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岭南学堂教职员在马厂堂台阶合影，右八为孙中山；图片来源于网络）
1872年至1875年间，清政府先后派出四批幼童赴美留学，共计120人。其中广东籍达84人，占2/3，香山籍又达40人，在广东籍幼童中又占近半。
这之中当然有“留学生之父”容闳的因素。当时信息闭塞，人们观念守旧，没有几个家庭舍得将孩子送去一个未知的国度，以至于招生成了大难题。容闳只得返回故乡，利用自己的声望与同学关系招募生源。
但除了容闳的个人因素外，广东的开风气之先亦是不可忽视的因素。近代以降，海洋文化可谓进步之源，广东首当其冲，香山地区又是广东的急先锋。香山地区早有读洋书院的传统，近代留学事业亦从这里发端。一代人的开眼看世界，不仅仅掀起了中国的留学运动，还从政治、外交、经济和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
香山文化的开放与包容
广东香山县于宋绍兴二十二年（1152）年建制，当时县境颇为辽阔，包括今天的中山、珠海、澳门、番禺以及顺德的部分地区，县址在今中山市石岐区。
据说，在秦朝至南汉时期，这里还是一片岩岛，被海洋包围，与珠三角海岸相隔对望，但早已有人类居住，有“香山为邑，海中一岛耳，其地最狭，其民最贫”的说法。中山曾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大量新石器晚期的文物，还曾在孙中山故居所在的翠亨村发现战国晚期墓葬。珠海也曾发现多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并有夏商时期的青铜器文化遗存。这种地理环境，决定了香山人的开拓进取。
如今所说的香山文化，其实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中原文化的传入，一是异国文化的传入。
据载，百越历史上曾历经三次大规模移民。一是公元前214年，秦始皇派兵五十万南征；二是公元4世纪，西晋的“八王之乱”又导致中原人口第二次大规模南移；三是南宋末年，宋端宗携部属败走伶仃洋沿岸，南宋灭亡，许多宋室及其部属的后裔流落香山一带。其中前两次都或多或少与香山相关，第三次更是以香山为最终落脚点。
这三次移民为香山带来了中原文化，也使得香山文化从一开始就有了“兼容性”，对外来事物较能包容。
1553年，葡萄牙人取得在澳门的居住权，1572年开始向明政府交纳地租，盘踞澳门，1623年更是任命了首任澳门总督，这使得澳门成为中西方经济贸易最先开始的通道。1591年，戏剧家汤显祖曾游历香山，并写诗四首，其中有“花面胡姬十五强，蔷薇露水拂朝妆”，“不树田园不树桑，珴珂衣锦下云樯”的诗句。
渐渐地，这个经贸通道成为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尤其是在葡萄牙任命澳门总督后，这个小城更是完全西化，有人称，澳门是“中华第一个通向西方世界的口岸，中华第一块能与西方世界经济商贸的地方，中华第一个能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区域，中华第一方能全面感受西方文化生活方式的所在”。这使得整个香山地区都处于中西方文化碰撞之中。从政治、法治、宗教到科技，香山人第一时间接触到了西方理念，香山文化的兼容性亦随之提高。从明代开始，香山人已开始向海外移民，谋生创业，在清朝乾隆和嘉兴年间更是极盛。
到了近现代，此风更盛，1920年的《良都竹秀园月报》曾有记载，“男则有出洋之举，女则有辍耕之行”，有趣的是，这个“竹秀园”即如今的中山市南区竹秀园村，我曾多次寻访此村，它与中国现代百货业息息相关。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四大百货公司”名噪一时，分别为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这四大百货公司的创始人都是香山人，先施公司的创始人马应彪是现中山市南区沙涌村人，新新公司的创始人李煜堂、李敏周叔侄来自今中山石岐，大新公司的创始人蔡兴、蔡昌则来自现属珠海的金鼎镇下棚村。至于永安公司的创始人郭乐、郭泉、郭葵、郭浩和郭顺几兄弟，则是中山南区竹秀园村人。这四大百货的创始人早年都曾远赴海外谋生，经打拼后成为侨商，回国创业。
四大百货源出香山，一直是近现代学界的“热门话题”，它并非偶然，而是香山地区本身敞开怀抱，让多元文化得以交汇的结果。此外，读洋学堂、出国留学，以及这“买办之乡”所诞生的一批又一批洋买办，都在接受、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将中国文化传至海外。1840年后，国门被强行打开，通商口岸日多，香山人一度在各种洋行商号中占据了八成位置。所谓近代民族工业，其实几乎可算是“香山工业”。
香山文化的开放与包容，无疑深刻影响着近现代中国。有趣的是，那些声名遐迩的香山人，那些在各个领域中“敢为天下先”的香山人，其原籍所在地都很值得研究。
比如郑观应，这位近代思想家是思想界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盛世危言》确立了“富强救国”的启蒙思想体系，提出立宪，也提出了发展教育和促进工商，经济上“借商以强国”，军事上发展陆军与海军。他生于今中山市三乡镇雍陌村，这里位于中山南部，与珠海极近，也是中山所辖镇区中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之一，他本人也曾长期居留于澳门。
并非巧合的是，孙中山的故乡，即今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同样临近珠海，亦同样是中山辖区内与澳门相距最近的镇之一。翠亨村与珠海唐家湾相接，这个原称唐家镇的唐家湾，与近代商业渊源极深。容闳在马礼逊学堂的同学中，就有一位来自唐家的唐廷枢，后来成了大名鼎鼎的怡和洋行买办、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也正是唐家，为容闳“贡献”了数名留美幼童，其中包括日后担任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唐绍仪、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唐国安。
比上述几个村落更为靠近澳门的是容闳的故乡，珠海南屏村，与容闳一起赴美的黄胜也来自这个村。大买办徐润则生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的珠海拱北区北岭村，即如今的拱北口岸附近，他不仅仅是当年四大买办家族之一的徐家掌舵人，也是上世纪初中国最大的茶叶出口商、最大的地产商和最早的股份制企业创始人。
距离西化的澳门越近，涌现出的各行业各领域“先行者”就越多，这无疑是香山文化开放包容的一个证明。
从洋学堂到海归
正是在澳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中国第一所西医院和第一所西式大学。1569年，葡萄牙人卡内罗创建圣拉斐尔西医院，又称白马行医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医院；1594年，意大利人范利安在圣保禄大教堂（此教堂后遭焚毁，遗址即大三巴）东侧建圣保禄学院，为中国第一所西式大学。
1645年，12岁的澳门人郑玛诺随神父赴罗马深造。当时路途艰难，遍布险阻，历时五年才抵达罗马，毕业后在欧洲各地任教，教授拉丁文和希腊文法。1671年，38岁的他返回澳门，同年赴京为朝廷任职，可惜因患肺病，两年后便辞世。在郑玛诺之后，澳门教区又陆续选拔人员赴欧留学，培养在远东地区的传教人才。据载，传教士马国贤在返回意大利后，于1732年创办了一所直属罗马教廷的中国学院，学院至1868年停办，据说在这136年间，就读的中国学生达106人。
到了近代，澳门开始出现洋学堂，为纪念著名传教士马礼逊而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就是近代中国第一所传播西学的洋学堂。这间学校主要招收家庭贫困的孩子以及流浪儿，容闳、黄宽和黄胜均是其学生。其中，容闳、黄胜的故乡南屏与澳门仅数公里之遥。
关于容闳等三人的赴美留学，已不需多说。唯一可在这里再次强调的是，在那时的中国，出国留学的尝鲜者几乎只会出现在香山地区，因为那是唯一开放，可以对西方文化耳濡目染的地方。
在耶鲁大学毕业后的容闳，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在1871年促成了首批幼童赴美，它开启了近代中国官派留学的先河。先后四批共计120名留美幼童，尽管后来遭遇中途撤回，但成材率仍然极高。
招生时，容闳一度遇上麻烦。当时的国人大多不愿出国，甚至将国外视为蛮荒吃人之地，对海外稍有了解的，只有广东的沿海区域，其中又以香山地区和香港为最。而且，当时国内仅有南方通商口岸的教会学校才有中英文教学，要寻找有一定中英文基础的孩子，那里几乎是唯一“产地”。也正因此，报名者多半是广东人，其中又以香山籍为最多。
尽管这几批留美学生日后被清政府强行提前召回，留学生涯戛然而止，但成材率极高。经历过留洋、见识了各种先进政治文明的他们，虽与传统官吏的思维格格不入，可在那个社会各层面激荡变幻的年代里，他们无疑改变了历史。
如今说起那几批留美幼童，名气最大的无疑是詹天佑。可若说改写留学史乃至改变历史，当属唐国安。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拟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遣派学生赴美留学。当时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参与此事，促成中美双方于1908年达成协议，商定从1909年起，每年用退款遣派100名学生赴美学习，从第5年起减为每年不少于50名，依此循进，至1940年结束，期限32年。此后，外务部和学部共建游美学务处，全面负责游学事宜，唐国安任全职会办，承担了游美学务处的日常主要工作，如招生等。
庚子赔款留美生成材率极高，而且对近代中国影响极大。仅仅从教育界而论，便有执掌清华多年的梅贻琦，先后执掌北大的蒋梦麟和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在他们治下的大学中又培养了多少民国精英，已不可计数。在这些庚款留美生中，也不乏香山人的身影，如首批学生中的唐悦良，便来自珠海唐家，后成为外交家，曾任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常任次长。
在庚款留美之前，北洋大学堂已开始选拔毕业生赴美深造。如1906年，袁世凯饬学堂会同津海关道遴选学生35名，派赴美国留学，其中19名学费是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布朗大学三校提供；次年，又有法律科学生11人续派赴美留学。值得一提的是，在1903年到1909年间，极力促成此事的几任校长竟然全是当年容闳选拔的留美幼童！而且，除了梁敦彦来自广东顺德外，其他三人均是香山人，其中唐绍仪和梁如浩都来自今珠海唐家，蔡绍基的家乡则位于与澳门一线之隔的珠海拱北北岭村。
如果说容闳、黄宽和黄胜的赴美只是个开始，首批留美幼童则可算是开枝散叶，唐国安、唐绍仪和梁如浩等人的努力，改写了一代中国人的求学之路。而近代中国的巨变，恰恰与留学变迁息息相关。
胆量越来越大、越来越渴望开眼看世界的香山人，早早便不再满足于官派留学的那些有限名额，自费留学者众多。在这些自费生中，除了孙中山以及众多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青年外，还有不少自学成才、回国后卓有贡献的学子，如今中山小榄人钟荣光，1914年赴美，回国后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是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前身）的首位华人校长。
结语：
海洋文化意味着开放，尤其是近代以来，世界文明进程总以海洋文化为起点，由十四世纪的地中海开始，向世界扩展，直至今日。在这一大环境下，香山乃至整个广东成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个窗口，且英才辈出，绝非偶然。即使到了今天，我们仍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国度，最能敞开怀抱接受外来事物的依旧是南粤一地。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