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宪法起草委员会成立会摄影纪念；图片来源于网络）
最近，从孔夫子旧书网上得到几册鄙人故乡县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选辑”，很多文章系上世纪80年代的在世耆宿亲历、亲见、亲闻，主要记述上世纪前半页这片土地上贤良、恶霸的事迹，重大政治事件的来龙去脉，与宏大叙事千丝万缕的联系，读起来饶有兴味，其中一篇“王陵基兵败怀远镇见闻”，更是如此。
首先交代一下这篇文章所记述事件的地理和时代背景。
怀远镇位于四川省会成都西面约70公里，距县城20公里，在清代为“州”的行政级别，设东南西北四门，面积有1平方公里，二三十条大小街道，民国时期属崇庆县（今崇州市）但镇区与县城面积相当，人口约一万多人。1949年12月，解放军已攻入四川，占领成都指日可待。四川老牌军阀兼抗日名将王陵基时任国民政府四川省主席，因公开发过“守土有责”的誓言，未去台湾。犹豫之际，已失去台机会，省会即将被围在即，三次出城逃亡，前两次因大军阻隔，不得不返回省城，第三次出逃，在四川江安县被俘。这篇文章记述的是王陵基第二次出城逃亡的片段。
民国时期的四川，国民党在基层的影响力十分有限。从宏大视野来看，国民党的心腹大患是共产党，但是具体到崇庆县，与国民党展开公开权争的却是青年党，且很有些早期两党制的尔虞我诈。而实际把持地方事务的，是哥老会成员和恶霸土匪势力。共产党的影响实则主要来自中央和省级政府的反共要求，如1935年要求修筑碉堡防止红军攻入成都，县政府依据上级要求，发布防共、反共文告，等等。1949年12月21日县城解放，据县志记载，到1950年党员人数也只有66人，其中相当部分为“南下干部”，本地籍贯的党员寥寥无几。有关共产党的种种传说，属老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
而1949年12月的怀远镇，却是人人都知道，这一次共产党是一定要来了。据该文作者马世勋先生介绍，学校停课，商店开得迟关得早，“头面人物”来往频繁，镇外碉堡格外加固，人们三三两两议论时局变化，“简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2月19日，从省城回来的人带回消息，说解放军已经进入成都郊区，刘文辉在彭县通电投共，城里十分混乱，保安警察部队、军校学生、省市机关要员、部分无法离川的外省大学生，各式车辆、武器，向武侯祠汇集，似要出走云南……后来看有关史料，相互印证，这段描述是准确的。
12月21日（这一天县城解放）早晨8点，细雨绵绵，寒气逼人，逃亡的王陵基大军3万余人在事前并无公开通报情况下，突然抵达怀远镇。在这个镇1700年历史上，居民恐怕也是第一次见识大军压境，惊恐自不待言：有的忙着关门闭户，有的手把门栏，伸长脖子观看动静，小孩啼哭，呼爷叫娘不绝于耳。
那么，镇上居民看到的王陵基大军是什么模样呢？
——大军势如潮水，但个个显得精疲力尽，骑兵牵着马，冲锋枪横在胸前；步兵不成队列，满脸尘土，卡宾枪倒挂在肩膀上；30来个伤兵由征来的民夫抬着。一名30来岁，打扮妖娆，传说是王陵基“如夫人”的妇女骑着高头大马，走在队伍中间。跟在步兵后面的，是头戴呢帽，穿着长衫或中山服的政府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眷和一些学生，走在最后的，是穿黑色制服的警察。
这支惶惶如丧家之犬的队伍，与镇上居民一样，也是惊恐万状，大多数人手持短枪，左盼右顾，该文作者推测，他们怕人群中有共产党或游击队。其实他们多虑了。后来的党建资料显示，怀远镇除了1934年先后有过3名共产党员来此处的驻军中组织起义，失败被杀之外，再也没有共产党光顾。
到9点半，大军只过完一半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队伍迅速让出一条道，十余骑疾驰而来，分别占领东南西北四条街道的要道口。然后又来数骑，第一骑大家都认识，是怀远区区长，第二骑便是王陵基，后面是王的参谋长，某师师长，以及其他随行人员。在区长带领下，一行人奔区公所而去。为了安全，在镇外几个方向三四公里远的重要位置上，布防设岗。
王陵基大军号称三万，实则除了保安部队、军校学生和警察部队共一万余人之外，其余都是随军家属、外地在蓉大学生、省市级各厅局的部分官员和公务人员及其家眷，约两万人。
接下来看看这三万人在怀远镇是怎样生活的。
首先是解决吃饭问题。这三万人从成都出逃两天，栖栖遑遑，寝食难安，决定驻扎怀远后，这支队伍满大街乱窜，一批又一批涌进几十家饭馆、面馆、酒馆和小食店，不管价钱高低，都争着抢购，为此发生纠纷，有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有的没有银元、铜圆、大米，就用衣服交换；七八家糖果糕点店的东西，街头巷尾小摊上的花生、胡豆、香烟，瓜子，不到两小时卖光；没有买到食物的，便拿着银元或衣服。到老百姓家中，恳求换一顿粗茶淡饭；师长也不例外，他带着随从，从南门走到西门，也没有找到吃的，路过一处街角，看到一中年妇女在卖烤玉米馍，副官立即掏出两块大洋，买了十个，优先分给师长两个。
其次是变卖随身物品。是日下午，镇中心十字口成了“百货市场”，街道两边一个挨着一个，用雨布雨衣铺在地上摆起了地摊，变卖的东西什么都有，男女老幼拥挤不堪。卖的衣服可谓价廉物美，卖主除了不用关金券，银元铜元大米均可，当地一个地痞用两块大洋从一名公务人员手中买了一只表，转手卖了十块大洋。
再次，到了晚上，必须有住的地方。怀远镇周边七八里的农家院子，都住上了军人，街上的住宅铺面也挤满了人。据该文作者观察，有的蒙头大睡，有的垂头丧气，有的猜拳行令，有的四处溜达，有的窃窃私语。有个王姓军校学生恳求主人：“我是湖南人，有一床军毯和大衣，求你换套便服，我永远都忘不了你。”同一条街上住着一男一女两个大学生，恳求主人收留几天，等大军一走就启程回家。女主人十分同情，但害怕招来横祸，只得各送一套衣服，让小儿子引路逃生。这天晚上，逃走的有数百人之多。
就在21日这天上午，王陵基到达区公所，稍事休息，即召集部下和怀远镇头面人物开会，会上首先就问：“谁是陈福安陈营长？”（陈系川西巨匪，后被招安，委以官职，1947年在汶川因走私烟土，与土匪发生火拼身亡）区长马上报告；“报告主席，陈营长两年前在汶川三圣沟不幸身亡。”会议开不下去，草草收场。
散会后又命令参谋长去十多里外山上寺庙召见驻防在那里的保安团长，结果保安团长抗命不遵，投共意图十分明显。
从上午9点到晚上12点，与台湾的无线电联络也中断了。
坏消息接踵而至，王陵基束手无策，最后只好说：“如今山穷水尽，我决定把黄金分给大家，各率部以自图。”于是掉头命令把一万两黄金拿出来，哪知部下却慌忙报告：“黄金早已丢在路途上了。”
到半夜12点半，联络官来报告称，成都方向10公里外元通场的黄润余愿意接待主席，黄氏家族系崇庆一霸，势焰熏天。落实这个去处，当然求之不得。
于是赶紧做饭，吃完这顿饭已经凌晨三点，凌晨四点过命令大军开拨。
第二天早晨一早起来，镇上居民开门，不见王陵基一兵一卒，感到十分诧异，中午时分，被征去运送东西的人陆续回来，方知大军开走方向。
囿于写作时的情势，该文作者在行文中，多有幸灾乐祸之语，这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历史地看，这场只在怀远镇停留了不到一昼夜的逃亡，实是一场悲壮的谢幕演出。
应当说，王及其近随要逃离成都，完全是可能的，但事实上，他代表着国民政府的省一级政权，他的行动就不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政权组织的空间位移，出逃中，必须带上非战斗人员，这也很符合齐邦媛《巨流河》中对1949年逃亡路上组成人员的描述，很多人，包括学生，随着溃军流亡，这是慌不择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逃亡。而这一路上的民众，极尽冷眼旁观，无动于衷。
其实，民众有足够理由冷眼旁观，无动于衷。纵使在像怀远镇这种前州府所在地，共产党的影响力几近于零，而国民党的影响力也大不到哪里去，1948年的统计显示，全县国民党员有5000多人，但登记过的只有区区2000多人，在县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力，难怪省主席的三万人马落难，首先想要求助的，是前川西巨匪，而不是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彼时民众心目中，王主席们的失败，不过是朝代更替的游戏罢了，与我何干？
这群逃亡者，断难说他们纪律严明，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政权组织，因之，这群人就与一般的溃军沿途抢劫破坏不同，他们没有抢劫，和平买卖，甚至偶被当地居民“趁火打劫”，这个政权在怀远镇存在的最后一天，保持了一丝最后的尊严。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