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说中国梦与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其实，最重要的“核心”是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追根溯源、正本清源，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可以从中国人的经典文献与思想核心来考察。
号称“大道之源、群经之首”的《易经》，是中华民族的思想源头，体现了中国人的“核心价值”。
在《易传》中解释乾卦的《文言传》里有这样一段话：
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这里所谓的“大人”就是中国人的伟大人格和精神信仰。天地之道，日月普照，大人君子，文以载道。《易传》揭示乾坤卦象是提出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君子信仰，集中反映了中国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信仰。
四书五经，是中国人的核心经典，也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所在。
《大学》开篇就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尽道矣。
大学之道（1），在明明德（2），在亲民（3），在止于至善。 知止（4）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5）。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6）；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7）；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 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8）；致知在格物（9）。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 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10），壹是皆以修身为本（11）。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12）。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13），未之有也（14）！
“止於至善”就是中国人的无上信仰。修道、悟道和得道，传道、弘道，这是中国人的思想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的文化涵养和精神追求。
【注释】
（1）大学之道：大学的宗旨。“大学”一词在古代有两种含义：一是“博 学”的意思；二是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入之学”。古人八岁人小学，学习 “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人大学，学 习伦理、政治、哲学等“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以，后一种含义 其实也和前一种含义有相通的地方，同样有“博学”的意思。”道“的本义是 道路，引申为规律、原则等，在中国古代哲学、政治学里，也指宇宙万物的 本原、个体，一定的政治观或思想体系等，在不同的上下文环境里有不同的 意思。
（2）明明德：前一个“明”作动词，有使动的意味，即“使彰明”， 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作形容词，明德也就是光明正大的 品德。
（3）亲民：根据后面的“传”文，“亲”应为“新”，即革新、弃旧 图新。亲民，也就是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4）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5）得：收获。
（6）齐其家：管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使家 庭或家族和和美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
（7）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
（8）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
（9） 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
（10）庶人：指平民百姓。
（11）壹是：都是。本：根本。
（12）末：相对于本 而言，指枝末、枝节。
（13）厚者薄：该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 的却加以重视。
（14）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事情、做 法等）。
大学阐述了儒家“三纲八目”的基本框架，也是中国人思想核心的精神结构。
《中庸》与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天命之谓性(1)，率性之谓道(2)，修道之谓教。
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3)。故君子慎其独也。
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4)；发而皆中节(5)，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6)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孔子《礼记》中的“三无私”与孟子的“三不”：
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自：《礼记·孔子闲居》
孔子对于“天子”有一个全面的文化定义：
天子者，与天地参，故德配天地，兼利万物，与日月并明，明照四海而不遗微小。其在朝廷则道仁圣礼义之序，燕处则听雅颂之音，行步则有环佩之声，升车则有鸾和之音，居处有礼，进退有度，百官得其宜，万事得其序。
礼之于正国也，犹权衡之于轻重也，绳墨之于曲直也，规矩之于方圜也。
《哀公问》
公曰：“敢问君子何贵乎天道也？”孔子对曰：“贵其不已，如日月东西相从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闭其久，是天道也，无为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孔子闲居》
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无服之丧，此之谓三无。
子夏曰：“三王之德，参于天地，敢问何如斯可谓参于天地矣？”孔子曰：“奉三无私以劳天下。”子夏曰：“敢问何谓三无私？”孔子曰：“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
以上说明足以概括中国人的文化修养和精神信仰。
孟子“三不”所概括的“大丈夫”品格：
原文出自：滕文公下·第二章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
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jiàn)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
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
孟子为滕文公所言未处理国际关系树立了一个榜样，也为君子大丈夫人格树立了一个模范。
北宋张载继承了唐代韩愈的道统，提出了著名的“横渠四句”。
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主要说的就是复周礼以开太平。
张载的思这四句话体现了宋明理学的人生抱负。
自注：张载，又称张子。北宋哲学家，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颢、程颐的表叔，理学支脉——关学创始人，封先贤，奉祀孔庙西庑第38位。其庙庭与周敦颐、邵雍、程颐庙、程颢庙合称“北宋五子”庙。字子厚，汉族，祖籍大梁（今开封），徙家凤翔郿县（今宝鸡眉县）横渠镇，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是北宋“关学”的创始人，为例学创始人之一。（结合周敦颐“文以载道”的思想精神来理解）。
从唐代的“道学”到宋明“理学”和阳明“心学”，中国文化的“道统”信仰一脉相承、薪火相传不绝于今。
从明末顾炎武到清末章太炎，再到近代马一浮，中国文化的“道统”传承代有其人。详见：
马一浮：中国文化的精神脊梁！
张正春（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20世纪的中国有三大“历史之谜”至今难以被人理解：一则是苦难深重，二则是奋力崛起，三是出现了“马一浮”。21世纪初，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华复兴指日可待，伟大中国崛起的经济活力和精神动力来自何方？为什么在“盛世中华”反而出现了“人心散乱”和“社会动荡”？为什么富强起来的中国反而会陷入迷茫？中国的未来会怎样？21世纪是全球公认的“中国世纪”，考察中国的未来，还需要观照中国的历史。今日中国，义无反顾、责无旁贷，不能平天下，就不能修身齐家，什么事情也不会好。修身齐家、天下国家，一体不二，岂能分治？没有远大理想、没有全球责任，动辄得咎、进退两难。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今日中国，急功近利、顾此失彼，危机四伏、内外交困，这不就是“近忧”吗？
回顾历史上的“汉唐盛世”，除了经济军事的强大，就是“独尊儒术”的文化传统奠定了中国文化复兴的思想基础，以儒家为核心的思想信仰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这才是“文治武功”、“平定天下”的关键，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之所在。没有儒学复兴，所谓“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就无从谈起。儒家文化的精神信仰和治国理论是两千年来中国繁荣稳定的思想基础，儒家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灵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失去儒家的支持，中国之强大反而会出现不堪重负的文化灾难，反而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信仰危机。在中国，儒家信仰是不可替代的精神支柱。
最近阅读了浙江邓新文先生的大作《马一浮六艺一心论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颇感欣慰。记曰：
现代中华真脊梁：赠邓新文先生
一心一意修般若，不二法门入涅磐。
六艺同宗开悟性，五行生化会根源。
人君得道平天下，士子修身摆渡船。
鸿儒相传惟旧典，躬逢盛世换新颜。
传灯自有真血脉，大德比邻仰高贤。
自20世纪以来，真正理解马一浮的人很少，能够继承马一浮先生学统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当代“国学”日益成为“显学”，所谓“新儒学”大多都是“叶公好龙”，真才实学、贯通六经者，举国学坛，鲜有其人！邓新文先生潜心研究“马学”，尤其可贵的事，他能够精通儒学经典，对于佛教又有很深入的修行，惟其如此，他对马一浮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邓新文先生对于中国“士”的文化内涵与历史传统有独到见解，他的学问注重“身体力行”，他提倡“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以“克己修身”为真功夫，以“济世度人”为宗旨。邓新文先生治学交友很有原则，不苟且媚俗、独立自主，他的批评常常“一针见血”、毫不留情。和他交往以来，我最怕他的批评，又最喜欢他的批评。在我看来，邓新文先生对于马一浮是有真知的。
今年4月初，在四川大学拜会了舒大刚教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他提出了复兴“蜀学”与继承马一浮学统的宏大理想，令人敬佩。由于“文人相轻”的缘故以及当代中国学术界“自以为是”的浅薄作风，活跃在中国当代学术界的“精英”们大多不愿意承认自己与马一浮的巨大差距，他们或者根本读不懂马一浮，或者不敢面对马一浮，对于中国传统学术一知半解、不懂装懂，逃避马一浮的学术观点，在“没有大师”的中国学术界“浑水摸鱼”、“滥竽充数”。如果真正面对马一浮的理论，中国学术界的“南郭先生们”就会“原形毕露”（不客气地说，当今中国的所谓“学者”如果没有儒家经学的基础和“理学”的修养，充其量不过是欺世盗名的“白痴”而已）。
失去了思想信仰，中国学术界的混乱局面就不可收拾，人心涣散，没有精神脊梁，失去独立见解，只能是人云亦云，他们装腔作势、哗众取宠，不知修身治国之本，妄议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拾人牙慧、鹦鹉学舌，无非“民主自由”、“霸道称雄”之类，如此鼠辈，犹如邯郸学步，皆是乱世奸贼、祸国殃民之徒。不学无术，胡言乱语，这样的学者只是自欺欺人，真是可悲可叹！幸亏中国有马一浮，他是20世纪中国的中流砥柱，它是21世纪中国的精神脊梁。马一浮是中国当代学术栋梁，只要有马一浮在，中国的学术大厦就不会垮掉！中国如马一浮者，一人足矣！马一浮之后，谁是知音？圣人之徒，有一人足以传承道统，接续文脉，何必多求？
因此，邓新文先生的这本著作就显得难能可贵。子曰：德不孤，必有邻。信哉，斯言！
中国：不可不读的《马一浮》
张正春
清明假期，扫墓郊游，祭奠先祖，放下身心，正可以空寂悟道。杂书无用，累身又累心，一概不可读。
然而，君子不可须臾离者，琴书之乐也。于是，随身所带者，唯有《马一浮》。
贯通三教，汇于一宗。统摄六艺，归纳百家，复性、入德，悟道、体仁，则圣人之能事毕矣。
如何读书治学？在“信息爆炸”、“知识泛滥”的时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以下转载《马一浮》摘要若干，与诸君子同赏：
马一浮（1882——1967）
前示學規，乃示學者求端致力之方。趣向既定，可議讀書。知人行遠，必假舟車，舟車之行，須由軌道，待人駕駛。駕駛之人，既須識途，亦要嫻熟，不致迷路，不致顛覆，方可到達。故讀書之法，須有訓練，存乎其人。書雖多，若不善讀，徒耗日力，不得要領，陵雜無序，不能入理，有何裨益？所以《學記》曰“記問之學，不足以爲人師”也。古人以牛駕車，有人設問：“車如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此以車喻身，以牛喻心。車不自行，曳之者牛；肢體連用，主之者心。故欲讀書，必須調心，心氣安定，自易領會。若以散心讀書，博而寡要，勞而少功，必不能入。以定心讀書，事半功倍。隨事察識，語語銷歸自性，然後讀得一書自有一書之用，不是汎汎讀過。須知讀書即是窮理博文之一事，然必資於主敬，必賴於篤行。不然，則只是自欺欺人而已。
《易·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者，決也。（決是分別是非之意，猶今言判斷。決去其非，亦名爲決。）此書名所由始。契乃刻木爲之，書則箸於竹帛。故《說文》曰：“書，箸也。從聿。”所以書者，是別白之詞。聲亦兼意。孔穎達《尚書正義》曰：“道本沖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因號曰書。”名言皆詮表之辭，猶筌蹄爲漁獵之具。書是能詮，理即所詮。《繫辭》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讀書在於得意，得意乃可忘言。意者，即所詮之理也。讀書而不窮理，譬猶買櫝還珠。守此筌蹄，不得魚兔，安有用處？禪家斥爲“念言語漢”，俚語謂之“讀死書”。賢首曰：“微言滯於心首，轉爲緣慮之場；實際居於目前，翻成名相之境。”此言讀書而不窮理之過。記得許多名相，執得少分知解，便傲然自足，頓生狂見，自己無一毫受用，只是增長習氣。《圓覺經》云：“無令求悟，唯益多聞，增長我見。”此是不治之證。故讀書之法，第一要虛心涵泳，切己體察，切不可以成見讀書，妄下雌黃，輕言取捨，如時人所言批評態度。南齊王僧虔《誡子書》曰：“往年有意於史”，後“復徙業就玄……猶未近仿佛。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玄，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通）[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尚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言，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揮）[於]麈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汝曾未窺其題目，未辨其指歸：六十四卦，未知何名；莊子衅握邇韧猓弧栋诵槨匪d，凡有幾家；四本之稱，以何爲長。而終日欺人，人亦不受汝欺也。”據此文，可知當時玄言之盛，亦如今人之談哲學、新學。後生承虛接響，騰其口說，蛎麩o實，其末流之弊有如是者。僧虔見處，猶滯知解，且彼自爲玄家，無關儒行。然其言則深爲警策，切中時人病痛，故引之以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之旨。慎勿以成見讀書，輕言批評，此最爲窮理之礙，切須誡絕也。
今以書爲一切文籍記載之總名，其實古之名書，皆以載道。《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讀書之名始此。《尚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奧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此見上古有書，其來已遠。《書序》復云：“孔子生於周末，覩史籍之煩文，懼覽者之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而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疑當時《八索》者類陰陽方伎之書，故孔子作《十翼》，以讚《易》道之大，而《八索》遂黜。《職方》，孔穎達以爲即指《周禮》。疑上古亦有方志，或不免猥雜，故除之。）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此義實通羣經言之，不獨《尚書》也。《尚書》獨專“書”名者，謂其爲帝王遺書，所謂“文武之道，布在方策”者是也。“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所以顯道，事之見於書者，皆文也。故六藝之文，同謂之書；以常道言，則謂之經；以立教言，則謂之藝；以顯道言，則謂之文；以竹帛言，則謂之書。《論語》記“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子不語怪、力、亂、神”，此可對勘。世間傳聞古事多屬怪、力、亂、神，如《楚辭·天問》之類。（《山海經》疑即《九丘》之遺。如《竹書紀年》、《汲塚周書》、《穆天子傳》等，固魏、晉間人僞書。然六國時人最好僞撰古事，先秦舊籍多有之。）故司馬遷謂“諸家言黃帝，其言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可知孔子刪《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一切怪、力、亂、神之事，悉從刊落。鄭康成《書論》引《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今伏生所傳今文纔二十九篇，益以古文，並計五十八篇。”（《古文尚書》雖有依託，並非全僞。）據此可見，孔子刪後之《書》，決無不可信者。羣經以此類推，爲其以義理爲主也。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是孔子之讀書法。今人動言創作，動言疑古，豈其聖於孔子乎？不信六經，更信何書？不信孔子，更信何人？“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無）[亡]矣夫！”此是考據謹嚴態度。今人治考古學者，往往依據新出土之古物，如殷墟甲骨、漢簡之類，矜爲創獲，以推論古制。單文孤證，豈謂足徵？即令有當，何堪自詡？此又一蔽也。孔子讀《易》，韋編三絕，漆書三滅，鐵撾三折，其精勤專久如此。今人讀書，不及終編，便生厭倦，輒易他書，未曾玩味，便言已瞭，乃至文義未通，即事著述。抄撮勦襲，自矜博聞，繆種流傳，每況愈下。孔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此不獨溌酰酄懲Q之尤，其害於心術者甚大。今日學子，所最宜深誡者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伊川曰：“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人之蘊蓄，由學而大，而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此學之所以貴讀書也。“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乃知貴近者必遺遠也。河伯見海若而自失，乃知執多者由見少也。讀書非徒博文，又以蓄德，然後能盡其大。蓋前言往行，古人心德之著見者也，畜之於己，則自心之德與之相應。所以言“富有之謂大業，日新之謂盛德”。業者，即言行之發也。君子言而世爲天下法，行而世爲天下則，故亂德之言，非禮之行，必無取焉。書者何？前言往行之記錄是也。今語所謂全部人生，總爲言行而已矣。書爲大共名，六藝爲大別名。古者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爲《尚書》，事爲《春秋》，初無經史之分也。嘗以六藝統攝九家，统攝四部，聞者頗以爲異。（《泰和會語·楷定國學名義》）其實理是如此，並非勉強安排。莊子所謂“道術之裂爲方術，各得一察焉以自好”，《漢志》以九家之言皆“六藝之支與流裔”，亦世所熟聞也。流略之說，猶尋其源，四部之分，遂豐其蔀。今言專門，則封域愈狹，執其一支，以議其全體，有見於別而無見於通，以是爲博，其實則陋。故曰“井鼃不可以語於海，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束於教也”。守目錄校讐之學而以通博自炫者，不可以語於蓄德也。清儒自乾嘉以後，小學一變而爲校勘，單辭碎義，猶比窺觀。至目錄一變而爲版本，則唯考論槧刻之久近、行款之異同、紙墨之優劣，豈徒玩物喪志，直類骨董市談。此又舊習之弊，違於讀書之道者也。
以上略明讀書所以窮理，亦所以蓄德。料簡世俗讀書不得其道之弊，大概不出此數端。然則讀書之道，畢竟如何始得？約而言之，亦有四門：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局與雜爲相違之失，煩與固爲相似之失。執一而廢他者，局也；多歧而無統者，雜也；語小而近瑣者，煩也；滯跡而遺本者，固也。通則曲暢旁通而無門戶之見；精則幽微洞徹而無膚廓之言；密則條理謹嚴而無疏略之病；專則宗趣明確而無泛濫之失。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辨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於此矣。
《學記》曰：“一年視離經辨志。”鄭注：“離經，斷句絕也。辨志，謂別其心意所趣向。”是離經爲章句之學，以瞭解文義爲初學入門之事。繼以辨志，即嚴義利之辨，正其趨向，否則何貴於讀書也。下文云：“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敬業、博習、論學，皆讀書漸進功夫。樂羣、親師、取友，則義理日益明，心量日益大，如是積累，猶衹謂小成。至於“知類通達”，則知至之目，“強立而不反”，（鄭注云：“強立，臨事不惑也。不反，不違失師道。”猶《論語》言“弗畔”。）則學成之效，是以深造自得，然後謂之大成。故學必有資於讀書，而但言讀書，實未足以爲學。今人讀書，但欲瞭解文義，便謂能事已畢。是只做得離經一事耳，而況文義有未能盡瞭者乎！
《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此見西漢治經，成爲博士之業，末流之弊，已是如此，異乎《學記》之言矣，此正《學記》所謂“呻其佔畢，多其訊”者，乃適爲教之所由廢也。漢初說《詩》者，或能爲《雅》而不能爲《頌》，其後專主一經，守其師說，各自名家。如《易》有施、孟、梁丘；《書》有歐陽、夏侯；《詩》有齊、魯、韓，人持一義，各不相通。武帝末，壁中古文已出，而未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始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左氏春秋》。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極論諸儒博士不肯置對，專己守殘，“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此今古文門戶相爭之由來也，此局過之一例也。及東漢末，鄭君承賈、馬之後，遍注羣經，始今古文並用，庶幾能通者，而或譏其壞亂家法。迄於清之季世，今文學復興，而治古文家者亦並立不相下，各守封疆，仍失之局。而其爲說之支離破碎，視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者猶有過之，則又失之煩。漢、宋之爭，亦復類此。爲漢學者，詆宋儒爲空疏；爲宋學者，亦鄙漢儒爲錮蔽。此皆門戶之見，與經術無關。知以義理爲主，則知分今古漢宋爲陋矣。然微言絕而大義乖，儒分爲八，墨分爲三，鄒、魯之間，齗齗如也，自古已然。荀子非十二子，其態度遠不如莊子。《天下篇》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某某聞其風而說之”，故道術裂爲方術，斯有異家之稱。劉向敘九流，言九家者，皆六藝之支與流裔，禮失而求諸野，彼異家者，猶愈於野已，此最爲持平之論。其實末流之爭，皆與其所從出者了無干涉。推之儒佛之爭、佛老之爭：儒者排二氏爲異端；佛氏亦判儒家爲人天乘，老莊爲自然外道；老佛互詆，則如顧歡《夷夏論》，甄鸞《咲道論》之類；乃至佛氏亦有大小乘異執、宗教分途，道家亦有南北異派，其實與佛、老子之道皆無涉也。儒家既分漢、宋，又分朱、陸，至於近時，則又成東方文化與西方文化之爭、玄學與科學之爭、唯心與唯物之爭，萬派千差，莫可究詰，皆局而不通之過也。大抵此病最大，其下三失隨之而生：既見爲多歧，必失之雜；言爲多端，必失之煩；意主攻難，必失之固。欲除其病本，唯在於通。知抑揚只係臨時對治，不妨互許，掃蕩則當下廓然，建立則異同宛爾。門庭雖別，一性無差。不一不異，所以名如；有疏有親，在其自得。一壞一切壞，一成一切成，但絕勝心，別無至道。莊子所謂“恢（詭）[恑]譎怪，道通爲一。”荀卿所謂“奇物變怪，倉卒起一方，舉統類以應之，若辨黑白。”禪家所謂“若有一法出過涅槃，我亦說爲如夢如幻。”《中庸》之言最爲簡要，曰：“不諢o物。”孟子之言最爲直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繫辭》之言最爲透徹，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蓋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機者執之即異。總從一性起用，機見差別，因有多途。若能舉體全該，用處自無差忒，讀書至此，庶可“大而化之”矣。
學者觀於此，則知天下之書不可勝讀，真是若涉大海，茫無津涯。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然弗患其無涯也，知類，斯可矣。蓋知類則通，通則無礙也。何言乎知類也？語曰：羣言淆亂，折衷於聖人，攝之以六藝，而其得失可知也。《漢志》敘九家，各有其長，亦各有其短。《經解》明六藝流失，曰愚、曰誣、曰煩、曰奢、（亦曰《禮》失則離，《樂》失則流。）曰佟⒃粊y。《論語》“六言”、“六蔽”，曰愚、曰蕩、曰佟⒃唤g、曰亂、曰狂。孟子知言，顯言之過爲詖、淫、邪、遁，知其在心者爲蔽、陷、離、窮，皆各從其類也。荀子曰：“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欲謂之，道盡嗛矣；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言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荀子此語，亦判得最好。蔽於一隅即局也。是知古人讀書先須簡過，知其所從出，而後能知其所流極，抉擇無差，始爲具眼。凡名言施設，各有分齊。衡諔遥瑒t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贞悾瑒t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赵O，則不可欺以方圓。以六藝統之，則知其有當於理者，皆六藝之一支也；其有乖違析亂者，執其一隅而失之者也；祛其所執而任其所長，固皆道之用也。《詩》之失何以愚？《書》之失何以誣？《禮》之失何以離？《樂》之失何以流？《易》之失何以伲俊洞呵铩分Ш我詠y？失在於不學，又學之不以其道也。故判教之宏，莫如《經解》，得失並舉，人法雙彰，乃知異見紛紜，衹是暫時歧路，封執若泯，則一性齊平，寥廓通塗，誰爲礙塞？所以囊括羣言，指歸自性，此之謂知類。
何言乎知要也？《洪範》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老子曰：“言有宗，事有君。”荀卿曰：“聖人言雖萬變，其統類一也。”王輔嗣曰：“物無妄然，必由其理，統之有宗，會之有元，故繁而不亂，卸换蟆Ｗ越y而尋之，物雖袆t知可以執一禦也；由本以觀之，義雖博則知可以一名舉也。故處璇璣以觀大撸瑒t天地之動未足怪也；據會要以觀方來，則六合輻湊未足多也。”此知要之說也。《詩譜序》曰：“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衅鳌”康成可謂善讀書者也。試舉例以明之，如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六藝之總要也。“思無邪”，《詩》之要也。“毋不敬”，《禮》之要也。“告諸往而知來者”，讀《詩》之要也。“言忠信，行篤敬”，學《禮》之要也。“懼以終始，其要無咎”，學《易》之要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春秋》之要也。“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寧戚”，此亦禮之要也。“報本反始”，郊社之要也。“慎終追遠”，喪祭之要也。“尊尊親親”，喪服之要也。“謹始”，冠昏之要也。“尊賢養老”，燕饗之要也。“禮主別異，樂主和同；序爲禮，和爲樂；禮主減，樂主盈；禮樂只在進反之間”，此總言禮樂之要也。“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此亦《詩》之要也。“《天保》以上治內，《釆薇》以下治外”，“《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詩》通於政之要也。“婚姻之禮廢則淫僻之罪多，鄉飲酒之禮廢則爭鬭之獄繁，喪祭之禮廢則倍死忘生者校赣P之禮廢則倍畔侵陵之敗起”，“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天下）[其國]如示諸掌”，議禮之要也。“逝者如斯夫”，“四時行，百物生”，讀《易》觀象之要也。“清斯濯纓，濁斯濯足”，“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讀《詩》耳順之要也。“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亦學《易》之要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非其中爻不備”，則六位之要也。六十四卦之大象，用《易》之要也。“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春秋》三世之要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堯曰》一篇，皆《書》之要也。《鄉黨》一篇，皆《禮》之要也。孟子尤長於《詩》《書》，觀孟子之道性善、言王政，則知《詩》、《書》之要也。《論語》，羣經之管鑰，觀於夫子之雅言，則知六藝之要也。他如子夏《詩序》、鄭氏《詩譜序》、王輔嗣《易略例》、伊川《易傳序》、胡文定《春秋傳序》、蔡九峰《書集傳序》，皆能舉其大，則又一經之要也。如是推之，不可殫述，驗之於人倫日用之間，察之於動靜云爲之際，而後知心性之本、義理之宗，實爲讀羣書之要。欲以辨章學術，究極天人，盡此一生，俟諸百世，舍此無他道也，此之謂知要。
《孔子閑居》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觀象、觀變、觀物、觀生、觀心，皆讀書也。六合之內，便是一部大書。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夫義理無窮，豈言語所能盡？今舉讀書法，乃是稱性而談，不與世俗同科，欲令合下識得一個規模，辦取一副頭腦，方免汎濫無歸。信得及時，正好用力，一旦打開自己寶藏，叱鲎约杭艺洌街涞啦豢蓜儆靡病
马一浮的学术自信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自尊：
六艺不唯统摄中土一切学术，亦可称摄现在西来一切学术。举起大概言之，如自然科学可统于《易》，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可统于《春秋》。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现象者皆属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类社会一切组织形态者皆属之......今人以数学、物理为基本科学，是皆《易》之支与流裔，以其言皆源于象数而其用于制器......文学、艺术统于《诗》、《乐》，政治、法律、经济统于《书》、《礼》此最易知。宗教虽信仰不同，亦统于《礼》......哲学思想派别虽殊，浅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见，大抵本体论近于《易》，认识近于《乐》，经验论近于《礼》；唯心伭《乐》之道，唯物者《礼》之失。凡言宇宙观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观者皆有《春秋》之意。
西方哲人所说的真、善、美，皆包含于六艺之中，《诗》、《书》是至善，《礼》、《乐》是至美，《易》、《春秋》是至真。
因为儒家“六经”（六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经典，包含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
早在20世纪30年代，马一浮就说：
吾敢断言：天地一日不毁，人心一日不灭，则六艺之道炳然常存。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诸生勉之。慎勿安于卑陋。而以经济落后为耻，以能增高国际地位，遂以为可矜。须知今日所名为头等国者，在文化上实是疑问。须是进于六艺之教，而后始为有道之邦也。不独望吾国人兴起，亦望全人类兴起，相与坐进次道。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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