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删节版发表于《文汇报》2016年11月18日第7版（文汇教育版）。
拙作《“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发表后，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关注。我诚恳地欢迎所有讨论乃至批评。真理越辩越明。正是在不同观点的撞击中，我们才有可能不断深化对某一问题的理解与认知。但在目前的讨论中，也出现了一些容易引起误解的问题，我却不能不较一较真，辩个明白。
第一个问题：是“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阅读？还是“四大名著”适合不适合孩子阅读？
这是两个明显不同的问题，但在一些评论中却混为一谈。有些评论举出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控诗歌的例子，认为我不主张人们阅读经典名著，这完全偷换了我的论题。我从来没有说过人们不应该阅读经典，我只是说类似“四大名著”之类的经典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而已。这个观点在原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晰：“这些文学经典的确是经典，只不过它们都是成年人的经典，并不是孩子的经典。人当然应该阅读经典，但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人都应该阅读同样的经典。”
我讨论的是孩子的教育问题，不是文学欣赏和文学评论。我从来没有否认过“四大名著”在文学史上的伟大价值。恰恰相反，像《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不仅“被誉为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在世界文学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地位。其思想之深刻，文字之精美，艺术价值之高，几乎无出其右者。”只不过我认为，从孩子的教育和阅读出发，尽管“四大名著”深具“小说布局结构之宏大精巧，人物性格之生动鲜明，语言运用之神妙隽永”等诸多美学价值，但在思想、内容和表达上却未必能够帮助孩子尽快跨越阅读障碍，养成阅读习惯，并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我的观点是否有道理尽可以批评，但不能想当然地批评我并没有说过而强加给我的观点。
第二个问题：主张“四大名著”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就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阅读权利吗？
一些评论认为，我主张“四大名著”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是在以成人的眼光来限制孩子的阅读，是剥夺了孩子的自由阅读权利，甚至是以“少儿不宜”为保护之名，行打压控制“自由阅读”之实。因为“孩子的接受与思考能力、创新与甄别能力，其实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强大。”对于孩子的阅读而言，最重要的是教会他们如何读书，并培养他们读书的兴趣。“只要孩子喜欢并乐于接受，任何书对他们来说，都是适合的。”
这种观点我绝不能苟同。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固然重要，但并非所有的文字都适合孩子阅读，这一点不言自明。书籍——也可以延伸至电视节目、电影、网络等一切文化产品——都有其外部性。外部性是一个经济学术语，指一种产品的出现会强加给其他人以非自愿的成本或利润的情况。如果是利润，就是“正外部性”；如果是成本，就是“负外部性”。比如，好的书籍或电视节目会带给人以美的享受，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提高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但是，那些传播了色情和暴力的书籍或电视节目也会玷污人们的心灵，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危害。这些危害正是罗纳德·科斯所说的“社会成本”，即强烈的“负外部性”。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有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提供给孩子阅读的书籍里不能有“负外部性”。事实上，如果按照某些人的逻辑，只要孩子喜欢并乐于接受，任何书都可以阅读，那么，《金瓶梅》也可以让孩子阅读，因为它也是文学史上的经典，也是书籍，孩子未必不会喜欢并乐于接受。难道不让孩子读《金瓶梅》，就是剥夺了他（她）们天赋的“自由阅读权利”了吗！是的，也许“孩子的接受与思考能力、创新与甄别能力比我们想象中更为强大”，但正因为其强大，在他们尚未明辨是非，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形成批判性思维的时候才可能更容易受到那些“负外部性”的巨大影响。
还有一些评论认为，与其不让孩子阅读“四大名著”，不如让家长和老师做好引导，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八个字妙得很，一分为二。但问题的关键是：什么叫“精华”？什么又叫“糟粕”？如何去引导？取哪些“精华”？去哪些“糟粕”？更复杂的问题是，在“四大名著”中，“精华”和“糟粕”往往是杂糅在一起的，很难在具体的阅读活动中把它们完全区分开来。试问，刘备的“长厚”之“精华”该如何与“似伪”之“糟粕”区分？诸葛亮的“多智”之“精华”该如何与“近妖”之“糟粕”区分？《水浒传》中“快意”之“精华”又该如何与“血溅”之“糟粕”区分？正因为此，胡适先生早在近百年前的《新文学问题之讨论》中就明确地对朱经农先生提出的“吸收文言之精华，弃却白话的糟粕”的观点提出批评，认为“这两个名词含混得很，恐怕老兄自己也难下一个确当的界说。”
第三个问题：孩子应该过早接触社会的丑恶和黑暗吗？
一些评论认为，我主张“四大名著”不一定适合孩子阅读是企图给孩子“营造类似真空的纯净环境”，但现实社会要远比书中描述的情形复杂得多，“为什么不能让他们看到一个严峻的世界，一个严峻的未来？”应该早一点让孩子认识到真实生活的复杂、残酷、丑恶和黑暗，才能提高他们的免疫力。
孩子的心灵清澈而单纯，就像一张白纸，在上面写上什么就留下什么。我很想问一句：“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看到一个严峻的世界，一个严峻的未来？”在孩子成长的早期阶段，价值观的建立和习惯的养成至关重要。我至今清晰地记得小时候母亲给我讲“小时偷针，长大偷金”的话——这也是她的母亲在她小时候所告诉她的——令我终身铭记“不得偷盗”的训诫。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这种保护，不只是从法律上限制对孩子身体的伤害，更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对电影、电视节目、图书等的分级制度，保护孩子的心灵不致过早受到成人世界的戕害。
社会是由一代一代人组成的。今天的孩子就是未来社会的成年人。孩子在今天受到什么样的教育，读什么书，接受什么样的价值观，就意味着未来社会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今天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丑恶的东西越晚越少，他们就会越早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从而构成对今天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的一种潜在纠正和抵御力量。拥有正确良好的价值观的人多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美好；反之，今天的孩子所接触到的丑恶的东西越早越多，他们就会越早形成不正确的价值观，就会进一步恶化今天社会的丑恶与黑暗程度。拥有错误的价值观的人多了，我们的社会就会变得越来越糟。我们常说，孩子是祖国的未来。这个未来就是今天他们所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今天的你希望未来的社会是什么样的，就必须培养今天的孩子建立起那样的价值观。即使今天社会上存在着诸多丑恶和黑暗，也要尽可能延缓和推迟孩子接触它们的时间。
也许有些家长会担心，如果我的孩子建立起了正确的价值观，别人家的孩子却早早学会了在社会生存的种种复杂和心机，那我的孩子岂不是很傻，将来会吃亏？如果每一个家长都这样想，那么我们的社会将迅速陷入崩溃的“丛林世界”，最终也会吞噬掉每一个孩子；反之，如果每一个家长都能帮助自己的孩子建立起正确的价值观，那么我们的社会将会变得越来越和谐，最终每一个孩子都能获得安全和幸福。况且，我并没有试图给孩子提供虚假的幻象，愚蠢到把他（她）们关在温室里保护起来。我只是希望，当孩子们在书里看到巫婆和王后的凶狠歹毒时，能够认识到这是一种邪恶；当他（她）们看到七个小矮人和白雪公主时，也能够体会到这是一种美和善良，并且美和善良最后战胜了邪恶。
是的，我们的国家并不完美，我们的社会也仍然存在着欺诈、不公平和种种丑恶现象，但我们一直在不懈努力去构建一个更加美好的社会。构建的基础，是帮助每一个孩子在心中真正建立起那些曾经推动过人类文明进步的伟大的价值观。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教会孩子去识破各种欺诈，更要教育他（她）们不可以去欺诈他人；我们也不能仅仅满足于创造条件让孩子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竭尽全力地攀爬到上层，更要教育他（她）们心怀慈悲，平等地对待社会中的每一个人，尤其是弱者；我们更不能仅仅满足于让孩子远离丑恶和黑暗，而要教育他（她）们自觉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去勇敢地战胜丑恶和黑暗。事实上，未来引领这个国家和社会的，一定是那些拥有正确价值观的人，只有他（她）们才能凝聚起社会的共识，并带领其他人奔向美好光明的未来。
第四个问题：网络对孩子的影响比书籍更大，读“四大名著”是否是一个不坏的选择？
一些评论认为，生于互联网时代的“00后”、“10后”，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网络而不是图书。互联网上通过网络信号和电子屏幕传播的色情暴力、劈腿偷情等负面因素，无论如何要比名著的危害大。因此，读“四大名著”其实是不坏的选择。
我当然承认，今天的孩子受到网络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图书，而且网络上的负面元素也远远大于图书——网络上有游戏和视频，图书里只有文字和图画。但这只能说明，我们应该更加关注并采取愈加严厉有效的措施限制网络对孩子的不利影响，又怎么能够以此来说明，因为网络的危害更大，所以就可以不去关注图书对孩子的不良影响了呢？这就好比是说，因为有一个更烂的桃子，所以那个还不太烂的桃子其实可以接受。这种“比烂”哲学，不仅在逻辑上荒谬，更大的危险在于，它会蒙蔽人们的心灵，使人们对于丑恶和黑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因为总会有一个更烂的桃子摆在那儿。
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一百年前，中国人的阅读文本绝大多数是文言文，少有白话文，《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这几部优秀的白话文学作品自然适应了时代的需求。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巨擘推崇这几部书，一方面固然因为“文学革命”的需要和其本身的艺术价值，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除了它们之外，实在没有更多更好的选择。四十年前，刚刚经历过“文革”的中国正处于文化沙漠状态，孩子们可以接触到的图书数量很少，“四大名著”当然也就成为那时候人们读书时的不二选择。但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经过一百年白话文学发展的风雨历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积累，到了可以大繁荣也理应大繁荣的时代。在读什么书的问题上，和胡适、鲁迅以及当初的我们相比，现在的孩子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也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中国人的阅读生活，其中首要的是孩子的阅读。
对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常识”提出反思和挑战，本身就意味着争议。重要的不是“常识”是否因此被颠覆，而是通过讨论，是否增加了我们对“常识”的理解和认知，从而使我们生活的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正如一百年前胡适先生所言：“主张尽管趋于极端，议论定须平心静气。”如果通过这些“平心静气”的讨论，能够引起社会对于儿童阅读的更大关注和重视，从而帮助孩子们更快更好地养成终身阅读的习惯，《“四大名著”适合孩子阅读吗？》这篇不成熟的文章也就实现了它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