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时期（唐宪宗）藩镇
之前我的一个帖子着重写了唐宪宗的功绩，从历史的角度来说，唐宪宗成为唐朝后期最伟大的君主主要原因是至少从形式上统一了全国，在政治上也颇有作为作为的君主。
但作为人，总是有缺陷的，归纳为两个。
1、唐宪宗一味的对割据藩镇强调武力镇压，并没有从制度上改变这种形势，为河北三镇再次背叛唐廷埋下隐患。节度使仍然是行政权，财权，军事权集一身的地方长官，唐朝对听话藩镇的控制基本上是频繁的人事调动，如关系到唐朝经济命脉的江南等各道藩镇，节度使任期不到三年就要更换。
2、唐宪宗重用宠信宦官。自唐宪宗死后，之后的唐朝君主全部为宦官拥立。宦官从制度上掌握朝廷禁军--神策军，在唐宪宗时期得到空前强化。
现在接上上回慢慢讲故事，元和十三年，唐宪宗对各藩镇的镇压战争基本结束了。五个割据性的藩镇被剿灭两个，其中淮西节度使被废除。淄青节度使（今山东）十二州被一分为三，郓、曹、濮三州为天平节度使，淄、青、齐、登、莱五州仍为淄青平卢节度使，沂、海、兖、密四州为泰宁节度使。另外最嚣张的河北三镇（成德、魏博、卢龙）由于朝廷强大的压力，从形式上归顺了朝廷，奉朝廷法度，缴纳赋税。其中成德镇六州被朝廷割去二州（德州、棣州），唐宪宗把这二州划归给横海节度使。自唐宪宗时期所形成的藩镇行政区域基本用到唐末，几无改变。
天下又出现了一片中兴旺盛景象，天子的许多好恶就已经开始发生微妙而重大的转变了。首先是越来越喜欢敛财——跟德宗的晚年如出一辙。这个倾向在元和十三年八月的那次宰相任命中就表现得极为明显。当时宪宗执意要提拔户部侍郎、判度支皇甫镈与卫尉卿、盐铁转运使程异为相。表面的原因当然是他们善于为帝国理财，内在的原因是他们更善于进贡“羡余”以供皇帝开销。时任宰相的裴度和崔群感到这是一个不好的苗头，于是极力劝阻，可宪宗不听。裴度最后甚至以辞职相要挟，可宪宗不批准。
裴度反对的理由是：皇甫镈曾用重金贿赂宦官吐突承璀以求进，说明他是个奸诈小人，而且在淮西战事中又屡屡克扣军队粮饷，只为了专门取悦天子，如此轻重不分、巧言令色之人一旦入相，只会遭天下人耻笑。而程异虽然品行无可指摘，但才质平庸，承担具体工作尚可，要让他掌管全局，其才实在不堪大用。裴度最后痛心疾首地向皇帝说：在此情况下，臣如果不退下来，天下人会说我不知廉耻；臣如果不说话，天下人会说我有负圣恩。如今既不许我退，又不听我说的话，臣仿佛烈焰焚身，又如同万箭穿心！
可是，在天子李纯看来，不管手握大权的裴度提出了多少反对的理由，其实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交结朋党、打压异己！
皇甫镈和程异最后还是入相了。
而裴度则在淄青平定之后的元和十四年三月，被皇甫镈排挤出了朝廷，外放为河东节度使。
天子李纯的第二个重大转变是在皇甫镈入相之后的元和十三年十月，突然喜欢上了道教的长生术，开始频频下诏征召天下方士。皇甫镈不失时机地向天子举荐了一个叫柳泌的方士，此人自称能炼出长生不死的丹药。柳泌来到长安不久就向天子提出：“天台山是神仙居住的地方，有很多灵草。臣虽然知道，可无法得到，如果派臣去当那里的地方官，就有希望找到了。”李纯立刻任命柳泌为代理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并赐三品金紫衣。
谏官们纷纷上疏表示反对：“历代人君喜欢方士的很多，可从来没有派他们管理地方政府的。”天子不以为然地说：“竭尽一个州的力量，能换来人君的长生不老，做臣属的又何必吝惜一个州！”
从此群臣再也不敢开口。
柳泌在台州当了一年多的父母官，天天驱使官吏和百姓上山采药，可到头来什么也没搞到。柳泌担心掉脑袋，举家逃进山中，最后被浙东观察使抓住押回了京师。皇甫镈等人极力替他求情，于是天子再次任命他为翰林待诏，继续炼丹。
天子在随后的日子里不停地服用丹药。
朝臣们不约而同地发现：天子的气色一天比一天难看，而脾气则一天比一天暴躁。
起居舍人裴潾忍不住再次上疏，说：“从去年以来，各地推荐的方士越来越多，纵使天下真有神仙，也必然是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怕被人知道。凡是跻身于权贵之门、说大话、炫奇技、哗众取宠的人，都是心术不正贪图利益之辈，岂可轻信他们的话，乱吃他们的药？何况金石之药酷烈有毒，不是人的五脏六肺所能承受。臣请下令让献药者自己先吃一年，则真伪自辨。”
此疏一上，宪宗暴怒，当即把裴潾贬为江陵（今湖北江陵县）县令。
元和十四年年底还发生了一件事情，也足以让人看出，如今的天子已经变得虚荣心十足，除了阿谀谄媚之辞，其他的声音他一概听不进去。诸藩平定后，天下无事，群臣们就投天子所好，商议着要给他上尊号。皇甫镈认为应该增加“孝德”二字，宰相崔群说：“有‘圣’字，孝就包含在里面了。”皇甫镈马上一状告到了天子那里，说：“崔群居然对陛下吝惜‘孝德’两个字！”天子大怒，于这一年十二月罢免了崔群的宰相之职，将他贬为湖南观察使。
种种迹象表明，十几年来那个英姿勃发、励精图治、虚心纳谏、克己务实的宪宗李纯已经死了。
曾经的艰难和忧患造就了他当年的奋发有为，而终于到来的巨大成功却在转瞬之间就把他彻底埋葬。
眼下的李纯只是一个脸色青黑、目光散乱、行为乖张、性情暴戾的中年男，一个躺在功劳簿上专心致志地制造人类、追求财货、贪慕虚荣、幻想长生的昏庸帝王……
日子转眼就来到了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的春天。
这是宪宗李纯生命中的第四十三个春天。
也是最后一个春天。
闰正月初三，二十六岁的太子李恒在宦官的簇拥下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穆宗。闰正月初四，李恒把宰相皇甫镈贬为崖州（今海南琼山市）司马；初八，任命御史中丞萧俛和翰林学士段文昌为宰相；初九，将柳泌乱棍打死，其他所有方士全部流放岭南。
朝野上下当然都会为宪宗的英年早逝而惋惜，可他们最多也就是把宪宗之死归咎于迷信方士和误食丹药而已，没有人会想到皇帝的真正死因。
至于新天子李恒本人，则更不愿去想这些让人烦心的事。闰正月底刚刚脱掉丧服，二月初他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充耳不闻。
除了纵情于声色犬马之外，新天子还有一个习惯让谏官们看了扎眼。
那就是他的出手太阔绰了。尤其是对那些倡优戏子，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等五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偏殿）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天子李恒看了他们很久，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说：“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唐穆宗刚即位不久，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以都知兵马使身份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藩镇似乎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规模的人事调整：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平定淮西的名将）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的儿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那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
应该说，穆宗的宰相们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的，也是无可厚非的。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然而，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德宗和宪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寝食难安。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出来；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简言之，穆宗朝廷解决问题的思路或许是无可厚非的，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显然不合时宜、甚至大错特错。
可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不可能看到这一点。
他当然也不可能看到——“元和中兴”的阳光已经消隐，帝国的上空正乌云四合。
新年很快又来了。
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同时命令河北诸道重新修订中央“两税”的缴纳办法。
这一年春天，河北诸藩表面上都还平静，可来自幽州的一个消息却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就这么一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这可能吗？！
朝野上下都感到不可思议。
可据说消息很可靠。
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自从杀死父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来找他索命，把他吓得魂飞魄散，所以就在府中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刘总每天从军府回来后，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他才觉得安心。要是晚上一个人独处，就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天天如此，到后来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失眠症和神经衰弱症。最后刘总终于想通了：要保命，就得出家；否则就算不被父兄的鬼魂杀死，迟早也会被吓死。
穆宗朝廷对此事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他们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表，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穆宗并未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在三月中旬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侍中、兼天平（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同时将宣武节度使张弘靖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刘总这回是铁了心了，一再向穆宗上疏，言辞真诚、态度恳切，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派遣宦官赠他一套紫色的僧衣。不过与此同时，天子李恒还给他送上了天平镇的旌节斧钺，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皇帝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三月二十七日，有人奏报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那就是刘总。
至于说他是被父兄的鬼魂索命还是被人谋杀、或者是自尽而亡，那就没人知道了。
刘总人生的最后一步路虽然走得有点任性和荒唐，可他在临走之前却给穆宗朝廷留下了一份难能可贵的厚礼。
他主动上奏朝廷，要求把卢龙一劈为三，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的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权知京兆尹，虽说此人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其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总之，刘总的上述安排基本上是站在朝廷的立场考虑问题的，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除此之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刘总把手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悉数挑选出来，全部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对他们说是赐给他们朝廷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很显然，此举也纯粹是替朝廷考虑。同时，刘总还给朝廷献上了一万五千匹膘肥体壮的北地良马。
刘总在余生中所做的这种种安排，应该说是给穆宗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使其能够把卢龙彻底改造为中央政府的直接管辖区。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善于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政府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想到：张弘靖毕竟是文官出身，对卢龙各方面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张弘靖一个人，能镇得住卢龙的那些骄兵悍将吗？！
答案并不令人乐观。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做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提拔，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达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这帮被穆宗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卢龙。
没人知道这样的愤怒一旦爆发出来会是一种怎样的后果。
也没人知道他们之中的一个人很快就将把张弘靖取代。
这个人原任卢龙都知兵马使，名叫朱克融。
他是朱滔的孙子。
张弘靖到任之后，几乎所有的表现都引起了卢龙士兵的反感和怨恨。
以前的节度使总是跟士兵们称兄道弟、同甘共苦，可张弘靖来了之后呢？却表现得仪态雍容、举止庄重、寡言少语、官威十足，每次出行必得八抬大轿抬着，在万众之中招摇而过；十天半月才到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宾客和将领们还很少听见他开口说话，总是看他板着一副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的将士们看来，这姓张的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
除此之外，张弘靖宠信的一个手下判官（执行官）韦雍就更是让人恨得牙痒，不但克扣粮饷、执法严苛，而且总是对士卒们吆五喝六，有一次甚至当面对他们说：“现在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也许就是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那一刻起，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所有卢龙将士的怨气就这样一点一滴地积累着，一直到长庆元年（公元821年）的七月初十，终于因一件小事而全面爆发。
那天韦雍出行，一个骑马的低级军官不小心冲撞了韦雍的卫队前导，他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河朔的将官们早已经自由惯了，当然是宁死不从。韦雍奏报张弘靖，这名军官当即被逮捕下狱。
一场酝酿已久的兵变就在这一天晚上爆发。乱兵们疯狂叫嚣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囚禁了张弘靖，随后又杀了韦雍、以及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幕僚和军官。次日，乱兵略有悔意，准备跟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始终闭口不言。乱兵们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拥立朱克融为卢龙留后。
而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几天之后，亦即七月十八日，李唐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天子这才匆忙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承认现实。
数日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砍杀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天子和朝廷大为震恐。
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藩镇的一面旗帜。这面旗帜怎么能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也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可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
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却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
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
而且一病不起。
朝廷只好任命田弘正的儿子、前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攻打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平叛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穆宗皇帝感到既意外又沮丧。
天子李恒终于生气了。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幸福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八月十三日，天子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同时天子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八月三十日，王庭凑亲自带兵继续猛攻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涞水（今河北涞水县）、遂城（今河北徐水县西遂城镇）、满城（今河北满城县）烧杀掳掠。
这无异于是在向朝廷示威。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攻打王庭凑和朱克融。
战事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立刻告罄。一贯出手阔绰的天子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急忙问计于宰相。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歼灭王庭凑。”天子赶紧下诏，在这一年年底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
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出征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因为士兵们不想打仗。
倒不是他们怕死。
而是他们不肯为朝廷去送死。
众所周知，魏博、卢龙、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同穿一条裤子，对他们来说，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对抗朝廷不仅是一种习惯，更是一种光荣；可要叫他们为了朝廷的利益互相攻伐，那不但违背了他们的意愿，甚至让他们觉得是一种耻辱。
田布领着这样的一群士兵打仗，结果可想而知。而他手下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又趁机对士兵们进行挑拔煽动，一心想架空甚至取代田布。正月初八，田布的部队终于哗然四散，大部分人投奔了史宪诚。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三天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公然对他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想出战，我们绝不奉命。”
田布就在那一刻彻底绝望了。他自觉*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然后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
史宪诚听到消息，大喜过望地对众人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为留后的消息传到长安。
正月十七日，朝廷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就妥协了。
接着，二月初二，朝廷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
至此，河北三镇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半独立状态。并且从这一年起直至唐亡，再也没有被收复过。就是之后有作为的武宗、宣宗的君主也只能对河北三镇予以默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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