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世纪从欧洲来到中国旅行的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发现，元朝商民所使用的货币并不是欧洲人熟悉的金银，而是一种神奇的纸币，“这种纸币大量铸造后，便流通于大汗（元朝皇帝）所属领域的各个地方。没有人敢冒生命的危险，拒绝支付使用。他的所有臣民，都毫不犹豫地接受采用这种纸币，因为无论他们到任何地方营业，都可用它购买他们所需的商品，如珍珠、宝石、金银等等。总之，用这种纸币，可以买卖任何物品。”马可·波罗大概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将纸币形容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
纸币当然不是元朝皇帝的发明，而是宋朝文明的产物。宋诗“黄金弃卖如土贱，楮币翔踊余贯缗”，描述的便是宋朝纸币的流通情景。
（资料图：北宋风俗画《清明上河图》（部分）。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北宋真宗时（十一世纪初），使用铁钱的四川地区由于铁钱笨重（一说是因为民间出现钱荒），不便交易，当时的十六户富民便联合起来，成立“交子铺”，印造、发行一种纸质的“交子”。四川的商民只要向交子铺交纳现钱，便可兑换成等值的交子，这叫做“纳钱请交”；人们用“交子”来交易，比使用铁钱方便多了。“交子”也可以随时通过交子铺兑成现钱，只要缴纳3%的手续费，这叫做“见交付钱”。此时的“交子”，类似于银行券。作为银行券，只要保证兑换正常，它本身是不会贬值的。
（资料图：北宋时期发行的“交子”。编辑配图，图片来自网络。）
后来（大约宋仁宗初年），由于主持交子铺的富民“资产浸耗，不能即偿”，“交子”无法即时兑换成现钱，引发争讼和“聚众争闹”。官府便关闭了民营的交子铺，并设立官营的交子务发行“官交子”，最初的发行限额为1，256，340贯，准备金为36万贯，占发行交子总额的29%。官交子还获得了法偿地位，民众可以用“交子”缴纳赋税、购买征榷品。显然，这时候“交子”的性质已从银行券演变成以国家信用支持的法币。
南宋初，“临安之民复私置便钱会子，豪右主之”。跟四川的私交子差不多。其后朝廷仿北宋交子务，设立会子务，发行“官会子”。“会子”不设准备金，虽然它的面值以铜钱数量来标示，但基本上不可兑换成现钱。也就是说，“会子”的信用并不是以准备金来保证的，而是由国家信用提供担保。“会子”也具有法偿地位，“输官亦许用之，庶公私皆便”。可以说，“会子”已经符合近代信用货币的定义。理论上，只要国家不滥发“会子”，保持货币的流通量与市场的需求相匹配，“会子”便不会出现异常的通货膨胀。
信用货币的诞生，印证了宋代商业与信用之发达。有人认为宋朝的信用水平还不足以产生信用货币，“交子”与“会子”只是一种因应钱荒和铁钱之不便而出现的替代性货币。这种看法低估了“交子”（会子）的意义，也低估了宋代的信用水平。
唐代时，商业信用已在发育成长，出现了类似于银行汇票的“飞钱”；到了宋代，无论是商品经济，还是商业信用，都有飞跃性的发展，产生了便钱、赊卖赊买、远期合约、交引等丰富多样的信用工具。如果没有这些基础，四川的商人不可能懂得“私以交子为市”，东南的市民也不会“私置便钱会子”（要知道，即使到了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马可·波罗还理解不了纸币的信用机制）。钱荒和铁钱因素只是催生“交子”的诱因，根本原因则是宋朝的商品经济与商业信用已演进到了“历史的突破口”，政府接手“交子”（会子）的发行，也是顺势而为。
当马可·波罗将纸币解释为“大汗专有方士之点金术”时，他一定不知道宋朝人已经对信用货币有了相当深刻的理解。“交子”与“会子”的发行实践，让宋人深切地认识到货币的本质是“信用”，而不是“实用价值”，如辛弃疾说，“世俗徒见铜可贵而楮可贱，不知其寒不可衣，饥不可食，铜楮其实一也。今有人持见钱百千以市物货，见钱有搬载之劳，物货有低昂之弊；至会子，卷藏提携，不劳而运，百千之数亦无亏折，以是较之，岂不便于民哉？”
宋人对通货膨胀的理解，也相当接近今人的认识，如辛弃疾认为，“夫会子之所以轻者，良以印造之数多而行使之地不广”；南宋人袁燮认为，“楮之为物也，多则贱，少则贵，收之则少矣。”宋孝宗在总结会子发行的经验时也说：“大凡行用会子，少则重，多则轻。”
这种基于“货币数量论”的认识，引导着宋人发展出一套比较成熟的“称提之术”。所谓“称提”，是指政府运用贵金属货币储备等手段回笼超发的纸币（这叫做“称”），使流通中的纸币购买力保持坚挺（这叫做“提”）。南宋政府为应对通货膨胀，曾经多次以国家储备的黄金、白银、铜钱以及交引、货物回笼楮币、收缩通货。放在十二、十三世纪，这种货币调控手段无疑是非常现代的。现代国家的中央银行不也通过发行国债来回笼货币吗？南宋政府用于“称提”的各种交引，即类似于今日的国债。
（责任编辑：余江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