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话”辨正

　　摘要　从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整个历史背景来看。“词话”之命名应为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它是与“平话”相伴而生、从演说方式角度对当时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的产物。 “词话”并非仅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在明后期及清前期还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因而一些学者沿袭“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话本的专称”对明后期和清前期的“词话”相关文献进行解释，造成了多种误读。 “词话”被引申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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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中国小说史上重要的文体概念之一，“词话”一词在20世纪20－30年代中国小说史研究展开之初就已受到学界很大关注。之后，许多学者撰文对其内涵和指称对象进行了详尽考证。80年代，学界又以60年代末发现的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为文献依据，对其相关问题进行了一番新的探讨。虽然这些研究论著对“词话”的命名内涵、指称对象及其体制特征、渊源流变等基本问题都已做了较全面的论述和界定，但依然存在认识理解不尽一致、许多说法似是而非等诸多问题，特别是材料误读和以偏概全尤为突出。本文试图通过“词话”一词相关文献资料的重新梳理辨析，对前辈学者旧说的主要误识进行深入辨正。
　　
　　一、“词话”之命名：宋元说唱伎艺演化的结果
　　
　　“词话”作为伎艺名称最早见于元代，专指当时流行的一种独立的诗赞系讲唱伎艺，这已基本成为学界共识。通常，前辈学者对“词话”命名依据的解释多集中于“词”字之释义，即“词”指诗赞唱词，该伎艺因诗赞唱词而被称为“词话”，如孙楷第《词话考》称：“元明人所谓'词话’，其'词’字以文章家及说唱人所云'词’者考之，可有三种解释：一词调之词；……二偈赞之词；……三骈丽之词。”叶德均《宋元明讲唱文学》：“所以词话和明清弹词、鼓词的'词’的意义完全相同。但这称诗赞为'词’的，也不始于元代词话，唐五代俗讲中的《季布骂阵词文》《后土夫人词》的'词文’或'词’，就是指诗赞词而言。”李时人《“词话”新证》：“元明词话之'词’实因'唱词’而起。”然而，“词话”之“词”字释义实际上仅仅解决了我们对“词话”词语本身的认识问题，而并不能很好地说明“词话”伎艺的命名问题。其实，“词话”伎艺的命名如果放置在宋元说唱伎艺及其名称发展演化的历史背景中来看。更应看作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结果。
　　作为诗赞系讲唱伎艺，元之“词话”通常被认为是由唐五代词文，宋代陶真、涯词发展而来的。也就是说，宋之“陶真”、“涯词”基本可看作元之“词话”的前身。现存宋代“陶真”、“涯词”的直接相关史料非常稀少，很难说明其伎艺形式，而只能通过一些间接史料作出推测性描述。大多数学者通常将其认定为一种以七言诗赞为主的讲唱伎艺。“陶真”发展到元明时期，依然保持了其原有的称谓，如元末高明《琵琶记》第十七出“义仓”：“激得老夫性发，只得唱个陶真。”“涯词”之名称，元代似乎就失传了(或许被混称作“陶真”)。元代，指称诗赞系讲唱伎艺的名称实际上主要有“陶真”和“词话”两种。从明代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词话”和“陶真”指称的应为同一对象，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说：“闾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佑)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其中，“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新刊说唱包龙图断曹国舅公案传》、《新刻全相说唱张文贵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白虎精传》开头的唱词完全相同。因此，元代“陶真”和“词话”也应为同一种诗赞系讲唱伎艺的两种不同称谓。这实际上表明，“词话”是宋之“陶真”(或“涯词”)发展到元代后新起的别称。那么，“陶真”(或“涯词”)发展到元代之后，为什么会被别称为“词话”呢?
　　“词话”、“平话”都起源于元代初年，两者大体发生于同一时期，而且，从“词话”指以唱词的方式敷演故事，“平话”指以平说(散说)的方式敷演故事来看，两者在命名上亦具有鲜明的对峙性。可见，“词话”与“平话”一定是相伴而生、并从演说方式角度进行区分的一对伎艺概念。
　　宋代说唱伎艺主要有“说话”(包括“小说”、“讲史”、“说经”、“说铁骑儿”等)、“鼓子词”、“唱赚”、“覆赚”、“诸宫调”、“涯词”、“陶真”等，元代主要有“陶真”、“词话”、“货郎儿”、“诸宫调”、“平话”、“小说”等。由宋至元，“鼓子词”、“唱赚”、“覆赚”等以宋代词调为韵文的乐曲系讲唱伎艺已基本消亡，盛行一时的诸宫调也已走向衰落，至元末则“罕有人解”；“说话”伎艺中的“说经”、“说铁骑”基本消亡，“小说”也已衰落，“讲史”别称为“平话”，继续盛行。在这些说唱伎艺种类的消长变化中，大多数伎艺沿用着原有的名称，而只有“陶真”、“讲史”出现了新的别称“词话”、“平话”。这应当不仅仅是一种历史的偶然。随着“诸宫调”、“鼓子词”、“唱赚”、“覆赚”等乐曲系讲唱伎艺的衰落消亡，更为通俗明白的诗赞系“陶真”日趋兴盛，“陶真”在发展过程中，题材内容不断扩大；同时，“说话”伎艺中的“小说”、“说经”、“说铁骑儿”趋于衰落消亡，而“讲史”成为独秀的一枝继续盛行。这时，人们更需要从演说方式的角度，对这两种最为盛行的主要说唱伎艺进行区分，于是便出现了对举的“词话”、“平话”。另外，“陶真”之名主要流行于南方，很可能，“词话”是“陶真”伎艺从南方流传到北方以后出现的。因此，“词话”之命名应看作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结果。
　　元代还有“诗话”伎艺名称与“词话”非常相近，很可能也是在宋元说唱伎艺发展演化的背景下，受到当时流行的“词话”、“平话”名称影响而昙花一现的一种称谓。“诗话”作为伎艺名称见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现存两种宋元刻本，一本为小字本，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另一本为大字本，题《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通常认为两者源于同一祖本。“诗话”之名仅见于小字本。小字本卷末有“中瓦子张家印”一行，王国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跋》据此认定该书刊刻于南宋，但后来不知何因又改称元本。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三篇“宋元之拟话本”则认为可能刊于元代。综合各家之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刊刻年代应大体在元代初年。近年来，一些学者经深入考辨认为，该书虽刊刻较晚，但成书年代“至迟也该在北宋”，“可能早在晚唐、五代就已成书”。也就是说，现存《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元代初期之书坊主以晚唐五代或北宋的旧抄本(或刊本)为底本重新刊刻的。那么，题名中的“诗话”一词为原本所有，还是后刻者新题呢?从现存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诗话”更可能属元初后刊者的新题，而且极有可能是刊刻者自创的新词。因为，一、大字本题

《新雕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并无“诗话”之称，可见“诗话”并非祖本原题；二、“诗话”一词并不符合宋代说唱伎艺的命名方式，而与元初流行的“词话”、“平话”相对；三、“诗话”作为伎艺名称仅仅见于此书，其他文献并无记载。许多学者认为，这部作品被称为“诗话”是因其中人物“以诗代话”的诗赞，所谓“以诗代话”，就是每一段结尾处，人物咏诗言志，即以诗赞代替人物的独自或对白。这种体制实际上是“唐、五代变文话本体制的表现”如果因此而被称为“诗话”则显然属于元初人的一种妄称，而且很可能是根据当时流行的“词话”、“平话”名称而自造的。
　　
　　二、“词话”之另一种指称：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
　　
　　目前，学界对“词话”一词的理解和界定仅仅限定为“元明流行的一种说唱伎艺及其话本的专称”。其实，在明后期和清前期，“词话”主要用作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
　　明前期的文献典籍中，关于“词话”的资料并不多，但都非常明确地沿袭元人的用法，指称诗赞系讲唱伎艺及其话本，如都穆《都公谈纂》卷一：“君佐出寻瞽人善词话者十数辈，诈传上命。明日，诸瞽毕集，背负琵琶。”徐渭《徐文长佚稿》卷四《吕布宅诗序》云：“布妻，诸史及与布相关者诸人之传并无姓，又安得有'貂禅’之名。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善词话者”、“为弹唱词话”中的“词话”显然为讲唱伎艺名称。当然，由这种说唱伎艺转换而来的话本自然也依旧称为“词话”，如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的一些作品扉页上明确题写着其文类名称“词话”――《新编说唱全相石郎驸马传》“说唱词话传”、《新编说唱包龙图断歪乌盆传》“全相说唱词话”、《新刊全相莺哥孝义传》“新刻说唱足本词话”等。直到明中后期，模拟这种伎艺形式的文人拟作也都命名为“词话”，如杨慎的《历代史略十段锦词话》、诸圣邻的《大唐秦王词话》。然而，从相关文献资料来看，“词话”的此类用法实际上主要流行于明中期以前，明代后期和清前期则已很少专指这种具有独特体制的说唱伎艺，而主要作为白话通俗小说或宋元小说家话本的泛称使用。一些学者在使用明后期和清前期文献中关于“词话”的史料时，依然沿袭元代和明前期“词话”之内涵和指称进行阐释，造成了多种“史料误读”。这种误读遮蔽了“词话”另一种内涵和指称的存在。
　　熊大木《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序》(嘉靖三十一年)：“武穆王《精忠传》，原有小说，未及于全文。今得浙之刊本，著述王之事实，甚得其悉。然而意寓文墨，纲由大纪，士大夫以下遽尔未明乎理者，或有之矣。近因眷连杨子素号涌泉者，挟是书谒于愚曰：'敢劳代吾演出辞话，庶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辞话”即“词话”之误，所谓“演出辞话”，就是将上文之“意寓文墨，纲由大纪”的著作敷演为“词话”(或以“词话”的形式敷演)。这样做是为了使“愚夫愚妇亦识其意”。此处，“词话”既指《大宋武穆王演义》，又泛指此类白话通俗小说作品。李大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嘉靖三十二年)：“《唐书演义》书林熊子锺谷编集。书成以视余。逐首末阅之，似有紊乱《通鉴纲目》之非。人或曰：'若然，则是书不足以行世矣。’余又曰：'虽出其一臆之见，于坊间《三国志》、《水浒传》相仿，未必无可取。且词话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使俗人骚客披之，自亦得诸欢慕，岂以其全谬而忽之耶?”’“词话中诗词檄书颇据文理”指《唐书演义》中的诗词檄书非常符合为文之道。这里，“词话”显然就指《唐书演义》。《大宋武穆王演义》、《唐书演义》是典型的白话通俗小说，它们被泛称为“词话”无疑属于借用。
　　万历年间，钱希言在《狯园》、《桐薪》、《戏瑕》等笔记中多次使用“词话”一词，如：《戏瑕》卷一：“词话每本头上有'请客’一段，权做过(个)'德(得)胜利市头回’。此正是宋朝人借彼形此，无中生有妙处。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微独杂说为然，即《水浒传》一部，逐回有之，全学《史记》体。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今坊间刻本，是郭武定删后书矣。郭固跗注大僚，其于词家风马，故奇文悉被划剃，真施氏之罪人也。”
　　此处之“词话”相当于其他人所说的宋人“小说”，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小说起宋仁宗时，盖时太平盛久，国家闲暇，日欲进一奇怪之事以娱之，故小说得胜头回之后，即云话说赵宋某年。”“得胜利市头回”应指宋元小说家话本中的“入话”，许多“入话”包含一连串的诗词，特别是宋词，所以钱氏称之“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大概《水浒传》早期刊本也曾逐回包含“入话”，只是后来被郭勋翻刻时删除了。显然，此处之“词话”就是指称宋元小说家话本。称“词话”为“每本”，以“本”为单位，大概指的是单行本，而非话本集。
　　《狯园》卷十二“二郎庙”条：“宋朝有《紫罗盖头》词语，指此神也。”《桐薪》卷一“灯花婆婆”条：“宋人《灯花婆婆》词话甚奇，然本于段文昌《诺皋记》两段说中来。”
　　《桐薪》卷二“公赤”条：“考宋朝词话有《灯花婆婆》，第一回载本朝皇宋出三绝。”
　　“《灯花婆婆》词话”、“《紫罗盖头》词话”曾被晁氏《宝文堂书目·子杂类》著录，其中，《灯花婆婆》还曾作为古本《水浒传》的“致语”之一。两者无疑应为宋元小说家话本。在这两段文字中，“词话”显然也是作为宋代小说家话本的文类概念使用的。
　　《桐薪》卷三：“逍遥子商调《蝶恋花》十一首，盖宋朝词话中可被弦索者。以后逗露出金人董
　　解元《北西厢》来，而元人王实父、关汉卿又演作北剧。”
　　“逍遥子商调《蝶恋花》十一首”指宋代赵令畸的《元微之崔莺莺商调蝶恋花》鼓子词。钱氏认为。该作品属于宋朝“词话”中可由音乐伴奏而歌唱的。它后来发展为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可见，在钱氏看来，宋朝“词话”大多属不可歌唱的，而《蝶恋花》只不过是一种特例。此处之“词话”，也应指称宋代“小说”伎艺或其话本。
　　《桐薪》卷三：“《金统残唐记》载其(黄巢)事甚祥，而中间极夸李存孝之勇，复其冤。为此书者，全为存孝而作也。后来词话，悉俑于此。武宗南幸，夜忽传旨：取《金统残唐记》善本。中官
　　重价购之，肆中一部售五十金。今人耽嗜《水浒》、《三国》而不传《金统》，是未尝见其书耳。”
　　《金统残唐记》应为一部跟《水浒传》、《三国志通俗演义》相类的白话通俗小说。“后来词话，悉俑于此”应指后来的“词话”都以《金统残唐记》为敷演的底本。那么，此处之“词话”无疑指称当时的口头文学伎艺。然而，它到底是指诗赞系讲唱伎艺“词话”还是散说体伎艺“平(评)话”、“说书”呢?这恐怕已难以确指。因为当时“词话”、“平话”混称的情况已相当普遍。不过，从当时一般情形推断，此处之“词话”，更应指“说书”或“评话”。因为，明代中后期的文人普遍认为，当时盛行的“说书”伎艺和“通俗演义”都是由宋代的“小说”(或“说话”)伎艺及其话本发展而来的，钱氏将宋人之

“小说”伎艺及其话本称为“词话”，自然也就可能将当时盛行的“说书”、“评话”也用“词话”指代。而且，像《金统残唐记》这样长篇巨制的历史题材作品，更可能被“平话”伎艺敷演。
　　有的学者将上述几段引文中的“词话”理解为诗赞系的讲唱伎艺，甚至由《戏瑕》卷一推断出《水浒传词话》的存在，并引证其他材料进行论证，得出《水浒传》由词话本演变为散文本的结论。这实在是一种误解，不可不辨。从上述具体考释可见，此段文字中，钱氏所谓“词话”指宋元小说家话本，并不存在所谓的《水浒传词话》，且明代文献中相关的说法也都是指“古本《水浒传》小说”曾含有“入话”或“头回”。现存明刊本《水浒传》中的诗赞之词虽有可能是说唱词话之遗文，但也应是散文本《水浒传》借鉴说唱词话的结果，而非词话本演变为散文本的产物。因为，这些诗赞之词数量极少，而且主要用于状物和咏赞人物，而非叙事，与小说家话本的韵文使用习惯完全相同。也就是说，这些诗赞之词是完全按照小说家话本韵文的使用习惯被借鉴过来的。当然，元明说唱词话的取材广泛，以水浒故事为题材也是很有可能的，也可能存在水浒故事的说唱词话话本，现存《水浒传》刊本中的诗赞之词或许就是借鉴的此类话本。但这并不能说明现存《水浒传》由词话本演化而来。从明代相关文献资料来看，明人多认为《水浒传》源于“说话”，属“通俗演义”系统，而与说唱词话并无多大关系，如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叙》：“若通俗演义，不知何昉​。按南宋供奉局，有说话人，如今说书之流。其文必通俗，其作者莫可考。……暨施、罗两公，鼓吹胡元，而《三国志》、《水浒》、《平妖》诸传，遂成巨观。”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
　　清初，钱曾《也是园书目》卷十《戏曲小说·宋人词话》著录作品十六种，有《灯花婆婆》、《风吹轿儿》、《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紫罗盖头》、《山亭儿》、《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西湖三塔》、《小金钱》、《宣和遗事》四卷、《烟粉小说》四卷、《奇闻类记》十卷、《湖海奇闻》二卷。其中，《灯花婆婆》、《风吹轿儿》、《冯玉梅团圆》、《种瓜张老》、《错斩崔宁》、《简帖和尚》、《紫罗盖头》、《山亭儿》、《李焕生五阵雨》、《女报冤》、《西湖三塔》、《小金钱》为单篇流行的宋元小说家话本；《宣和遗事》为宋元讲史平话； 《湖海奇闻》被晁氏《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和《百川书志》卷五《小史类》著录，且《百川书志》称其：“聚人品、脂粉、禽兽、木石、器皿五类灵怪七十二事。”《宝文堂书目》卷中《子杂类》和《百川书志》卷五《小史类》多著录通俗小说作品，因此，《湖海奇闻》大概也为通俗小说集。 《烟粉小说》、《奇闻类记》大概与《湖海奇闻》性质相类。这十六种作品还被姚燮《今乐考证·缘起－说书》著录为“宋人说书本目”，可见，这些作品确实为散文本之通俗小说，而非讲唱体的“词话”。此处“词话”被别称为“说书本”，也应泛指宋代的“白话通俗小说”。
　　此外，还有个别通俗小说被直接冠以“词话”之名，如《金瓶梅词话》、《新编梧桐影词话》等。在这些题名中，“词话”也并非讲唱伎艺概念，而应为“白话通俗小说”类型概念，相当于“演义”等。《金瓶梅词话》名为“词话”，却与明成化刊本说唱词话体裁完全不同，实际上为诗词曲运用相对较多的白话通俗小说，《续金瓶梅后集凡例》称：“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参人正论，较之他作，颇多佳句，不至有套腐鄙俚之病。”显然，“小说类有诗词，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实际上把“词话”和“小说”基本看作同一概念；《梧桐影词话》为清初啸花轩刊本，目录页题“新编梧桐影词话目次”，该书名为“词话”，实为一般白话通俗小说。显然，这些题名之“词话”也应作为白话通俗小说的泛称看待。
　　
　　三、“词话”另一指称之成因：口头伎艺的混称和通俗文学的指称习惯
　　
　　“词话”被引申为宋代小说家话本或白话通俗小说的泛称，既与“词话”、“平话”、“说书”等口头伎艺名称的混用有关，也与明人指称通俗文学的习惯密不可分。
　　元代的诗赞系讲唱文学主要以“词话”、“陶真”来指称，而明代则“异常混乱，据文献的记载共有十种不同的名称。而本质都是诗赞系的讲唱。”它们是“陶真”、“词说”、“词话”、“说词”、“唱词”、“文词说唱”、“打谈”、“门词”和“门事”、“盲词”或“瞽词”、“弹词”。明中期以后，“陶真”、“弹词”等名称开始逐渐盛行，如郎瑛《七修类稿》卷二十二说：“间阎陶真之本之起，亦曰：'太祖太宗真宗帝，四祖仁宗有道君。’国初瞿存斋(佑)过汴之诗有'陌头盲女无愁恨，能拨琵琶说赵家’，皆指宋也。”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八“冤狱”条：“畜二瞽妓，教以弹词，博金钱，夜则侍酒。”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弹词小纪》载：“若有弹词，多瞽者以小鼓板唱于九衢三市，亦有妇女以被弦索，盖变之最下者也。”明传奇《醉月缘》第九折题名为《弹词》，且提及许多“弹词”作品。这样，“词话”这一名称本身的指称和内涵便逐渐不为人知了，以致于有了“元人弹词”之说，如徐，愎祚《三家村老委谈》：“汤若士……《南柯》、《邯郸》二传，本若士、臧晋叔先生所作元人弹词来。”臧懋循《负苞堂文集》卷三《侠游录小引》：“余少时，见卢松菊老人云，杨廉夫有仙游、梦游、侠游、冥游录四种，实足为元人弹词之祖。”于是，便出现了“词话”、“评话”、“说书”等伎艺名称的“混称”现象，如《古今小说》卷一《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看官，则今日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可见果报不爽。” “听我说《珍珠衫》这套词话”完全是说书人做场的口吻，“词话”显然是在称呼自己的伎艺。演说《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应属“评话”伎艺，如《警世通言》卷十一《苏知县罗衫再合》： “这段评话，虽说酒、色、财、气一般有过……。”《警世通言》卷十七《钝秀才一朝交泰》：“听在下说这段评话。”称为“词话”应为伎艺名称的混用。袁于令《双莺传》杂剧第四折[羽调排歌]云：“(小旦)一面差人去请柳麻子说书，混帐到天明罢了。……(小旦)说词话，间戏嘲，管教胡乱到今宵。”《梅里诗辑》卷四朱一是有《听柳敬亭词话》诗。柳敬亭以散说的评话著名，无说唱词话事，这里的“词话”无疑指“评话”。清初钱谦益《列朝诗集》甲集卷十六《王行传》：“市药籍，记药物，应对如流。迨晚，为主妪演说稗官词话，背诵至数十本。”从“演说”、“背诵”等搬演方式来看，此处“演说稗官词话”也应指“评话”、“说书”。
　　明人指称通俗文学时，常常把口头文学伎艺名称与其相应的书面文学读物混为一谈，认为两者是二而一的，如天都外臣《水浒传叙》：“小说之兴，始于宋仁宗。于时天下小康，边衅未动。人主垂衣之暇，命教坊乐部，纂取野记，按以歌词，与秘戏优工，相杂而奏。是后盛行，遍于朝野，盖虽不经，亦太平乐事，含哺击壤之遗也。其书无虑数百十家，而《水浒》称为行中第一。”把口头伎艺的“小说”与《水浒》等书面的“通俗演义”混为一谈。笑花主人《今古奇观序》：“至有宋孝皇以天下养太上，命侍从访民间奇事，日进一回，谓之'说话人’。而通俗演义一种，乃始盛行。然事多鄙俚，加以忌讳，读史嚼蜡，殊不足观。元施、罗二公大鬯斯道，《水浒》、《三国》奇奇正正，河汉无极，论者以二集配伯喈、《西厢》传奇，号四大书。厥观伟矣!迄于皇明，文治聿新，作者竞爽，勿论廊庙鸿编，即稗官野史，卓然复绝千古。说书一家，亦有专门。然《金瓶》书丽，贻讥于诲淫；《西游》、《西洋》，逞臆于画鬼，无关风化，奚取连篇?”将书面的“通俗演义”和口头的“说书”伎艺混为一谈。黄宗羲《柳敬亭传》：“于是谓之曰：'说书虽小技，然必勾性情，习方俗，……’”吴伟业《柳敬亭传》：“莫君之言曰：'夫演义虽小技，其以辨性情，考方俗，形容万类，不与儒者异道。”吴氏将柳敬亭的“说书”伎艺称为“演义”，也应为两者的混称。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词话”自然就容易成为白话通俗小说和宋代小说家话本的泛称。当然，相对于当时更为流行的“演义”、“小说”等通俗小说文体概念来说，“词话”一词被如此借用也有其一定的独特内涵。无论是“游情泛韵，脍炙人口，非深于词家者，不足与道也”，还是“前集名为词话，多用旧曲，今因题附以新词”，都特别突出了其中较多的诗词曲等韵文。也许，一些文人使用“词话”就是为了凸现此类作品的这种独特之处。显然，这种用法属于“词话”原义和指称对象模糊不清之后，文人的一种臆测。这样的臆测性用法在不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领域是非常普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