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申报》1913关于小贩维权的报道版面；图片由作者提供）
上海滩小贩们的请愿行动，开始于1913年3月10日。起因是英美租界内的工部局下达了取缔令，让水果店主和肩挑小贩，生计受到威胁。大概有一百多人参与了维权，领头人叫吴宝福。
请愿最初是在北河南路的上海总商会进行的。小贩们没有选择找政府，似乎揭示了政府公信力的匮乏，而总商会在行业协会中的地位，无人能及。总商会并没有推诿塞责，而是函请公共公廨的法官关絅之，于当日下午2时前来磋商办法。依旧没民国政府什么事。
取缔小贩的事件，之所以要函请关絅之法官出面，是因为对违规小贩进行罚款或拘禁，虽是租界工部局的规定，但需要由公廨（法庭）来判决。工部局不可直接对小贩罚款或拘押。
请愿首领吴宝福进入总商会对关絅之说，他们这些人均在租界内售卖水果等鲜货，现在工部局的洋人常常指控他们房屋不洁、货物霉烂，任意踢毁鲜货，还进行拘罚，“值此米珠薪桂之时，何堪受此亏损。乞恩成全。”关絅之毕竟是法律人，就问：洋人踢毁你们物品，有无证据？吴宝福称，有洋人签字为凭。然后把那些字据递了上去。看来租界这些执法者，也和当下的中国城管一个鼻孔出气，以打砸小贩物品为执法之上上缔。
事涉公共租界，问题就显得比较棘手。当时的程序是，关絅之与总商会的董事商议后，再照会公共租界领事团，由领事团转工部局商议。（注1）
这事情折腾了好几天，最后租界工部局暂时做了让步，但仍坚持腐烂水果和切开的西瓜，可能引发疫情，所以除了有营业执照的店面外，小贩一概不准贩卖水果。
这个巡捕与小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持续到年底，仍在继续。
一
虽然工部局退后一步，允许有营业执照的店面卖水果。但那些没执照的路边摊贩和肩挑小贩，出于生计考虑，一时很难放弃旧业。所以执法越认真，就形同对小贩的压迫越严酷。1913年3月19日，上海四马路一带弄口设摊售卖食物的王根松、陆木全等小贩，被工部局卫生处的洋人查获，他们向巡捕报案，第二天将他们捉拿归案，由公廨进行审讯。这个王根松此前就曾被卫生处洋人捉到过一回，当时的辩护意见是：因无店基门牌，工部局不允给照。公廨采同情态度，判令免罚，令他们回去补领——这有点形同玩笑，此前申请过，工部局不发牌照，再申请，注定也只能是枉然。
果然，小贩们再度申请执照，仍然碰壁。被抓捕后，他们表示并非故意违犯，“求开一线之恩，以保贫民生计”。或许是洋人对此前的免罚判决不满，这一次关絅之与美国领事官员商议后，判每个小贩各缴纳五角洋钱，取保出去。（注2）不再免罚，但比此前动辄罚款5元，或关押5天，确实还温和许多。
对关絅之而言，这问题颇难破解。进入4月初，又有洋人指控江阿四、潘五仔、包黄氏诸人没有营业执照，出售不洁食物，有碍公众卫生。江阿四等人同样以无钱租屋开店，工部局不给核发执照做抗辩。关絅之与英国领事官员商议后，还是找不到两全办法，当天竟没对这个简易案件作出判决。（注3）
类似的案件不断发生，小贩们前往上海总商会和公共公廨的请愿行动，也因此没有停歇。在4月16日小贩张顺元、齐宝兴在广西路等弄口设摊零售水果被抓之后，关絅之终于熬不住了，与美国领事官员商议后，决定给出三个月过渡期，商议出个于“公众卫生”和“贫民生计”两无妨碍的办法，再行宣布。（注4）
趁他们这三个月商议的空歇，插播一段有关租界执法的广告。《申报》在4月18日刊发《工部局取缔小贩之余波》新闻时，紧跟其后还有一则报道，说的是在北四川路三、四、五辖区，英美租界工部局的收捐人，前来征收“四季捐”。因该地段不属租界，工部局属滥权收税，这些商人不愿缴纳，但工部局却因此不准各店铺悬挂招牌，防碍了他们的营业。各店铺在16日这天投诉到警署，三、四、五区区长汇报到总局后，总局又函请陈交涉使速向工部局和领事“严重交涉、以保主权”。（注5）
这个背景，有助于我们对公共租界执法更全面的理解。此前，“五毛派”史学家对租界的林林总总有妖魔化倾向，近来“汉奸派”史学家则有矫枉过正之势。这不是题外话。
二
长期以来脏乱差，而又缺乏现代医学知识，这样的现实，让西方租界势力在中国，有了以公共卫生安全为名，整顿秩序的理由。在上海公共租界取缔小贩时，汉口的英人则越界到了租界之外，拆毁那里的茅蓬，俄国人则把租界外的货摊也进行了驱逐，理由都是他们“污秽而有碍于卫生”。
《申报》的一篇评论称，华界卫生事宜，华人官员不能谋，而使外人谋之，诚华官之羞也。但是，在茅蓬中居处、设小货摊营业，非常可怜，一旦拆毁驱逐，使之栖身无地、谋食无方，实为我人所不忍，而那些“主持人道之文明国”，尤应曲为体谅。
话题一转，这篇评论又说道，相较于汉口租界洋人的举动，“上海租界对于各小贩之取缔，已觉格外体恤矣，而犹哓哓不已，愚哉小贩，可怜哉小贩。”（注6）居然埋怨起小贩的维权行为了。在很大程度上，华人意见领袖似是被陌生的公共卫生话语所吓倒了。总之，虽然华人报章如《申报》，也很看重小贩的生计问题，但在“公众卫生”话语面前，根本连质疑的能力都没有，遑论对话。
腐烂水果尤其是切开的西瓜，对公共卫生的可能威胁，被严重夸大了。即便确对卫生有碍，为图管理便利而实施“有罪推定”，将所有没店面的水果摊贩一体取缔，亦属滥用权力。至于跑到无执法权的租界外，拆毁茅棚，驱逐货摊，更是有愧于所谓的“主持人道之文明国”称谓。
在1913年1月30日，上海滩也曾发生这样一个越界执法的案例，有工部局1082号华人巡捕在吴淞路交界处，驱逐菜摊小贩，小贩们跑出租界。这个巡捕继续追赶，结果被五区站岗的巡士拦住，拘其去见区长。有趣的是，区长见他脑后还垂着一条辫子，当即为他强行剪除，然后把他释放了。（注7）——对滥用权力的执法者的处分，可比因生计而违背恶法的弱势群体轻多了。
在其他的评论中，《申报》也曾表示，工部局以“注意于卫生”为名取缔小贩，无可厚非，但执法不善的华捕任意蹂躏此辈小本经营的商民，使他们哀哀无告。“有治法者，尤在有治人，窃谓此项良法规定后，尤宜以注意考察华捕为第一义。”（注7）特别提及华人巡捕“任意蹂躏”商民，这当然和华捕比例远高于洋捕有关，但可能也说明洋人巡捕执法相对没那么恶劣。
但有些案例表明，租界工部局卫生处的洋人官员也可能会故意刁难小贩。上海南京路264门牌水果店主俞阿毛，在店址迁移后，请发执照不准，后经会审公廨中西法官审讯，到堂的卫生处洋职员白兰恩并未能将不发执照的理由做详细声明。（注8）
取缔小贩的所谓“良法规定”发布后，还衍生出假冒租界工部局员工敲诈的次生职业。宁波人王阿桃即是其一。他以向各小贩查验执照为借口，乘间索诈。1913年5月4日，在南京路附近弄巷内，向挑售肥皂的吴春生勒令补缴一元洋钱时，发生争执，被172号华人巡捕撞见，王阿桃试图行贿3元洋钱给巡捕，遭拒。在会审公廨审讯时，关絅之与英领署的康君判其坐租界牢房半年，期满后送地方检察厅，押解回原籍。（注9）
有时，华捕取缔小贩的行为，会遭遇反抗。1913年7月，在上海北四川路，捕房855号华人巡捕指控侍者杨春记干涉他驱逐小贩，并行凶打失银表、撕毁号衣，7月7日经公堂传讯后，罚其五元洋钱充公。（注10）
三
租界会审公廨在1913年 4月16日审讯小贩张顺元、齐宝兴案时，曾表示有三个月会商期，希望能拟出一个兼顾“贫民生计”和“公众卫生”的良法。这期间的一个通融办法是，准许小贩自由贸易，但不洁食物以及霉烂水果仍不准出售。三个月时间只到了一半，租界工部局就以小贩仍有将霉烂水果沿途喊售者，进入夏令，“霉烂之物食之，最易发生疫疠，殊与公众卫生有碍”为由，再度禁止小贩沿街设摊和肩挑售物。（注11）
这个决策做出没几天，就有水果小贩王阿三、黄阿林等人，因无资本设置店面，无证照出售水果，且有霉烂之物搀入，被罚洋钱二元到七元不等。（注12）
小贩的境遇仍然窘困，饱受歧视。有个印度人，因为向小贩尤阿全强买珍珠米不遂，就将他之肾囊踢伤，送往仁济医院医治，终因伤势过重死亡。（注13）
到了年底，在上海英美租界工部局以公共卫生名义取缔小贩后，法国租界实施了更为严格的禁令。自11月1日起，严禁租界范围内各街畔摆设货摊。小贩们去法领事署请愿未果后，开始散发传单，组织同业于某月日在茶堂聚会商议解决之道。一时竟凑足千余人，让华人警署大为恐慌，派警力予以解散。（注14）
这一次法租界禁止沿街设摊的政令，和英美租界不同，理由不是“公众卫生”，而是影响路政交通；所以影响到售卖所有商品的小贩，不仅不洁食物和腐烂水果一项。小贩们推举杨姓代表，呈书公堂，称法租界内小贩400余人，连家属共有二千余口，均靠此糊口。一旦被禁，生机顿绝，请弛禁令，以全生命。（注15）
相较于英美租界，法租界在取缔小贩上似乎更易通融，在小贩上书次日，即重新准许各弄口摆设货摊，只是不得占用人行街道。同时允许各小贩领照后肩挑售卖，惟不许中途占道停歇。这个新规获得《申报》的赞扬，该报在评论中一方面表示：“此后各小贩自宜奉令承教，以不踰越范围为度。”另一方面仍对执法者提出要求：“各小贩利博蝇头，沿街贸易。而随时巡察之奉公员役，务以顾恤生民为前提，毋徒逞威行暴，以喜怒而示其恩怨，以践踏而肆其狎侮，施一分法外之仁，同胞即蒙一分之福。毋徒以使强力于威权之外为得计也。”（注16）持论尚称公允。
需要补充的是，1913年上海滩取缔小贩的行动，不仅在洋人管辖的公共租界发生。华界也有类似举动。12月初，上海市议会也以“有关道路卫生”为由，要求市政厅对小贩进行了限制。
上海市议会在所交议案中，举了“十亠铺南首之鸡鸭行”的例子，称那里“笼篮杂列，外人一至华境，即云臭味难闻，虽不能禁之不开，要必有限制之法。”上海市政厅回应说，城内各路小贩货摊，鳞次栉比，有碍行人，或应限以地位，或应诫以淸洁，且必须向本厅领照，无照不准开设，或则准移他处。（注17）
1913年11月，上海县知事还曾致函淞沪警察厅，要求严查北半城一带马路的小贩。县知事说，那里马路刚刚部分修好，一般小贩及西洋镜等就罗列其间，异常纷扰，既碍行路，复不雅观，其中以小东门最为严重。“若不先行取缔，将来习惯相沿，驱逐不易……如见有设摊小贩，应即干涉，从严禁阻。”（注18）一个月后，淞沪警察厅要求各区署张贴布告，要求小贩只可在无碍交通处照旧摆摊。（注19）
纵观1913年《申报》，上海华界取缔小贩的报道不多，且少冲突，在时间点上也集中于年底，似是对租界相关规定的效仿。对在底层挣扎的小贩而言，1913只是一个开始。（完）
注1：参见《申报》1913年3月11日；
注2、6：《申报》1913年3月21日；
注3：《申报》1913年4月8日；
注4、5：《申报》1913年4月18日；
注7：《申报》1913年4月18日；
注8：《申报》1913年5月22日；
注9：《申报》1913年5月6日；
注10：《申报》1913年7月8日；
注11：《申报》1913年6月2日；
注12：《申报》1913年6月6日；
注13：《申报》1913年7月14日；
注14：《申报》1913年11月3日；
注15：《申报》1913年11月5日；
注16：《申报》1913年11月6日；
注17：《申报》1913年12月8日；
注18：《申报》1913年11月21日；
注19：《申报》1913年12月17日。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