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是很喜欢钱的。癸好三年（1853年），也就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的当年年底，他“旨准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里，就印上了后来某个阶段被正统史学家们推崇备至的“有钱同使”字样。
不过各方记载都表明，1853年太平天国并未发行自己的货币，“有钱”是决计谈不上的，至于“同使”，大约成书于1855年的《金陵省难纪略》中说，天京时代的太平军普通官兵，私人财产超过金一两、银五两就要治罪，而稍早（1853-1854年期间成书）的《金陵癸甲纪事略》则将私人藏金银“红线”记为金一两、银十两，可见普通官兵允许持有的钱财数量极少、且越来越少，所谓“同使”，其实不过是“同不使”罢了。
第二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甲寅四年（1854年），洪秀全的造钱大计取得重大突破，尽管有些幸灾乐祸的清方文人称，太平天国造钱“屡造屡败”，但那无非想借此影射洪秀全“江山打不通”，并非事实，当时暗藏在天京城内、太平天国各衙署中的一些清方文人，如张汝南、张晓秋等都说，太平天国在这一年造出了铜钱，造钱的作坊，张汝南说在朝天宫所在地冶山，而其它记载都说在评事街江西会馆。冶山这一时期是太平天国的“红粉衙”（火药库），很难想象需要高温明火的造钱作坊会和火药库做邻居，所以大约“评事街说”是对的。
张晓秋记载，太平天国所造的铜钱周郭厚重，颜色赤红，很像当时越南制造的铜钱，一些对有色金属有研究的朋友任务，这是因为太平天国使用的铸钱用铜含硫、铁等杂质较多。太平天国所能获得的铜除了缴获、劫掠来的铜器、佛像外，当主要来自皖南和江西一带，这一带的铜伴生矿较多，如冶炼技术不过关，含有较多杂质是很正常的。
看见过太平天国铜钱的人为数不少，如曾常驻天京的英国公使馆翻译富礼赐，就曾先后见过太平天国的铜钱、银钱和金钱（都是圆形方孔的旧铜钱形制），还有一些外国人见过太平天国的大花钱和小花钱。不仅如此，前中期和后期都有人看见过太平天国铜钱，如1855-1856年湖南安化底层书生李汝昭就在太平天国从未到过的家乡集市上看见“太平钱”（太平天国铸造的铜钱），1860-1863年苏南常熟、苏州等地，也屡有“见太平钱行事”的记载，甚至太平天国覆灭后，还经常有商人发现，收到的铜钱中夹杂有零星的“太平钱”。直到今日，正面阳文直读“太平天国”、背面横列“圣宝”二字的太平天国小铜钱，也是邮币卡市场上不太难淘到的大路货，不太挑品相的话，有时几十元就能买回一枚，可见当时的数量是颇不少的。
洪秀全对臣子们造钱的业绩看来是很满意的。这具体体现在负责铸钱官员的级别变化上。
最初按照《金陵杂记》记载，太平天国设正铸钱、副铸钱，职同总制；但不久后便扩容、升级，《贼情汇纂》中“铸钱匠”的数量已变成四人，级别则升了两级，成为职同指挥。此时尚是前期，指挥还属“高干”，这四位“铸钱匠”当然不会是一线的铸钱工人，和他们排列在同一级别的，是太平天国负责各具体事务的正、副典官（状元、榜眼、探花“三鼎甲”也在这一级内），很显然，“铸钱匠”其实是负责管理铸钱业务的“典铸钱”，按太平天国制度，应该有正、又正、副、又副，正好是四人。很显然，造钱机关的“档次”已经上去了不少。
后期造钱机关的档次上得就更高了。
曾国藩幕僚王定安所记、被许多旁证证明颇为翔实的《贼酋名号谱》中，挂名“殿前正、又正、副、又副总铸宝（造钱）”的，是唐王洪瑭元、同王洪（左王右同）元、次王洪锦元、定王洪钰元，这四人中，唐王、同王是洪秀全长兄信王洪仁发的儿子，次王、定王则是洪秀全次兄勇王洪仁达的儿子，地位均十分崇高，甚至远在大名鼎鼎的洪仁玕、石达开、陈玉成、李秀成等之上。当然，这几位“总铸宝”都只有十多岁甚至不到十岁，既不可能当铸钱师傅，也不太可能当作坊监工，无非是个“挂职锻炼”的性质。但造钱这项业务居然能让“王子王孙”屈尊挂职，其在洪秀全心目中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而喻的。
问题是，洪秀全造钱来做什么？
后期江浙书生、商人多有在市场上看见“太平钱”的，《庚申避难日记》甚至说，1863年夏、秋之交，常熟市场上看见“甚多”的“太平钱”，可同样是这本日记，在记载同一时期太平天国在常熟西北乡赋税情况时，所记的却都是制钱、纹银；目前保留下来1855年安徽桐城缴纳田赋的执照显示，这一时期安徽征收田赋，征的是纹银；后期嘉兴、石门等地则征收纹银、银元或制钱；1860-1863年江苏常熟、浙江海宁征收“店凭钱”（工商营业执照），要的是银元、制钱（其中《庚申避难日记》就说常熟“店凭钱”是每户银元两块半）；曾国藩幕僚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中记载太平天国海关征收关税，收的是银元；《盛川稗乘》说后期盛泽关卡征收绸缎交易税，收的是纹银；《庚癸纪略》说1860-1861年期间太平天国设在吴江夹浦的海关，关税以纹银征收计算，每天收入以几千两计；太平天国贯彻始终的一项制度——门牌，所收的手续费——门牌捐，目前记载常州、溧阳、常熟、海盐、宁波、奉化、宁海、诸暨、兰溪、义乌、寿昌、黄岩、乐昌、海宁、上虞、台州、太平等地均收银元，这些郡县跨江浙皖三省，几乎囊括太平天国后期统治区的全部版图，可见，对太平天国财政至关重要的“完粮纳税”，洪秀全是要“现洋钱”或纹银的，不要“太平钱”。
这些税负、捐款或不同方式搜罗来的财物，是要用于支付军需、购置武器和粮食的，尤其后期太平军大量采购西洋枪炮弹药和西药，被围困的安庆、苏州、天京等城市更需支付高价，从中外走私者那里购买粮食和军火，以免弹尽粮绝，这样的交易，“太平钱”当然不好使，要“现洋钱”是必然的。那么，太平军内部呢？是否会改用“太平钱”？
癸开十三年（1863年）四月，从官圩退到苏州驻守的忠庆朝将吉四部因“胜出”（败退）时丢弃辎重军需，穷困潦倒，无奈向东道主见天天军主将吴习玖借钱，借的是“洋蚨”（银元）若干；在此前后，曾为太平军服务的洋人马惇记载亲眼目睹苏州城内太平军发过两次工资，每次“银元两元”；同时期为太平天国服务的文人、工匠常有领到工钱、“礼拜钱”和菜钱的记载，领到的有制钱、银元和金银器等；1863-1864年常州守将理天义陈士桂部后勤领物、发物簿记多有保留，上面记载的现金流，有“洋蚨”、“钱”、“铜钱”三种，其中“洋蚨”是银元，并非太平天国所造当无疑问，“钱”、“铜钱”应当是同一种“孔方兄”，太平天国和清方都有铸造，这些太平军内流通的铜钱到底是清方制钱，还是“太平钱”？
（图注：太平天国货币。图片来自网络。）
常熟太平军《领发物簿》中有一处提及所领铜钱“二十千”，系癸开十三年天历八月，理天义管下正典买办周某某从护殿左一同检吴某某处领取，用于随同常州主将陈坤书“出司买菜”。按“出司”就是“出师”，这年天历八月，陈坤书部先后出兵转战无锡大桥角和丹阳、太仓等地，这些地方要么是双方拉锯区，要么已是清方占领区，在这些地区买菜，用的显然只能是清方制钱。且这些军中账簿所记往来铜钱动辄以“千”即“贯”来计算，而迄今并无任何记载可以证明，“太平钱”曾以整贯的形式在市面上流通过。
不难看出，洪秀全郑重其事铸造的“太平钱”，国库不要，军中不用，甚至他自己也不要：1860年他喜气洋洋让儿子洪天贵福表彰李秀成从苏州“进贡”，提到的“先进事迹”是从苏州“叠解银样归库”；1863年李秀成见苏州、杭州危急，请求准许自己出城援救，洪秀全逼迫李秀成助“饷银十万”，才许出城四十天，李秀成无奈只得将“合家首饰及银两”凑了十万交出，可见这“饷银十万”，同样是纹银或银元，而不是“太平钱”。
由此可见，作为官方正史推出的《太平天国史》说，洪秀全执意让太平天国大规模铸钱，是为了“在经济战线上压倒清朝的钱币”，实属无稽之谈。一些支持上述论调的学者认为，“太平钱”铸造精美，分量准足，因此“对比清朝货币有优势”，这显然曲解了近代货币的流通原则：钱的价值在于流通和购买力，银元、纹银是国人、洋人普遍认账的硬通货，价值最高，其中银元因折算方便最受欢迎；清方制钱可在任意战区购买小宗商品，也是“实用品”，而“太平钱”呢？不论太平官兵、商贾百姓，还是外国人，能用这些“宝贝”买到些什么？太平天国商业萎缩，且自身也宁愿收洋钱、制钱，而视长毛为叛逆的清方，又怎肯容忍“逆钱”流通于市面？
对于洪秀全而言，铸造“太平钱”当然是有用的。
自汉代设“上林三官”，逐步把铸造钱币的权力收归国有后，铸钱已成为立国设政的象征，能否铸造、发行本朝钱币，俨然成为“正宗王朝”和“僭伪篡逆”的分野，《贼情汇纂》作者张德坚也在他那本公认相对客观、严肃的著作中，以“长毛铸钱不成”讽刺其王朝的非法性。对洪秀全而言，能不能造出钱来，关乎他这个“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是否算数，是不折不扣的“政治问题”、“大是大非问题”，造出来能不能用无需去管，造是一定要造出来的。
不但要造出来，还要造得好、造得大，才能体现他这个天王是空前绝后、震古烁今的“独一真王”，因此太平天国才造出别出心裁的金质、银质“孔方兄”，和看上去足以吓人一跳的大花钱：这种大花钱如今只有残片，还原了看，直径足有14.5厘米，周长达45.5厘米，净重超过450克。这种大赛碟子、重如秤砣的巨型钱怕是既不好花、也不好使，《太平天国史》认为其用途是镇库、赏赐，其实对洪秀全而言，这样的“巨钱”最重要的使命，怕是显示自己在“铸宝”方面的“无所不能”，显示能造出古今第一大钱的自己，才是古今惟一的大王吧。
正因为洪秀全铸钱的目的不是让“太平钱”在市面上流通并取代清制钱、纹银和银元，而是彰显太平天国和自己的神圣地位，因此能不能使就成了根本无需重视的枝节问题。那些流通到市面，或被时人、外国人获得、记载的“太平钱”，许多都是太平天国各级官员作为礼物或“进贡”的回赠，随手散发出去的（李秀成的弟弟李明成就曾因钱币爱好者、英国翻译富礼赐的请求，一次赠送银质“太平钱”二十枚、铜质十枚）——反正“太平钱”我造出来，也给你们了，能不能用不关我事。
外人拿着“太平钱”没啥用，洪秀全自己可是用得上：《天父诗》里记载，洪秀全的后宫里除了自己父子四人外都是女人，但女人也分两种，即可与同床共枕的“娘娘”，和身为诸王、百官女眷，在宫中“出差”的女官，为准确区分这两种“用途迥异”的后宫女人，洪秀全别出心裁地发明了“铜钱身份甄别法”，凡是“娘娘”都要在身上佩戴一枚“太平钱”，只有佩戴“太平钱”的女人，洪秀全才都可理直气壮地对其行使“丈夫”的权力。
（责任编辑：王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