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成林
少爷到内江时，他母亲已经瘫痪好几年，需要家人照顾。他父亲不再教书，多数时间在家，一边照顾妻子，一边给学校教务处刻试卷蜡纸，偶尔兴致好，弹弹家里那台老旧风琴。少爷还有一个哥哥，中学毕业，进了国营运输公司开车跑货运。他哥长得跟他完全两样，粗壮敦实，像他父亲。这位兄长没读过什么书，少爷不是太看得起他。他的嫂子是郊区农转非的居民，少爷几乎也不怎么跟她搭话。但他似乎喜欢他的小侄女。每个周末，他哥一家都要回来。二三同学和朋友爱在这时应邀而来或不请自来，跟他一家人坐在桌旁喝酒聊天。他父亲没教过我，另外几个同学却是他的学生，师生相聚总有很多话题。很多时候，他的瘫痪母亲喜欢坐在一旁，带着深居简出的病人那份专注，一边听我们聊天，一边打量我们。那幢红砖教师宿舍后来统一扩容，外墙抹了一层灰灰的水泥，屋内多出的一间成了少爷卧室。他们的狭窄厨房和餐具一直邋遢；同一单元两户人家共用的旱厕，似乎也愈来愈臭。
我在澳门时，少爷来过几封长信，还跟我在成都的旧相好联名给我发来生日贺电。他不在内江的政府宾馆做策划了，回到成都无所事事。他的母亲似乎欠佳。他和另外两个同学去看了我的独居父亲，“老太爷还是经常醉酒瞎闹”。带着幻想与无知，他希望我在澳门遇到一个葡萄牙海盗的女儿，他不知道中国男人兼大陆劳工根本卖不出去，他没我清楚生为中国人的无奈与悲哀。我的回信没提我在澳门的实际情形，只往好处写；我尚未找到坚强和自信的力量。想到他喜欢日本AV，在网络尚未出现的年代，我撕下两页日本成人杂志的AV报道，夹在寄给他的信里。后来见面，我问他有没收到。他没收到。这封信没能通过中国海关。最后，他的一封长信写他母亲病逝。他很难过。他一直以母亲出身大户人家又有台湾亲戚而自豪。他的母亲瘫痪将近十年，全靠他的父亲照顾。老太爷现在终于解脱。
三年后的深秋，我离开澳门。在珠海机场，我跟同是大陆劳工的厦门女友暂别，第一次飞回到成都。少爷和另一个同学找了一辆车来机场接我，然后直奔他家附近一间火锅店。成都的秋夜很清冷。望着破败小街昏黄路灯歪斜瓦房和肮脏公厕，我不觉得亲切。见到高声说笑的老友，我甚至感到一丝陌生。我根本吃不出火锅的味道，暗暗怀疑自己谢绝挽留执意回来的决心。吃喝完毕已过午夜，我到少爷家里暂住一晚。他搬到父母那间大房了，室内简单装修，靠墙一张大床，他父亲则睡儿子从前的卧室。等我从臭哄哄的旱厕小解出来，少爷悄悄问我：“这几天手头有点紧。给点钱用吧。”我从钱包掏出一张五十元的钞票，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从葡萄牙海盗的女儿跟你飞着媚眼的澳门回来，也因为我给不了太多。他的大床，被盖一阵霉气，我睡得一点也不舒服。
在成都呆了半年多，我又回到澳门，想着老板之前的器重，抱着一线改变身份的奢望。临走前，我把刚回来时好几百块买的传呼机留给少爷，不是送他，而是让他用着，说不定我还回来。不到两年，我的移民奢望彻底落空。沮丧忿懑，我和女友从澳门回到厦门，匆匆结婚，一起飞回成都，借住在我的母亲家。我们没工作也没房子（祖母留下的那一小间公房瓦屋，破得根本不能住人），我们的可怜积蓄只能支撑小段时间，我们都不喜欢却又不得不回到中国。没人相信我们别无选择，没人相信我们手头紧张。我们只得笑脸迎人，打肿脸充胖子。
少爷还在无所事事，渐渐成为同学笑柄。有的说他沉迷电脑游戏，整天泡在网吧。有的讲他没钱却又好赌，输了就找同学借钱。最让大家鄙夷的一个段子，讲他打麻将打到深夜，自己的烟抽完，周围的人也没烟了，烟瘾发作，他钻到桌下，捡起几个烟头来抽。隔了两年再见，我发现少爷的头发更稀了，鼠毛一样耷拉顶上；牙齿东一块西一块都是茶渍烟斑；几根鼻毛，有时粘着小粒鼻屎，常常伸出他的鼻孔；不论走路还是坐着，他老爱缩着脖子，背比以前更弯：他成了一个窝囊卑猥的小男人。少爷的吉他还在，但你极少听他弹琴。
草草安顿，我和妻子忙着找工作。我们只有一部离开澳门时买的日产手机，家里暂时没装电话，我和妻子联系事情很不方便（装部电话当时仍然昂贵。一位老邻居在电信局工作，后来给了我们一个内部转让的电话名额）。我向少爷要回那台传呼机，他不高兴，可能觉得我们不缺那几百块钱。我们的来往因此愈来愈少直到中断。几个月后，我父亲病死养老院。我打算把父亲和已故祖母的骨灰撒进都江堰以北的岷江。一个同学主动去叫少爷，但他没有露面。妻子比我幸运，很快在一家民营企业找到工作，做了农民董事长的秘书。我母亲不喜欢这个儿媳妇，觉得我们在澳门挣到钱了，不愿意我们免费住她房子，催着我们搬家。搬进租来的房子，我仍没找到工作。我开始怀疑自己水土不服，前些年一直给港澳大老板摇笔杆，究竟还能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等到我和妻子咬牙买了一台二手电脑装上网络，我逃进虚拟世界，晚上拼命上网，玩游戏玩到天光，白天睡到午后才醒，夜深人静又开始新的一轮疯狂。除了从不赌博，不钻到麻将桌下捡别人扔掉的烟头来抽，我几乎变成第二个少爷。
（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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