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国的封建政权，是在春秋末年赵简子(鞅)、赵襄子(无恤)父子所开创的“简襄功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在原晋国的魏、韩、赵三大卿族中，赵氏势力最为强大，因而在消灭智氏、三分晋国的斗争中，赵氏起了主导作用。甚至，如同当年孙武曾经预言的那样：“赵毋失其故法，晋国归焉”(山东银雀山《汉墓竹简·吴问》)。意思是赵氏如能继续沿着改革的道路大步走下去，那末，晋国政权最终将归赵氏一家所有。然而，赵国在封建政权建立后，改革比较迟缓，力度也不大，和当时魏文侯治理下的魏国相比，显得逊色多了。
赵国第一代国君为赵烈侯，他在位期间，曾经由相国公仲连倡导，实行了一场改革。据《史记·赵世家》记载，烈侯爱好音乐，因而十分宠爱擅长“郑歌”的枪、石两位宫廷乐人，并想授予他们官爵，为此而征求公仲连的意见。公仲连认为，对于所宠幸的乐人，“富之可，贵之则否”。意思是只可赐予他们财富，而不能授以官爵。于是，烈侯下令赐给枪、石每人万亩封地及封地内的百姓，让公仲连去执行。但公仲连故意拖延不办，一个月后，烈侯催问他，他说还未找到合适的田地;隔不久烈侯再次催问时，他索性“称疾不朝”。后来，公仲连接受他人建议，向烈侯推荐了牛畜、荀欣、徐越三位贤士。于是，“牛畜侍烈侯以仁义，约以王道’;“荀欣侍以选练举贤，任官使能”;“徐越侍以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烈侯在经过三位贤士分别向他讲述了仁义王道、举贤任能、节财俭用的道理后，便自动改正了赐给枪、石二人田地的决定，转而重视治理国政，并任用三位贤士为官：“官牛畜为师”，负责思想教化;“荀欣为中尉”，负责指挥作战和选拔官吏;“徐越为内史”，负责征收田租和考核臣下政绩。这就是公仲连改革。
从公仲连改革的内容可以看出，前期赵文化有着与魏文化大体相同的历史风貌。一方面，采纳荀欣和徐越关于“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的主张，按照地主阶级的政治标准来选拔官吏、处理财政和考核臣下政绩，这是推行以法治国的法家路线;另一方面，接受牛畜“以仁义，约以王道”的说教，按照儒家的社会伦理准则去规范和教化民众，这又是贯彻以儒术治国的儒家路线。这种情形，与当时的魏文侯既依重法家人物变法革新，富国强兵，又拜儒家学者为师，“学以安国保民”之道，实有某种程度的相似之处。然而，赵烈侯却远非魏文侯那样雄才大略的一代明君，所以，战国初年赵国的国势，远不可与当时的魏国相匹配。虽然，三家分晋后的三十余年间，魏、韩、赵国家曾经联合对外作战，三晋声威一时大振，但是，赵国第四代国君赵成侯即位后，赵、韩两国因干预魏国内政而导致了三晋联合局面的破裂，从此互相征战讨伐，不断削弱了实力。与此同时，东方的齐国经过齐威王、邹忌改革，西方的秦国经过秦孝公、商鞅变法，国势日益强大起来，逐步对三晋国家构成威胁，尤其是越来越严重地威胁着赵国;到赵国第五代国君赵肃侯在位期间，北方的三胡又利用诸侯兼并和赵国全力御齐抗秦的机会，连连南下侵赵，由此造成了赵国四面受敌的“四战之国”局面。直到赵国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即位后，成功地推行了胡服骑射改革，才从根本上扭转了赵国长期被动挨打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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