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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邹国(今山东邹城)人。他的生卒年代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一般认为他大约生于周烈王四年(前372)，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前289)。孟子是在战国中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时代高潮中涌现出来的著名的思想家。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能言善辩，并在与各派论敌的论辩中，捍卫和发展了孔子创立的早期儒家学说，成为儒家学派的主要奠基人之一。由他的思想和孔子的思想结合而成的“孔孟之道”，构成了中国儒家思想的核心。
学称“思孟” 游说诸侯
孟子出生于战国中期与鲁国毗邻的小诸侯国邹国。关于他的身世，后人所知很少，据东汉赵岐的《孟子章句?题辞》所记，孟子可能是春秋时期鲁国公室宗亲“三桓”家族之一的孟孙氏的后代。由于家族的逐步衰微，孟子的先辈迁居到邹国，传到孟子父亲一代时，可能已经成了一般的平常人家。
孟子的父亲名激，字公宜，早在孟子三岁时就去世了。孟子主要是在母亲的抚养和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传说中孟子的母亲仉氏是一位很有识见、善于教子的女性，汉代刘向的《列女传》、韩婴的《韩诗外传》等书记载了一些关于她教育孟子的传说。
据《列女传》记载，母子二人最早住在墓地附近，年少善于
模仿的孟子就整天学着别人“嬉游为墓间事，踊跃筑埋”，孟母觉得这种环境不利于孩子的成长，于是就搬迁到集市附近；没想到孟子又天天“嬉戏为贾人炫卖之事”，孟母只好再次搬家，迁居到国家教育机构学宫旁边；在学宫那种读书演礼的浓郁氛围的影响下，孟子也在平日的嬉游中学着“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觉得这才是适合孟子成长的良好居处，于是定居下来。另一段记载说的是有一次孟母正在织布，见孟子从学堂回来，就问起他学习的情况。当看到儿子的学业并没有什么进步时，孟母就生气地举刀割断了正在织着的布匹，以此来教育孟子，废学如同断织一样，最终都不会有所成就。孟子受到教育，从此“旦夕勤学不息”。《韩诗外传》则记载了另一个故事。有一次，孟子看到邻家杀猪，就问母亲，杀猪干什么？孟母开玩笑地随口说，杀猪给你吃呀。说完之后，孟母就后悔了，觉得儿子已经懂事了，说这样的玩笑话骗他，是教他不守诚信。于是就以身作则，真的买了邻居家的猪肉给孟子吃。
孟子像
以上就是两千多年来广为流传的“孟母三迁”、“断织劝学”、“杀豚不欺子”的故事。虽然这些故事并不一定完全真实可信，但却可以看出在孟子少年时代的成长过程中，孟母的教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对其学业和思想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母亲的教育和年少时代求学的过程中，孟子渐渐对儒家学说产生了兴趣。稍长之后，孟子开始拜师求学，研习儒家学说。孟子非常尊崇孔子，曾引用孔子学生宰我、子贡、有若的话，赞美说：“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公孙丑上》，以下只注篇名)并且，他还自认为是孔子的忠实信徒，称自己“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同上)。但是，孟子又非常遗憾地说：“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离娄下》)意思是说我没能成为孔子的门徒，我是私下向人学来的。那么孟子所说“私淑”之人是谁呢？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认为孟子是从子思的门人那里学习孔子学说的。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姓孔名？，字子思，是战国初期有名的大儒，到孟子生活的年代时，已经去世了。荀子曾批判孟子，并把孟子和子思相提并论，说“子思唱之，孟轲和之”(《荀子?非十二子》)。可见孟子确实是师从过子思的一位不知名的门人，所以他的思想和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史称“思孟学派”。
经过刻苦的饱学和钻研，孟子终于学有所成，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深厚修养的儒学大师，并享有了较高的名望。此后，大约到四十岁之前，孟子的主要活动是聚徒讲学，宣传儒家思想。孟子认为“君子有三乐”，其中之一就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尽心上》)，所以孟子同孔子一样，都非常热衷于教育。虽然他的门人没有孔子那么多，但是先后可能也有几百人，而乐正子、万章、公孙丑、公都子、屋庐子、陈臻和充虞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在孟子生活的战国时代，诸子蜂起，通过创办私学来宣传各派的主张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孟子收徒讲学自然也有这个目的。他忧心于当时“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滕文公下》)，而“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因此他对杨朱、墨翟两家过于极端化的主张都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教育弟子说：“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孟子正是通过对当时流行学说的抨击，来达到捍卫和宣传儒家学说的目的。大约在四十岁之后，孟子开始奔走于各国，从事游说活动。在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时代背景下，各个学派的知识分子是一群十分活跃的政治因子。他们奔走于各国之间，极尽唇舌之能事，游说诸侯接受他们的主张去制定内政外交政策，四处游说成为各个学派从事政治活动的主要形式。孟子为了把他的仁政王道理想推行于天下，也开始了游说于各国的征程。
孟子首先来到齐国，呆了较长的一段时间。当时的齐国是齐威王在位，正重用孙膑、田忌等人大振国威，一心想用武力征服天下。而孟子所倡导的王道仁政思想无疑与齐威王想推行的霸业格格不入，所以虽然受到礼遇，却不被重用。后来孟子听说宋国的偃王想实行仁政，于是就离开齐国前往宋国。临行前，齐威王赠他黄金一百镒，孟子没有接受。到了宋国后，孟子向宋臣戴不胜建议，认为宋王要实行仁政，必须多多亲近“善士”，只有一两个“善士”是不够的。但是不久当孟子看到宋国君臣对恢复“什一而税”(即十分抽一的古代税率)迟迟不肯付诸行动，觉得宋国并没有实行仁政的诚意，就离开了宋国。
孟子离宋之后，经过薛回到邹国。据应劭《风俗通义?穷通》所记，孟子在由薛至邹的途中，曾经遭受绝粮之困，差点饿死途中。在邹国期间，滕国的滕定公去世，滕文公即位。因为滕文公做世子的时候，曾在宋国与孟子有过两次交谈，对孟子的为人为学十分仰慕，所以甫一即位，便马上派然友到邹国，向孟子征求关于滕定公丧礼的意见，随后又礼聘孟子前往滕国帮他推行仁政。
孟子在滕国期间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言论，提出了一系列实行仁政的具体办法，如“制民之产”、“恒产恒心”(通过制度让老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使其能操守恒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实行井田制和“什一而税”，发展教育等等。当时农家学派的许行及其弟子们也慕名来到滕国。于是孟子和许行的门徒陈相就有了一场关于社会分工的论辩。孟子批评了许行的绝对平均主义，阐明了社会分工的必要性，显示了进步的眼光。但他进一步总结说：“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滕文公上》)却为此后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和阶级剥削劳动人民提供了理论依据。总之，孟子在滕国的一系列言论，是他仁政思想的一次较为系统的阐述。不过因为滕国毕竟太小，而且危于齐、楚之间，难以使他的仁政理想推行于天下。后来，从千里之外传来魏国“卑词厚币以招贤者”的消息，孟子就离开滕国，来到魏国。
魏国在战国初年经李悝变法之后，逐渐强大起来。到魏惠王的时候，因于周显王八年(前361)迁都大梁，故魏又称梁，魏惠王又称梁惠王。梁惠王中期以后，魏国在与齐、秦、楚等国的几次重大战役中惨败，丧师失地，国力渐衰，梁惠王决心东山再起。所以当大约已年过六旬的孟子一到魏国，梁惠王就迫不及待地前来面见，问道：“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则从容对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梁惠王上》)
然后向梁惠王阐明了儒家先义后利的道理。此后，孟子在与梁惠王的多次交谈中，先后阐述了“与民偕乐”、“不违农时”、“庠序之教”、“为民父母”、“施仁政、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以及“仁者无敌”的仁战学说等王道仁政思想，并为梁惠王描述了一幅王道乐土的理想图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同上》)但是，在梁惠王看来，孟子所津津乐道的一切虽然美妙无比，却与魏国的实际处境相差太远，正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所说的：“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孟子的仁政理想仍不得实行。周慎靓王二年(前319)梁惠王去世后，孟子见继位的梁襄王“望之而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同上》)，觉得他看上去不像个人君的样子，接触时又觉不出威严所在，不是个可以寄希望的国君，于是就离开魏国，重返齐国。
这时齐威王已卒，其子齐宣王在位。经过齐威王的改革之后，齐国国势强盛，不可一世；宣王野心勃勃，想称霸中原，征服秦楚，最后一统天下，因而重兴稷下学宫以招贤纳士。所以，孟子返齐之后，仍受到礼遇，被齐宣王待为客卿。此后，孟子在与齐宣王的交谈中，抓住一切契机，规劝齐宣王放弃霸道，推行仁政王道。当他听说齐宣王不忍心杀牛祭钟时，就以此为话题，肯定齐宣王的“不忍”之心，劝谏他将这种“不忍”之心“推恩”于百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放弃好似“缘木求鱼”的霸业追求，转而从根本上“制民之产”，以实现“保民而王”(《同上》)。当他听说齐宣王“好乐”时，就启发齐宣王要“与民同乐”(《梁惠王下》)。在此期间，孟子还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本思想。孟子在与弟子万章的对话中曾引用《尚书?太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的话说明民意是天意的代表(《万章上》)，因此“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离娄上》)。基于此，他大胆的告诫齐宣王，像纣那样的暴君，臣民可以正义地将其诛杀。但是，齐宣王对孟子所说的并不太感兴趣。后来，孟子离开齐国，送母归葬于鲁。公元前315年鲁景公卒，鲁平公即位后，请孟子的弟子乐正子为政。在乐正子的劝说下，鲁平公准备登门拜访孟子，因为宠臣臧仓毁谤孟子而作罢。孟子回到齐国后，正逢齐国趁燕国内乱出兵将其侵占，燕王哙自杀，相国子之也被齐军所杀。孟子劝告齐宣王送回俘虏，归还燕国重器，并与燕国臣民商议另立新君。但宣王不听，结果于公元前312年被燕国臣民和诸侯联军打败。孟子十分生气，于是辞退卿位，离开了齐国。
此时孟子已经七十余岁，无力再去游说诸侯，于是带领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回到家乡邹国。此后，孟子专心讲学，并集中精力与万章、公孙丑等弟子“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到去世，孟子享年约八十四岁。
主张性善 推崇仁政
作为战国中期最杰出的思想家之一，孟子的思想学说集中体现在《孟子》一书中。《孟子》是由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共同编定的说理性散文著作，共七篇，以记录孟子游说诸侯、应对诸子、教导门人等的言论为主，行文气势磅礴，语言流畅犀利，善于巧妙地运用设喻取譬的推理方法，灵活地采取欲擒故纵的论辩技巧，迂回曲折地引导出预设的结论，充分体现了孟子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雄辩风采。《孟子》所记从各个不同的层面全面地展现了孟子的思想学说，被后儒列为“四书”之一，成为继《论语》之后的又一部最为重要的儒家经典。
孟子的整个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是他著名的“性善论”，也就是认为人人都具有先天的、与生俱来的善良本性。关于人性问题，孔子曾有提及，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但是他没有明确地阐明人性的本质问题。不过在孔子的整个仁学体系中，从人类共同的心理情感原则出发，把“仁”解释为“爱人”，也包含有性善论的潜在观点。孟子则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第一个有系统、有理论地提出了人性本善的观点。
孟子阐述人性本善，是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的经验感性出发来立论的。他在《公孙丑上》中说，人们看见小孩快要跌到井里，都会有惊骇同情的心理，而这种心理的产生，并不是出于要讨好结交小孩的父母等任何功利的目的，而是出于一种先天的本能。所以，他说：“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也就是说，人人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在《孟子?告子上》等其他地方的类似论述中，又称为“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这四种心理正是仁、义、礼、智的四种萌芽(“端”)。而且，“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无以事父母”，即人有这四种萌芽，就像人有手足四肢一样，是自然而然的。如果能把这四种萌芽扩充起来，就足可以安定天下；如果不能扩充，就会连侍奉父母都办不到。因此，为了能扩充“四端”，孟子又主张学习。可见，孟子正是极大地突出了孔子仁学中的心理情感原则，在经验感性的基础上总结出人性本善，然后赋予其以形而上学的先验性质，最终构筑起自己的性善论学说。而与孟子同时代的告子则主张性无善与不善论。他认为“生之谓性”，即人的本性就是其自然属性，因此人性就像急流的水，从东边决口就流向东方，从西边决口就流向西方，因此人性“无分善与不善”。但是孟子巧妙地驳斥了告子，说水确实没有东西的定向，难道没有上下的定向吗？人的天性向善，就像水的天性向下是一样的(《告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儒家代表人物荀子，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性恶论”，认为人性本恶，其道德属性并非先验地存在于本性之中的，而是得自于后天的陶冶，所以荀子也强调学习，在这点上可以说与孟子殊途同归。不过，因为孟子的性善论毕竟合于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所以一直被尊为儒家正统。
以性善论为基础，孟子发展了孔子的仁政德治思想，形成了他的仁政王道学说。孔子的仁政思想是通过以仁的内在要求来解释礼这种外在规范的合理性，从而求得维护礼并形成合于礼的政治秩序，强调的是德治和礼制，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而孟子则绕开了以仁释礼的逻辑程式，直截了当地从仁的内在要求出发，以性善论为逻辑起点，来展开其仁政王道学说。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正是抓住了齐宣王具有不忍心宰牛祭钟的“不忍”之心，并肯定“是心足以王矣”，从而展开论说，劝导齐宣王推行仁政王道。孔、孟的仁政学说中都包含着极其可贵的民本思想。不过，孔子出于对礼的维护，虽然强调民本却也不废上下尊卑之序；而孟子生在思想更为开放的战国时代，则响亮地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的口号。孔子的仁政学说只笼统地提出要“庶之”、“富之”、“教之”，使“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孟子则从经济、教育、政治、军事等各个方面提出了一整套更为系统的仁政王道设想。
在经济上，孟子主要是主张“制民之产”，恢复井田制和“什一而税”，最终实现“保民而王”。孟子认为：“民之为道者，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也就是说，老百姓的基本规律是，拥有固定的产业才会操守恒久的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否则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等到他们犯了罪，再去加以处罚，就等于是陷害。因此孟子行仁政就要通过制度使老百姓拥有一定的产业，使他们“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梁惠王上》)。具体的办法首先是恢复古代的井田制，从划分整理田界开始，大概上每一方里的土地为一个井田，每一井田九百亩，当中一百亩是公田，周围的八百亩分给八家作为私田；八家先把公田耕种完毕，再来料理私人的事务，这样百姓之间就能形成“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滕文公上》)的亲睦关系。其次是要实行“什一而税”的税制，孟子分析夏商周三代分别实行的“贡”法、“助”法、“彻”法三种税制，其本质都是十分抽一的税率制度，其中以“助”法最为合理。在“制民之产”之外，孟子还主张“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以“明人伦”(《同上》)。他在《告子上》中说：“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尔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因此他虽然相信性善，但也很重视后天环境对人性情的改变，所以提倡发展教育，以使老百姓明白人伦孝悌之道。
在政治上，孟子主张“法先王”和“尊贤使能”。孟子同孔子一样，对尧、舜、禹、汤、文、武等先王圣君之道十分心仪，认为他们都是因为行仁政才得以平治天下，所以主张师法先王，以为今用。他说：“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离娄上》)
位于山东邹城的孟府
即遵循前代圣王的法度而犯过错的，从来没有过。同时，孟子还认为君主应该尊重和任用贤才，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天下的士人为其服务。他说：“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矣。”(《公孙丑上》)不过，孟子认为国君在选用贤能的时候应该慎重，“左右皆曰贤”或“大夫皆曰贤”都不可靠，只有“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才可(《梁惠王下》)。“尊贤”主张相应，孟子倡导一种相互对等相互尊重的君臣关系：“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离娄下》)这对遏制君权、反对愚忠无疑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在军事上，孟子提倡仁战。他反对春秋以来诸侯之间以武力互相征讨的行为，认为“春秋无义战”(《尽心下》)，“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告子下》)。相反，孟子重视“人和”，相信“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公孙丑下》)。所以他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仁者无敌”(《梁惠王上》)。总之，孟子认为“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公孙丑上》)，以武力假借仁义之名来统一天
下的是霸道，以道德来推行仁政使天下归服，才是真正的王道。在主张仁政王道思想之外，孟子还提倡进行个体人格修养。他倡导性善论，认为善是人的本心，但是他认为这种本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告子上》)，因此他又强调后天的学习，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上》)，也就是说，学问之道没有别的，无非是要把失去的本心找回来罢了。在此基础之上，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论思想，以此来指导个体修养身心。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睻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上》)也就是说，充分扩张人的本心，就懂得了人的本性；懂得了人的本性，就懂得了天命；保存人的本心，培养人的本性，就是对待天命的办法；不论短命还是长寿，都矢志不二，修养身心，就是安身立命的方法。由此，在本性与天命的关系中，孟子又形成了他独特的“性命观”：口眼耳鼻和手足四肢对于味色声臭和安逸的喜好，都是人的天性，但满足与否，有命运的主宰，君子则不把它视为天性的必然，而主张认命，不去强求；仁义礼智之于父子、君臣、宾主、贤者，圣人之于天道，能否实现，属于命运，却也有天性的必然，君子则不主张认命，而是顺应天性，去追求实现(《尽心下》)。正是在这种积极的“性命观”的主导下，孟子认为“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告子下》)；认为在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情况下，面对求生与求义两难的人生选择时，应该不失本心，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告子上》)；认为真正的大丈夫应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应该“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这些两千余年来始终传颂不绝、激励人心的名言警句，都是孟子倡导个体人格修养理论的具体体现。而这种理论的至高体现，则是孟子更为独特的“养气”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袭义而取之也。”(《公孙丑上》)也就是说，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是最伟大最刚强的，以正义去培养他，不加伤害，就能无所不在，充满天地之间；这种气，必须与义和道相配合，否则就没有力量；这种气，是由正义的经常积累所产生的，而非假借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取得。这听起来近于神秘的理论似乎难于理解，其实，“它主要讲的是伦理学中理性凝聚的问题，即理性凝聚为意志，使感性行动成为一种由理性支配、主宰的力量，所以感到自己是充实的”，因此，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正是由他所倡导的道德理性凝聚而成的一种意志，一种力量。由此，通过“养气”这种最高境界的个体人格修养，也就形成了由孟子首倡而由宋明理学光大的“内圣”之道。
总而言之，孟子思想的主要脉络，就是在发展孔子仁学的基础上，形成其性善论，并以性善论为理论基点，将其推演于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仁政王道思想；将其推演于人格主体，就形成了个体人格修养理论。
继承孔子 光大儒学
孔子死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乐正氏之儒(《韩非子?显学》)，而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的孟氏之儒和荀子(荀卿，又名孙卿)的孙氏之儒。而孟子则是孔子思想在战国时期最正统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者，为儒家学说的发展立下了不朽功勋，由此而形成的“孔孟之道”，也成为儒家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此后漫长的封建历史长河中，孟子逐渐被人们尊为“亚圣”，获得了仅次于孔子的第二号圣人的地位，其思想和学说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思想史上，孟子第一个提出了性善论并对人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证，形成了“尽心”、“知性”、“知天”的天人合一的认识论思想。自此之后，这一命题就成为历代思想家、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命题之一，并成为宋明理学得以形成的理论生长点。如前所述，孟子之后，荀子提出了性恶论的观点，但这种观点始终不能为儒家后学所接受。西汉时期，董仲舒又提出“性三品说”，把人性分为近于全善的“圣人之性”、近于全恶的“斗筲之性”和可善可恶的“中民之性”。扬雄则提出了人性的“善恶混说”。他们都企图调合性善论和性恶论，但终究无法圆满地解决人性问题。唐代韩愈则把“性”与“情”加以区分，其弟子李翱进而杂揉佛家学说提出“性善情恶”论。到了宋代，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等人更把人性视作沟连“天”(宇宙)、“人”(伦理)的枢纽，于心性之论中抽象出“理”，并最终将“理”提升为宇宙本体，以此来统摄人伦，由此开启了从宇宙论到伦理学“天人合一”的结构精致而体系繁复的宋明理学。
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也在此后两千余年的封建时代产生了不绝如缕回响。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的谋臣陆贾就指出秦代早亡的原因集中到一点就是未能“行仁义、法先王”(《郦生陆贾列传》)；其后，著名想家贾谊也进一步在《过秦论》中指出，秦能战胜六国却经不起“氓隶之民”、“迁徙之徒”的振臂一呼而迅速崩溃，原因正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到了汉武帝时代，则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定儒术于一尊，从而使得儒家思想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始终处于统治地位，自此孟子的仁政王道思想也就被历代历朝奉为为政之圭臬。孟子仁政王道思想中的很多具体内容一直是封建时代政治领域处于中心地位的历史课题。如孟子的“制民之产”所关注的土地与民生问题，既是有所作为的统治者们获得成功的关键切入点，也是引发从历次的农民起义直至近代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等一系列时代变革的焦点问题。再如孟子提倡民本，主张“民贵君轻”和对等的君臣关系，后世唐太宗因此而谨记“民水君舟”古喻，终于成就“贞观之治”；明太祖朱元璋则因为读到“臣视君如寇雠”这样的句子而大为恼火，令人把孟子牌位从孔庙撤出，并对《孟子》进行了删改，成为历史的笑谈；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则发挥了孟子的思想，大胆提出了“天下为主，君为客”(《明夷待访录?原君》)著名观点；到了近现代，“民贵君轻”思想也仍然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民主革命派代表人物如康有为、梁启超、陈天华等人的思想利器。总之，孟子的仁政德治思想无论是对每个历史断面上的政治格局还是对整个封建时代的政治结构都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此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化中，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讲道德仁义，是孟子一生思想的主题。他和孔子一样，很重视道德和人格的修养：“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正气歌》)孔孟的之道成为封建时代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修养身心的不二法则。孟子在孔子学说的基础上，从“求其放心”、“尽心”、“知性”、“知天”、“养气”等总体原则到舍生取义、坚持气节、善处逆境、忧患意识等具体要求，形成了一整套的个体人格修养理论。两千多年来，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无数仁人志士都以其作为精神支柱，捐躯赴国，为民族事业、民族尊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可以说，孟子的个体人格修养理论，不仅对历代读书人和士大夫阶层的人生追求和人格气节产生着催化和激励作用，而且对整个民族精神的铸和提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孟子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当然不仅限于以上几个方面，可以说，整个儒家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都包含有孟子思想的影响在内。总之，孟子继孔子之踵，不仅以“孔孟之道”共同参与了儒家思想核心学说的建构，而且也共同对中华民族独特文化心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
2.吕涛：《孟轲评传》，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董洪利：《孟子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4.阎韬：《孔子与儒家》，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5.翟廷晋：《孟子思想评析与探源》，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
6.山东省儒学研究所：《孟子思想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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