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書坑儒”辯
何焱林
“焚書坑儒”，歷來這麽講這麽說。近代辭書亦將其收為條目，《辭海》“焚書坑儒”條說如是：“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年）博士淳于越反對封建主義中央集權的郡縣制，要求根據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加以駁斥，主張禁止儒生以古非今，以私學誹謗朝政。秦始皇採納李斯的建議，下令：焚燒《秦記》以外的列國史記，對於不屬於博士官的私藏《詩》《書》亦限期繳出燒毀；有敢議論《詩》《書》的處死，以古非今的滅族；禁止私學，欲學法令的以吏為師。次年，盧生、侯生等方士、儒生攻擊秦始皇，始皇派御史查究，將四百六十多名方士和儒生坑死在咸陽，史稱‘焚書坑儒’。”
《辭源》釋語與《辭海》大同小異，唯對求仙藥者標明為方士、儒生，將被坑者略為諸生。此兩區別，甚有講究。結語“舊史稱為焚書坑儒”亦弦外有音。征之史傳，不難發現兩條釋文與歷史記載的微小卻是重要的差異。兩書均八十年代新編。
戰國時期，學派林立，百家爭鳴。儒、墨並稱顯學，道家、法家亦廣有徒眾。方術之士煉丹之徒遍佈列國，側身王侯間。秦統一六國後，這些學派依然存在，始皇帝亦非絕對不關心學術者，其“務…悉召文學方術之士甚眾，欲以興太平。”文學雖為儒家四科之一，但此處文學非專指儒生。文學與方術相對，可見文學是除方士以外，以文章與學術見長之諸家，儒、墨、名、法、黃老皆在其中，因諸家皆立文字之教。李斯、趙高均為習申、韓之術入秦廷者，為秦廷有法家確證。始皇稱悉召，悉召者都召也，從甚眾二字看，不是把所有文學方術都召來，而是悉召各學派活躍份子；甚眾者，多也，但不是全體。
文學方術之士入秦後，除少數為官為吏，大部分留在民間，各守本門之業，聚徒講學。故李斯指摘諸生“私學而相與非法教。”私學者各派之學也。所可注意者是“非法教”。前已論及，自孔子聚徒講學，私家辦學近三百年，蔚成風氣。《淮南子·泰族訓》曰：“孔子弟子七十，養徒三千。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見聚徒講學非只儒家。孫臏、龐涓師事鬼谷，鬼谷子為縱橫家所宗，所教之徒當不止孫、龐。故諸子入秦前皆築壇立社，聚徒講學，並未聞其為非法。前此秦有否禁止私家敎學之律，於史無徵。秦始皇二十六年統一天下，秦律當於是年頒行全國，若秦有禁教之律，何以至三十四年諸生還相與非法教？可以認為無禁私家教學之令，或雖有此令，統一天下後並未重申，至少執行不力。李斯突然提出教為非法，實為不戒視成，漫令致期，欲加之罪。
何以有焚坑之舉？真為淳于越要求分封子弟？當然不那麽簡單。前已提到，各學派入秦後並未解體，而是“人善其所私。”（李斯語）各學派仍固守自己學說，繼續百家爭鳴餘緒，並企圖在新國家新時期找到新立足點，以弘揚本派學說。最佳途徑莫過入朝做官，按本派學說治理國家，實行教化。如此，則必須根據本派學說評議朝政，權衡得失。故李斯說：“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當是事實。其所議論，並非都是山呼。諸子百家取向不同，宗旨各異，對人對事評價亦互有參差，甲是者乙未必不非，即使對當今天子，亦不稍假借，故李斯說諸生：“非上之所建立。”
這種情況，後世或不理解，皇帝旨意，臣民只能遵守，怎敢說三道四？這其實就是百家爭鳴餘波。由此可見戰國時期言路較寬，評議朝政，所在多有。到了秦時，頭未碰破，積習難改，以致李斯認為諸生“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目的是：“誇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李斯指摘的現象，應是存在的。諸生多在下位，朝廷措置，未必盡合所學，諸生之出發點，未必盡皆憂國憂民，出言奇詭，高自標榜者，未必沒有。但關鍵還在於率群下造謗。
謗議朝政，古已有之，堯時謗木之設，即為聽取民眾對朝政的批評。厲王止謗，被認為是不道之行。但秦行法、術，皇帝為至尊，可以肆志廣欲，厲行督責，用法術勢駕馭臣民。民為黔首，不能對在上者說半點不是。群下造謗，批評時政，豈非說明皇帝政有未善，行有未逮，豈不與皇帝“聖智仁義”相悖？如此下去，豈不“主勢降乎上，黨羽成乎下”？上降主勢，下成黨羽，豈不危及皇權？在這一點上，儒法之間有很大差異。儒者以為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蝕，其過也，人皆見之；其改也，人皆仰之。儒者以為：“非我而當者，是吾師也。”子產對批評者亦有：“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之說。儒者主張比較有利於百姓。一個人精力聞見智慧總有局限，天下事至廣至繁，總有見不到料不及行不當處，所謂皇帝至聖仁義，絕對正確，不過是恭維話，是欺人之談。說說聽聽可以，如若當真，便會禍國殃民。反之若能廣聽博采，擇善而從，則天下幸甚，百姓幸甚，皇室亦何嘗不幸甚！到了秦時，心非巷議，在所不容，其拑制人口之舉，可謂無以復加；秦始皇認為諸生批評朝政必然黨羽成乎下，必然危及皇權，實在是神經過敏，實在是予智予雄，目空天下，大權在握者的變態心理。六國敗亡，何曾是諸生批評朝政批評垮的！
“異時諸侯並爭，厚招遊學。”這是李斯建言焚書的另一理由。此處還有潛臺詞，異時者未一六國之時也，那時山東六國尚存，遊學之士中有不少傑出人才。如魯仲連朱亥之流，均有解圍救困之力；吳起蔡澤皆有將相之能；田單樂毅皆有扭轉乾坤之智。山東諸國能得人才而用之，秦之王業尚未可料，故以厚幣招來遊學之士。一則其才智堪為我用，如范睢、李斯之徒；再則可以籠絡幽囚乃至殺害，韓非之徒是也，免其為六國所用，以收釜底抽薪之效。如今天下定於一尊，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遊學之士久聚咸陽，不僅無用，反而黨羽成乎下，雖不必危及王統，但說東說西，總覺礙耳，還要耗太倉之粟，府庫之金，太不划算。
焚坑事上，李斯未必沒有私心。斯入秦前不過上蔡小吏，今雖為丞相，于秦故老實為客卿，遊學之士中，未必沒有幹練之才，一旦為秦重用，自己地位便岌岌可危。保位固寵之道，莫過於無人能取代。有茲諸原因，焚坑之事便不可免。淳於越議封建，不過是藉口。
三十四年，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為壽，僕射周青臣頌曰：“他時秦地不過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陛下威德。”章太炎稱此段話為面諛。平心而論，周氏之言亦有溢美之處，如“日月所照，莫不賓服。”若然，何必遣蒙恬，築長城？但大體還不太離譜。何況酒席間說兩句恭維話，亦人情之常。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千余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青臣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
淳于之言，亦未允當。封建子弟以相輔弼，未必能禁田氏篡齊，止六卿分晉；卻有七國謀反，八王叛亂。當然，不封建子弟亦未必天下太平。唐之方鎮割據，並非藩王所為。席間斥周面諛，太煞風景；始皇本來就想一世而至萬世，傳祚無窮。淳生卻說他不師古不久長，說周生重他之過，當面潑冷水，還犯了大忌。淳于之言雖不好聽，卻從忠公體國出發，頗具憂患意識，至少沒有討好今上，為自己撈一票的意思。如果始皇氣量大一點，赦其小過，錄其大忠，其子孫何至有望夷之禍，泥面之羞？
李斯私心太重，才堪將相，德為筲小。從其嫉妒殺韓非，矯旨立胡亥，上書勸二世行督責之術，都是個逢君之惡，忌人之能的奸佞。因始皇令其議淳于越之事，便上書：“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郡守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之不舉者與同罪。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始皇制曰：“可。”燒書運動便鬧起來，李斯之作用可謂舉足輕重。
李斯斥淳于越為愚儒，則潑冷水得罪始皇者是儒家，冤有頭，債有主，燒儒書可也，干百家何事？李斯卻連百家語自然包括法家語，也一火焚之。無論後世法家如何認為始皇帝為他們出了口惡氣，進行了儒法鬥爭，卻摳不出始皇帝殺法家人韓非焚法家之書這塊卡在喉頭的骨頭。由儒家發難而焚及諸子之書，可見此事非盛怒之下，一時衝動所為；而是蓄謀已久，城府在胸之舉。議論封建之事，當早已有之。二十六年統一全國後，必然議及制度的建與革。淳于越三十四年再次提出，可能因始皇年事漸高，健康日壞，有意提醒他經營後事。有人把秦始皇說成親法反儒，是儒家天敵，是沒有根據的。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史記·秦始皇本紀·二十八年》）稱諸儒生而不稱諸生，可見諸生與儒生非同一概念，與後世儒家取得獨尊地位不同。與諸儒生而非與諸生議，足見始皇並非一貫反儒，至少在頌秦德，議封禪等事上，是重視儒生意見的。陸賈、伏生為秦大儒，叔孫通為秦博士，入漢時有弟子百余人，齊魯之風未嘗少變。陳勝、吳廣起大澤，二世召博士儒生三十余人問其故，諸儒生皆引《春秋》之義以對。可見秦廷並非不用經學，不重儒生。“若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法令非法家學，執法吏並非就是法家，因此說不上尊重法家。
其實，始皇看重的，至少在其晚年，是方士。這也難免，秦一六國，威加海內，富有天下，六王為臣虜，趙女充下陳，天之下唯他為大，系萬國之禍福，操百姓之生死。但有一個天敵：無常。任你皇親國戚，任你銅牆鐵壁，都躲不過他的光顧。年歲越大無常光顧的可能越大。如果說百姓怕無常，皇帝就更怕，總要想法逃避，方士就是一根希望逃離滅頂之災的稻草。
二十八年，徐巿上書，言海上有三神山，仙人居之。於是發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
三十二年，使盧生求羨門、高誓（傳說中仙人）使韓終，侯生、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使入海還，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北擊胡。
三十五年，始皇聽信盧生真人邪說，自稱“真人”，隱其行蹤，有言其處者罪死。對方士可謂言聽計從，有求必應，要人有人要錢有錢。
始皇年事日高，已見到無常影子在宮門外徘徊，對不死之藥求之越急。所謂不死藥，不過是方士用以撈名撈利撈官的彌天大謊。始皇追得急了，眾方士只有走為上。走也罷了，還要找理由推脫罪責，把找不到仙藥的過錯推在秦始皇頭上。這便是侯生、盧生相與密謀的那一段話，其結論是：“（上）貪於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
始皇如夢方醒，知道上當受騙：“方士欲練以求奇藥，今韓眾去不報，徐巿等費以巨萬計，終不得藥。盧生等吾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不死之藥未得，長生久視希望破滅，始皇已不堪忍受；加上花錢而遭誹謗，盛怒之情可以想見。天子一怒，伏屍百萬。於是使御使悉案問諸生，諸生轉相告引，始皇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坑之咸陽。
須注意者：一、侯生盧生皆為求藥方士，儒生遵子不語怪力亂神教導，斷不會行此騙局。說儒生誹謗始皇，與事實不合。二、侯、盧已逃，其誹謗之言，必為他人陳述，其間有無構陷之詞？三、從韓眾、盧生等措辭看，方士亦廣有徒眾，並未隨韓、盧逃光，否則誹謗之言始皇從何得知？諸生不只儒生，所謂妖言當是百家之說，是“人善其所私學，以非上之所建立。”“以非當世，惑亂黔首。”非上之所建立者不只儒家， 墨家尚儉，對始皇之豪奢未必無微言；道家主靜，對始皇之巡遊未必不議論，故為“妖言”非儒生專利。所謂犯禁，當是犯焚書之禁、不准偶語詩書百家語之禁。此不足怪，人對其所宗有捨身相守者。歐西新舊教之爭，雖斧鉞加頸，人不改其信仰，三武滅佛，僧人藏其石經。始皇焚書之後，各家後學必有將經籍藏於隱秘處，以章句口耳相授，以救亡圖存。故始皇所坑，乃百家後學，非止儒生，故坑儒之說不確。《史記》不用坑儒二字，非是思慮未及，而是求名責實。因之將其改為“焚書坑士”，更為恰當。
還有一個問題須回答：始皇長子扶蘇曾諫始皇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頌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前已論及諸生乃百家後學，何以扶蘇說諸生皆頌法孔子？始皇所坑莫非盡是儒生？當然不是，始皇再恨儒生，也絕不至於不坑直接誹謗他騙他的方士，只把怒火潑到儒生頭上。扶蘇說諸生皆頌法孔子，披露了一個重要事實：始皇也是崇敬孔子的。扶蘇為了救人，不得已權宜行事。說諸生皆頌法孔子，以期利用其尊孔情結打動他，赦免諸生。如果始皇反孔反儒，扶蘇如此說豈非火上澆油？可惜始皇予智予雄，盛怒之下，四百六十余諸生枉死，扶蘇也被放逐到上郡監蒙恬軍，使胡亥趙高李斯等筲小得以蠅營苟且，成其奸謀。若扶蘇繼承大統，以其寬仁，任用賢良，糾始皇之苛政猛法，秦朝何至十餘年崩解！秦不足惜，天下蒼生至少可以兔去一場刀兵之苦。進而，當時百家精英尚在，若能揚長抑短，任其賢能，互相參酌，省刑薄斂，與民休息，國家將是另一番景象。不知比只曉得排班站隊，作揖叩頭的叔孫通教劉三當皇帝強多少倍。
始皇是愛扶蘇，看重扶蘇的，知道唯有扶蘇可托天下，在其自知行將不起時，為璽書賜公子扶蘇：“與喪會咸陽而葬。”但為時已晚，大錯鑄成，獻關雖子嬰，亡秦實贏政，亡於焚坑，更直接亡于放逐扶蘇，歷史的運動有時就像一列火車在鐵道的交叉口處，扳道工略一用力，列車就會向不同的方向運動，其前途卻截然不同，秦始皇在最關鍵時刻，將秦朝撥向歧途，剩下的是讓賈誼論過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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