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农的一年间

窦 旭 民

一九六八年春，在折腾了几年的“文革”运动中，我们被宣告：初中毕业，回家务农。之前，我曾参加过“大串联”，到北京接受过毛泽东等国家领导的人的检阅；也曾响应号召，到工厂学工，接受工人阶级教育；而今，该务农了，不需要学习，因为我自小就在农村生长，耳闻目睹，听也听懂一些，看也看会一些。

十六、七岁的年龄应该是风华正茂的季节，可那时的处境并不快乐。目睹社会的动荡不安，什么“文攻武卫”，什么夺权“三结合”，复课闹革命没见实效，而停止招生倒是真真的。青年学生多数看不清前程是啥，派性斗争产生了一批所谓的“领袖”。当时我确实有些迷惑，不知道日后该怎么生活。

在这种迷迷茫茫精神的支配下，我虽说放下了书本，但那野马似的、跳动的心情却难以平静下来；虽说回到了家乡，但那不安分的、想往着大世界的欲望就一直没有丝毫减弱。

然而，面对那种现实，谁也无可奈何。我只有按下抱怨的心键，暂停面容的笑颜，减弱说话的音量，像普谱通通的农民一样，在出工的铃声中或扛起铁锨、锄头，或拉着架子车，走向田间地头。默默干活，少言寡语，以身体的流汗消耗体力，借以消磨精神的烦闷与不悦。

在农村干活，对我来说不怕吃苦，但我确实体力不强，力气较小，特别是对一些重体力活难以适应。例如：打麦场上背几百斤重的麻袋，我就不行，试过几次，就是扛不起来。一般的修整土地、浇水灌溉我尽力出工，从不含糊。尤其是拉架子车，再重的我不怕，再多的我也行，它毕竟属于半机械性的滚动。

要说农活中最苦的可能就是拔棉杆，我还真是惧怕这一活儿。拔棉杆不仅弯腰要低，而且还得用力。几分钟尚可，几个小时就没那么轻松了，而拔一亩地的棉杆又需要多少时间？不过，我也总算熬过去了。

酷暑季节在玉米地里除草，也是一项难熬的活路。高出人头的玉米杆，密密麻麻，尚不透风，烈日爆嗮，汗水流淌，还得双手不停地舞动，常有人中暑晕倒。更可恶的就是玉米杆上的叶子，它无情地刺划着人们的胳膊，使人又疼又酸，还火辣辣的。

我是个急性子，干什么活都想一下子干完，所以忍耐性就差些，持久性不够，这也是做农活的一个不利因素。稳、准、久，才能保质保量，适应季节做好农活。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那个年代农村的生活比较单调，没有什么文化娱乐活动，就是靠听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几个样板戏倒是时常可以听到。至于看电影和体育运动，确实不常见到。

农村人吃饭简单，尤其是我们那原上蔬菜较少，早饭饭基本一样，就是包谷臻子稀饭和蒸馍（锅盔），中午饭不是面条，就是搅团（玉米面搅拌煮熟成糊状）。而我最爱吃的就是用搅团加工成的“漏鱼”，虽然说是“哄上坡”（容易撑张肚皮），可却流利光滑，相当可口，还真是别有味道。

总之，当时的多数农村还是比较贫穷，生活条件也的确差些。

一九六九年初，我参军服役，离开了可爱的故乡，虽然脱离了农村，但那田野的风光、美丽的四季景色依然映放在我的脑海之中。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在农村近乎一年的劳动，壮实了我的身体，体验了生活的艰辛，使我进一步认识到农民的不易。然而，在中华大地广袤的田野里，仍然有几亿农民在辛勤的耕耘着，年复一年的播种收割，日复一日的浇灌除草，为的是秋天的收获，为的是人类的生活。

岁月的年轮不断流逝，我的内心已从渺茫的空虚，过渡到了淡定充实、从容。很多过去经常回忆，往事烟云重复再现。一步一步走过的路，留下的脚印自己清楚；一点一点做过的事，其间的艰辛自己明白。

是啊，沧桑岁月不仅重新雕刻了人们的容貌，还重塑了人们的性格。

然而，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人有人的风度。我们经历了许多，可喜的是没有与人盲目攀比。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效仿。自己觉得快乐的，就应寻找；自己认为值得的，就该守候；自己感受幸福的，就得珍惜。

2021年4月3日于渭滨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