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1月20日，是一个诡异的日子。
在某知名拍卖公司拍卖会上，一幅品质不高的王羲之书法古代摹本，竟然破天荒地拍出了3.08亿的市场天价。如果说冲动是魔鬼，显然那位神秘的买家，在没有做好功课的前提下，就贸然拍下这件藏品。
这是继当年6月，黄庭坚的《砥柱铭》墨迹本以4.368亿元人民币成交之后，在中国书画拍卖市场上的第二次市场高峰。
拍卖成交之后，第二天在网络上一片哗然。
先是有武汉的匿名写手，陆续在知名网站发帖对这一作品进行质疑，说这一作品为明代“伪作”;然后某权威机构鉴定人士发表了一篇6000字的鉴定文章进行辩护，把高古年代定位北宋中晚期;之后，又有该拍卖公司某位经理在《人民日报》副刊撰文，寻找台阶不再提《宣和书谱》和《绛帖》，退出两本权威发帖体系的认定，伺机寻找开溜或免责的机会。
笔者对这两位为草书《平安帖》鉴定专家的辩解，无意追究他们学术上的漏洞，如果这幅作品是国家级博物馆收藏，专家出具这样的鉴定结论，无异于一场重大的责任事故。
某知名博物院已故书画鉴定专家X先生，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中说：
“本帖上古印‘书画印’(文徵明跋中以为王诜印)、柯九思印均古，应非伪物……其文徵明、王谷祥、彭年、胡汝嘉诸跋和文氏以来诸家鉴藏印记则都真。”
“其勾摹水平，大略相等于今见之《上虞》、《干呕》二帖。”
按照X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个勾摹本。这也是一个相对公允的结论，因为当时并不涉及市场的交易。但是，X先生早在三十年前，在评定勾摹水平的时候，他的话就已经打了折扣。针对X先生的结论，笔者不去怀疑他的年代界定，而怀疑的是他对勾摹本的认定，还有和《上虞帖》和《干呕帖》的艺术价值的比较。
首先，这幅书法作品不是勾摹本，而是纯正的临摹本。但是临摹的水平太低，可以说是业余级别的写手的临摹。其次，其临摹的水平远在《上虞帖》和《干呕帖》之下。作为收藏者，为了求名定价，往往是不惜血本，而鉴定家拿了钱，也只好虚与推托，借此抬高鉴定的等级。
为什么是临摹本，而不是勾摹呢?
古代书画在没有原迹的情况下，摹本的价值就弥足珍贵了。摹本又大致分为临摹本、勾摹本两种情况。熟悉兰亭八柱的人都知道，现在能见到的王羲之《兰亭序》的摹本，被称为兰亭八柱第一的是虞世南的临摹本，兰亭八柱第二的是褚遂良的临摹本，而冯承素的临摹本则被称为兰亭八柱第三。
这三个摹本，是《兰亭序》最著名的摹本，首先这三个人都是初唐时代的人，他们都见过《兰亭序》原迹，摹本的可信度最高。而虞世南、褚遂良又是隋末唐初著名书法家。大书法家虞世南，是跟从王羲之的七世孙、隋朝书法家智永禅师学习书法的，笔法得到了智永真传，直接承袭魏晋的风韵，在书法意韵上与王羲之接近;褚遂良是李世民内府书画鉴定人，书法上融虞世南、欧阳询为一体，深得李世民的赏识。
在《兰亭序》的临摹本中，由于身份、师承以及艺术成就，乾隆皇帝把虞世南、褚遂良的临摹本，列为第一、第二，本身就有其合理的原因。在《兰亭序》初唐的临摹本中，还有过欧阳询临摹本，只可惜流传下来的，只有北宋年间的石刻本。
临摹本往往只能是神似，由于临摹者带有强烈的个人习惯，个性色彩极为浓厚，就摹本本身而言，由于临摹者的艺术造诣，临摹本就是艺术价值极高的艺术品。然而，在所有《兰亭序》摹本中，最受后人追捧的，却是冯承素的《兰亭序》双勾神龙本。
双勾摹本是古代书画临摹技术之巅峰，犹如现代人使用的复印技术。
唐朝双勾摹本，使用的是一种硬黄纸。而硬黄纸的制作工艺，是在前人使用的染黄纸上均匀涂蜡，再经过相关的工艺处理而成。这种硬黄纸光泽莹润，纸质艳美，具有半透明的属性。硬黄纸耐于久藏，可以防虫蛀，唐人多用来抄写经卷，由于透明度较好，也被用作双勾书画的纸张。
冯承素的《兰亭序》神龙本，就在这种纸上先画好字迹的轮廓线，然后添墨而成的。双勾摹本非书家摹本，摹本制作者地位不是很高，这就是为什么乾隆皇帝把冯承素的摹本，定为兰亭八柱第三的原因了。
双勾摹本作者通过勾线，先画出原迹双勾轮廓然后再添墨迹，这一技术的特点更注重形似。所以，好的双勾摹本几乎等于现代复印技术，在当时的市场评价体系中，被购买和收藏者视为“下真迹一等”，等级仅次于作者的真迹。
对照《兰亭序》的摹本谱系，我们可以知道双勾摹本和临摹本的价值所在了。双勾摹本，在唐朝就是“下真迹一等”，X先生说它是“勾摹本”，无疑在给草书《平安帖》提高身价。
X先生说，草书《平安帖》是“勾摹本”，“勾摹本”一词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同时也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丝绢勾摹本，恐怕只能是X先生臆想中的创造，忽悠一下外行收藏家的说法而已。
X先生在鉴定中，运用了作品对照的方法，他把草书《平安帖》的摹本和《干呕帖》《上虞帖》进行平行对照，他对照的是艺术价值，而不是笔法的真伪，这中间就留下了很大的回旋空间。
《上虞帖》《干呕帖》都是临摹本，从这两个临摹本用笔的老辣程度上，都远远高于草书《平安帖》。就书法水平的比较上，《上虞帖》要高于《干呕帖》，而《干呕帖》也远远高于草书《平安帖》。
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说，X先生的鉴定，就已经在这幅书法上打了折扣。
X先生一生过眼国宝级书画无数，关于断代问题的鉴定有他独特的依据。但是，X先生并不是纯正的王羲之专家，更不是一个以擅长草书创作的书法家。X先生说话谨慎，在鉴定结论上打了折扣，是不想给后人留下诟病的把柄，这样会动摇他一生辛苦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
笔者特意找来X先生的书法作品，他的行书风格更接近明代书家唐伯虎，或者是日本小野道风的书风。从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出，他并不擅长草书。甚至可以说在他的笔下，连王羲之、孙过庭这样的草书大家的作品都没有临摹过的痕迹。
魏晋时代的草书，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唐朝孙过庭、怀素等人，还能够遵照魏晋的笔法进行草书创作;而唐朝以后的草书，多数是用楷书或者是行书的笔法进行创作。所以，后代的草书笔法和魏晋草书笔法是隔绝的。虽然他们在写草书，但并不等于懂得魏晋笔法。
所以，让他拿《上虞帖》、《干呕帖》，进行笔迹的对照，可以说，他是一个草书创作的外行，对用笔、结字、布白、节奏、气韵，以及作品的评价，自然要大打折扣。
回过头来，再说发表那篇6000字长文的鉴定权威。在网上也找来他出售的书法作品，对他的书法造诣与修养进行考察。笔者在网上搜索的结果，发现他擅长书法体势，他的书法创作仅限于魏碑一种书体。
如果，让这样的书法水平的人，去鉴定王羲之的草书《平安帖》，他自然不会从书法创作的角度、艺术创作的规律去进行书法鉴定。因为，他自身的书法功力不足，只能另辟蹊径，从纸张、材料、印章，乃至名人的题跋等各个角度去应和前人。
如果从书法的功力上讲，他连X先生功力的一半都达不到。
在王羲之现存墨迹摹本中，质量最高的还是双勾本，其次才是临摹本。双勾本的质量一般都在上乘，比如《丧乱帖》《孔侍中帖》《频有哀祸帖》《二谢帖》《得示帖》《初月帖》等等。在王羲之的临摹本中，质量最高的当属《游目帖》，一些次要的帖如《长风帖》《胡母氏从妹帖》等。
笔者认为：草书《平安帖》是临摹本，而且是非常初级或非常业余的临摹本。网上有评论说，草书《平安帖》假、丑、劣。作为草书，《平安帖》的字非常之“丑”、“劣”，只有业余临摹者才能临写到这种水平。
至于“假”，看要从哪个角度去看，如果从王羲之真迹来说，哪怕是同一种笔法的《远宦帖》进行对比，拙劣的笔法是非常假的一种赝品。如果，从临书者的角度看，这中拙劣又是非常真实的。
本帖的临写者，本身不懂草书，更不懂魏晋时代的草书。临摹者在临摹的过程中，非常急切地想临摹得像，而手中的笔却并不听他的指挥。在这幅作品中，除了笔法不像之外，还有草书的错别字，“情”字右边偏旁下的“月”字，草书写法缺了一点，由此成为篇中的错别字，而这种特征都是临摹的表现。
至于笔法，只能用“照葫芦画瓢”这句成语来表达，《远宦帖》和《游目帖》中的搅转笔法，在临摹者的笔下出现了动作要领的省缺，本该流畅的线条却变得呆滞、臃肿、无力，根本谈不上笔触的节奏和韵律。
至于这个摹本的年代，笔者更倾向于日本学者的说法。
日本学者中田勇次郎认为《平安帖》不类王书，他疑其为后人临习王尺牍之伪作(《王羲之を中心とする法帖の研究》P164)。中田勇次郎先生怀疑是南朝、南唐的“戏学”、“仿书”。
有人把草书《平安帖》归为宋代驸马王冼的造假，王冼作为驸马，至少是进士及第，书写水平绝对不会这么低，用笔也绝对不会这么稚嫩。更何况他的经济状况再不好，也不屑于做书画造假骗钱花的事情，这关乎士大夫的某种尊严与名誉。
南朝离王羲之的时代很近，笔法也非常接近。所以，作为抄录王书的文字，应该字迹更流畅，笔法更老到才对。关于临摹的年代和造假者，笔者怀疑是南唐时，李后主在宫中吟诗作画，陪伴着小周后临摹书法的“杰作”。也只有女人，或者说文化水平极低的人，对着墨迹双勾本或者是原迹，才能够临写出这种很初级或是很业余的字迹。
一个在宫廷中粗通文墨的女人，在偶尔的风雅中用丝绢临写一幅王羲之的书法，更能显示出李煜那位小周后的一份才情。这个小字叫做女英的周姓女人，很有“绣床斜倚娇无邪。烂嚼红茸，笑向檀郎唾”可爱的一面。
小周后在风情与麻辣背后，她还有向往儒雅、渴求文化的冲动。在李煜浪漫的性格基因中，他存在着追求知音的渴望，他要把老婆培养成知音，把习作装裱成画卷哄老婆高兴，才是老婆学习上前进的动力。
这也是为什么如此低劣的王书临摹本，这样诞生的最合理的解释。
同样是王羲之的作品，2007年香港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妹至帖》于11月25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却遭遇了意外的流拍。流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幅王羲之摹本缺少流传的题跋及印鉴。
《妹至帖》勾摹水平之高，可以说超过国内王书众多摹本，包括台北和大陆各博物馆的藏品，直逼《远宦帖》、行书《平安帖》的艺术水准。
正是因为这种弱智的鉴定结果，仅仅局限于作品的“流传有序”四个字，就难免会产生王羲之的《妹至帖》流拍的事件。如果把日本天皇收藏的《丧乱帖》让他们鉴定，恐怕也会因为缺少中国历代名人的题跋和印鉴，被当成赝品同样会遭受遗珠之恨。
在这幅草书《平安帖》高古无疑，虽然有柯九思、文徵明等人的题跋，甚至有乾隆皇帝御笔“可亚时晴”，但是，改变不了他临写本的特征。如果，收藏家要追逐的是几十方、乃至上百方名人的印鉴，这无疑是在追逐一场名人围观的盛宴，而与书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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