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历史中的幸与不幸
Jacob Burckhardt,1818-1897 布克哈特
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我们常用“幸”与“不幸”这两个范畴来看待我们的个人命运，我们还毫不犹豫地把这些范畴转用于历史。
然而，从一开始我们就应感到疑惑，因为在我们的个人事务中，我们的判断常常随着年岁与经验的增加而有很大变化。直到生命的最终一刻，我们才能对我们所了解的人和事做最终判断，因此一种判断可能会由于我们死于40多岁还是死于80多岁而完全不同。进一步说，它对我们本人也不具有客观有效性而只具有主观有效性。这是年老后发现年轻时愿望的愚蠢的人的共同经验。
尽管在过去，人们既对单个事件也对整个时代和人类生存条件下的好运与恶运做历史判断，然而主要是在近代，人们才习于作历史判断。
当然，这种观点还有更早的表述方式。例如，一个有奴隶俯首听命的阶级的幸福，在海布瑞斯的《斯考龙》一书中不时可以找到例证。马基雅维里赞颂1298年，尽管只是把它作为随后来临的革命的对照物。查士丁格也赋予1350年左右的旧伯尔尼以相似的画面。当然，所有这些判断都太狭隘了，他们所赞颂的幸福多少P299是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但无论如何，它们至少是坦率的，也没有被打算用来说明世界历史。
然而，我们还是做了如下判断：
希腊打败了波斯，罗马打败了迦太基，这是幸运的；
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雅典被斯巴达打败，这是不幸的；
恺撒还未来得及建立合适的政体以巩固罗马帝国就遇刺身亡，这是不幸的；
在日耳曼部落的大迁移中，人类精神的许多最宝贵的创造消亡了，这是不幸的，但幸运的是，他们以年轻而又健康的种族使世界焕发了青春；
公元8世纪，欧洲人遏制住了伊斯兰人的攻势，这是幸运的；
德意志皇帝在同教皇的斗争中被击败，于是教会能够建立恐怖的专制制度，这是不幸的；
宗教改革只在半个欧洲获胜，新教又分为两个教派，这是不幸的；
首先是西班牙，其后是路易十四，在实施世界霸权计划时，最终被击败，以及诸如此类的事件，这是幸运的。
当然，越接近今天，各种意见分歧就越大。然而，我们可以回答，这并不能否定我们作出意见的权利，一旦更广泛的探索最终使我们能评价它们的真正价值、原因和结果、事件及其后果，该意见就有正当的理由。
由于视力上的幻觉，我们有时在某些国度里看到了幸福，于是我们用人的青春、春天、日出以及其他比喻把它们装扮起来。确实，我们想象它位于美丽的乡村，在某些家里，正如傍晚时分偏远的小村庄里升起的炊烟给我们造成那儿的居民关系密切的印象一样。P300
整个时代，也被看作是幸福的或不幸福的。幸福时代就是所谓人类的伟大时代。例如，拥有此种幸福的权利是专门为伯利克里时代而设立的，人们承认在该时代，古代世界的生命力在国家、社会、艺术和诗中达到顶峰。其他同类的时代，例如，好皇帝的时代，由于所选的立场过于片面而被否认。然而，勒南仍然把1815到1848年的30年说成是法国历史上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所有过的最好的时代。
所有遭到剧烈破坏的时代自然都被认为是不幸福的，因为胜利者的幸福（非常正确地）被忽略不计。
这种判断反映了近代的特点，也只有以近代史学方法才可能想象出来。在古代，人们相信存在着原始的黄金时代，和它相比，后来的世界不断堕落。赫西奥德用不祥的暗淡的色调描绘“今日”的铁的时代。今天我们也许特别注意赞成今天和将来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理论（所谓进步）。史前史领域的发现至少在这一点上揭示了许多东西——人类的史前时代可能是在惊人的迟钝、近于野兽的恐惧、食人生番等等中度过。不管怎么说，那些至今仍被看作是每个民族青年期的时代，亦即那些最早可以被确定的时代，事实上是被推论出来的和距今日很近的时代。
但是，一般说来，谁对这些判断负责任？这些判断产生于文字上的同意，这种同意是从理性时代的愿望和论断中以及拥有众多读者的历史学家真实的或想象的结论中汲取养分而逐渐成形的。
它们并非任意地传播。它们被转到新闻界用以支持或反对当时的某些思潮。它们成为公共舆论乱烘烘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P301它们多少有点盛气凌人，更不用说外表粗鲁，带着它们诞生时代的痕迹。它们是真正历史洞见的死敌。
现在，我们可以探索它们的某些单独的来源。
这些来源中最重要的一种是缺乏耐心，而历史著作的作者和读者都容易犯这种毛病。在我们不得不对某个历史时期花很多功夫，而证据——尽管我们尽了努力——还是不足以支持我们的立论时，就要犯这种毛病了。我们希望事情发展得更快，例如，我们有时情愿牺牲埃及王朝26个朝代中的一两个，要是阿玛西斯王和他的自由改革最终成功的话。米底的国王，尽管只有四位，却使我们感到不耐烦，因为我们对他们知之太少，而此时强烈地激发我们想象的人物，居鲁士，好像就已经等在大门口。
简而言之，我们喜好我们愚昧的头脑感到有趣的事情，憎恨繁荣乏味的事情，就好像喜好幸福憎恨不幸福一样。我们把遥远的过去所愿望的东西（假定确有其事），与我们想象中的愉快混为一谈。
我们时时试图用更堂而皇之的解释欺骗自己，我们唯一的动机确实没有耐心去追溯历史。
我们为过去的时代、民族、政党、信条等等，为争取更高的善而经历了长期斗争所带来的不幸感到遗憾。今天，我们总希望看见我们所同情的目标不经历斗争就能实现，不费力就能获胜；我们把同一愿望转移到历史。例如，我们为罗马平民和梭伦以前的雅典人与狠心的罗马贵族、古雅典世袭贵族以及残酷的债权法作了P302长达百年之久的斗争表示惋惜。
然而，正是长期的斗争才使胜利成为可能，并证明了该事业的伟大价值及生命力。
但是，胜利又是多么短暂，我们又是多么轻易地同情一种衰败而反对另一种衰败！民主派终于获胜，雅典在政治上也衰败得无能了；罗马征服了意大利，最终征服了世界，代价却是那些民族无穷的痛苦与本国的极度腐败。
然而，喜欢为历史省掉痛苦的思想状态，终于暴露出与宗教战争有最强烈的关联。任何真理（或我们以为是这一类的东西）必须借助于物质力量才能向前发展，如果物质力量不齐备，它就会遭到压制，对此我们会感到愤慨。的确，真理确实是在长期斗争中牺牲了它的某些纯洁性和神圣性，这是由于它的代表和信封者抱有世俗企图的缘故。因此，宗教改革也不得不与可怕的物质反对力量抗争，从而它不得不由兴趣在于宗教财产而不在于宗教的政府来代表，这对我们来说，似乎也是一种不幸。
然而，在斗争中并且只有在斗争中，而不是在书面争论之中，必须来自宗教战争的完整而丰满的生命才能成长。只有斗争才能使双方都保持充分清醒。世界历史上的任何时代，对任何问题，只有通过斗争，人类才实现真正向往的和确实能够获得的成就。
首先，天主教再次成为一个宗教，在这以前它已几乎不是一个宗教了。然后，人们的思想又变得非常活跃，向千百个方向开放，政治生活与文化又有了各种各样的接触并和宗教冲突形成对比，世界最终得到改变，在精神上极大地丰富起来。这中间的任何成就都不可能仅仅靠平和地服从新信仰而实现。
然后出现了以文化为标准的判断。它存在于对往日由于教育、广义的文化和近代意义上的舒适的普及所带来的一个民族或P303一种生存状态的幸福和道德面貌的赞扬之中。这里一切都经不起检验，过去的时代全都多少以同情的态度而加以扬弃了。一时之间，“今天”和“进步”成了同义词，结果导致了一种最荒谬的虚无感，好像世界正朝向思想甚至道德的完善而前进。我们在后面将要讨论的安全标准不知不觉地溜了进来，如果没有安全，如果没有刚才描述过的文化，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生活。但是，一种简朴强悍的生活方式，伴随着尚未受损的种族的优良体质，以及永远戒备以反抗敌人和压迫者的民族，也都是文化，都有可能产生高级的情感。人类的思想完全处于早期阶段，对“道德进步”的探讨我们有理由留给巴克尔（T·H·Buckle在《英国文明史》中认为道德没有进步），他是如此天真幼稚地惊讶于竟没有发见任何“道德进步”，而忘记了“道德进步”是与个体的生活而不是与整个时代相关的。即使在遥远的过去，人们便彼此为了对方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们也没有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步。
下面谈的是依据个人趣味而做的判断，我们可以把一些因素归之于这种判断。它把判断者最看重的因素恰好占优势的那种时代和人民，看作是幸福。根据感情、想象力或理性之成为生活的主要价值，光荣就转向了这样的时代和人民，他们有尽量多的人从事精神活动，或者是艺术和诗成为主导势力，有尽量多的自由时间去从事智力活动和进行沉思，或者是尽量多的人民能过上好生活，贸易和交通畅通无阻。
我们很容易让做出上述三类判断的代表人物认识到他们的判断是多么片面，对那个时代的整个生活理解得多么不合适，以及由于多种理由，他们自己也将发现那个时代的生活是多么不可容忍。P304
基于政治上的同情所做的判断，也比较常见。对某人来讲，只有共和政体是幸福的；对另外一个人来讲，只有君主政体是幸福的。对某些人来讲，只有伟大和变动不息的时代是幸福的，对另一些人来讲，只有平静的时代是幸福的。我们这里也许可以引用吉本的观点，他把好皇帝的时代看作是人类所能享受的最幸福的时代。
即使在上述例子中，尤其是根据文化标准作出判断的例子中，安全标准仍然悄悄地溜了进来。根据这一判断，任何幸福的首要条件是让私人动机服从于受警察保护的法律，所有财产纠纷的处理都依赖于公平的法律以及对利润和商业最富有远见的保护。我们今天的全部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朝着这一安全性定向的；也就是说，无论如何，在多数情况下，个体免去了保卫房屋和家产这些最重大的决定。超出国家权力范围的安全问题则由保险公司来接管，也就是说，通过一年一度的牺牲来避免某些特定种类。只要生计或收入相当富足，忽略投保就会被看作是应该受罚的。
这种安全性在许多时代里极其缺乏，在另外的时代，这种安全性却发出不朽的光芒，这样的时代将在人类历史中永远占有崇高的地位。
海盗在过去是经常出现的，不仅存在于《荷马史诗》所描写的年代，还显然存在于史诗作者本人生活的年月里；那时候，陌生人都为此受到十分详细而坦率的盘问。世界上到处是有意或无意的谋杀犯，他们侍立于国王的周围，甚至连奥德修斯在有关他的一个故事中，也承认对一起谋杀案负有责任。但是，那些民族所了解的礼仪是多么地简朴和高贵！在那样一个时代，史诗民谣是P305众多歌手的共同财富，各个国家的共同欢乐，被歌手们从一个地方传到另一个地方；这样的时代，由于它的成就、它的情感、它的力量、它的简朴，将永远令人羡慕。我们只需想想瑙西卡的形象就够了。
雅典的伯利克里时代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今天温和而谨慎的公民会拒绝在其中生活的时代；在那里，他肯定会难受得要命，即使他既不是大多数奴隶的一员，也不是阿提卡霸权统治下的城市公民，而是雅典本地的一个自由人和正是公民。城邦征收的巨额捐税以及为完成城邦义务而遭到煽动家和谄媚者没完没了的审查，这些就是那个时代的秩序。然而那时的雅典人肯定感受到了远比世界上的任何安全性更令人神往而丰富多彩的生活。
今天，一种十分流行的判断是依据伟大性而做出的。做出这种判断的人当然不能否认，不论由国家还是由个人迅速获得的巨大政治权力，只能以他人诉说不尽的痛苦为代价。但他们竭尽全力美化统治者和他周围的人，认为他对随他的功业而来的全部伟大和优异的成果都具有预言家般的想象力。最后，他们还认为天才的伟大形象使注定受他统治的人民改变了面貌并得到了幸福。
他们极端冷酷地把众多人民的痛苦当作是“暂时的不幸”而熟视无睹；他们指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即既定条件（也就是随后的幸福）在可怕的争斗已把权力赋予某一方时，就已牢牢确立了。一般说来，运用这一标准的人，其出身与生活是依赖由那种方式所P306确立的条件的，因此也就是依赖自己的任性。
现在我们终于能讨论悄然流过所有这些判断的共同源头了，而且自此以后是始终可以察觉到的，它就是自我中心论为依据的判断。“我们”如此这般地作出判断。的确，持有相反见解的其他人——或许也出于自我中心的想法——也说“我们”，然而在绝对意义上，双方都取得了如同有的个体农夫祈求晴天、有的则祈求下雨同等的成绩。
我们的深奥而又十分荒谬的自我寻求，一开始就把那些在某些方面同我们本性相近的时代看作幸福的时代。进一步说，它认为我们今天的生存和有关幸福所依赖的那些过去的势力和个人就是值得赞颂的。
这就好像世界及其历史仅仅是为了我们而存在的！对任何一个认为所有时代都在他自身之中得到实现的人来说，是不能明白他自身只是历史前进中的一个波浪的。如果他有理由相信他已实现了几乎他的全部权力所能涉及的一切，那么我们就可以理解他的观点了。假如他寻求变革，他就希望很快地看到变革实现，而且他可以促使变革实现。
但是每个个人——我们也一样——并不只是为了他自身而存在，而是为了全部的过去和全部的未来而存在。
面对这一巨大而冷酷的整体，一切人民、时代和个人对幸福和福利的要求，无论是持续的还是短暂的，都是很次要的；因为既然人类的生命是一个整体，所以只是由于我们的认识能力不够，人类生命在时空中的波动才表现为兴与衰、幸与不幸。而实际上，它们都受一个更高的必然性所支配。
我们应该努力把“幸福”这个字眼从国家的生活中彻底清除出去，用其他的词来替代它，尽管我们知道，不能没有“不幸福”这一P307字眼。大自然的历史向我们显示了可怖的生存竞争，同样的斗争也深深渗透到国家的历史生活中来。
幸福是一个被人亵渎的字眼，被大众用滥了。假如举行一次世界规模的公民表决来决定该词的定义，我们会得出什么结果呢？
毕竟，只有神话故事才会将不变与幸福等同起来。站在幼稚的立场上，它可能会竭尽全力坚持一幅永远快乐幸福的图景（大约在奥林比亚和科克兰地域的半路上）。但即使是神话也没有拿它当真。当邪恶的魔术师最终倒下死去，邪恶的妖精受到惩罚，阿布杜拉和法提玛到了富足的老年之后就永远幸福地生活；但但考验一结束，想象力立刻就忘却了他们而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哈桑和祖莱卡或莱拉或其他同伴。《奥德修斯》的结尾要真实得多。他虽受了这么多的折磨，但对他的考验还要继续，他必须立刻出发，踏上冷酷的人生旅程。
寄托于某些条件永恒存在的幸福概念，就其本质而言是错误的。我们暂不考虑原始状态或自然状态，那时候这一天和另一天，这一世纪和另一世纪并没有不同，直到突然由于某种突变，历史的生命才告开始；我们必须承认永远不变就意味着麻痹和死亡。只有在变化中，伴随着痛苦，生命才存在。尤其是，纯粹作为情感的幸福观念，其本身就是错误的。幸福仅仅意味着缺少痛苦，它至多也不过是和虚弱的成长感有联系。
当然，有一些僵化的民族，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面貌一直不变，从而我们的印象里对他们的命运尚觉得满意。然而一般说来，这是专制的产物，当一个国家和一种社会形态已经建立时（假定付出P308了巨大代价），它就必须用一切手段，哪怕时最极端的手段来压制反对力量的崛起，于是专制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第一代人照例是必定不幸福地，但此后的几代人都在那种观念的秩序中成长，最终他们便声称自己所不能也不想改变的每种事物都是神圣的，也许还把它当成最高的幸福来赞扬。当西班牙物质上极度贫乏的时候，一旦卡斯提尔的声誉受到怀疑，她仍然能够表现出深厚的感情。政府和异端裁判所的压迫似乎不能羞辱她的灵魂。她最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都属于那个时代。
这些固定不变的民族和国家纪元也许会存在下去，为的是保存原先就有的特定的精神、思想和物质的价值，使它们不受污染地传下去，作为未来的酵母。他们的冷静并非绝对的和麻木不仁的；它倒更像是为了养精蓄锐而作短暂的休息。
另一方面，在另一些时代，有些民族的确把他们的力量，并且是全部的力量都投入到急剧的变革之中，他们的重要作用在于破旧，为新的清除道路。但是他们生来并非为了任何持久的幸福，甚至暂时的快乐，他们有的只是胜利带来的片刻高兴。因为在他们的遗传能力中，天生就永没有满足，任何停顿都嫌太长，所以必须继续向前。
这种奋斗，尽管结果是重要的，尽管政治结果可以是伟大的，但实际上最终会披着高深莫测的人类自我中心主义的外衣出现；这种自我中心主义必定要他人服从它的意志，并从他们的服从中得到满足，而且对服从与赞颂的追求没有止境，并声称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权使用武力。P309
人间的恶肯定是世界历史的巨大体系的一部分。正是强力，强者支配弱者的权利，在自然中处处存在的动物和植物世界的生存竞争中表现出来，继而又表现于人类早期阶段的谋杀、抢劫，对弱小种族或同一种族中弱小的民众，对弱小的国家、在同一国家和民族中对弱小的社会阶级的驱逐、灭绝性的屠杀或奴役。
然而强者绝非优秀者。甚至在植物界，我们就能看到更低级、更粗糙的物种到处繁殖。然而，在历史中，高贵者仅仅由于处于少数而失败，尤其在被一个自命有代表多数人权利的大众文化统治的时代更是如此，这是极其危险的。被征服的力量也许是更高贵和更优秀的；但是胜利者，尽管他们唯一的动机是野心，却为他们无从预知的未来揭开了序幕。只有在国家从还将继续约束个体的一般道德律之下被解免出来的情况下，像是对一般道德律的预先告诫这一类的东西，才会被神化。
最大的例子是罗马帝国提供的，在名为萨谟奈战争而实为贵族同平民之间的斗争刚刚结束不久，罗马就以最残酷的方式开始征伐，并以东方和西方臣服于血泊之中宣告完成。
这里在大幅度上，我们能够辨认出一种历史目的，它对我们来说，至少是很明显的，即它创造了使得世界性宗教的传播成为可能的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这两者都遗传给了充当未来新欧洲纽带的民族大迁移中的条顿野蛮人。
然而，从善来自恶以及相对的幸福来自苦难这一事实，我们无论如何也不能推断恶和苦难起初就不是本来的样子。每种成功的暴力行为都是恶，最起码也是危险的。但是，一旦那种行为成为权力的基础，人们随之就会拼命地把赤裸裸的权力转化为法律和秩序。有了健康的力量之后，他们才开始医治那种暴力国家。P310
有时，只要恶存在，它就起主宰作用，这不仅仅在法蒂玛王朝的人和阿萨辛派中间如此。根据基督教教义，这个世界的王子是撒旦，许诺了美德会长久统治，且在尘世间就会有物质的神圣奖励，如同早期教会作家对信基督教的皇帝所说的那样，没有什么比这种说教显得更不符合基督教教义的了。然而，恶作为统治者，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无私行善的一个条件。假如，由于尘世间不断奖善惩恶的结果，所有人都带着不可告人的动机而表现得很好，因为这样他们还可以继续做恶人并在内心培养恶，这就会是一幅令人可怕的图景了。这种时刻也许会到来，那时人们会向天祈祷多少免除作恶者一点罪过，为的只是让他们再现真实的本性。现实世界的虚伪真是太多了。
还是让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神化过了的安慰词，是否经得起一些最公正得历史指控。
首先绝不是每一次破坏都能导致再生。正如破坏了精心种植的植被可以使一块土地永远荒芜，一个受到过度摧残的民族也许永远不能恢复健康。存在着（至少似乎存在着）有一种绝对的破坏力量，在它们的践踏下将会寸草不生。亚洲的元气似乎已被蒙古人两个时期的统治永远地破坏了。帖木耳因为拥有头骨累累以及用石灰、石头和活人筑成的城墙而尤其具有破坏力。面对着破坏者的一幅画像，就仿佛他正驱使他本人和他的民族的自我追求横扫世界一样，我们认识到恶常常能以不可抗拒的力量传遍世P311界,这倒是件好事。在这样的国度里，人们不再相信正义与人类的仁慈。然而也许正是他把欧洲从西支的土耳其人手中解救出来。设想历史上没有他，而巴济叶德和胡斯党人同时进攻德国和意大利，那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西支土耳其人，他们的人民和苏丹，无论让欧洲感到多么恐怖，再也没有达到过在安哥拉战役以前以巴济叶德一世为代表的强盛顶峰。……我们对做了最后的抵抗以及结局为我们所知的民族的态度很不相同……对我们来说，他们似乎已经跻入人P312类伟大事业的榜样和豪杰之列，在这种事业中所有人必须与整体共存亡，个体不具有最高的价值。因而，从他们的绝望中产生了一种苦涩而崇高的为全世界而诞生的幸福。
就算是告知我们能够发现更多有关东部行省人民结局详情的波斯文书版，它们要是仅只由没有思想的胜利者们夸夸其谈的创世主义文风写成，那么它们也只不过增加了那些伟大回忆的数量而已。
我们不能不考虑要是没有亚述和波斯这样昙花一现的破坏者，亚历山大就不能把希腊文化传入到如此之远的亚洲内部这一假说所带来的安慰。在比美索不达米亚更远的地方，希腊文化几乎没有影响。我们必须永远警惕着，谨防把我们的历史观当作是历史的天命。
然而，谈到所有巨大的破坏时，有一个方面必须提到：既然我们不能彻底了解世界历史的体系，我们就永远也不会知道：假若某个事件，无论它多么可怕，要是从未发生，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往往并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历史波浪而是我们所不了解的另一个波浪将会兴起；要是不出现某位邪恶的压迫者，也许会出现另一位更邪恶的。
但是，没有一个当权者能想象他会以这样的辩护词为自己开脱罪责：“要是我们不这样做，也会有别人做的。”因为那样的话，一切罪责就都变得有理了。（这些人无论如何也不觉得需要开脱罪责，而是说：“我们所做的，结果都会很好，因为这是我们做的。”）
情况也许会这样：假如某个屈服者活得更长，似乎就不再值得我们同情了。例如，一个在光荣斗争中屈服过早的民族以后就不可能很幸福、不可能很文明，他们由于自身的不义和邻族致命的伤害而过早地衰落。但由于他们在强盛时衰落，我们对他的感觉就会对一个夭折地能人一样、我们想象，要是他们还生存的话，他们P313就必定能有幸运而伟大的进步，尽管此时他们的全盛时代也许已经过去。
另一种安慰词表现为神秘的补偿律，这一补偿律至少在某个方面是显然的，即在骇人听闻的瘟疫和战争之后，人口会增加。这似乎是人类化祸为福的全部生命力之所在。
由于西欧民族的海外扩展，15世纪的地中海东半部分的文化衰落，无论在精神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变成好事——关于这一点，虽然不能肯定，但对我们而言确是可能的。世界的重心转移了。
因此，在上述情况下，另一种死亡方式就取代了我们所知的方式，世界的根本活力以新生命取代了已消亡的生命。
然而，补偿绝不能看作是苦难的代替品，补偿律的发现者也许指出过这一点，补偿只能以重心转移来延续受创的人类生命。我们也不必对承受苦难者及其家属指出这一点。民族大迁移对濒临死亡的罗马帝国来说是一次伟大的焕发活力，但假如我们向生活于康奈努斯家族统治之下13世纪拜占庭帝国的东方残留地区的人提问，他一定会带着博斯普斯海峡上罗马帝国生命延续的世界的那种极度傲慢的神情说话，而看不起“已更新和已恢复精力”的西方。甚至今天，在土耳其人统治下的希腊斯拉夫人也不认为他们不如西方人，可能不认为他们比西方人更不幸福。的确，假如征询人民的意见的话，他们不会愿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再生付出代价的，如果这代价是他们自身的灭亡和野蛮游牧部落的入侵。
补偿理论一般说来，只不过是伪装起来的意愿的理论，那么就和我们从中获得结论一样，极其小心地使用这种安慰词仍是明智P314的——既然我们不能彻底评价这些理论的得失。青春与衰老当然是人们的共同命运，但每位（在我们看来）过早被暴力夺走的真实的个体生命，必须被看作是绝对不可替代的，甚至不能被一个同样优秀的生命所替代。
补偿的另一种变化形式就是延迟就要发生的事件。有时人们极其渴望重大事件并没有发生，因为未来的时代会使它更完美地实现。三十年战争期间，德国曾两次濒于统一的边缘”，一次是在1629年，由华伦斯坦，一次在1631年由古斯塔夫·阿道尔夫。这两次若能成功的话，一条可怕而且不可弥合的裂痕就会在民族中间保留下来。延迟了240年之后，当这一裂痕不再成为威胁时，这个民族国家就诞生了。在艺术领域，我们可以说教皇尼古拉五世的新圣彼得大教堂远远不如布拉曼特和米开朗基罗的圣彼得大教堂。
另一种变化形式是一个文化部门替代另一文化部门。18世纪上半叶，诗歌近乎被人遗忘，绘画半死不活，音乐却达到它最崇高的颠峰。然而这里也有不可预估的因素使我们必须不要太随便地嘲笑其中某一个部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不可能同时拥有一切，很多天才就其自身来说，并无确定的发展方P316向，他们受到了已达高峰状态的艺术的吸引。
使我们似乎有权反抗命运的最公正指控，都同伟大的艺术和文学作品的毁灭有关。我们可能已经心安理得地抛弃古代世界的学术，亚历山大城和帕加玛城的图书馆；近代学术足够我们研究的了，可是我们还是为作品已佚的伟大使人悲哀，历史学家也记下了这些不可弥补的损失，因为思想传统的延续性在长久而重要的历史阶段上因此就变得支离破碎了。可是那种延续性是人世生活中最重要的东西，对生命意义的延续给出了形而上学的证明；要是我们的知识不存在，精神的延续性是否仍然存在于我们尚不知道的器官里，我们不但说不清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能想象这一点。因此，我们最热切地希望着对那种延续性地关注应该继续存活在我们的大脑之中。
然而，我们尚未完成的对已佚事物的渴求，还是有价值的。我们感谢，并且只感谢这一事实，即许多残片已被抢救了出来并且经过不断的研究缀合了起来。事实上，崇拜古代艺术遗产，不知疲倦地缀合历史遗物，已成为今日宗教的一部分。
我们的崇拜能力同我们所崇拜的对象一样重要。
也许，那些伟大的艺术作品必须衰亡，以便让后起的艺术能自由地创作出来。例如，要是在15世纪，保存得很好的大量希腊雕塑和绘画已被发掘出来，列奥拉多、拉斐尔、提香和考瑞奇奥就不会完成他们的作品了，尽管他们本人的艺术风格同任何继承了罗马传统的艺术风格相比并不逊色。假如在18世纪中叶以后，在语音学研究和文物学研究的狂热复兴中，失传了的希腊游吟诗人又突然被发现，他们也许会有效地抑制德国诗歌的百花盛开。的确，几十年以后，重新发现的古代诗歌也还会同德国诗歌融为一体，但繁花似锦的关键时刻却永不会全面繁荣地再度到来，从而也就成为无法弥补的历史。话说回来，15世纪为造型艺术、18世纪为诗歌复活了足够的东西，增强了它们的生命力而不是使之僵化。
讲到这里，我们必须结束了。我们已不知不觉从好运坏运的问题转到最终向我们表现为一种人类生命的人类精神复活的问题。那种生命，正如在历史的过程中和经历历史的过程中成为自我意识一样，最终不会失去令好思者眼花缭乱的光彩，为了赋予他力量而研究它，结果幸与不幸的观念必然会逐渐消失。“收获就是一切”。愿意也罢，不愿也罢，强健的思想是不会把幸福而是把知识作为它的追求目标的。可能会降临到我们面前的邪恶，并不会因为我们对它漠不关心就不发生——因此我们就要对所有冷漠超然的伪装态度保持警惕——但是又因为既然各民族的和个体的欲望会互相抵消，所以我们才认识到我们欲望的盲目性。
假如我们能超脱于个体性，以我们对待自然景观——正如从陆地上观看海上风暴——完全同样的超脱态度与工作热情来沉思将来不久的历史，我们也许会充分自觉地体验到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地篇章之一。
在那时，我们成长于其中地30年地虚假的和平早已彻底消失，一系列新的战争迫在眉睫；
那时最文明民族现存的政治形态正在动摇或变革。那时，随着教育和交流的普及，不能忍受苦难的情绪正在急剧P317地增长；
那时，世界性的运动使社会制度从根本上受到冲击，更不用说所有那些尚未找到排泄途径而累积起来的危机了。
这将是一幅神奇的景观——尽管并非适用于当今世俗的人——人类精神在建立新的家园，追随着启蒙了的理智，高高地翱翔，然而却又与所有这些表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任何在思想中有着这种想象力的人，会完全忘却幸与不幸，将会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度过他的一生。
《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第299－31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