏秦，平民出身，因为不甘心在东周首都洛阳的乡下种地，跑到齐国投身于纵横家鬼谷先生门下读书。学成后无事可做，大困而返，为兄弟、妻嫂耻笑，于是发愤攻研《周书》。一年后自以为辩才大增，进洛阳鼓动周显王姬扁采纳自己的主张，不被理睬。乃西至秦国游说秦惠王，遭到拒绝。又东走赵国，赵国丞相奉阳君厌恶苏秦的学说，他只好离赵入燕，在燕国厚着脸皮等了一年多，才被燕文侯接见。你看这个苏秦，学了一身本领，为了货与帝王家，四处奔波，跑来跑去多么自由。

纵横家张仪的遭遇也大体相似。他与苏秦是同窗学友，从魏国跑到齐国求学，又跑到楚国求官。在丞相家喝酒时，碰巧人家丢了一只玉璧，食客中又数他最穷，大家便一致公认他是小偷，不分清红皂白将他暴打一顿。幸亏命大，竟让他活了下来。妻子怨他卖弄口舌，活该遭此横祸。张仪却大张嘴巴，问妻子说：“你看我舌头还在不？”妻子觉得这人真是毛病，忍不住笑出声来，说：“在呀。”张仪说：“这就够了。”由于舌头没被打烂，说话声音仍然宏亮，他又跑到赵国去找苏秦，结果饱受一顿羞辱。气愤之下，决定奔走秦国寻找出路。这一去果然拜相，在秦惠王手下将瓦解六国联盟的连横政策演出得有声有色。直到秦惠王死，武王即位，下自大臣上自国王，都很讨厌张仪活泼乱动的舌头，他才悻悻然离开秦国，又跑到魏国做了一年丞相。

在这些人眼中，完全不知道户籍是什么概念，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真正实现了宪法中的迁徙自由。

我们不能不惊诧于这种自由开放的程度，你只能说战国时期的中国大地，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人才交流市场。甚至战国七雄并峙时期国际间的激烈对抗，也未改变人才可以随意流动的宽松环境。足见当时的户籍管理制度，有没有都是个问题。

事实上，想要实行户籍管理也很难办到。战国时期名扬天下的四君子──赵国的平原君、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谁的门下不是食客数千？其中孟尝君甚至在他的封地薛（山东滕县）招揽收容“任侠奸人”六万余家，以每家三口计算，就达二十余万居民。这些食客来去自由，一事不遂，即可抬腿走人。平原君赵胜因讥讽信陵君滥交小贩、赌徒，门下食客“闻之半去”，“天下士复往归公子（信陵君）”，转而投身到信陵君门下充当食客，并引发一场人才流动大潮，大路上到处可见匆忙赶路的知识分子。这些人谁也不认为这是在背叛祖国，也无须买通“蛇头”冒险偷渡国境。像苏秦早年在国际间窜来窜去，就从来不因护照问题被遣送回国。

然而，战国时期又确实已在着手建立户籍制度，其中以商鞅变法较为彻底。

商鞅是祖籍卫国的法家学派人物，有满脑袋的刑罚思想。但他的治国方略，在弱小的卫国不能得到发挥，于是选择魏国作为发展，在丞相公叔痤门下做事。公叔痤善于识人，临死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魏莹，并警告说：“这是一个治国奇才，如大王不能用他，最好杀之以绝后患。千万不要让他离开魏国！”魏莹只当是公叔痤病势沉重，说了一通胡话，因而既不重用商鞅，也不打算捕杀。这种无视让商鞅感到绝望，恰逢听说秦孝公嬴渠梁在国内发布求贤文告，欢迎能使秦国富强的知识分子光临秦国。

在那个时代，各国都在争相延揽政治人才，犹如二十世纪延揽科学家一样风靡。商鞅于是离开魏国，投入嬴渠梁怀抱。秦国当时还处在半野蛮状态，对于民众的管制也很松散，落后、贫困、闭塞是它的最大财产。嬴渠梁迫切希望强大，商鞅抓住机会，经过几番面谈，最终以强国之术深得嬴渠梁欢心，决定把变法大权交与商鞅。

一场深刻的改革自此拉开序幕，也由此奠定了秦王朝立国后影响深远的户籍管理制度。      改革以法令形式下达，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建立基层组织，五家为保，十家相连。鼓励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其余九家有检举义务，不检举则十家连坐。凡告发犯罪与斩杀敌军首级一样重赏；不告发者腰斩。藏匿犯人跟投降敌国一样重罚，要诛杀其身抄没其家。……

这些法令内容，有相当部分就属于户籍制度。还在商鞅执政期间，这种制度对于控制管理人口，便已发生特殊效力。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嬴渠梁死，曾经因犯法受到处罚的太子嬴驷继位，以谋反罪下令逮捕商鞅。商鞅惶恐出逃，来到一家客栈，已是夜暮时分，打算小住一宿再逃。店家向商鞅索要证件，商鞅吃惊地说：“住店要什么证件？”

店家说：“这是商君制定的法令，收留没有通行证件的人住宿旅店，店主要受连带处罚。”

商鞅闻听，大发感叹说：“嗟乎，为法之弊，一至此哉！”（唉呀呀，变法的弊端，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从商鞅后悔莫及的感叹可知，在商鞅变法之前，住宿旅店是无须任何手续的。否则以商鞅的仕宦经历，由卫国而魏国，又由魏国而秦国，他不会不明白这种规定。

这个作茧自缚的商鞅，结果死于自己制定的户籍制度，被捉回都城，五马分尸。

秦统一六国后，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可以将皇帝想要推行的政令，一贯到底。这为户籍制度的实施，提供了比战国分裂时期要容易运作的基础，使之能无所阻碍地建立起一套相对完整严密的户籍制度，并由此加强了对全体国民的有效监视和严格管制。这套做法，被后来的朝代继承并发扬光大。

户籍作为登记居民身份、记载每户家庭人口情况的簿册，其作用一是为国家征收赋税、派兵役、徭役提供依据。二是便于管制居民，用户籍把民众强行束缚在土地上，不得随意迁徙。如有脱籍或犯罪逃亡，可依据户籍记录的资料进行搜捕。

回头去看，战国时期对人口的控制应该是比较宽松的。就在墨翟们那样跑来跑去的自由流动中，一个仅靠竹简和书帛记录文字，且毫无印刷技术和像样传媒的时代，却创造了我国历史上百家争鸣的学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