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清华大学首任校长唐国安纪念馆在其故里广东省珠海市唐家湾镇鸡山村开馆。图片源自网络）
唐国安一直对留学之事的推动极为热心。早年在上海时，他就曾担任上海耶鲁大学校友分会董事和中国耶鲁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1906年担任环球中国学生会董事和副会长，还曾发表《劝告中国留学生》一文，疾呼救亡图存。他还认为，要反侵略反压迫，不能靠义愤、不能只靠喊口号，而是要奋发图强，而奋发的希望就在于留学生，依靠留学生改变政治和经济制度。承担游美学务处的工作，显然是他所期待的。
1909年9月初，游美学务处租赁北京东城侯位胡同的一所民房开始办公，明确部门职能、人员构成。据记载，除一位总办、两位会办外，还有庶务长、中文案、英文文案、庶务员、书记生等工作人员十余人。至于薪水，“总办：外务部署左丞兼学部丞参上行走周自齐，每月薪水二百五十两（支半薪）。会办外务部候补主事唐国安，每月薪水四百两；学部员外郎范源濂，每月薪水二百两（支半薪）”，这也客观印证了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的全职工作状态。
当月的4日到11日，游美学务处举行了第一次选拔留美生的考试。9月4日考国文，5日考英文和算学，此为初试，9月8日放初榜，录取68人。9月9日-11日为复试，考代数、几何、物理、化学、法文、德文、美国史、英国史、罗马史等十余科。与当年容闳选拔留美幼童、报名者稀少的窘境相比，此时的中国无疑更加开放，留洋成了许多人的愿望，据那年9月1日的《申报》报道，招生公布后，有近千人报名。而9月4日参与考试者也有六百余人之众。
这次考试共录取47名学生，由清政府为之统一制备行装。1909年10月12日，唐国安亲自率领这批学生赴美，11月13日抵达华盛顿。由于此时美国学校学期已经过半，加之这批中国学生本身程度有差异，为了妥善安排，以求学生能迅速适应环境、跟上进度，唐国安根据学生实际情况进行调整，除两名优异学生直接进入大学学习外，其他学生均先进入补习学校，次年统一进入大学学习。也因此次护送，唐国安得以由考工司候补主事升任考工司主事。
1910年7月、1911年6月，清政府又进行了两次选拔考试，前一次录取学生70名，后一次录取63名，唐国安还另外保送幼童14名。
这三次考试均极严格，学生十分优秀，成材率高，后来活跃于民国各个领域，其中尤以教育界最为闪亮，包括执掌清华大学数十年的梅贻琦，缔造北大最辉煌时光的蒋梦麟和胡适，掌管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等。可以说，这批学子深刻影响了未来数十年的中国，尽管这一切成果戛然而止，但短暂光辉至今仍令人怀想。胡适、赵元任和竺可桢都曾自称是“唐国安的弟子”。1909年至1918年，共有499名学生成为庚款留美生，并因此带动其他各类官费留美和私人留美生的迅猛增加。1917年，在读留美生达1170人，已回国留美生达400人。
与筛选留美生同时进行的，是肄业馆的筹办。据说，外务部最初希望效仿当年容闳的做法，招收十六岁以下的幼童，从小赴美，在语言上可以达到“专精”，但学部有不同意见，认为应招收三十岁以上的学生出洋，否则“国学既乏根底，出洋实为耗费”。两部争执不下，最后只好折中，筹办游美肄业馆，即留美预备学校，让学生先在国内系统性学习，为赴美做好准备，馆址定于北京西北郊的清华园。1909年冬天对校内主要建筑进行修葺，增建清华学堂、同方部礼堂和洋教习住宅等。1911年，外务部与学部一同奏请将游美肄业馆改名为清华学堂，并紧急征召正在欧美出访的唐国安回国筹备此事。
1911年4月29日，学校举办开学典礼，并正式宣布清华学堂成立，周自齐被任命为学堂监督，范源濂、唐国安为副监督，胡敦复受聘为教务长。
关于唐国安此时是否已经回国，资料不多，也不明确，算是一个小小悬案。有人称唐国安得到外务部和学部的紧急征召后，立刻回国进行筹备，并主持了3月30号的暂行开学典礼。但此说没有史料支撑，基本可判定为误。据载，在4月29日的正式开学典礼之前，学堂已于3月30日暂行开学。虽然只是暂行开学，但也有个小小的开学典礼，《吴宓日记》中有当日记载：“十一时举行开学礼，职员、学生俱在。礼堂设于甲所，即高等科学生之住所也。管理人分学生为六排，依次入，行谒见至圣礼及谒见职员礼而退。旋由总办周、职员某某、监督范先后演说，言此校亦以退还之赔款成立，凡学生一切皆系官费云云。”
日记中的“总办周”和“监督范”，即指周自齐和范源濂，却没有提到唐国安。此外，在那段时间的吴宓日记里，大量记载了开学初的各种事宜，这位刚刚入学的学生，屡屡提及周自齐、颜惠庆、范源濂及教务长胡敦复和张伯苓等，偏偏没有提到唐国安。直到那年的9月中旬，吴宓日记里才出现了唐国安的名字。也正因此，很多人认为暂行开学初期，唐国安尚未回国，仍在美国考察。
还有人曾回忆，他于1911年2月在北京参加中等科学生招生考试，考英文时“由唐介臣（即唐国安）先生读一段英文，考生跟着写录，唐老先生英文实在好，念得非常流利，只是苦了笔者跟不上……”此说法说明唐国安此时已在国内，但回忆或有偏差，不似日记为当日所记，采信度更高些。而且，清华的美籍校医博尔特曾在1914年回忆：“在开学前后的几个月里，学堂诸事漫无头绪，唐介臣先生正出访欧美，置身事外，实属无奈”，也客观印证了《吴宓日记》中的记录。
但《吴宓日记》和博尔特的说法只是证明了3月底唐国安尚未回国，4月29日的开学典礼上，他是否在场又成了悬案。有人称他已奉调回国，得以主持4月29日的正式开学典礼。还有人称唐国安此时仍未归来，还委托一位驻美使馆官员参加了开学典礼，并宣读其发言稿。
在1910年7月录取70名学生赴美的同时，游美学务处还录取了143名备取生，他们也是游美肄业馆的第一批学生。1911年6月的第三次留美生考试时，唐国安所保送的14名幼童留学生均出自清华学堂的中等科。但当年武昌起义爆发，这14名幼童未能成行。直到1914年，他们中才有10人启程赴美。
武昌起义引发的动荡也波及了清华学堂。尽管唐国安一再要求学生安心学习，但清政府将学校经费挪用为军饷，还有些暴徒有意趁乱世浑水摸鱼，煽动民众，要洗劫学校，很多学生亦选择离校，学堂被迫于那年的11月上旬关闭。
但是，唐国安并未放弃。他甚至主动购买枪支弹药等武器装备，扩充校警队伍，日夜巡逻，保护校内设施与财产，等待复校的那一天。他并未等太久，或许他也没有想到，告别晚清、步入民国后，才是他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尽管，这时刻是那么短暂。
民国时代的唐国安
1911年12月，唐国安作为代表团一员，随梁诚参加了在荷兰海牙举办的第二届万国禁烟大会。1912年3月，他返回国内，此时，大清朝已经变成了民国。袁世凯任总统，担任国务总理的是唐国安的留美同学、同族兄弟唐绍仪。当初的晚清官员们大多摇身一变，成了民国新贵，之前与唐国安在游美学务处搭档的周自齐、范源濂，曾经在学务处代理工作的老友颜惠庆等均不例外。以唐国安与唐绍仪的关系，以及他的经历和能力，要在民国政府中混个官职，都可算是轻而易举，但他却主动要求留在清华，主持校务，筹划复校一事。他力促新政府的外交部和教育部，希望“撤裁学务处，归并学堂”。
1912年4月，民国政府听从唐国安意见，正式取消游美学务部，原有的招生、遣派留学生等职权均划归清华学堂，唐国安任正监督。1912年5月，清华学堂复校，10月正式改名为清华学校，按西式风格，实行校长负责制，将监督一职改为校长，也正因此，人们称唐国安为清华首任校长。
此时，等待唐国安去做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首先是经费问题。作为用庚子赔款所建的学校，早年的清华学堂已经遭遇了款项不能及时发放的问题。武昌起义后，袁世凯为对付革命军，又将赔款挪用为军饷，一度导致清华闭校。为了复校，唐国安被迫向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借贷，由于借贷到期，无从偿还，唐国安便向外交部递交报告，要求退回之前袁世凯挪用的款项，他在报告中称：“国安焦灼万分，屡从借款着想，四处磋商，乃无一路应手，彷徨无措计，惟有吁请我总、次长大力维持，咨询财政部，将所欠本学堂之款二十余万两，迅予拨发，以济急需。”此外，病中的他还表示庚子赔款既然已明确规定应用于办学，就应专款专用，不可随意挪用，何况“退行赔款六十余万美元全数到校，且尚有不敷之虞也”。经他多方奔走呼吁，款项终于退还，大部分用于归还华比银行、华俄银行和卡利基基金的所借债务，其余继续用于学校开支。
至于清华校园，亦是在唐国安时代迅速扩充。极具长远眼光的他，于1913年春向政府申请，将清华园西侧的近春园划拨学校使用，获准。此后，又向政府申请将近春园西侧的长春园东南隅划拨学校，是年冬天获准。尽管当二次扩充的批文下达时，唐国安已然去世，但短短一年间，清华校园已在他手上扩充了480亩，总计达1200亩。清华俗称的“四大建筑”，即科学馆、体育馆、图书馆和大礼堂，也是由唐国安最初计划兴建。
在学制方面，唐国安努力与美国教育体制靠拢，使得中国学生在清华学校毕业后，其学力可直接进入美国大学高年级，为留学提供了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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