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晚清第一名臣，也是一个很复杂、有争议、带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本是湘中荷叶山区的文弱书生，却为清朝同治中兴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除了他本人称得上是个人才外，其主要原因是他的人才观起了重要作用。尽管他的人才观是为当时的地主阶级服务的，是为挽救苟近残喘的封建王朝服务的，但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其中许多东西可以借鉴。
一、量才运用
曾国藩认为，用人之道贵在量才运用。他在笔记《才用》篇中写道：“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当其时，当其事，则凡才亦才亦奏神奇之效，否则龃龉而终无所成。故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适宜也。”为了中兴“大清帝国”，曾国藩身体力行，时时不忘求才自辅，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幕、朋友和亲属，“当常求才为急，如有所见，随时推荐，将其人长处短处一一告之。”他总以“天下之才、之识、之量，然后能用天下才，任天下事。”这就说明，曾国藩不仅善于发现人才，还善于使用人才。
曾国藩主张：“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录用时，他又不以表面言谈和出身贵贱取人。鲍超的成长便是最好的例证。鲍超本是个流浪汉，鲁莽成性，因有一身好武艺，且善水性，因而被曾国藩收留，并让他在湘军水师里当了营长，鲍率领的队伍，神出神鬼没，屡建奇功。在军中，算为虎将，常令敌军胆战心惊。鲍超每打一次胜仗，曾国藩便保奏一次，因而很快擢升为都司、游击、参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破北京，咸丰帝逃往热河，清廷已无兵可调，军机处指名要调鲍军入京护卫京城。曾国藩则以江皖战事吃紧为由，上奏朝廷说鲍超万不能调用，如硬要调则从自己或胡林翼中择其一调之。这充分体现了曾国藩对鲍超这个四川流浪汉的重视之极。可鲍超却认为，曾国藩是有意压制他，阻碍他前途，因而大为不满，扬言要与曾决裂。而曾国藩对这位傲气凌人、无人贺驭的鲍超能忘其所短，用其所长，帮其所急。他一面要胡林翼出面规劝，另一面以实际行动让鲍超知其已意。一次，鲍超被敌军围困，便叫人拿来一小块白线，书上一个“鲍”字，再用三个圆圈圈上，急令传令兵冲破重围送至大本营中。营中官员接住，不解其意，弄得哭笑不得，只好送曾国藩过目。曾国藩一看，忙呼“鲍超被围，急发兵救他。”事后，鲍超对曾佩服得五体投地。咸丰十一年，鲍超率军连获丰城、铅山两捷，曾国藩保奏：“记名提都鲍超，盛暑鏖兵，所向克捷，积劳最大，立功最大”，恳请补授提督实缺。同治六年，鲍超与淮军将领刘铭传在湖北丹隆河夹攻捻军，因贻误战机，双方发生争执，李鸿章在处理此事时偏袒刘而压制鲍，曾国藩则据实向朝廷上奏，为鲍澄清了事实。翌年，慈禧太后向曾国藩询问鲍超之病，曾避而不谈，力言鲍超之勇，并举荐：“如国有缓急，随时可征调”。至光绪六年中俄伊犁战争之时，鲍超被奉诏在湘招兵一万，赶赴天京，拱卫京师，终于如愿以偿。所以后人评论：“非曾国藩之明，不足以服鲍超；非鲍超之勇，不足以平乱。”
人才为中兴之本，从曾国藩对鲍超的使用举荐，足可以看出，曾国藩虽时为两江总督，不以鲍出身低贱而不留取，不以鲍一时气焰嚣张而嫌弃，而是根据他的才能，循序渐进地引导、保奏，致使天下之才“终任”天下之事。
二、不计恩怨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曾国藩深深懂得：事业成败，视人才多寡而定。因此，对于有才干的人，他特别器重，对有才干同时也有缺点，甚至爱与自己唱反调的人，也能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本，置个人恩怨于度外。他与左宗棠的合作共事并保举重用左便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曾左均是饱通经史之人，且曾仅长左一岁，左宗棠很有才能，但过于自负，傲气较盛，锋芒毕露，甚至对曾不甚尊重，在争论处理问题时常常发生龃龉。有一次，曾用左的名字半开玩笑地说：“季子才高，与吾意见常相左。”然左宗棠毫不客气地用巧妙之对予以回敬：“藩候当国，问他经济又何曾？”特别是靖港之战，曾国藩被太平军打得大败，狼狈逃到长沙，左宗棠不但不安慰他，反而讥笑他，痛骂他，弄得曾国藩只好忍气吞声。左宗棠还对当时有人将他俩并称“曾左”有意见，反问别人“为什么称曾左，而不称左曾”，被问的人回答得实实在在：“曾公眼中有左宗棠，左公眼中无曾国藩也。”咸丰十年四月，曾国藩奏云：“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要孔亟之时，无论何项差使，求明降谕旨，必能感恩图报。”两月后，曾又上奏：“其才可以独当一面，已历有明征。虽其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辞过峻，不无令人难堪之处，而思力精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至十月，左宗棠率湘军五千人马赴江西、皖南与太平军作战，“十日之内，转战三百余里，连克二城。”曾国藩又及时向朝廷一一奏明，称“左宗棠初立新军，骤当大敌，昼则跃马入阵，蓦则治事达旦，实属勤劳异常。”第二年春，左击退太平军李世贤部，曾国藩又上奏称：“候补三品京堂左宗棠，以数千新集之众，破十倍凶悍之敌，因地利以审实情，蓄机势以作士气，实属深明战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曾国藩保举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而逐渐升至浙江巡抚、闽浙总督，把左由一个幕僚保举得与自己一样高。后来，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西征告捷，曾国藩倍加赞赏，常对人说：“西陲之任，天下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材出其右者，即令起胡林翼于九泉，亦无此战就也！”
对一个与自己“意见常相左”，甚至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而去反复保举，一般常人是做不到的。他这种宽宏大量的心胸和知人善用的人才思想，使傲气盛人左示棠来了个彻底转变。曾国藩逝世后，左宗棠所送的“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毋负平生”的挽联就可看出他对曾国藩的钦佩和感激之情来。一个封建士大夫，尚能不计个人恩怨，甚至对唱反调的人爱护备至，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仔细考察
传说中的曾国藩精通麻衣相法，其实通过一些史料发析，设法就是他在仔细考察人才方面积累得来的丰富经验。曾国藩主张对人才宜“留心察看，分别贞邪”。他考察人“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他评价人才的标准大抵“以朴实廉介为质。”他说：“有其质而更付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他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对待德与才的关系，他有过精辟的阐述：“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毋宁无才而近于愚人。”他以一生的经验，以“三十二字”将人分为四个层次，一是以“长、方、昂”代表体格魁梧，容貌方正，器宇轩昂的第一人才；二是以“稳、谨、称”代表稳当、谨慎、称职的守业人物；三是以“村、昏、庸”代表村头村脑、昏聩糊涂、庸碌无能的无用之人；四是以“动、忿、遁”代表见异思迁、好发脾气、不负责任的不可救药的人。具体考察人才的方法，曾国藩在《用人三策折》中归纳为“询事”、“考言”、“奏折”、“诱迫”四法。曾国藩无时、无地不注意观察人才，并将其优缺点一一记录下来，以备日后参考使用。
江忠源只是一个一般举人。道光25年，他的两个朋友不幸死于非命，江不远千里护送其灵柩回原籍安葬。曾国藩称赞江为“义侠之士，必信必诚，亦极难矣。”五年后，曾国藩向即位的咸丰帝力荐江忠源。因此，江由一个知县应诏成为钦差大臣赛尚阿的幕僚。以后多次得到曾国藩的保荐，以至历任知府、道员，直至湖北按察使、安徽巡抚。
曾国藩考察人才很细致，无论相貌、言语、举止、行为皆仔细观察。他无客不见，特别注重“对客注视”。在安庆时，有个从农村来的戚某，曾国藩观之行李简单，衣服也很破烂，对人沉默寡言。因此喜欢上他，打算给他安排个差事，一次，曾国藩同幕僚一起用餐，看见戚某挑出饭里的稗粒再吃，便改变了主意。他随后打发戚某一些钱，让他回农村去了。戚某问其缘故，曾国藩诚恳地对他说：“你吃饭要去掉稗粒，平时既不是非常富有，又不是在外作客，从农村来到军营不到一个月，就有这样的举动，这是我们乡下人的本色吗？我恐怕你以后做事见异思迁，那样反倒害了你自己。”一件极小的事情，曾国藩去能从吃饭时挑出稗粒中看出戚某见异思迁的举动，他这种从一个人的细微之事中仔细考察人才的精神，今天仍是可取的。
四、精心培养
“人才以培养而出，器识以磨砺而成”， 这是曾国藩的培养人才观。他认为“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不可动辄说“天下无才”或“无人可用”。他归纳出培养人才的方法，主要有“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四种。教诲之法即教训、教导；甄别之法即对能力、品质考核鉴定；保举之法即向上级荐举有才或有功的人，使得到提拔任用；超擢之法即超级提升。
李鸿章的成长过程，是曾国藩精心培养人才的最好说明。李是曾的亲授弟子，得意门生，25岁就中了进士，但他心高气傲，性格疏懒，为人不够实在，细节上不大检点。正因为这一缺点，1855年即咸丰五年，李鸿章在安徽办团练时再也混不下去了，只好前往江西投奔恩师曾国藩。李到江西后，先找旅店住下，然后托人送信给曾。曾国藩见他既然来投奔又不肯见面，决定要挫一挫他的傲气。于是，来一个既不复函，也不扔人传话，只派人暗中窥探其动静，看你李鸿章如何个了得。李住店月余，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就请好友陈鼐前往军营代为探询。曾国藩对陈说：“少荃是个翰林，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巨舰非潺潺成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陈鼐恳切地对曾说：“少荃经过多次磨练挫折，大非往年京气可比，老师何不姑且试试他看？听陈鼐这么一说，曾国藩才答应让李鸿章来军营相见。事实上，李鸿章傲气未减，疏懒未变。对这位得意门生，曾国藩决定再挫他一挫。湘军规矩是每日天不亮就放炮开早餐，饭后操练。而李鸿章免不了大少爷习气，只想睡懒觉，早晨总不能按时赴餐。亲兵敲门叫他吃早餐，他借故说有病。一连三天，曾国藩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到第四天，曾国藩派亲兵去叫，李不起；又派一幕僚去叫，李还是不起；再派自己的贴身幕僚去叫，并特意说明“曾大人说，有病也要起来，大家等你去后再餐”的话，李才不得不起床。待李鸿章披衣进得餐厅来，曾国藩才举箸吃饭，只见他面色峻励，一言不发，饭毕，曾国藩站起身来，十分严肃地说：“ 少荃，你既然来到我这里，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此间所尚的，唯一诚字而已！“说罢，瞥也不瞥他一眼就走出了餐厅。自此以后，李鸿章一改过去骄懒的文人习气，虚心学习周围的一切，逐渐发现恩师所带的湘军，确实与自己过去所带的团练有很多不同之处，愈加人心里眼里佩服，从而逐渐走向成熟。后来，曾国藩极力支持李鸿章创业淮军。李仿效湘军编制，照恩师的方法训练，为挽救清王朝屡建功勋。曾国藩见得意门生成长起来，便多次上奏朝廷，称李鸿章“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堪任缰奇。”这十二个字，使李鸿章数年之间，由恩师的幕僚，升至江苏巡抚，再至两江总督。李鸿章的连续升任，除他的内在素质外，主要有恩师曾国藩的教诲、栽培、保举之功。曾国藩逝世后，李鸿章的挽联也能说明这一点“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总是身体力行。凡手下将领来拜谒，他总挤时间接见，并谆谆训诲、劝诫他们对上要精忠报国，对下要力戒骚扰百姓。他逢人不打官腔不讲些脱离实际的大话。平时，经常以书信的形式向手下将领提些要求。因此，下级将士都崇拜他，上下团结一心，就像家人、父子的感情一样，曾国藩这种重视人才培养的方法，直至今天很有借鉴意义。
五、严格要求
曾国藩主张使用人才要严格要求，赏罚分明。“驭军驭吏皆莫先于严”，这是他的名言。前面讲到他对李鸿章的“挫”，就是对人严格要求的一例。
还是曾国藩在湘团练时，长沙协副将德清，几个月不参加会操，他的部下缺席会操的特别多。曾国藩多次批评，可没有一点收敛。特别是有一次会操时，德清不但自己不来，还令50余名士兵操办自己小老婆的生日。为整肃军纪，曾国藩对德清大动肝火后，又亲自动笔上书朝廷参劾，“请旨将德清革职交刑部从重治罪。”对曾国藩的严格要求，当时一些抗命违纪者，还送了他一个“曾剃头”外号。
那年曾国藩在江西紧急关头，平江才子李元度募勇数千名投入战斗，才解了江西之危。曾国藩见他有文经武纬之才，很是看重他，还在奏折中称他“血诚果毅，练达戎机”。但李元度与李鸿章一样，书生气太重。曾国藩针对他的弱点提出“约法五章”，即戒治、戒自负、戒滥、戒反复、戒私，对他的要求特别严格。可李元度毕竟是举人出身，风流才子，对曾国藩的教诲听不进去。当他赴任皖南道台驻守徽州时，还立下“徽州不失，唯已自问”的军令状。李上任后，曾国藩还是不放心，再次写信以“五戒”教诲他，对他爱护备至，要求甚严。可因李把曾的告诫当成耳边风，致使皖南重镇徽州失守，铸成大错。他的不争气，曾国藩毫不留情，令李鸿章拟稿参谧其罪责。李鸿章不敢拟稿，曾国藩大发一通脾气后，自己亲自拟起稿来，措词严厉，要求皇上免作其职，充军流放。后经左宗棠、沈葆桢等人联名奏保，李元度也免不了削职回籍的结局。
曾国藩对自己要求也十分严格，在他的书房里，有这么一幅自勉对联：“放开眼界，抬起头，须从古往今来认识我；撑起脊梁，站稳脚，也要顶天立地做个人。”在他的军营里，有德清等80余人被奏请革职，有郑阳和等人被奏请降职，有万瑞书等被奏请正法，有张光藻等人被奏请交部议处治罪。这些官员得到的惩处，体现了曾国藩不畏权势，不袒护循私，秉公办事，坚持原则的为官品质和忠心为国、严格用人的为政之道。
六、恩威并重
曾国藩主张“宏奖人才，诱人日进”，他治理军队，管理官吏，在严格要求之余，注重恩威并重。因此，在他的军营里，上下级之间能“以情意相孚”，在下者能尊上，“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在上者有威信、恩信“如父兄之管子弟”，各统领之间，以“平恕之心”相待，处处“严于责已而薄于责人”，内部团结得像一股绳，每战无往而不胜。
曾国藩“以荐举人为己任，疆吏阔帅，几遍海内”。他不怕部下与自己同职齐名，看准了的人决不放过。他还嘱其弟沅浦及胡林惭翼等人，随时推荐各类人才。特别是对五类人，绝对实行奖励。一是克复城镇时，奋勇杀敌者；二是筹饷出力，拨解巨款者；三是团绅忠义，抵节不屈者；四是远涉重洋，采购物资机械者；五是清理积案，卓有成效者。从曾国藩使用的人才看，无论是奏请出任政府机构的正式官职，还是吸收担任曾氏幕府的宾僚，都是各得其所，人尽其才。
鲍超是湘军中第一著名骁将，在战斗中多次受伤，积而成疾。同治六年正月，他五个昼夜追击敌人没合一下眼，导致旧伤复发，两眼通红，左手麻木不仁，头顶伤疤肉跳，痰涌咽喉，错迷不醒，生命垂危。曾国藩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忙奏请朝廷速派大员接替，好让这位有功之臣回籍养病。
公元1862年，福建宁国府疾疫流行，很多人一入宁境即一病不起，因此都“谈宁色变”，不愿赴此。而福建按察使张运兰却不畏除难，抱病带兵前往驻守，到达防区后，病情日趋严重，几至不支。张氏可谓是忠国之家，其弟张运桂才死于军中不久，亲近部属为国而死者达16人之多，倘若张运兰再遭不测，曾国藩于心不安。于是，他来了个“先斩后奏”。曾先令张离营回籍养病。然后指派两名将领入宁驻守，再奏请朝廷批准张运兰开缺（离职）回籍养病，正式派员接替其职。
人才为国捐躯，或鞠躬尽瘁，曾国藩则奏请朝廷，或予优恤，或予建祠，或宣付史馆，或追封谥号，或恩加其子。这样，对每一个活着的人来说是一种安慰，从而激励他们象死者那样舍命报国。
曾氏的人才观值得称道，本文仅是“借”了他人的一些材料，班门弄斧。“世人文人均为窃”，想归纳过曾氏用人之道的作者们都会见谅。在当今一些为官者中，只管坐自己之位，不知还有他人之良才可用，还有个别人用的是“庸才”、“贪才”、“枉法之才”，致使党和国家事业受到损失。因此，“弄斧”之目的就在于，望为官者借鉴曾氏的人才观，取其精华，与党的量才标准相结合，培养使用好每一个人才，使党的事业不断走向兴旺，走向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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