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渠示意图（摄于宜春市博物馆）
日本学者斯波义信先生是著名的汉学家,也是当代国际中国经济史名家。其《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一出，被中国学者评价为“才气不减当年”、“广度与深度更上一层楼”、“理论与方法炉火纯青、匠心独运”，是“体现了八十年代国际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最高水平的代表佳作之一”（李伯重语）。斯波义信先生本人，据说是二战后日本国内第一位得到中国史博士学位的学者。而由于《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里面专辟章节，研究了以李渠为主体的袁州水利开发，从而引起李渠研究者的兴趣。谈论李渠者，几乎言必称“斯波义信”，甚至亦有读该书方得李渠片貌之人，征而用之，如获至宝。
高铁下段李渠
笔者因接了个去图书馆讲李渠故事的差事，为显学贯中西计，决心看看外国人如何说李渠。于是粗略地浏览了一下斯波义信先生的这本《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一版）的李渠部分。读完之后，有两点感受：一是对日本学者占据史料之丰富，心情复杂；二是其对李渠的描述解读，有相当丰富的误差。这些误差，有字词上的，有描述上的，也有推论上的。为正本清源，作为宜春人，不自量力，将这些自以为是或又为非的谬误摘录于后，供方家及关心李渠者探讨。为了方便，将该书简称“斯文”。
首先是字词上的纤介之失。
“斯文”描述曹叔远版《李渠志》目录，将“甲户”误记为“申户”；第十次治理者，明万历袁州知府郑淳典，被误记为“郑淳”；徐琏治理那次的“井塘池圃”误记为“并塘池圃”；道光四年具体负责修渠的刘树芸误记为刘树艺；李渠取水口的詹家桥误记为簷（同檐）家桥。
还有，“焚以积薪，淬而凿之”的开石古法，被简单粗暴地说成爆破。这一古法，应该是先在大石头上堆上干柴焚烧，趁其高温，浇上液体，在热胀冷缩原理下，石头开裂，从而方便开凿。据说在罗马时代，拿破仑和汉尼拔带领罗马军队穿越阿尔卑斯山时也用过这个方法，所用的液体是白醋。
其次是描述上的南辕北辙。
如描写李将顺开渠，说他着眼于发源于州西境清沥江（南山水）下游的官陂及其支流沙陂水，使之与在城西北郊的麟桥与秀江合流。这一描述，一是地理定位，无论仰山与清沥江，与古代志书及实际位置的西南都相左；二是与秀江合流的沙陂水是主脉，官陂是支脉，这里搞颠倒了。一谬所至，后面相关的描述乃至插图全乱了。
又如，“斯文”说宋代和唐代李渠的不同点在于“城内的渠道也能兼通航运，宋末城内的渠道已深挖至六七尺，拓宽为三尺，较大地提供了交通、输租纳课的便利”。显然是说宋渠能通航而唐渠不能，然而《唐书.地理志》里就说了李渠“深阔可使通舟”。
再如，无论从曹叔远正月初四出去察看地形，还是役夫条目说到的“方春，小民艰食”，都可以知道，曹叔远的治理是在春天完成的。然而“斯文”说这次工程“就某种程度而言，取得了冬季农闲失业救济的效果。”一是季节搞错了，二是中国农民在农闲的时候能不能算失业？值得商榷。
“斯文”描述城外离取水口最近的三个水斗，是这么说的：“通过谷间时再用三段水门调节水位。第一斗位于小水口......恐怕因三斗门的设置需打消航运兼通的念头。”查各版本记录，并无所谓“三段水门”的记载，而水斗的作用是“皆因渠流奔湍，使之浑涵停蓄，盈科而后进”，也就是在拐弯抹角水流急的地方挖个大池子，减缓水势。这一措施不但不应妨碍通航，反而应该利于通航。至于门，这一段拓宽的新堤，倒是说了首尾立二华表，匾曰“新堤”。是因为设立华表牌坊妨碍通航吗？不说牌坊可以建在堤上，就是跨渠而建，料也不至于为了两座中看不中用的牌坊，而断送李渠重要的航运功能。李渠断航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随着城区房屋的日益密集，李渠被逐渐蚕食，甚至有不少架渠做屋的情况。
又如叙述完王懿、袁延度、孙琪、张枃、曹训等五人的治理后，“斯文”说道：“但上述五次的疏浚工程，全都在短期内急于竣工，因此敷衍了事很不彻底，结果是城外的渠道变成水流潺缓的线状小沟。”
真实情况是，只有孙琪疏浚那次，他自己写了耗费时间不到十天，其余四次均没有列明治理耗费的时间。另有袁延度说了王懿治理那次“经制靡固”。从治理间隔时间看，袁延度治理后隔了105年才修，孙琪、曹训治理后也隔了50多年才复修。故此，缺乏依据地指责五名治理者“急于竣工”、“敷衍了事”，恐怕是有失偏颇的。
在说到取水口时，“斯文”先依《李渠志》描述：从官陂口东流30余丈处，有乡民毁堤分流向北，设水磨。然后来了一句“无论如何，陂口之所以位于扇状地的扇头处，是为了把李渠作为优先向城市供水源而控制乡民的用水权”。恐怕又是误解——取水口设在扇头处，狮子山、凤凰山以北还有很多地方可以决堤设磨呢！事实上，到道光年间程国观治理那次，《善后十条》第二条写的就是“渠自龙王庙陂以至入城......竟将渠身塞断，仅利己田”。说明在扇头取水，并没有解决乡民盗掘的问题。
再如，“斯文”说曹叔远修渠是全面采纳州学贡士李发的计划。
实际上，当时的背景是，曹叔远来之前就有里正，即所谓“乡大夫”写了材料，对李渠的现状表示不满（序图志，亦于此致不满之意）。曹叔远到任后，访民利病，很多人急切地说要修复，但也有人（应该是同僚）说淤塞太久，可能很难。但曹叔远说兴利除害是地方官的责任，从而就修渠取得一致意见。很明显是曹叔远说服别人，而不是别人说服他。而对于李发的描述，只是说对于修渠这事，既出谋划策，还被安排了给役夫发放工钱的重任，并没有说到他劝说曹叔远。
穿过铁路路基的李渠
以上列举的错误种种，不排除有部分属于翻译失误，但有些逻辑性的描述，恐怕并非翻译之过。斯波义信先生的《宋代江南经济史研究》，参考了很多典籍，对李渠的研究下了功夫，甚至应用了玄奥的研究模型，得出诸如“调整官民的利害关系，贡士阶层作为举足轻重者而出现”这样的高论。但是，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就像一个理化实验，如果实验材料的重量、品质有偏差，得到的实验结果恐怕也会大打折扣。
文/何水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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