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化异彩纷呈，闪现着迷人的魅力，赵文化便是其中一朵瑰丽奇葩。赵氏先祖可追溯到尧舜禹部落联盟时代。春秋初期赵氏入晋至赵鞅共历十一世约三百年，逐渐由一支普通的异姓宗族成长为强大的势力集团，在众卿中纵横捭阖，最终与魏韩“三家分晋”，建立赵国。自公元前475年赵襄子即位立国，到公元前222年赵王嘉被秦俘虏赵国灭亡，经历十二代十三君二百二十三年。赵国源出三晋，与秦、齐、燕、韩、魏、卫及中山、林胡、楼烦、东胡等相邻，号称“四战之国”。极盛时期分布地域包括今晋中晋北、冀南冀西、陕东南、豫北、鲁西和内蒙古部分地区[1]。赵氏先祖――晋卿赵氏――赵国的兴衰历程蕴涵着无数哲思与启示。赵文化属历史范畴的地缘文化，是燕赵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既是家族概念，也是国家概念，又是地域概念，本文提及的赵文化，主体为建立赵国的赵氏宗族及其属众，时间涵盖赵氏先祖时期至赵国灭亡，空间包括赵国鼎盛时期势力所及区域。“昨日是源，明日为流”，从残碎的历史记忆中窥探赵文化的精神特质，旨在追古抚今，把握未来。因水平有限多有不足之处，衷心希望方家不吝赐教。
一、尚义重情的英雄主义
1、任侠尚义
“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从司马迁到韩愈，从苏轼到黄宗羲，不同的时代抒发着相同的情怀[2]。“慷慨悲歌”已成为燕赵二千年不改的独特精神，使人感动的不只是歌曲音调的节奏和旋律，更重要的是其中浸染着用生命阐释的侠义和豪情。赵箫赵瑟淌出的雄浑韵律无复再现，志士仁人远去的背影却依然清晰。如果说高唱“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荆轲，所代表的是燕地卑弱激变的反抗精神，那赵文化则更突出一种义薄云天的英雄情怀。
公元前607年，晋灵公因正卿赵盾屡次进谏心生忌恨，派？？暗杀赵盾，？？来到赵盾家中，天色尚早，可赵盾却已穿戴整齐准备上朝，他深感刺杀这样勤政为国的“民之主”实属“不忠”，但违命又是“不信”，进退两难，触槐而死[3]。虽？？是赵国立国以前作为赵氏刺客而出现的，但他所代表的侠义风尚，是不能与脱胎于晋的赵文化割裂开来的。后来的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一点，150多后年又一位赵氏的仇敌成了赵人景仰的典范，那就是侠士豫让。赵襄子与韩、魏合灭知伯而三分其地，曾得到知伯尊重和信任的豫让“变姓名为刑人，入宫涂厕”，欲行刺赵襄子为知伯报仇，被发现，襄子认为在知伯身死无后的情况下豫让还要为他报仇，“此天下之贤人也”，遂释之。豫让又“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准备再次行刺。朋友劝豫让假意投靠赵襄子，伺机报仇，豫让说，如果臣事赵襄子而又去杀他，就是对君主怀有二心。漆身吞炭很痛苦，之所以要这样做，是要让天下后世对其君怀有二心的人感到惭愧。在襄子路过的桥下埋伏再次行刺时被执，襄子感其诚，答应豫让砍斫自已衣衫以申其报仇之意。随后豫让伏剑而死。豫让与《史记？刺客列传》中的其它四位相比，是唯一一位不存在政治目的的刺客，知伯给了豫让尊严，豫让用生命以全知已之义，抱知遇之恩。他的这种行为，令人感动，“死之日，赵国之士闻之，皆为涕泣。”[4]赵襄子敬重豫让的忠主之心，于是“自置车库中，水浆不入口三日，以礼豫让”[5]。赵襄子怜惜豫让的行为被世人广为传扬。豫让受到后人怀念，以至于在山西、河北境内竟然出现了多座豫让桥。唐代的胡曾诗以言志：“豫让酬恩岁已深，高名不朽到如今。年年桥上行人过，谁解当年国士心。”
在赵氏历史演进中，这种侠义风尚十分突出。？？刺杀赵盾不成，晋灵公再生一计，设宴欲杀赵盾，车右提弥明发现了阴谋，提醒赵盾退出，灵公招呼甲士，并嗾使恶狗扑咬赵盾，提弥明为保护赵盾，奋力博杀恶狗，自已却被杀死[6]。邯郸赵午的家臣涉宾，也是位忠诚的侠士，赵简子在晋阳囚禁了赵午，命令他的从者脱剑而入，唯独涉宾不肯从命，表现出不屈不挠的豪侠风骨[7]。赵午死后，涉宾拥戴其子赵稷在邯郸和赵鞅对抗，长达七年之久。青？，是和？？同样令人慨叹和钦佩的人物，他是赵襄子参乘，少而与豫让为友，豫让在囿中梁下埋伏欲刺杀赵襄子为知伯报仇，青？发现了他，如果报告赵襄子，“是失相与友之道”，不告诉襄子又“是失为人臣之道”，两难之中，青？自杀[8]。其行为正是赵文化重义性情的生动反映。在豫让之后，赵地的任侠尚义之风愈演愈烈。赵惠文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岁百余人[9]。李白据此留下了有名的《侠客行》：“赵客漫胡缨，吴钩霜雪明，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剑客们因赵惠文王三月不出宫，“忿不见礼，皆自杀也。”[10]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平原君赵胜，他的一位美妾见跛脚人蹒跚汲水而笑，赵胜说：“不能爱色而贱士”，斩笑？美人以谢宾客[11]。这一举动，感动数千门客为他拼死效命。荆轲刺秦王的事传到了鲁勾践的耳朵里，这位当年挑战并辱骂过荆轲的邯郸游侠遗憾而又惭愧地说：我不能识别英雄啊[12]！可见这种风尚在赵国广泛流传，在人们心中达成了共识。
2、慷慨重情
赵文化包含着深厚的友情和亲情。最有代表性的，首推程杵二人。赵氏孤儿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可歌可泣。“下宫之难”，赵朔好友程婴为救赵氏狐儿，假意出首，使公孙杵臼与假赵氏孤儿罹难。程婴身负卖友骂名忍辱负重，抚养赵武成人，又助他诛灭仇家，慷慨赴死以报赵氏先人与公孙杵臼[13]。是否真有程杵其人，史家颇有争议，但即使这是人们编织的凄美故事，也说明了一种情感取向。前述青？面临友情和忠信两难情形，毅然选择牺牲自已，也体现了其重义又重情的可贵品质。蹑？檐簦的虞卿两见赵孝成王，获赐“黄金百镒，白璧一双”，拜为上卿，为感念赵孝成王的知遇之恩，以其卓见和胆略，力劝赵王不要割地事秦，主张合纵抗秦，保住了赵国的半壁江山。而当其友魏齐因秦相范睢迫害投奔虞卿，虞卿估计难以说服赵王容留魏齐，为全大义，竟“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毅然陪魏齐弃赵奔魏[14]。赵国还有一位重情的烈女，她是赵襄子的姐姐，嫁为代君夫人。据说当年素怀灭代之志的襄子，听说她要出嫁的消息，连夜从前线赶回劝说赵简子改变主意，最终强忍泪水恋恋不舍地送姐姐远嫁他乡。代君好色，娶了善良高贵的赵夫人，非常高兴，还送给襄子代地的骏马。后来襄子以宴请为名，谋杀代君，平定代地，实现了父亲赵简子的遗愿，但他也没有想到这会把姐姐推向死亡深渊。襄子派使者去接她，她说以弟慢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义也，“泣而呼天，摩笄自杀”，使者遂亦自杀。难以割舍的亲情，使这位女杰选择了牺牲自己。代地的百姓非常怀念她，把她自杀之地命名为“摩笄之山”[15]。
赵文化还突出地表现出一种感恩之情。在晋灵公再次谋划杀害正卿赵盾的酒宴上，曾受过赵盾救助的甲士灵辄，感念其恩而倒戈反击，救出赵盾，自已却选择了逃亡之路，不知所终[16]。许多人都是为情感动而出世的，如藏于博徒家的毛公和藏于卖浆家的薛公都是赵国处士，窃符救赵后因负魏而没有回国的信陵君，极尽礼贤下士之能事，倾力相交，使二人深受感动，与其结为至交，此后在毛公、薛公力劝下，信陵君归魏却秦，“威振天下”[17]。
赵文化洋溢着深深的爱国之情。赵简子因索还500家“卫贡”奴隶与邯郸赵稷发生内讧，并引发与赵稷有姻亲关系的范氏、中行氏谋划攻打赵简子，董安于向简子建义先法制人，与范氏和中行氏抗衡。面对刑鼎上“始祸者死”的律法，他说：“与其危害百姓，宁可我一个人死，请用我作为解释。”共同的政治利益使得晋国其它四卿结成联盟，范氏、中行氏逃亡朝歌。知氏为了剪除赵简子羽翼，以董安于曾挑起范氏、中行氏的叛乱为由，要求赵简子将董安于绳之以法。此时的赵简子力量弱于知氏，而“铸刑鼎”又是自己主持的，为难之际，董安于这位将晋阳治理成为赵氏坚强保障的功臣，自告奋勇：“我死而晋国宁，赵氏定，将焉用生！人谁不死，吾死莫矣。”自缢而死，赵简子将其奉祀在赵氏宗庙里[18]。董安于那为了国家安宁慷慨赴死的豪言壮语和不惜牺牲的精神令人景仰。公元前259年，秦军兵临邯郸。在关系到赵国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传舍吏子李同以赵国灭亡“君安得有此”的道理，劝谏“器物钟磬自若”的平原君赵胜，“令夫人以下编于士卒之间，分功而作，家之所有尽散以飨士”，得敢死之士三千人，由李同率领奔赴秦军，“秦军为之却三十里”，李同以身殉国，表现了视死如归的豪情[19]。“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的毛遂在赵都危难之机，自荐随平原君入楚，不顾自身安危，为国排忧解难，按剑廷叱楚王，申明合纵形势，表现了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的忠勇气概[20]。廉颇出走楚国，还由衷的发出“我思用赵人”的心声[21]，“三朝恩遇亡臣泪，百战驱驰故国心”[22]，流露出对赵国的眷恋之情。蔺相如奉璧入秦坦然面对汤镬之刑，渑池会跪请秦王击缶、高喊“五步之内，相如请以颈血溅大王矣”的凛凛气节，震撼人心；他退而让颇，“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高尚情操，令人油然而生敬意[23]。战国时代，丛林法则推动波澜壮阔的战争，我们可以看到赵地百姓那奋勇不屈保卫家园的身影。知伯水淹晋阳，晋阳被困达年余之久，城里炉灶被淹没在水中，以至长出了青蛙，民众“悬釜而炊，易子而食”而没有叛意[24]。长平战后，为挽救危亡，赵国上下同心协力，“主折节以下其臣，臣推体以下死士”，在邯郸保卫战中，百姓“剡木为矛矢”进行抵抗，“褐衣不完，糟糠不厌”，竟“炊骨易子而食”[25]，以必死之心抵抗秦军，最终取得历时两年之久的邯郸保卫战胜利。赵国百姓那桀骜不驯、奋勇不屈保卫家园的坚强身影，激荡着炽热的爱国之情。
赵文化侵润着悲壮的英雄主义色彩，其动人之处，在于不欺其志的侠义性格和立意皎然的豪爽情怀。文士满腹才学而处世达观；武士性情耿烈且侠骨柔肠。他们义气横天、视死如归，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曲壮丽悲歌。他们崇尚气节、不苟偷生，在刚烈勇悍之中而又饱含深情。他们的深情涵盖了友情，亲情，感恩之情，爱国之情多个层面，在面临两难抉择时，不惜为此献出生命。赵文化风骨挺拔的品格和忠信重情的操守彰显着深沉、壮美、崇高的独特风韵，闪耀着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情感魅力，这是赵地风俗与文化的重要内涵，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以德御才的风范操守
1、尧舜禹――西周时期：赵氏先祖，德才兼备，功垂累世。
赵文化源远流长。秦公大墓出土的石磬铭文证明，秦赵共祖，出自颛顼。女修为“帝颛顼的苗裔孙” [26]，吞食燕卵而生皋陶，“皋陶作刑”[27]，是古代刑律执行者的典范，胸怀治国安邦方略，主张修德行政精神，认为应努力培育德行，德行具备，别人自然降服[28]。禹继位后预立他为接班人。其子伯益佐助大禹平治水土，担任虞官为虞舜主畜，掌管山泽，“鸟兽多驯服”[29]，《吕氏春秋？勿躬》等许多文献还记载“伯益作井”，因功勋卓著而在皋陶死后复任为禹的接班人。
夏代赵氏先祖失载。伯益子大廉的后代称作鸟俗氏，是赵氏直接先祖。大廉玄孙孟戏、仲衍。仲衍为商代第七个王大戊的御者，屡建功勋，大戊将王室之女嫁他为妻。“自大戊以下，仲衍之后，遂世有功，以佐殷国，故嬴姓多显，遂为诸候。”[30]大约到商末文丁、帝乙时，赵氏祖先仲滑为商朝守卫“西垂”， “西垂以其故和睦。”[31]仲滑子飞廉，善于奔走，生恶来，恶来据说能徒手与猛虎野牛搏斗，在周人伐纣中被杀。武王灭纣，飞廉在霍泰山遥祭纣王，死后葬此，以示不忘自己作为商王手下的臣节[32]。虽有助纣为虐之嫌，但这也说明秦赵祖先是忠于商王朝的。飞廉子孙不久以后便归顺于新兴的周王朝。飞廉次子季胜，“季胜生孟增，孟增幸于周成王，是为宅皋狼”[33]，至迟周成王时期，赵氏祖先已成为周王室的宠幸之臣了。孟增之孙造父仍以善御著称，驾车载着穆王“西巡狩”，淮水流域的徐偃王乘机叛乱，造父“为穆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被赐以赵城，改称赵氏[34]。造父以下直到造父六世孙奄父之前史籍无征。公元前789年，千亩之战，奄父为周宣王驾御，摆脱险境。“奄父生叔带，叔带之时，周幽王无道，去周如晋，始建赵氏于晋国。”[35]
可见赵的祖先皋陶胸怀理想、圣贤有绩，伯益佐禹治水、贡献杰出，其后世多善御有功，忠诚有德。在如晋以后，赵氏势力由今天的山西逐渐发展到河北，这片孕育了圣贤尧舜、诞生过不食周粟的忠臣典范伯夷叔齐的土地，又滋养着贤能的赵氏走向兴盛。
2、春秋时期：种德立业，赵氏益兴。
叔带以下五世而生夙，为将伐霍，因功获赐耿[36]。公元前679年，曲沃并晋，夙次子赵衰，追随“自少好士”的公子重耳，为五贤士之一。骊姬之乱后，他跟随重耳流亡十九年，“以壶飧食，径，馁而费食”，竭诚事君，矢志不渝[37]。得赐原地为原大夫。赵衰辅助晋文公“尊王攘夷”，推荐有德能的？？、栾枝、先轸，保证了对强楚“城濮之战”的胜利。践土盟会，周襄王正式册命晋文公为“盟主”，成就霸业。公元前629年，清原之？，赵衰被任命为卿，后又任为全军副统帅中军佐[38]。晋文公之所以成就霸业，“多赵衰计策”[39]。文公表扬赵衰在晋军将帅选拔中让贤之举：“夫赵衰三让不失义。让，推贤也；义，广德也，德广贤至，又何患焉。”[40]后来因与赵氏争夺权力失败出逃的贾季也称赞赵衰是在寒冷里给人以温暖的“冬日之日也”[41]。赵衰为人谦让，以德义为先，深得人心，他和辅佐文公的另一名臣狐偃，因皆有推贤让能之德，功勋卓著，并称“狐赵之勋”。《韩非子？说疑》将赵衰与后稷、皋陶、伊尹、周公、太公望、管仲等贤相相比。晋文公将自已的女儿赵姬许给赵衰为妻，赵姬主动请赵衰接回在狄的妻子狄氏女叔隗，她发现叔隗所生的赵盾比自已的三个儿子更有才干，于是“固请于公”将赵盾立为赵氏嫡子[42]，也表现出谦和揖让的美德。
在赵衰去世之后，赵盾为国政达二十年，为立新君之事狐、赵冲突，赵盾铲除狐氏势力，开始独掌朝政。他雷厉风行地在晋国开展革新政治的工作，虽然在立新君问题上处理不力，引发了秦晋兵连不解，然其对晋国公室却恪尽职守、尽心尽责，博得时人“宣孟之忠”的称许，孔子也曾称赞他是“古之良大夫”，司马迁评价“赵盾素贵，得民和”。赵盾提出“请以括为公族”，使赵括成了自赵衰以后赵氏家族的嫡系大宗，赵盾自己的一支则自居于赵氏庶子地位[43]，这种以大宗族利益为重的让嫡之举，也反映了赵盾的贤德风范。赵盾之后，赵氏势力在晋国诸卿族中仍是首屈一指的。但因赵括与赵同的骄横跋扈，在众卿中日益孤立，公元前583年“孟姬之谗”使赵氏遭遇灭顶之灾[44]，只留下孤儿赵武一颗根苗。不修德行使赵氏经历了中衰时期。赵武的复兴还是得到赵盾的荫庇，这要归功于对赵盾感恩戴德的韩厥。韩厥自幼为赵氏所养，初任为晋军司马由赵盾举荐，在秦晋河曲之战中，赵盾对其考察和劝勉，韩厥后任为新中军，他对景公说：“成季（赵衰）之勋，宣孟（赵盾）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45]景公重新树立赵武为赵氏嫡系后嗣。
赵武主动拜访各位卿大夫，接受劝勉和激励[46]。晋悼公“以赵文子为文也，而能恤大事”举拔他为卿，任职新军佐[47]，后又“以赵武贤”任职新军将。公元前548年赵武被任命为晋国执政，再次登上在晋国权力的顶峰[48]。他讲求仁德，褒扬忠信，举荐贤能，从谏如流，主政八年使“晋国无乱，诸侯无阙”[49]，堪当“良臣”，《左传》和《国语》中对他的嘉言懿行多有记述。赵武以仁德和智慧做为自已立身处事的行为准则，终使赵氏东山再起。
接替了宗主位置的赵武次子赵成，也具有良好的德行，“亦能纂修其身以受先业，无谤于国”，“顺德以学子，择言以教子，择师保以相子”[50]，其言传身教，造就了赵国的奠基者赵简子（赵鞅）。简子执政后采取的卓有成效的革新措施，孙武认为其中扩亩制政策比较成功，因此“晋国归焉”。[51]赵简子向郑国贤臣子大叔“问揖让周旋之礼焉”[52]，在礼仪行为上规范自己。爱贤任能，重用董安于、尹铎、傅便、邮无正、史黯、窦隼等人，同扁鹊、姑布子卿等名士也很融洽。听说贤士阳城胥渠得病须服骡肝方能治愈，他毅然召庖人杀死心爱的白骡取肝予之治病[53]。他经常向臣下求贤，不限国别，形成了举贤让贤的良好风气。并因贤而废嫡立庶，选择“狄婢”所生赵襄子代替太子伯鲁做为王位继承人。虚心纳谏，当自荐于其门下的谏臣周舍去世后，赵简子痛哭流涕，听朝时常因痛惜失其直言而面露不悦，“由此能附赵邑而怀晋人”[54]。在一次攻打卫国附郭的战斗中，听取烛过批评，“去犀蔽屏橹，而立于矢石之所及”，结果“一鼓而士毕乘之”，取得了攻城胜利[55]。一次赵简子未经晋国有关官吏允许就前往晋君的苑囿蝼地打猎，听从史黯劝戒罢猎而归[56]。他把善于阿谀奉迎的鸾缴沉河严惩[57]。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在同郑国军队的铁丘激战中，严明赏罚，肩膊受伤倒于车中而仍“伏？呕血，鼓声不衰”，以少胜多大败郑师[58]。贤明的赵简子种德立业的种种举措，浇铸了战国时代近二百年灿烂的赵文化基业。
3、战国时代：德盛者威广，德薄者位危。
公元前475年，赵襄子继立，是为赵国开端。赵襄子非常崇尚忠义行为。在兴师攻打反叛的中牟时，“围未匝，而城自坏者十丈。襄子击鼓而退之。”他说“君子不乘人于利，不厄人于险”，使修其城然后攻之。中牟之人感于襄子之义而自动请降[59]。襄子因为“从常山临代，代可取也”的方略，被简子认为他比其它诸子更为贤明[60]。他感念其兄伯鲁让位于自己，灭代后把代封给其子代成君，又选择代成君之子浣（献侯）立为太子。襄子所任命的中牟令王登举荐“其身甚修，其学甚博”的中章、胥己，襄子马上表示要任命他们为中大夫[61]。为瓦解韩魏齐燕四国谋赵计划，躬请引退的张孟谈出山，依其计亲自为他驾车，安排他在庙堂住下，授予其属吏大夫称号，以示对他的尊显[62]。襄子对谨守臣节格外推崇，群臣都不理解为何在晋阳之难中高共无功却先受嘉奖，襄子回答：“方晋阳急，群臣皆懈，唯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63]”。赵襄子正是在其父改革基础上，以良好的修为，争取民心，任用贤臣，虚心纳谏，终于同韩魏一起灭了“贪愎好利”的知氏，“三家分晋”奠定了七雄并立的格局。“简襄功烈”，名垂千古。
襄子之子桓子自立于代，他死后国人“乃共杀其子而复立献侯”。赵献侯算是个守成之君。前403年，周威烈王宣布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公元前408年，烈侯即位，他任用公仲连等倡仁义，行王道，进行改革，使赵国焕发出生机[64]。赵敬侯迁都邯郸，他虽不修德行，但还算明于任臣，统治赵国数年，“兵不顿于敌国，地不亏于四邻，内无君臣百官之乱，外无诸侯临国之患。”[65]赵国稳定发展。赵成侯时期，建造檀台和“邯郸之难”消弱了国力。赵肃侯也可以称是一个励精图治的君主，能够纳谏。他从鹿门出发游大陵，大成午扣马进谏：“耕事方急，一日不作，百日不食。”[66]肃侯下车谢罪。赵肃侯时期南筑长城，在中原转攻为守。
赵武灵王亲政后初步显示了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首先求教于先王贵臣肥义，增加了他的爵秩，国中三老年八十以上的，“月致其礼”。“五国相王”后，前318年五国合纵伐秦被打败，他说“无其实，敢处其名乎！”自去王号，命国人称自己为“君”[67]。改革开疆，使赵国进入最为强盛时期。他废嫡立贤，而又因舐犊之情首鼠两端，这位叱咤风云的英雄在晚年竟演出了一幕饿死沙丘的悲剧。赵惠文王，任用贤才，起用名将乐毅为相国，拜廉颇为将军，授蔺相如为上卿，任赵奢为将，五国破齐，使赵国成为东方唯一有实力与西方强秦相抗争的国家，可谓一代名主。赵威后是一位女中豪杰，从他对齐王使者的问语中，显示出关心助王养民、助王息民之臣的重民思想，看出对严守孝道的认同以及对不臣而又无用者的不满，深通治国治民之道，纳谏以长安君质齐而使齐国出兵救赵，显示了贤明的品行[68]。
赵孝成王犹豫懦弱、所任非人使赵国走向衰落。随着平阳君、平原君等人势力增强，宗室贵族成为赵国政治的主导力量，排挤英才，惠文王时期叱咤风云的名将都销声匿迹了。赵孝成王宠信以色事君的建信君[69]，不听信蔺相如和赵括之母的苦口良言，让少德无才徒有一腔豪气的赵括断送了40万大军，赵国从此一蹶不振[70]。长平之战，不只是注解了“纸上谈兵”，白起台的累累白骨还昭示后人：战场上如果失去英雄，再强大的军队也会被击溃。悼襄王昏庸无能，黜后立倡，废嘉立迁[71]，怀疑廉颇，迫其出奔魏楚。纵有名将李牧、庞援东挡西杀也无力回天，面对强秦的攻略悼襄王失意而死。赵幽缪王迁素无品行，耳软心活，宠信嫉贤妒能的佞臣郭开，未再起用还想回国效力的廉颇，终使这位以勇气名扬诸侯的名将客死他乡，后人不无讽刺地写到：“雕戈北指阵云深，铁甲南迁旅思侵。自合将军生白发，非关使者爱黄金。”后又枉杀曾经大破匈奴的贤将李牧，废司马尚[72]，清代邯郸知县郑方坤有感而发：“王迁真奴才，郭开一狂？。名将夕以斩，敌军朝以至。”[73] 赵迁自毁长城，葬送了赵国江山，自己也成为阶下囚。
三、开拓创新的进取精神
赵国为“中央之国”，农业与畜牧同在、华夏与胡族并存，自古就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争斗的前哨、诸侯列强争霸的战场。阪泉大战、涿鹿之战、釜山会盟，炎黄蚩尤从对峙到交融，产生了蕴涵团结、统一、协和等内容的中华民族古老的合符文明，然而其后这里依然是狼烟四起战火纷飞，暴发多次大规模战争。在多元文化的激烈冲突和融合中，求生存、谋福祉的渴望，锻造了赵文化的开拓进取精神。
1、进取精神贯穿于“赵族益兴”及屡次迁都的历程中。造父因功被周穆王封在赵城，始有赵氏。赵城在今天的山西洪同境内。造父七世孙叔带弃周入晋，开始了赵氏在晋国的发展。叔带五世孙赵夙，为晋献公将，攻打霍、魏、耿，因功封耿，耿在今山西河津南，此时赵族的势力主要在晋东南一带。骊姬之乱后，赵衰随晋文公共流亡十九年，因功被封为大夫，“居原，任国政”，原在今河南济源西，赵氏从此为晋国重臣，世代出任六卿之职。晋景公时期，赵氏已经向北转移。赵族经历中衰至赵武复立后，晋景公将打算赐于祁氏的同、括二人的田邑还给他，可知赵族势力应在晋国北部祁氏的封邑附近，即今天的祁县。赵武之孙赵简子时期，赵氏的势力已移到了晋国北部地区。董安于和尹铎经营晋阳，加固城防并减轻赋税争取民心，“筑兵宫而人不见，缉矢垣而邻国不备”[74]，“城郭之完、府库足用，仓廪实”[75]，不是象抽蚕丝那样从百姓身上搜刮钱财，而是行宽政以收买人心，又增修壁垒，使之成为赵氏第一个军事根据地“赵之柱国”[76]，后来与知氏、韩氏、魏氏四卿共灭范氏、中行氏二卿，尽有其地，创立东击北进战略，表现出了远大的目光。赵襄子于公元前476年灭代，又于前455年遵从父亲“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77]的遗嘱，走保晋阳，与韩氏、魏氏共同攻灭知氏，将知氏头胪漆成了酒具。晋国领土被三家瓜分殆尽，使战国七雄并立形势最终形成。在完成了夺取晋国宫室及其它贵族领地的任务后，为了加强对新取得的太行山以东大片土地的控制，便于与魏、卫、齐、楚逐鹿中原，公元前424年，踌躇满志的赵献侯将赵都由晋阳迁往中牟。中牟背靠太行面向中原、土地肥沃、文化发达，公元前490年赵简子伐范氏，中牟始为赵氏之邑。赵在治理中牟期间，在选择吏令方面十分慎重，由此形成了人才辈出的局面。在此期间，赵与韩魏联合出兵伐齐，迫使齐侯会同三晋之君朝见名为天下共主的周威烈王。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宣布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78]，赵国褪去了晋卿的外衣，为进一步发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公元前400年三晋大军伐楚至乘丘而归，公元前391年三晋大军大败楚军于大梁、榆关[79]。迁都中牟是赵国由封闭向中原扩张的转折期，是赵国发展的上升期。经过襄子、献侯、烈侯几代的多年经营，到赵敬侯时，赵国已发展成为一个东方强国。中牟地近魏国，地形便于退守，却不如邯郸更利于向外开拓进取。邯郸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北通燕涿，南有郑卫”[80]，又有滏口陉可西越太行，比中牟更为优越，是赵国谋求发展、争霸天下的理想之地，公元前386年，赵敬侯迁都邯郸，开始了向中原地区扩张和向北方进攻中山的战争。赵国都于邯郸直到被秦国攻破为止，共一百五十八年。到赵武灵王时，大力推行北进战略，数伐中山，开疆拓土，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雁门，筑长城，自阴山至高阙为塞，这是赵国的全盛时期。武灵王去国传子，自称主父，欲从云中、九原向南袭秦，甚至自己扮成使者入秦察看地理形势、了解秦王为人，大有一统天下的气势。赵氏发展壮大历程中，赵盾、赵襄子、赵献侯的继立，敢于打破了嫡长子继承制，废嫡立贤，也同样体现了开拓进取精神。
2、改革是进取精神的突出表现。赵在正式建国之前，就采取了许多封建化的改革，赵盾推行“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等一系列革新措施，颁行全国“以为常法”，推动了晋国社会发展[81]。赵简子铸刑鼎、扩亩制、奖军功，对奴隶社会秩序产生巨大冲击，使赵氏成为新兴势力的代表。赵建国后，赵烈侯任用公仲连、牛畜、荀欣、徐越等人，倡仁义，行王道，“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使赵国出现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82]。骠悍的游牧人马队无数次地掠走了农耕文明的战利品，那狂飙一样的身影也点燃了赵武灵王改革的万丈雄心。公元前326年，赵武灵王亲政后，提出胡服骑射。然而改革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原民族与周边少数民族文化沿着不同的道路发展，在生活习惯、文化心理等方面差异鲜明，而服饰差异则是最突的表现。因而改革遇到了极大的阻力，“群臣皆不欲”，赵武灵王的叔父公子成位高权重，抱残守缺，极力反对，甚至为此称病不朝。赵武灵王刚毅坚决，亲自上门陈说赵国面临的形势和胡服骑射的必要性，对赵文、赵造、赵俊、赵燕等族人软硬兼施，最终使之转变观念，拥护改革[83]。“胡服骑射”是赵文化开拓进取精神的集中反映。它对中国服饰文化的影响长达数千年，奠定了中国自秦汉以来汉族服饰的基调。吸收游牧民族的骑射习惯创建了真正意义上的骑兵部队，使赵国迅速扭转了秦兵东进和胡马南下的被动局面，开辟了中国军事发展由车战到骑战的一个崭新时代，引起华夏文化风雷激荡。胡服骑射不仅仅是服饰和军制的改革，它也是对保守观念的有力冲击。锐意改革构成了赵文化的重要支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对后世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
3、具有开创精神的杰出人物是进取的典范。赵国孕育了慎到、荀子、公孙龙子等这样著名的思想大师。“不仅集了儒家的大成，而且可以说是集了百家的大成的”[84]的荀子，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主张隆礼重法，坚持革新统一，反对倒退分裂。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战斗口号，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表达了人定胜天的光辉思想[85]。邯郸人慎到扬弃玄虚空妙，主张积极入世，道法结合，创立“贵势”的政治学说，成为法家思想的前驱人物[86]。以“白马非马”论题演绎出诸多故事的公孙龙，善于思辩，以“正名”为起点，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是集古代诡辩学派之大成的代表人物，成为我国著名的逻辑学开拓者[87]。虞卿主张以实力谋求和平，发愤著书[88]。立足当世，兼采众长，激浊扬清，体现了不尚空谈、注意实效的刚强风格。扁鹊因医术高明而有古代神医的美誉，系统地提出了望闻问切诊病法，曾使虢国太子起死回生[89]。
4、领先的科技艺术产品是进取精神的物化结晶。铁器的出现与传播，掀开人类历史划时代的一页。河南省鹤壁市鹿楼乡发现大规模冶铁作坊区，使用发热量大、强度高的燃料，出现石材双？范、铁锯、泥抹等其它冶铁遗址所未发现的工具，“为赵国的冶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证明了赵都中牟冶铁技术具有先进性，并一直沿续到汉代，成为“豫北地区最大的冶铁手工业作坊”[90]。邯郸冶铁致富的货殖家郭纵“与王者埒富”，由赵迁蜀的卓氏“富至僮千人”[91]。石家庄战国村落遗址中出土的铁斧，使用了可锻铸铁，较西欧早了两千多年[92]。这种技术使工具既有锋利的刃口又有韧性，对于促进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铁范被称为我国古代的三大铸造技术之一，是“铸造工艺的革命”，磁县下潘王遗址发现的合模铁？范[93]，证明赵国是最早使用这种技术的国家之一。赵国青铜器的“金银错”、鎏金和镶嵌工艺，反映了青铜铸造业的先进水平。太原金胜村出土的大铜鼎，造型古朴厚重，口径104、腹深67、通耳高100厘米，是迄今所见春秋时期最大的铜鼎[94]，说明赵地铸造工艺与技术十分高超。陶器造型与纹饰种类繁复，工序复杂，手法多样，在同时代的制陶业中都是罕见的，创造了许多瑰丽的艺术珍品，如鸭尊、鸟柱盘等别具特色，表现了赵国工艺美术娴熟技法与高雅情趣[95]。“鲁酒薄而邯郸围”[96]的典故说明赵国的酿酒业也饮誉列国。
5、开放性也是赵文化进取精神的体现。赵王室与周边少数民族通婚，赵衰取狄女叔隗，赵盾、赵襄子都是狄女所生，赵襄子之姊还嫁与代王。赵襄子娶北方子姓国空同氏为妻。赵国能容纳四方宾客，卫侯之弟专“出奔晋，织绚邯郸，终身不言卫。”[97]赵惠文王封燕将乐毅于观津，号曰望诸君[98]。赵孝成王任用齐人李伯为代郡守，并深信不疑，感动了更多的人愿为赵国竭诚效力[99]。赵国有浓厚经商意识，并与周边有贸易往来。史籍未见赵国采取抑商政策，因而邯郸发展为战国时代最为繁荣的商业都市之一，吕不韦就曾是邯郸名噪一时的商人。发达的商业成为赵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国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还分别铸造了刀币和圜钱，在晋阳制造的货币流通于中原各国，甚至在东胡族活动的中心区域（今内蒙古赤峰平庄乡）也曾有较多发现。赵文化不断吸收少数民族因素，太原金胜村春秋末年赵卿墓出土不少青铜器物兼有中原和草原文化的特点，其中一件青铜帐篷顶及构件，就是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典型器具[100]。与异族通婚、交流和容纳外来优秀文化的气度和传统，使赵文化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和务实性，是其不断壮大的重要因素。
重情尚义、以德御才和开拓创新是赵文化最为鲜明的精神特质。赵文化的悲怆古风和豪洒情怀源于人物逼人的英雄气概，使我们体验到生命深沉凄丽的意义，油然产生出敬仰和感激。金戈铁马的古老岁月烟消云散了，而战火硝烟冶炼的激扬文化，却依然透射着纯真厚重的古朴之风，闪现着英雄主义的阳刚之美。我们这个民族有着特别的英雄主义情结，炎黄子孙从未缺乏过对英雄主义的挚爱，勇敢、忠诚、善良、正直等美德依然是当今社会甚至全人类都推崇备至的品质。任何时代都需要英雄，不但兵戈乱浮云的古代如此，在安定详和的当代，英雄主义这个因浓烈个人主义色彩而一度被疏离的词汇，其精神内核也从未泯灭。时代的进步、人性的完善同样需要英雄给予推进，只是各个时代英雄的表现方式不同而已。英雄主义在今天同样会给人们以光明感和希望感，激励人们济世经国、建功立业的豪情。赵文化所体现的以德御才等优秀文化基因流淌着不息的生命。德是成事之基，才是立业之本。惟有德高才俊，才能赢得人们的敬佩和信赖，才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感召力和说服力，才能树立表率垂范社会。皋陶、伯益、赵盾、赵简子、赵襄子、武灵王和惠文王是赵氏历史上最为贤能有为的宗主或国君，他们以德立身，任人唯贤，从而铸就了赵国基业。进取精神是赵氏发展的动力源泉，正是凭着清泉般执着与坚韧的品格，锐意进取，赵国才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求发展，由小到大，由弱变强，创造了灿烂辉煌的赵文化。赵国的辉煌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但它所塑造出的自强不息的人文性格，却早巳沉淀于人们的血液之中代代相传。我们透过历史烟云去探求赵文化的精神特质，不是为了重温繁华旧梦作为安慰心灵的理由，而是要传承勇于奉献、不惜献身的气魄和血性，履行以德御才、立德种业的风范和操守，获得开拓创新、自强不息的灵魂和力量，激荡社会的共鸣，点亮人们的心灵，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抓住历史与时代的机遇，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创新求变，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沈长云、魏建震、白国红、张怀通、石延博：《赵国史稿》，中华书局，2000年第1版。
[2]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称荆轲为歌“羽声慷慨”；《史记？货殖列传》说中山、沙丘“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韩愈《送董邵南序》有“燕赵自古多感慨悲歌之士”之语；苏轼说：“幽燕之地，自古号多豪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黄宗羲《马雪航诗序》说“彼知性者，则吴楚之色泽，中原之风骨，燕赵之悲歌慷慨。”网上查阅。
[3] [6][16]《左传？宣公二年》。
[4] [12]《史记？刺客列传》。
[5]《说苑？复恩》。
[7]《左传？定公十三年》。
[8]《吕氏春秋？序意》。
[9][10]《庄子解？说剑》。
[11] [14] [19][20] [88]《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13][35][36] [39] [54] [60] [63] [64][66][67] [82] [83]《史记？赵世家》
[15]《史记？赵世家》及《吕氏春秋？长攻》。
[17]《史记？魏公子列传》
[18]《左传？定公十四年》及《史记？赵世家》。
[21][23]《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22]明？王鹤：《廉将军庙》。
[24]《史记？赵世家》及《国语？晋语九》。
[25]《战国策？中山策》。
[26] [30][31][32] [33][34]《史记？秦本纪》。
[27]《世本》。
[28]《左传？庄公八年》引《夏书》。
[29]《汉书？地理志》。
[37]《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38]《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40]《国语？晋语四》
[41]《左传？文公七年》
[42]《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43]《左传？宣公二年》
[44]田卫平：《“孟姬之谗”与“赵氏孤儿”》，《河北学刊》1998年第1期。
[45]《左传？成公十七年》、《史记？晋世家》及《国语？晋语五》。
[46]《国语？晋语六》
[47]《国语？晋语七》。
[48]《左传？昭公襄公二十五年》。
[49]《左传？昭公元年》及《国语？晋语八》
[50]《国语？晋语九》
[51]沂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下编《孙子兵法》佚文，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1版。
[52]《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53]《吕氏春秋？爱士》。
[55]《吕氏春秋？贵直》。
[56]《国语？晋语九》。
[57]《吕氏春秋？骄恣》。
[58]《左传？哀公二年》。
[59]《韩诗外传》卷六。
[61]《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62] [75]《战国策？赵策一》。
[65]《韩非子集解？说疑第四十四》。
[68]《战国策？齐策》、《史记？赵世家》。
[69]《战国策？赵策三、四》
[70]《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赵奢传》及《史记？白起王剪列传》
[71]刘向：《列女传？赵悼倡后》。
[72]《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传》
[73]清？郑方坤《邯郸行》，陈光唐、谢立新、梁辰：《赵都诗词选注》，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
[74]《七国考？赵宫室》。
[76]《战国策？齐策三》。
[77]《国语？晋语九》。
[78]《史记？六国年表》。
[79]《史记？楚世家》。
[80][91]《史记？货殖列传》。
[81]《左传？文公六年》。
[84]郭沫若《十批判书？荀子的批判》。
[85]《荀子》。
[86]高秀银、张志华：《慎到法制思想简论》，《晋阳学刊》1988年第6期。
[87]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版。
[89]《史记？扁鹊仓公列传》。
[90]岳宏伟、牛晓梅、郜志平：《鹿楼治铁遗址说明了什么》，《鹤壁日报》2000年11月13日第二版；李京华：《鹤壁冶铁遗址与赵国的铸铁技术及有关问题》，网上查阅。
[92]华觉明、杨根、刘恩珠等：《战国两汉铁器的金相学考查初步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第1期。
[93]唐云明：《磁县下潘王遗址发掘简报》，《考古学报》1975年第1期。
[94][10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9期。
[95]赵树文、燕宇编著《赵都考古探索》，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1版。
[96]《庄子？？箧》。
[97]《春秋？梁传？襄公二十七年》。
[98]《史记？乐毅列传》。
[99]《战国策？赵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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