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

　　

　　丁玲

　　编者按：今年10月10日是作家丁玲百年诞辰纪念日。本报特发表丁玲同志写于1952年4月24日的一篇佚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写作》，以示纪念。

　　我小的时候，是看不大起文学的，觉得写小说并没有什么意思，老想着当一个“社会革命家”。不过我却有这样一个好处，就是喜欢翻书。

　　跑到上海去以后，开始是想当革命家，后来又想当画家，想当电影明星，结果都没有成功。我对社会上的许多现实感到不满，想发牢骚，想找个办法来和那些坏现象对抗。后来，我写小说了，最初也就是想要发牢骚。我当时的思想，认为社会的一切都是黑暗的，但是在黑暗中，却有这样一种人，他要斗争，要反抗。我在现实中发现了这样的人物，便随时保留下来，写出来。但是，那时的这种知识分子的斗争，是孤独的，是个人的，他看不到集体，也看不到光明在哪儿。

　　写《桑干河上》，事先是有了许多准备的。

　　过去在延安时，曾写《三八节有感》，受了批评，这却给了我很大的教育，思想上开始转变，于是，我把感情离开了那个小圈子，投向了更广大的人民，更多地去接触了一些新的人物。整风以后，我又下去了，开始注意训练如何描写新人物，每每考虑从何处下笔，怎样下笔，怎样使得文章简练，有力量。譬如有一次，我曾在屋子里走了三天三夜，而后才写成了《袁广发》，的确是用了功的。写《民间艺人李卜》时就好多了，笔调轻松，也快了些。

　　我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有个好处，就是故事性特别强，很能抓住人，令人看了放不下。《水浒》、《红楼梦》、《三国演义》，之所以那么能抓住人，就是人物写得特别好。我那时就研究过，为什么这些人物会写得这么活呢？后来我发现了，因为它有着一连串的小故事，人物就在这些小故事里贯穿着，作者就通过这些小故事，把人物的性格、活动，具体地表现了出来。那时我就想按照这个方法来写一部长篇小说，于是就下农村找村干部，找区干部，跑了好几次，收集了材料，想写陕北干部。接着，张家口解放了，组织上叫我到东北去，只好搁下不写。可是我觉得这一次并没有白费功夫，这一段工作给我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对后来的创作有着很大的帮助。

　　后来因故没有去东北，便在河北参加了土改。我在村里虽然没做主要工作，但是，我是一面听，一面观察、体会、理解，我是想，在这样一个伟大的运动中，人们是怎样地变化着，活动着。在观察当中，我脑子里过去所保存的许多人物也都被联想、勾引起来了。现在，我是想用故事来烘托人物，不是用心理分析来写人物了。

　　在我脑子里的那些人物，起初都是零碎的，但是一经过土改，他们便都被归纳、条理化，被鲜明地突出起来了。所以土改回来以后，我说，我的小说结构好了，便要写。我写的时候是认真的，譬如，只写章品出场一节，就花费了一个多礼拜，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因为他是作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出现的。在写作过程中，常常发生一些苦恼，有时把自己脑子里和箱子里的“材料堆”都翻光了，也凑不上来，因为自己还不够熟悉。我写东西有个毛病，如果写不完，往往是不吃饭不睡觉，直到完成了，才顿时开朗轻松了。

　　这次出国，苏联同志问我，这本书有些什么优点、缺点？我回答他们说：“我这本书的优点就是写了人物，缺点就是每个人物写得都还不够充分，给人的印象有些便不够深。”

　　有关书中几个人物的思想和看法，大致是这样的。

　　《桑干河上》是一本写土改的书，其中就要有地主，但是要写个什么样的地主呢？最初，我想写一个恶霸官僚地主，这样在书里还会更突出，更热闹些。但后来一考虑，就又作罢了，认为还是写一个虽然不声不响的，但仍是一个最坏的地主吧。因为我的家庭就是一个地主，我接触的地主也很多，在我的经验中，知道最普遍存在的地主，是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看看我们土改的几个村，和华北这一带的地主，也多是这类情况。

　　关于对中农，如顾涌这个人物，也曾花费了很大的思索。在土改当时，我觉得划分阶级上有些问题，觉得凡是以劳动起家的，我们把人家的财产、土地拿出来，是不大妥当的。譬如像顾涌这样的一个家庭，我们决不能把他划成富农，他应该是一个富裕中农，于是我在小说里便从这个角度来表现了他。写成以后，我找了一个地委干部来看，让他提意见，他不同意我对顾涌的这个写法，说还是应当分他的地。我当时很苦恼，无可奈何，又下农村去了。下去以后，正赶上“贫雇农路线”，我就更不敢讲话了。后来少奇同志来了，他了解了这个情况，说这样搞法不好。从此，我才把自己的意见肯定下来，回去安安稳稳地写我的小说。

　　还有，就是对黑妮的处理。当时我想，地主是坏的，但地主的儿女们是否也是坏的呢？他们都还年轻，是否也要和地主一样的看待呢？我想，地主的家庭内部也是复杂的，其儿女不能和地主一律看待，譬如我本人就是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我却是受家庭压迫的，这是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于是，我就安排了一个地主家的女儿黑妮，并给了她一个好出路。写出来以后，有好多人说，黑妮写得不妥当，把她写得太好了；有些人也同意我这个写法。对这个问题，我也考虑了好久，不过最后还是按照我原来的想法写了出来。

　　总起来讲，这本书中还有些缺点，就是有些可有可无的人物，有些段落也可以省去。

　　（由于篇幅所限，此文有删节）佚作补记陈明

　　为了筹备丁玲百年诞辰展览，最近，我在清检一些尘封多年的旧物品时，意外地发现了几件丁玲未曾发表过的文字。这篇关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讲话，就是其中之一。讲话的时间是1952年4月，当时，《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刚刚在苏联获得了斯大林文艺奖金，丁玲4月10日结束访苏回到北京，不久，有人请她谈谈创作这部小说的体会，于是就有了这篇讲话。

　　丁玲参加延安整风之后，思想感情和文艺创作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她更加自觉坚定地深入到底层，去了解熟悉人民群众，并且努力用老百姓所喜爱的手法，去描写表现人物。她写了《田保霖》，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接着又写了《袁广发》、《民间艺人李卜》，她想写十个不同的人物，作为“新写作作风”的练习，也作为长篇写作的练笔。但是，十个人物没有写完，她就遵照中央的指示，离开陕北，去了张家口。

　　土改开始以后，丁玲敏锐地感觉到，这是一场改变中国农民命运的大事，于是要求下去参加工作，但那时并没有明确地想到要去写小说。在参加了几个村子的土改之后，她积累了大量生动的素材，这些新的人物新的故事，又把她脑子里原来储存的那些陕北的人物和故事激活了，在撤离张家口，徒步去阜平的途中，她一路走一路构思，到了目的地，她说：这部长篇已经有了，只需要一支笔，一叠纸和一张桌子，把它写出来。

　　所以，这部小说正是丁玲参加延安整风之后，用老百姓喜爱的手法，表现中国农民命运的第一次重大尝试，也是第一个突出的成果。

　　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至今回想起来，我还是不能自已地感到激动。感谢在丁玲诞辰百年的时候，发表这篇讲话，作为对她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