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昆明简史与城的门
沧浪客
至少在冷兵器时代，别说像昆明这样的千年古都，就算一座很小的城堡，即便没有护城河，城墙和城门，都总是必不可少的。
门，除了姓氏和做量词使用（如一门亲事两门外语三百门大炮）之外，据《现代汉语大辞典》，它最主要的名词解释是“指出入口”。门之于人类，最早的功能是遮风挡雨、防寒避冻，但很快，其主要功用就演变成了防窃防盗。待到城市蔓延、壮大之后，凡小偷大盗，都发现在城里更加如鱼得水，有的甚至把整座城市都已经盗入了自己囊中，于是，他们为城市造门，就被赋予了更广更深的内涵。
时至今日，连国门都对外开放了，中国大多数城市的城门，在经济大潮的冲刷下，事实上早已荡然无存。尤其古城门，即便在历史的风尘中，哪怕我们想要找到它们的一丝微粒，也几乎不可能了。偶有保留下来的，如北京的天安门，其象征意义，也远比它的实用价值深广。
当然，经济崛起了，饭饱思故土，酒醉想阿Q，思谋着“俺祖上曾怎么怎么样”者，自然也大有人在。故而重建或新修“古迹”的壮举，在神州万里遍地开花，也非奇事。这其中，重修古城门，已然成为洋洋大观。
别的地儿与咱无关，但作为云南人，根究了解昆明古城曾经的城门，未必不是一桩有益之举。问题是，要从记忆中捞出昆明的古城门，还得从这座城市的缘生说起。
一、“壮丽大城”的疑惑
从公元前277年，楚国大将庄蹻开滇，修筑苴兰城，到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地区士卒，以大兵临滇设置了益州郡，再到公元225年，诸葛亮南征至于滇池，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隋初改置昆州、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唐朝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治下的云南，大多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这应该没有太大的疑问。
唯一的例外是在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并于公元746－747年，蒙氏大王皮罗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而当时的南诏国之于大唐王朝，实呈现为半割据状态，其政治中心虽在滇西，但皮罗阁也没敢忘记在昆川，也就是在今天的昆明城区一带，设置拓东城，作为南诏国的东部重镇。甚至后来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统一云南建立大理国之后，也依然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
连早在西汉年间的司马迁在其《史记》卷一百一十六的《西南夷列传·第五十六》中也曾记载：“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楪榆，名为嶲、昆明。”
由此可见，昆明作为一个西南少数民族聚居的重镇，其历史相当漫长。只不过，由于历史文献的阙如和考古学证据的不充分，以及专家们的自以为是，近现代以来，虽研究并证明昆明乃“具有1240多年历史的壮丽大城”之类的著述已然汗牛充栋，但昆明人自己，我们始终感觉不是那么底气十足。
二、昆明城的两次壮丽转身
事实上，“云南”正式成为行省一级行政区划的，以及“昆明”正式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城市，应该从公元1276年算起。那一年是元世祖至元十三年，朝廷派赛典赤主滇，他大刀阔斧地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了云南行中书省，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置昆明县，为中庆路（省）治地，昆明命名即始于此。
元朝消亡之后，公元1381年，即明洪武15年，明军入滇，改元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为府，仿内陆建制，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先将中庆路改为云南府，置知府、知州、知县，并把云南省治、府治和昆明县治都设在了昆明城内。也就是从这一年开始，沐英驻昆为镇守国公，在其任职期间，对昆明城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建，他将历代在昆明修建的土城，第一次改建筑为砖城。而清朝沿袭明朝建置，昆明仍为云南府和昆明县治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称昆明为“千年古都”不能算错，不过我认为，公元1276年和公元1381年，才算是昆明这座城市真正的两次“壮丽”转身，之前的壮而不丽或者丽而不壮，虽然也堪称荣耀，毕竟都只能算是在“壮丽大城”的门口徘徊。
三、“龟蛇之城”的门
昆明北倚长虫山（蛇山），南临滇池，据珍藏于省图书馆，由张维翰修、童振藻纂的《民国昆明市志》所载：“昆明市有城高二丈九尺二寸，周围九里三分，形如梯式。西北面成长方形，东南面成三角形。”这与《南诏野史》的记载倒是大同小异：“新建府城广十里，334步，共1964丈。城墙为夯土砖砌，高二丈九尺二寸，坐北朝南。”
依上面的描述，早些年有有心人手工绘制了一幅《明清时期的古昆明地图》。初见此图时，我曾经哑然失笑：这昆明它太小了吧，并且活灵活现，像极了一只趴在倚长虫山与滇池之间的乌龟，未免也太逗乐了！
但后来在不少描写老昆明的著作中都见到了“龟蛇之城”的字样，我就笑不出声了——在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观念中，龟、蛇，其实具有很浓烈的“灵”与“寿”的象征意味。
遗憾的是，正如《民国昆明市志·序一》所云：“昆明为云南首邑，旧无志，乡先正戴筠帆先生慨其非典也，乃于前清道光辛丑岁辑县志十卷。昆明之有专志，自兹始。”的确，为根究昆明的古城门，我跑到云南省档案馆、图书馆和昆明市图书馆，大费周章，才发现《民国昆明市志》居然是目前我们所能找到的唯一一本昆明通志，并且还是与《道光昆明县志》合编为一册，总书名为《中国地方志集成——云南府县志辑》，甚至其扉页单独印了这样一句话：本书不分卷，据民国十三年（一九二四）昆明市政公所总务科铅印本影印。1924年至今，90年了也！一叹。
甚幸！根据《民国昆明市志》和《道光昆明县志》的有关记载，证实了那幅《明清时期的古昆明地图》并非信手涂鸦，最初的昆明古城的确形似乌龟。并且理所当然地拥有其城门，甚至也不像其他一般古城那样，仅东南西北各一道门，而是有六道。关于这一点，《民国昆明市志》的记述相当决断：“旧设城门六：上皆有楼。东曰咸和楼名殷春，俗呼大东门；东北曰敷泽楼名壁光，俗呼小东门；南曰丽正楼名近日，俗呼大南门；西曰宝成楼名拓边，俗呼大西门；西南曰威远楼名康阜，俗呼小西门；北曰拱辰楼名望京。其外皆有重关，以扼市衢之隘。南门之西有钟楼，东有鼓楼，后鼓楼于清光绪戊申年毁，仅存钟楼。环城游河曰护城，可通舟楫。”
令我有些难以索解的是，著名学者谢本书教授在其所著的“云南名城史话丛书”之《昆明史话》中也是言之凿凿：“砖城开了六道门，城门上各有一楼。南门叫崇正门，城楼叫向明楼；大东门叫威化门，城楼叫殷春楼；小东门叫永清门，城楼叫壁光楼；北门叫保顺门，城楼叫眺京楼；大西门叫广威门，城楼叫拓边楼；小西门叫洪闰门，城楼叫康阜楼。”
除楼名大致相同之外，城名称谓相差颇大。或许谢教授参阅了更早的志书？可由张维翰与童振藻先生修纂的《民国昆明市志》里的“昆明为云南首邑，旧无志”之言又从何说起呢？存疑。
四、古城门的昨天与今天
此前我说过，门，从挡风避冻，到防窃防盗，其根本用途一直都在变换，最终被赋予了更加深厚的内涵。尤其古城门，在相当长久的历史时期，它的主要用途，就在于防止敌人入侵。因为相对于厚实沉重的城墙，城门原本是任何一座城市的软肋，因此在古典小说里，我们所看到的攻掠城池，无非就是轰开对方的城门，东西方概莫能外。
很多很多年以前，昆明的古城墙就被砸成了破砖烂瓦，如今是连一丁点儿痕迹和记忆都找不到了。这很对，不破不立嘛。再者说，冷兵器时代早已一去不返，自从飞机被发明出来之后，城墙的基本功用就已经荡然无存。与之相比，城门的烟消云散，倒是令人略有一丝怅然。
我之所以怅然，正是因为在漫长的冷兵器时期，面对生存的威胁，人类在建造城门时，被激发出了难以穷尽的智慧，在“牢不可破”的前提下，也许为了炫耀，也许出于威慑，甚或出于某种连建造者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他们根据城市的形状、坐向、性格、气质乃至本城人民的集体审美趋向，渐渐地把城门搞成了一种历史的记忆和艺术的创造。
的确，如果以一只匍匐着的乌龟来比照古城昆明，那么它的龟尾就是北门，在今天的圆通公园附近，原址是北门街68—70号，为二层砖木结构，最初是昆明工商界知名人士李琢庵的私宅，1942年，李公朴先生曾居于此，还搞了个北门书屋和北门出版社，据说和闻一多、朱自清等多名西南联大教授都大有关联，所以1983年被列为五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可惜后来北门书屋迁到了文林街，早年我还挺喜欢去那里买书，可再后来就不知其所终了。如今的老北门遗址，还保留了一条北门街，出卖饭菜、珠宝、服装、伟哥什么的，挺热闹。
“龟”的右翼（西面）分别是大西门和小西门。大西门在建设路与文林街的交道口附近，如今竟连一幅早年的图片都找不到了，那里是一道大坡的坡头，现在有一座豪华的新建设电影院，许多人爬上坡去看完《小时代》之类的魅惑“大片”之后，下坡就可以到小西门。小西门本是坡脚，东风西路从它那里开始，向东原本是可以一路平坦的，但前些年，可能市政建设者们觉得“龟蛇之城”没有“龟背立交桥”不行，就在那里搞了一个，结果，交通堵塞的状况没啥改变不说，还相当难看，以至于在众多的诟病者中，它博得了一个号浑名叫“新加坡”——新加的坡。“龟”的左翼是小东门和大东门。小东门在圆通街靠近小菜园的地段上，大东门则在青年路与人民中路的交叉口（俗称小花园）附近。
最重要的当然是南门。对于老昆明来说，它是“龟头”，位于今天的昆明新百货大楼那儿，自古至今都最为繁华。只不过，在《南诏野史》和《云南备征志》上，我都看到了这样的记述：“南门曰丽正，楼曰近日（原名‘尚明’，有‘尊尚大明’之意，清朝总督范承勋易今名）”。很显然，民国初期的张维翰和童振藻修纂《民国昆明市志》时，只说“南曰丽正楼名近日，俗呼大南门。”而忽略了它起初的本名并非“丽正”，而是“尚明”。一个看似小得不能再小的疏忽，俨然扫除了清、明两个王朝兴衰的巨变与沧桑。
五、选择庄严，或者堂皇富丽
事实上，对于世居昆明的普通市民而言，什么咸和殷春、敷泽壁光、（尚明）丽正近日、宝成拓边，又什么威远康阜，拱辰望京（或者眺京），与他们其实关系不大，他们能记住的，只是大东门、小东门、小西门、大西门、南门和北门，唯令他们关注并引以为傲的，是那些个城门曾经的“太气派啰”和“太好看啰”。
以南门近日楼为例，或许是为了唤醒老昆明人某种自豪的记忆，公元2001年，仿古重建的“近日楼”竣工，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说，这是继金马坊、碧鸡坊、正义坊和东寺塔、西寺塔重新修建之后，历史文化名城昆明又出现的一大文化景观，因为它在夕阳的辉映下熠熠生辉，雄伟壮丽……云云。近日得省图书馆相助，我找到了一张民国时期南门近日楼的老照片，当时也是一次重大修葺，而其时人们是如此描述的：近日楼“雕漆描彩，画栋飞檐，都仿照北京的正阳门……”并且它“曲栋雕拱，固庄严犹在也。”
说实话我很难对明清王朝的、民国时期修葺的，和如今焕然一新的南门近日楼作出评判，因为明清时代的近日楼了无图片可供参照，而本人又严重匮乏建筑审美常识，况且如今的新昆明城已然膨胀庞大得像一只史前怪兽，区区龟、蛇岂可形容，近日楼自然也早就丧失了“南门”的含义。幸有那张民国时期的老照片，可与今日之近日楼近照略作比对：前者瘦骨嶙峋，却有庄严；后者雍容肥美，尽显华丽。
可见，究竟是选择宝相庄严，还是选择堂皇富丽，就连城门城楼，也不能投生错了时代。
六、铁骨铮铮护国门
除了古城六道门，昆明还有一道门，虽只是始建于公元1919年1月，但其历史意义，也许还更为久远，它就是如今尚存的护国门。
众所周知，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开了个历史玩笑，悍然恢复帝制，自称洪宪皇帝。消息传来，举国震惊。云南军民同仇敌忾，反袁倒行逆施，矢志捍卫共和政体。同年12月25日，在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人的领导下，首义与昆明，并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出师讨袁。护国起义胜利后，1919年1月，云南地方政府在原护国军的出征地、南门近日楼附近，也就是在今天的护国路与南屏街的交口处，修建了一道三孔拱形、四柱二开的铁门——护国门。
虽政见不和，但国共两党，对护国起义的丰功伟绩都从不否认，或许正因为此，虽然1952年由于道路拓宽的需要，不得不暂时将之拆除，但护国门的铮铮铁骨，还是被有关文物部门完好地收藏，即便在大炼钢铁的年代，也没有被融化掉，这不能不说真是一个奇迹。很多年之后，当护国广场修建完工，此门又得以重现天日，被移至广场一侧，虽然看上去并不雄伟，但它所彰显的云南曾经的荣光，却注定了已无可替代。
结语：多余的话
如你所知，像护国门这样用用真正的铁和血铸就的古迹，在今天的昆明并不多见。昆明这座“山水错落的城市”，早已成为了钢筋水泥的丛林，曾经的河、湖、泉；桥、滨、湾；营、堆、坡；墙、门、塔……等等，要么被销毁，要么被覆盖，抑或被整容整形、美丽得不成样子了。最多，保留几处作为地名，供人缅怀与遐想。比如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主编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云南卷》的朱惠荣教授就摆过“谱”，他说：“关于‘湾’的地名：螺蛳湾、潘家湾、董家湾，大家可数出一堆来，可是现在已看不出来他们曾经是水域，曾经是滇池的河湾湖湾。而与‘堆’有关的地名，如伍家堆，在大观公园附近，原来这里有五家人居住，周围是一片水域，人们划着小船进出，可是今天的伍家堆，与陆地连成了一片，早已看不出以前的模样了。‘堆’还专指滇池湖岸周围的土堆，但今天在土堆（地名）那里，已看不到河了。还有一条街叫‘登华街’，古人起这个名字很有道理，那条街确实是上五华山最好走的路。”
尽管，全球的任何一座城市，恐怕都不能阻止其跟随着历史发展的脚步，或者消亡，或者壮大。但在我看来，昆明的膨胀有些与众不同，仅以街道名称而论，就很有彻底摒弃传统的嫌疑——我在《民国昆明市志》的“位置面积区划及城郭”一章里，看到了许多踪迹难寻的街道和小巷的名称，诸如甬道街、如安街、劝学街、象眼街、福照街、迎恩街和永升巷、文庙巷、余庆巷、龙井巷、吹箫巷、豆豉巷、火腿巷、小柳树巷……等等，或者寓意深藏，或者浅显形象，无不展示着古昆明的“简约而不简单”的历史遗风。与之相比，我们今天新建、扩修、翻新的宽广大道，被命名为诸如“锦绣大道”、或“景观大道”和“某某路延长线”等名目，字词之间的虚华、浅薄与浮躁，着实难以掩饰。
不过这与老昆明的城门城楼关系不大，算是多余的话了。正像那些早已烟消云散的古城门，崭新的地名街名，迟早也会云散烟消，唯一的期望是，千百年后，人在根究我们今天的昆明城时，能够像我们今天根究过去的昆明古城一样满怀敬意，而不是按捺不住的晒然一笑。
2013年7月23日于西坝坊
2001年仿古重建的近日楼
民国时期的昆明大东门
民国时期的南门近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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