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曦的画，一种冷栗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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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曦的画，生成一种冷栗之美。冷酷的不是表象，不是滞碍于图像外的形而下的形态，而是一种透析于图像、超脱于图像的精神符码。鸟笼中的飞鱼、灯光下的禽鸟、玻璃盒中的山石草虫……代表或隐喻着缄默、自由、闲适、疏朗与呐喊、束缚、焦灼、不安的复杂意味。

何曦总把物象的处理变成一种“异化”过程，这兴许是他对绘画性的独特理解。盆景中的山石和草虫、笼中的禽鸟和游鱼在画面的异化里形成了另类解读，在惊诧莫名中体味惊诧背后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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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曦：1960年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出版有《何荷》、《何曦画集》、《南有嘉鱼》、《艳若桃花——何曦摄影》等。作品被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中华艺术宫、苏州博物馆、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上海中国画院、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艺术博物馆、宝龙美术馆等各大机构收藏。

何曦平素话语不多，他是用心来审视和描绘这个世界的。五岁那年，他从石库门的楼梯上滚下，从此口吃。但他从不避讳这个缺陷，世间因果种种，难说是劫是缘。上天给了他更多思考的机会，他缓慢的三言两语间，经常让人忍俊不禁。比如他评论某位老师的山水作品像三文鱼刺身，令人当场莞尔，再看果然妙趣横生。拿起画笔，何曦更是声情并茂，梵我如一，水墨成了他流利表达自己的唯一语言。

目光温暖、外表沉静的何曦，有着大爱和悲悯，更有一颗摇滚的心。他觉得自己创作时有点像车间工人，站在作画的那面墙前，数小时不停地劳作。而内心却是澎湃的，所以必定要有音乐陪伴，他说最好是咏叹调、女高音。在唱歌时，他是麦霸，特别是高音区纯净自然，如鱼游水，如鸟鸣枝，一点也不口吃。

而精神四飞扬，纵情大笑，甚至恶搞起哄，借着音乐，他的心纵横四野，像个纯情的孩子一般快乐无忧。有时又背对人群，蜷缩在自己的世界里，像他的摄影作品，有着基里科笔下人影的迷离与魅惑，浑身通透，既真又幻，很远也很近。

何曦说，你一定想不到，我在浙美读书的时候，就是外向而张扬的，那时年少轻狂。除了画画，周末的舞会上必定有他的身影。那是一个年轻人该有的样子，何曦在任何时候，都是纯粹而真率的，却又时时顾及他人，懂得退让与分寸。报考之初，他钟情的其实是山水，但一起报考的好同学也想考山水。名额有限，他觉得自己也能画几笔花鸟，就报了花鸟。

那时的他茫然无知，甚至不知道花鸟考试的写生科目需要使用毛笔。年轻的监考老师动了恻隐之心，帮他去问学生借了支勾线笔。何曦考上后，找到了那位好心的监考老师，他在国画山水专业，只比何曦大五岁，85新潮时期，他前卫而不拘一格的作品，对何曦启发很大。那位老师的名字叫谷文达，后来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没有人可以绕过他。

何曦一直执著地认为，艺术必须走在时代的前面，这也是他和谷文达的一拍即合之处。叛逆的性格渐渐生根。他不再满足于传统花鸟画类似于一花一石一鸟的程式。浙美二年级时，老师教画松树。何曦画了几个寥寥的树干，枝叶伸出画外，松针落满一地。老师说传统符号的松树不该是这种衰败气象。他虽然被批，却坚持说自己也见过并喜欢松针落了一地的松林。因为他不哗众取宠，不人云亦云，不趋炎媚俗，所以显得如此性情可爱，不与人群同列。

何曦的与众不同大概在之前的工艺美校时期就初露端倪。那时画素描，很多学生喜欢十几小时的长久作业，拼命抠细节。而何曦喜欢用线进行尼古拉费辛式的速写表达，画得很有灵气，被戏称为“何古拉费辛”。

那时老师出了一句诗让大家创作：“松树低压迷山径”，很多同学据实描绘诗中景致。何曦觉得诗眼在“迷”字，应该是人迷山径，并非树是主角，所以画了一个挑夫在山路前踟蹰不前的样子，获得好评。由此想到赵佶关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考题，倘穿越回九百年前，何曦也该是受徽宗青眼相待的那位画师吧。

在本科三年级结束后的一个暑假，何曦和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在北京办了个宣言般的群展，名曰“小趋势”。何曦展出了《蝌蚪的故事》系列组画，可以看出受到弗洛伊德的影响，想表达的是在各种环境压力下普遍存在的生存压抑与青春躁动。

接下来就是风格延续的毕业创作《岸边的公路》和《西部》。虽然在技法和形式上还显稚嫩，但已经具有鲜明的个人风格。何曦有了一个很适合于自己的开始：借花鸟表达对现实的关注。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中国画坛，花鸟画从没有出现过这种形态和寓意，何曦是首当其冲的开先河者。

卢甫圣先生曾评价道：“何曦用带有象征性的形式语言重新解构了传统图式的符号系统，用网罟与玻璃柜的图象来暗示一种束缚与陈列的空间，从而容纳并展开其对于与传统有关的文化命题矛盾而暧昧的寓言系统。”

何曦用最单纯巧妙的水墨语言，优雅却不失冷酷地消解了传统架构和意境，从外部真实转向了内心真实，将传统命题做出了现代演绎。他用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来表达最当代的生活感受，阐释他的人文思考和悲悯情怀，彰显与时代审美精神和文化内核相契合的现实意义，从而成功实现了中国画笔墨的当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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