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图片来源于网络）
斯密几乎在他整个一生的时间里都在思考人类的道德命题，这是一个非常终极的追问，人类为什么会有道德体系，或者说，人类的道德秩序如何成为可能。一方面，斯密可能受到了一种巨大的启示，另一方面，他显然受到了与他同时代的众多道德思想家的影响。
1774年前后，普伊的《论令人愉悦的情感》已经印刷到了第五版，读书人都在传阅，讨论。普伊把人类的愉悦感导向了人对自然规律的遵循，按照自然神学的秩序建构起道德伦理学的原则。斯密可能对这样的分析框架感同身受，据说他将普伊的书名《theorie des sentiments agreeables》稍微做了修改，用《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做了书名，出版他的《道德情操论》。
这是伊安·罗斯的观点，罗斯是亚当·斯密传记的作者，他认为斯密从普伊的题目中，想到了一个能够涵盖自己伦理学内容的好题目，关于愉悦心理的一些思想，并将这些思想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方式。
不过，单纯就思想史的传承而言，斯密从卢梭那里得到的影响或许更大。众所周知，著名的卢梭将人类社会之所以会形成并且得到发展，归因于人性的自私。斯密受到了某种启发，他说，卢梭运用成功的文体，软化、提高以及美化了自私的原则，而且剥去了过去探讨人性自私原则的各种著作中不受欢迎的腐化和散漫的倾向。斯密的意思是，卢梭看到了人性自私的隐蔽的效用性，恰好，卢梭又是一个文笔极好的作家，是他优美的笔触将传统认知中人性黑暗的一面隐去了，因而使得人们能够沿着卢梭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人性的自私的德行。
事实上，比斯密要早一些的经济学家曼德维尔，可能才是斯密思考的思想来源。曼德维尔的名作《蜜蜂的寓言》在强调人性的自私之后，加入了另外一个深刻的维度，这就是苦难的力量。如此，斯密将卢梭与曼德维尔进行了比较：卢梭将人类的自然状态描述为人类的一种幸福状态，而非悲惨境遇，而曼德维尔则认为，人类的苦难驱使人迈出了道德的第一步。
斯密的道德追问到这里失去了对人性继续追问的空间，问题似乎被卢梭和曼德维尔说完了，斯密接下来的方向，要么是继续在人性的内在秩序里寻找答案，要么是越过人性，去做一些超验的追问。斯密意识到，无论是卢梭，还是曼德维尔，他们都继承了霍布斯的思想，强调人性中基本的自我中心主义，人性中天然存在黑暗的一面，而社会的存在则为这些黑暗面提供了一个有害的宣泄途径。
必须要强调的一点是，斯密不赞同霍布斯的思想架构，他一直深受格拉斯哥大学传承的自然法学传统，强调人类的社会化本性，使得道德在社会化环境中得到了培养。这样的观点显然与霍布斯背道而驰。
这个时候，斯密的老师哈奇森的学说对斯密构成了一种借鉴。哈奇森的观点是，我们支持有道德的行为，但并不是建立在自爱的基础之上，也不是任何理性运作的结果。这样的观点推着斯密朝着更深刻的地方走，他相信有一个更大的力量在支撑着人类的道德秩序，但他并不同意老师所陈述的“人类有一个特殊的道德感官”，斯密更愿意在他的好朋友休谟的著作中，将问题的重点放在“同情的本性和力量”上面。这是休谟的《人性论》，斯密沿着同情的原则进行扩展，做了大量精细化的工作，将同情的原则作为他的整个道德追问体系的链条。
休谟是值得浓墨重彩的一位思想家，一方面他是斯密终生的挚友，一方面他的确对人性的分析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所有人的情感以及运行都具有相似性，如果一个人的情感被激起之后，其他人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该情感的影响。”休谟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一组同样紧绷的琴弦，其中一根琴弦的颤动会被传递到其他的琴弦，人类的情感就是在这样的彼此之间，构成了一种伟大的同情。
休谟在解释了人类同情的秩序之后，并没有将问题深入，他再一次回头寻找答案，说这些关于“正义、忠诚、国家法律、谦虚和良好的举止之所以出现，仅仅是为了社会利益服务的人类的自我发明”。这意味着休谟依然把问题的终极答案锁定在人性本身，这似乎是一个正在绕圈子的问题意识，并没有比哈奇森高出很多。为什么人类愿意发明这些良好的制度，按照休谟的追问，只能再次回到人性本身。
事实上休谟就是这么说的，大不列颠博物馆保存的休谟《人性论》第三卷，有休谟当年的手写旁注，“主要考虑的是他们的利益，不过，我们对这些最为遥远的国度和年代中的这些道德发明表示赞同，即使这些利益和我们的利益毫不相干”，休谟的意思是，在前人和现代人之间，依然是同情在维系。
斯密似乎愿意停留在休谟的追问层面，但却心有不甘。这个时候，另外一位思想家凯姆斯的著作，《论道德和自然宗教原则》，影响到了斯密。凯姆斯赞同休谟沿着愉悦感的层面构建起来的人类同情秩序，但延伸了休谟的另外一些观点，他不认为道德感可以完全从同情共感的角度出发得到解释，人们所追求的正义，也不是一种人为的秩序，而是一种自然的德性。
凯姆斯可能是受到了曼德维尔关于人类苦难观点的影响，他认为人类不仅在愉悦的层面具有同情的能力，在苦难的问题上同样存在同情，这就是凯姆斯提出的“特殊的情感”。正是这种复杂的特殊的情感，才构成正义的力量，才构成了人类社会的财产权保护，诺言以及履行诺言的德性基础，才构成了人类道德的秩序。
斯密对凯姆斯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位“非常伟大且具有创新才能的思想家”，这意味着斯密接受了凯姆斯的观点，沿着“特殊的情感”的角度构建自己的道德伦理学体系。正是对凯姆斯的继承，斯密在道德的问题意识上开始越过休谟，走得更远。
一方面，斯密认同休谟是一位充满自由和创意的探究者，对人类的道德谱系有着深刻的敏感，是一个时代的公共道德导师；另一方面，他又不赞同休谟认为道德的构建主要依靠早期的教育和后期的社会效用。这种对朋友的道德思想的接续与质疑，促使亚当·斯密走向终极追问，他要找到最后的原因，然后反过来对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建构一个清晰的定义。
这正是斯密作为人类道德哲学家的最伟大之处。关于道德构建，斯密绕开了休谟的同情的集体叙事，他不再沿着人类共有的某种情感去追问，而是回到个体的维度，去思考一些日常的情感，比如个体的仁慈的德性，严格意义上的自我控制，审慎的生活态度，他们到底来自哪里。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意识，有人认为，这样的道德秩序主要是一个人在学校里逐步培养出来的，有人则认为主要是基督教加尔文主义构成了对人的深刻影响，还有人认为仁慈是一个人赖以生存的原则。
斯密的思维方式，有一种综合的气质，但加入了新的维度和思想，他将同情共感、想象、超验的自我意识，带入到对人类的道德动机和行为之中，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道德新维度，这就是斯密著名的“公正无偏的旁观者”。
什么是“公正无偏的旁观者”，对于一个理性主义者和怀疑主义者而言，这几乎是一个不可以用语言来陈述的建构。斯密用了一种postulate的思维方式，一种假设的、理所当然的、基本条件的思维方式，假定在这个世界，一直存在着一位高过人类理性思想和行为的旁观者，而所有的人都在自觉或者不自觉的状态下，接受这位公正的无偏的旁观者的观察与审视。
也就是说，斯密在思考人类道德秩序的时候，首先相信有这样一位旁观者的存在，他是超验的，无形的，主观存在的，最高的终极权柄。正是这种“有”而不是“无”的思维方式，导致斯密的道德追问，终于建立起可靠的终极坐标。
显然，这是圣经里所阐述的思维方式，简单相信就是有福，必须相信有，一切才会开始，如果从一开始人所相信的是无，那么所有的追问都将导向无意义。有，才能生有，无，永远只会生无，这的确是一种非常另类的价值观。熟悉斯密的人都知道，斯密出生的当天，1723年6月5日，他的寡居的母亲就抱着他去圣布赖斯老教区教会，让斯密接受了施洗。
人们也都知道，这位母亲一生都在为斯密祷告，而斯密竟然终身未婚，一直与母亲住在一起。说上帝的启示临到了斯密，说伟大的女性引导斯密上升，这都是一些非常超验的陈述，无论如何，斯密的确完美地解释了人类的道德秩序，然后又完美地解释了人类的经济秩序，这不是一种偶然，而是一种必然。你可以说这是斯密思想的力量，你也可以说，这是发生在斯密身上的神迹。
（责任编辑：杨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