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四川民众发现一座大型红军墓碑，党徽倒挂碑面，其中蕴藏着何等玄妙？
位于四川省通江县城东80余里处，有一个名为王坪的小山村，这里依山傍水，古树参天，四季鸟语花香，风景秀丽。在这群山环绕之中，深处山坡密林里有一座规模宏大的红军烈士陵园，里面葬有25048位红军先烈，其中有17225位无名英雄，是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之一。走进陵园，一座巨大的墓碑特别引人注目。墓碑身长两米，矗立在两米高的墓台之上，碑后是一座大型的红军烈士集体墓。然而，这座墓碑上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却倒立悬挂，与我们平常所见的党徽有着很大的不同，令人好奇。早在1951年，当地百姓在一块冬水田里挖出这块墓碑时，就对上面的党徽标志产生了疑问。在当地政府的介入下，这块墓碑没有任何修改，原封不动地安置在了这座烈士陵园中。尽管经历了七十多年的风雨侵蚀，这块墓碑仍然屹立不倒，向世人讲述着它的不同寻常的历史。在这个庄严肃穆的红军烈士陵园里，这块有历史意义的墓碑上的倒立党徽，让人好奇它背后隐藏着什么传奇故事，是谁所建造的呢？时间回到70多年前的那场伟大而壮烈的土地革命战争，我们都知道，红四方面军的成立是在1931年11月，由鄂豫皖苏区的第四军和第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县七里坪镇组建。徐向前担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委，刘士奇则是政治部主任。在徐向前的指挥下，红四方面军初期攻占了黄安、潢川、商城等重要城镇。在蒋介石新的“围剿”尚未准备完毕之际，红四方面军迅速发展壮大，成为两个军、六个师又四个独立师共4.5万人的主力部队和近20万的地方武装力量。在红四方面军掌控的鄂豫皖苏区内，范围横跨舒城到平汉铁路，南达黄梅、广济，北至潢川、固始，面积达到4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350万。然而，蒋介石看到红四方面军如此迅速的发展，坐不住了。1932年7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集结30万大军对“鄂豫皖”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成为第四次围剿战争的一部分。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挥，红四方面军本来就兵力悬殊，变得更加雪上加霜，虽然红军战士顽强抵抗，但是寡不敌众，相继失去了大片土地。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徐向前率领红四方面军保存实力，主动撤出鄂豫皖苏区，退入关中地区。在跨过秦岭、越过大巴山、攻占川东北的通江、巴中等地后，红四方面军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经过十个月的浴血奋战，红四方面军在四川、陕西交界处成功站稳脚跟。作战部队曾一度发展到10万余人，苏区人口也达到了五百万，川陕苏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就连毛主席都称赞其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大区域”。红四方面军所处的地区恰好是四川军阀刘湘的势力范围。红军的快速发展极大地触动了军阀的利益，刘湘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欲除之而后快。1933年9月，刘湘击败刘文辉，结束了四川长期战乱的局面并统一全川，成为“四川王”。次月，他就在蒋介石的指使下，担任了四川“剿匪”总司令，并纠集了多达110个反动武装团体和20余万人的部队，对红四方面军所在的川陕根据地发动了“六路围攻”。刘湘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法，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红军。面对川军的大规模围攻形势，红四方面军总部根据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通江会议精神，采取了“收缩阵地，诱敌深入”的方针，分东、西两线与敌作战。惨烈的战斗一触即发，双方投入兵力多达三十余万，这注定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长期战，后勤和医疗救援便成为重中之重。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是红四方面军在战争中最重要的救援力量。1934年春季，红四方面军总部采取“诱敌深入”策略，将总医院从鹦哥咀迁往通江沙溪的王坪村，在“伪国大代表”王笃之的庄园中设立了医院。王坪村地势险要，环境幽静，总医院随之成为了红军后方的重要救援机构。然而，战斗的惨烈超出所有人的想象，许多英勇士兵负伤，需要救治。尤其在“反六路围攻战”期间，总医院内的伤病员数量急剧上升，达到了五千人以上。敌人对川陕苏区的围剿和封锁，使总医院难以建立完整的医护体系和稳定的医疗机构，医疗物资匮乏，环境恶劣，这对医护人员的救治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但是，这一切都没有阻挡医护人员为红军战士提供坚强的后盾。在总医院的努力下，许多伤病员得以及时得到救治，为红军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没有病房，红军战士只得被安置在周围十里范围内的民房中。尽管设备简陋、缺医少药，但他们仍然怀着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刻苦攻关，自制了大量医疗器械。面对没有麻醉剂的局面，他们含泪用木锤将伤员敲晕，再进行手术，以减轻伤员的痛苦……战争是残酷的，成千上万名英勇的红军战士负伤流血，他们的鲜血染遍了这个小山村中的每一处茂林、每一个山冈，所到之处，血迹斑斑，殷红一片。在长达十个月的战斗中，尽管外面炮声隆隆、硝烟弥漫，这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总医院依然稳如泰山，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毫不受到打扰。然而，战事的激烈和频繁前所未有，让所有人都感到措手不及，即使自制医疗器械、自采草药也供不应求。敌人的封锁下，各种医疗物资难以进入苏区，药品的严重匮乏、抢救伤员必须的医疗器械缺失，再加上川地的高温天气和山区疾病的肆虐，使得成百上千名受伤的战士因病情恶化或救治不及时而不幸牺牲。英勇的红军战士没有牺牲在战场上，却因药物缺乏而牺牲在了总医院，这让许多人十分痛心疾首，尤其是总医院的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张琴秋是红军历史上少有的女英雄，后来更被《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为红军唯一的女将领。作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早年张琴秋曾留学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博古、杨尚昆等人是同学，她在党内的资历非常深厚。1931年，张琴秋受组织派遣跟随丈夫沈泽民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红四方面军成立后，27岁的张琴秋就担任73师的政治部主任，展现了她不凡的文武全才。后来，在蒋介石的围剿下，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在小河口会议上，表现出色的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的总政治部主任，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从鄂豫皖苏区到川陕苏区，从红四方面军建立到此次“六路围攻”，张琴秋见证着红军的成长和发展。她对这支英雄的部队有着十分深厚的感情。然而，如今的惨烈战斗使得大多数战士身负重伤，自己作为总医院的领导却无能为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数以千计的战士们因救治不及时而相继牺牲。为了恰当安葬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红军烈士，总医院开始按照一人一副棺材的标准进行收殓和安葬，每座墓前都树立着一块牌子，上书烈士的姓名、年龄、籍贯及职务等信息。然而，随着战争时间的延长，牺牲的红军战士数量不断增加，原有的标准难以维持，便转而采用两个人一副棺材的方式。为了制造棺椁，王坪村附近的居民们纷纷捐献门板、床板、楼板等木材。但当木材耗尽时，他们只得使用竹席代替，一张竹席最多可包裹四五具红军烈士的遗体。到了后来，竹席也难以取得，为革命牺牲的红军只能被软埋，许多人被葬在同一块墓地里。这些烈士为革命事业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却在死后无法受到妥当的安置，明明是英雄却变成了无名之辈，这让张琴秋感到非常心痛。1934年7月，张琴秋倡导修建一处红军烈士陵园以缅怀和悼念为创建和保卫川陕根据地而牺牲的烈士们。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总医院所在的王坪村修建陵园，并在此树立碑文纪念。这项任务被交给了医院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在初期的规划中，红军烈士墓位于总医院旁边，占地6亩，葬有3800多名烈士和38名师团级领导。周围种满了松柏，并在烈士墓前竖立了一座纪念碑。张琴秋是医院中少有的留过学的人才，她亲自承担了设计、绘制纪念碑和书写碑文的任务。张琴秋怀着对红军战士牺牲的悲痛之情和对革命的热情，夜以继日地工作，最终设计出了如今的样子。这座墓碑是由当地的青绵石建造的，墓碑总高度约为4.2米，为长方形，由碑帽、碑身和碑座三部分组成。碑身高约2.02米，正面刻有“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之墓”十一个大字，左右两侧刻有“为工农而牺牲”、“是革命的先驱”两幅联句和一个“万世光荣”四字横批。在碑身正面，共刻有27个大字，全由张琴秋亲笔书写，笔力粗壮有力，给人以抚慰之感。碑身两侧雕刻着两支长枪和一支短枪的图案。在雕刻这座墓碑时，张琴秋直接将自己的配枪拆下来，放在墓碑侧面，让工匠摹刻上去，象征着她永远与烈士们一起战斗。在这座墓碑的两侧，各架设了一座用石头雕刻而成的迫击炮，底座刻有“广泛纪念”四个字，象征着烈士永远前进，永不停歇的坚定意志。该墓碑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正面上部雕刻的一枚党徽图案，由镰刀与斧头（现为锤子，象征工人阶级）相交组成。不同于我们通常所见，这枚党徽倒立悬挂，农民阶级的镰刀和工人阶级的斧头均呈水平方向翻转。数十年后，川陕苏区纪念馆馆长薛元勋解释说：“它有着特殊的含义，党徽低垂，全党同悲！”这块墓碑从文言陈述到图案设计再到整体布局，都透露出强烈的战斗色彩和鲜明的革命特征，是一座融合了革命性、历史性、艺术性与时代性于一体的完美杰作。这也代表着张琴秋对红四方面军的深厚感情，以及对逝去的烈士的不舍与悲痛。在张琴秋的领导下，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各级干部、医护人员、轻伤战士以及周围的百姓积极参与，仅用数月时间就完成了红军烈士陵园的建设。这座陵园不仅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红军烈士陵园，而且是全国唯一由红军自己建造的烈士陵园。1934年冬天，就在广州暴动七周年前夕，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在新建成的烈士陵园门口举行了落成典礼。那一天，张琴秋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系皮带，斜跨短枪，五角星帽下露出干练的齐耳短发，站在人群前，娴熟地指挥红军战士高唱《国际歌》，展现了她指挥部队作战时的英姿飒爽。不过，就在红四方面军烈士陵园落成不久，张琴秋调离总医院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前往妇女独立团担任团长兼政委。当时国内的革命形势非常紧张，1934年的10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李德、博古等人的指挥失误，导致中央红军被迫撤退。在敌人的追击堵截下，中央红军在毛主席的指挥下进行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等一系列惊险的战略行动，终于成功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与此同时，原本活动在川陕边界的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长征，在1935年3月主动撤出川陕根据地，西渡嘉陵江，开始了漫长的长征之路。在红军离开之际，红四方面军总医院的干部、战士们向长眠于此的战友们挥泪告别，离开了生活三年患难与共的当地百姓，开始了新的战斗征程。然而，国民党反动派趁机卷土重来，之前被红军消灭的地主也开始死灰复燃，如王笃之为首的地主还乡团便对红军之前的驻地王坪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王笃之是“伪国大的代表”，王坪村是他的老家，红军曾经将他家的土豪打了并征用了他的庄园作为总医院的总部，因此他对红军十分憎恨。当王笃之得知红军已经离开王坪后，他立即带领还乡团回到老家，对红军之前建造的房屋和设施进行了毁坏，甚至推倒了烈士陵园的墓碑，挖坟掘尸，焚骨毁坏陵园，表现出无比的残忍和野蛮。这些恶行激怒了当地百姓，但由于王笃之的势力强大，他们也不敢反抗。王坪村的村民们在王笃之离开后，偷偷将烈士们的遗骨重新收殓安葬。然而，王笃之却将目标转向了那块烈士墓碑。就在他决定砸毁墓碑的头一天晚上，王笃之家中的长工得到消息后，联合当地十余名百姓冒着生命危险，悄悄将墓碑偷走，并埋在村内的冬水田里。作为陵园中的重要建筑，墓碑的失踪引起了王笃之的注意，他认为一定是有人偷偷藏走了墓碑。于是，他和他的还乡团开始严刑拷打他怀疑的人，但是坚贞的王坪村民始终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就这样，这块墓碑被埋在地下深处长达16年之久！直到1951年的一天，一位曾在川陕根据地工作过的老红军回到王坪村，前往烈士陵园吊唁战友时提及此事。离开川陕苏区16年的时间，这个地方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红军看着这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久久不语。16年前，他和战友们在这片土地上与国民党反动派浴血奋战，惨烈的战斗夺走了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生命。时至今日，曾经的理想已经成为现实，国民党反动派被赶出了大陆，人民掌握了国家大权，然而那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们却长眠于此。老红军心中不由得感慨万分，眼角开始湿润，他缓慢地走到已经修葺一新的烈士陵园，却惊讶地发现原本矗立在陵园中央的“红四方面军英勇烈士墓碑”不见了踪影。这块墓碑由万千红军烈士的鲜血凝结而成，见证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为革命事业付出的生命代价。经过当地村民的指引，这块墓碑终于从冬水田里被挖了出来，16年的埋藏之后，终于再次见到天日！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这块墓碑被恢复到了原状，碑身上的倒悬党徽也没有做任何修改，它按照历史原貌矗立在烈士陵园中，向后人讲述着那个战火连天的特殊年代。1951年，中央老根据地慰问团川陕分团在王维舟的带领下再次回到王坪村，为那些为了革命事业和保卫川陕苏区而牺牲的烈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1982年，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徐向前元帅亲笔为烈士陵园题写了：“学习革命先烈的不怕艰苦困难献身革命的精神，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字句。进入烈士陵园，可以看到苍松翠柏已成为参天大树，绿水青山映衬着忠魂，让人不由得怀念起那些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烈士。王坪已经恢复了平静，战火烟雾早已消散，但那座“党徽倒悬”的烈士墓碑依旧挺立在红军烈士墓前，用它所承载的历史记忆向世人述说着不平凡的过往，同时也提醒着人们万万不可忘却成千上万的红军烈士为国家和民族付出的生命和血汗。无数革命先辈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书写了这个盛世，他们虽已离开，但他们的精神和事迹永载史册，激励着后人不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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