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印

（一）汉魏南北朝（一）汉魏南北朝官印
    皇后之玺 1968年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出土。印面正方形，高2.8、边长2.8厘米。白玉石雕刻，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篆书阴刻“皇后之玺”4字。秦统一之后，规定皇帝印称“玺”，汉承秦制。《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皇后之玺玉印，其形制与文，正合汉制。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后长陵约1公里，推测此印可能是吕后陵园的供祭品，因陵墓被盗掘，印玺流落土中，后被雨水冲入沟中。未知确否，尚待研究。

    朔宁王太后玺 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时出土于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金质，龟钮，通高2、边长3.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新莽之末，隗嚣据陇西，自称西州上将军，初属更始，旋附光武，不久又叛投在益州自立为天子的公孙述，龙兴七年(31)被封为朔宁王。此印当为公孙述割据政权授与隗嚣母的玺印。此印制作精美，篆法颇佳，足见汉时西南地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建武十一年，(36)公孙述为光武所灭，故此印当为公元31年至35年之遗物。

    关内侯印 两方：（一）金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3、厚1.4、通高2.5厘米，重125克，阴文篆书“关内侯印”4字，1992年在渭南发现。（二）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3、厚1.2、通高2.5厘米，阴文篆书“关内侯印”4字。关内侯之爵名始于秦，《后汉书·百官五》本注，荀绰《晋百官表注》：“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以为号”。《后汉书·百官五》载：“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所在县，民租多少，各有数为限”。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也。”西汉始置关内侯为侯爵二十级中的十九级，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关内侯，‘言有侯号而居京师，无国邑’”。两汉及晋都曾设此侯爵。

    关外侯印 3方，第一方咸阳市出土，余二方西安市发现，均为铜质，龟钮，大小略同，长宽各2.3、厚0.9、钮高1厘米。阴文篆书，“关外侯印”4字。其制作及书法极不工整。关外侯东汉末始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载：“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本注：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钮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此印为铜印龟钮，与本文所载相同，应属东汉或曹魏遗物。此二印疑为随葬用品。

    关中侯印 陕西省博物馆旧藏。铜质，龟钮，通高2.6、边长2.1厘米。篆书阴文“关中侯印”4字。“关中侯”的始置年代在东汉末，沿至魏晋。“关中”地域所指，大约为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以西，陕西省中部一带。按汉制，关中侯爵17级，金印紫绶，此为铜印，疑随葬用印。

    通笃将军章 1983年淳化县秦家凹村出土。铜印，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厚1.2厘米，篆出阴文“通笃将军章”5字。印文为镌刻“通”“笃”二字极不工整，似为随葬用印。按其形制和书体，同时又名章不名印，应为汉印，但通笃将军之名，不见记载，可能为临时所设武官。

    伏波将军章 1981年咸阳市东窑店镇西毛村出土。铜质，龟钮，通高2、边长2.2厘米。正方形，龟昂首爬行，印面篆书阴刻“伏波将军章”5字。伏波将军之官职，始于西汉，至北周共有21人，西汉为路博德。《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元鼎五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皆破南越”。按汉制“将军不常置”，伏波将军亦非常设武官，两汉皆为三品、魏、晋、宋为五品，北齐从五品，梁为四班，后周为五命。凡任伏波将军者，必须善于水战。东汉建武十七年(41)。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自立为王。汉光武帝刘秀，任马援为伏波将军，率楼船二千艘，战士两万余，征征侧，斩首五千级，降者以万计，叛乱始平（见《后汉书·马援传》）。当马援拜受皇帝所赐伏波将军印以后，上书对印文中的错误提出异议，皇帝下诏更正官印文字舛谬者，将伏波将军印“犬”文外向，更正为内向。

    伏波将军印，过去曾发现三方，一为清光绪年间云阳嵯峨山出土（见《范氏印谱》）。其余两方均收录在《秦汉印统》一书，无出土地点，一为“伏波将军章”、一为“伏波将军”，均为篆书阴文。
    折冲将军章 西安市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边长2.3厘米，篆书阴文“折冲将军章”。“折冲”乃拒敌之意，《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三国志·魏书·乐进传》：曹操以乐进破黄巾、征吕布、袁绍、袁谭，累战皆胜，战无不克，在建安十一年上表汉献帝、封乐进为折冲将军。此印系镌刻，字体较草率，应是急就印或随葬用印。

    立义将军 1961年，千阳县高崖山古墓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边长2.2厘米，篆书阴文“立义将军”4字。据《汉书.百官志》，立义将军非常设官职、且多用于归附的武官，汉、魏、南北朝均设此官职。《三国志·魏书·庞德传》：“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内候，邑三百户”。又《晋书·乞伏乾归》载：“太元十四年陇西太守越质诘归以平襄叛，自称建国将军、右贤王。乾归击败之，诘归东奔陇山。既而拥众来降，乾归妻以宗女。署立义将军。”太元是孝武帝司马耀的年号，太元十四年(389)，在陇西一带为鲜卑族乞伏乾归建立的西秦政权，都城在苑川（今甘肃靖远西南），势力曾达到陕甘边境。越质诘归投降后封为立义将军，其活动地区在陇山一带，此印出土于千阳县高崖山古墓，疑为越质诘归的官印。

    车骑将军 西安市发现。铜质桥钮，长宽各2、厚0.9厘米。篆文阴文“车骑将军”4字。车骑将军，西汉设置，掌征伐背叛，位次上卿。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汉文帝元年（前179），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其后有灌婴、周亚夫等。东汉多以外戚为之。魏晋南北朝亦设此官，至唐始罢。此印制作较规整，书体浑厚，为汉魏遗物。

    将军印章 西安市发现。铜质瓦钮，正方形印面。边长2.2、厚1、钮高0.6厘米，篆书阴文“将军印章”4字。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后汉则为统兵将领，其设置有两种：一为常置之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此类将军除掌兵权之外，兼参预政事。一为临时派遗出征之将军、多于将军之上加以显赫之名号，如：伏波将军、鹰扬将军、折冲将军、平远将军等。此印名“将军印章”，查《魏书·官氏志》将军的称号，为四品阶，似为北魏遗物。

    膺扬将军 铜质龟钮，印面长宽各2.4、厚1.2、钮高1.6厘米，印文系镌刻，书法较工整，篆书阴文“膺扬将军”四字。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中，收“鹰扬将军章”一方，列入汉官印。汉建安中，魏武以曹洪为膺扬将军。两晋和北魏亦设此官，而且膺扬将军在魏孝文帝元宏和魏宣武帝元恪两朝的品级不同，孝文帝太和中，为第五品上，孝文帝以后改为从四品，鹰扬之鹰为“膺”，在汉印中有此例，为通假字，或因系随葬印。此印从形制和书体看，应为两晋官印。

    奉车都尉 西安市发现。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厚1、钮高1.6厘米。阴文篆书。汉武帝初年置奉车、附马、骑三都尉、奉车都尉以掌管陪奉皇帝乘舆，为皇帝之近臣，秩二千石，无定员。武帝曾任霍光为此官，兼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则侍左右。历代多设此官，至宋始废。此印较粗糙。文字亦草率，为随葬印。
    五威司命领军 1983年4月凤翔县柳林镇屯头村出土。银质龟钮，印面正方形、通高2.3、边长2.4厘米，重74.5克、钮高1.15厘米。龟四肢直立，作爬行状。纹饰清晰，线条流畅。印面篆书阴刻“五威司命领军”6字。此印系首次发现，历代研究玺印的著作均未记载。《汉书·王莽传》：“使节之旄 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始建国元年，“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门”，并策命统睦侯陈崇为五威司命。五威司命的权力涉及司法、军事、财政等方面。此印为银质龟钮，按汉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

绶，皆龟钮”。执掌此印者。当为两千石以的官职。

    

田之史 武功县出土，印面为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1.7、边长2.6、厚0.7厘米。印面篆书阴刻“田之史”四字。

即邰，古地名。许慎《说文解字》：“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

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汉书·地理志》：“

周后稷所封。”师古曰： “读与邰同”。邰地是我国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故址在今武功县永安村西。周平王东迁，以其地赐秦襄公，秦改为邰县。东汉迁武功于邰。此印“

田”，即指邰地之农田，“史”与“使”通，“<造字>

田之史”，为汉邰地之农官。

    宜阳太守章 西安市发现。龟钮铜印，正方形印面、厚1、钮高1.8、边长2.3厘米，阴文篆书“宜阳太守章”5字。宜阳，在战国时期属韩邑。《国策·东周策》东君曰：“宜阳城八里、材土十万。”汉置县、后汉属弘农郡。治今河南汲县，后魏置宜阳郡，《魏书·地理志》：“宜阳郡孝昌初置”属口州，天平初属口，注：属口州，诸本属下阙，按所关当是“司”字，太和迁都置司州，西至潼关。孝昌立宜阳郡，当分恒农置，应属司州”。东魏置宜阳州，州治在今宜阳县西五十里。北周平齐，此城废。太守属官，秦置郡官日守，汉改为太守。《魏书·官氏志》，“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刺史，长令各之州县，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太守之官职，宋以后废，此印应为后魏遣物。

    章威猥千人 1986年旬阳县平安乡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1、边长2.25厘米，篆书阴文“章威猥千人”五字。章威之词，见于官印者，汉有“章威都尉”印、“章威都尉章”（见《集古官印考证》）均为王莽时的官印。但“章威猥”之名，不见于记载，可能是临时性设置，或系在千人官职之前所加显赫之词，“千人”为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师古曰：“侯及司马及千人皆官名也。属国都尉云有丞、侯、千人。西域都护云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也。”千人之官，从西汉到南北朝，均有设置，曾出土有“晋千人督”等印（见《集古官印考证》）。此印为五字，可能是王莽时的遗物，因王莽尚土德，土为五数，故印多为五字。

    左属国左部前小长 咸阳市窑店镇黄家沟出土。铜质桥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边长2.2厘米，篆出阴文“左属国左部前小长”8字。汉代分郡，边远县置属国，多在边塞地区，如郡差小则置本郡名。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此印名左属国，前后汉书无记载。印文中“左部前小长”，按《史记·大宛传》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十余里妫水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奉国珍宝，和帝赐金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收录有“张掖属国左庐小长”印一方，“左庐小长”乃张掖属国都尉之属官。由此可见，此印“左部前小长”，亦应是属国都尉之属官。
    沙遂酒平 1981年咸阳市出土。铜质桥钮，通高1.7、边长2.2厘米，篆书阴文“沙遂酒平”4字。古沙随城在今河南宁县西北，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会诸侯于此。遂为随的通假字。酒平，应是官名。我国古代有酒官的设置，周曰酒人，酒正，汉曰酒士，晋曰酒丞，齐曰酒吏，梁曰酒库丞，隋曰良酿署，皆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平抑酒价的官吏。此印可能是汉设于沙遂的酒官之印。
    巍率善氐仟长 共三方，分别出于长武、兴平、扶风三县。均为驼钮铜印，正方形印面。通高2.6、边长2.3厘米。篆书阴文“巍率善氐仟长”6字。巍，乃古魏字，汉魏以前凡魏均作巍，此处巍，即三国曹魏。率善，乃顺从善美之意。氐，古代民族名。仟长，《史记·匈奴传》：单于置左右骨都侯，“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有千长、百长、什长”。此印乃氐族归附后，魏因沿其俗，颁发给氐族仟长的官印。又按《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建安十六年(211)，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美阳”。此三印应是当时徙居在这一带氐族的实物例证。

    巍率善羌仟长 出土于绥德县，铜质羊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6、边长2.1厘米，篆书阴文“巍率善羌忏长”6字。“率善”及“仟长”之释意同前。羌是我国古代西方的少数民族，居住于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种族繁多，历史悠久，史书记载亦颇多。《诗经·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武王伐纣，羌矛率师会于牧野。《说文》：“羌，西方牧羊之人也”。《史记》索引续汉书志云：“羌，三苗羌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间之西南羌是也”。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光武本纪》的注释中说：“羌有百五十四种，在广汉西北者为白马羌”。今陕西境内还遗留有许多与羌族有关的古地名，如陕北府谷县的镇羌堡。陕南的宁强（羌）县，关中大荔县的羌白镇等，说明当时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在魏晋时期，经常与羌族发生战争，此印当是魏政权颁发给归附的羌族仟长的官印。

    晋蛮夷归义王 陕西省博物馆旧藏。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1、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蛮夷归义王”6字。《续汉书·百官志》载：“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蛮夷。又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后汉书·南蛮传》：蛮夷“有君长皆赐印绥，冠用獭皮”。此印当是晋沿汉制赐于归义蛮夷王的官印。

    晋归义羌王 共两方：一、长武县文管所藏，印为鎏金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7、边长2.1、厚0.9厘米，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二、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金印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9、边长2.4厘米，重62.8克，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即归附于晋朝的羌王。此印当为永平六年以前内附的羌王印绶。

    晋率善羌邑长 千阳县出土。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4、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率羌邑长”5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卷九引洪氏《隶续》云：“繁长张禅等题名有称夷侯者九，邑长，邑君硌三。”同书又说：“案邑长当是邑侯之属官也。”《晋书·姚弋仲传》：“姚弋仲南安亭羌人也。……永嘉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恙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榆眉即汉隃俞糜县，故城在今千阳县境，此印出土于此，应为西晋怀帝永嘉六年羌族首领姚弋仲徙居千阳时，晋朝颁发给所率邑长的官印。

    晋率善胡佰长 千阳县出土。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8、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率善胡佰长”6字。胡，古代对匈奴的通称。关于佰长，《汉书·匈奴传》载“匈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凡二十四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仟长、佰长、什长、裨小王”。此印应为晋朝颁给归附的匈奴佰长的官印。

    （二）隋唐至明清官印
    千牛府印 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4.8、钮高2、厚1厘米，阳文篆书“千牛府印”4字。千牛本为刀名，南北朝后期有千牛备身的官名，即持刀侍立左右的近卫，隋唐沿用其名。《旧唐书·职官三》：“左右千牛卫，宋谢绰《拾遗》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之刀也。后魏有千牛备身，取《庄子》庖刀解牛之义，后代因之。隋置左右千牛备身20人，掌供卫弓箭，备身60人，掌宿卫侍从。炀帝置备身府，皇家改为千牛府。龙朔为左右奉辰卫，神龙后为千牛卫。”又《旧唐书·高宗上》载：显庆五年(660)始改左右领为左右千牛，龙朔中改府为卫，有左右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此印为隋末唐初遗物。

    万年县之印 陶质，无钮，长宽各5.3、厚1厘米。篆书阳文“万年县之印”5字。历史上设置万年县的有两地。一是西汉初，因汉高祖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今陕西临潼县栎阳镇）。曾置万年县于栎阳，以奉陵寝。一是北周明帝二年(558)迁都于此，于开皇二年(582)改名大兴，为京兆郡治。唐武德初年，复改为万年县。天宝七年载(748)曾改为咸宁县，乾元二年(759)，复名万年（注：《元和郡县志》为乾元元年复名万年）。唐万年县的范围是以唐长安城的朱雀门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部，街东归万年县管辖，街西归长安县管辖，并以此为界线，从城南正中的明德门引伸，直达南山石砭峪，路东是万年县郊区，路西是长安的郊区。此印应系唐印，但为陶质，非实用官印。

    保林县印 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7.5、厚0.5、钮高2.4厘米，阳文篆书。印文深约4厘米，比印使用时间较长，印文笔划断损者较多，从形制和书体看，似为唐代官印。唐代官印在陕西发现的，已见四方，前三方陶印为随葬用，惟此即为铜质，是实用的官印。印文“保林县”，新《旧唐书·地理志》均无此县，或史书缺载，待考。

    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长方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8.5、边长5.5厘米，边宽与印文笔划基本相等。篆书阳文“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9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二》载：陕虢，在河南陕州（今陕县），因其县西南25公里有陕原，县西二里有虢山，故称“陕虢”。唐代宗广德年间置陕虢大都督府、德宗建中年间置陕虢节度使、宪宗元和年间置陕虢观察使，治所均在陕州。虞侯之官职，在隋代为东宫禁卫官、掌侦察、巡逻等职。唐初官名称谓，皆依隋制，在东宫置左右虞侯率府。唐代后期，藩镇以亲信武官为都虞侯、虞侯，唐代还有马步军都虞侯之设置，亦为武官。此印应为唐末防御陕虢的都虞侯之官印。

    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 1981年在榆林县马合乡周家梁出土。方形陶质，边长5.5、厚1.4厘米，两面刻文，阳文篆书，有边栏，正面“夏州都督府之印”6字，背面“夏州之印”4字。夏州都督府，唐贞观二年(628)至天宝元年(713)设，故址在今靖边县大夏国都统万城。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夏州都督府：隋朔方郡。贞观二年，讨平梁师都，改为夏州都督府，领夏、绥、银三州”。又《旧唐书·职官志》：“魏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贞观中分上、中、下都督府也”。

    银州，唐贞观二年(628)至天宝元年(742)属夏州都督府管辖。《旧唐书·地理志》：“银州，雕阴郡之儒林县。贞观二年，平梁师都置银州。天宝元年，改为银州郡。乾元元年，复为银州”。1966年横山县党岔村出土唐“李公政墓志”证实银州就在横山县党岔乡党岔村一带。

    此印与197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唐代北庭大都督府故城出土的“浦州之印”很相似，从形制对照，当属唐印无疑，随葬用，是陕西历年出土的古代印章中少见的一方。
    卫国公印 1982年汉阴县东霸村农民在洞河淘金时发现。印为铜质，正方形印面，桥形钮，篆书阴文。通高3.6、边长5.5厘米，重500克。或以为此印是北周宇文直的遗物。并引《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卫刺王直，字豆罗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千户。武功初，出镇浦州，拜大将军，进卫国公，邑万户。保定初，为雍州牧，寻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出为（梁）襄州总管。”关于宇文直任梁矧总管，还是襄州总管问题，在列传校勘记第四已作了明确更正，根据《周书·武帝纪》等证实“宇文直所任为襄州总管而非梁州”。按北周独孤信在孝闵帝时亦进封为卫国公，但此印的形制和书体均非北周风格，颇似唐代官印。《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和该书《李靖传》均载：“贞观十二年，改封卫国公，授濮渊剌吏，仍令代袭，例竟不行”。到了贞观十八年(644)，李靖病，“帝幸其第问疾，仍赐绢五百匹，进位卫国，开府义同三司。据此可知，此印可能为李靖的官印，今存其两说，供研究参考。

    湟州兵马都监司印 1985年扶风县城关镇出土。铜质，矩形钮，印面为正方形。通高4.4、边长5.8厘米，印背刻“元符三年二月少府监铸”。此印为宋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二月由少府监铸。印面阳文篆书“湟州兵马都监司印”8字。湟州，据《宋史·地理志》载：“乐州。旧邈川城，元符二年复。建为湟州，建中靖国元年弃之。崇宁二年又复。”故治在今甘肃省碾伯县。兵马都滥司，为一路掌兵之治所。但《宋史·百官志》只载建炎以后有此设置，未见以前有此官，同时只记载益、夔、泸、广、桂五州设此官，未见杏湟州兵马都司监的记载，此印可补其不足。

    延安府司院记 延安市出土。铜质，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5、厚3厘米，篆书阳文。《宋史·地理志》：“延安府，中都督府，延安郡，彰武军节度。本延州，元祐四年，升为府”。又《元史·地理志》：“唐初为延州，又改延安郡，又为延州，宋为延安府，金为鄜延路，元为延安路。”据此，可能此印为宋代遗物。

    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 三原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2、边长5.3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左刻“少府监铸”。右刻“天圣五年”。蕃落，是党项羌的一个部落。《辽史·百官志》：“夏州管内蕃落使。圣宗统和四年(987)置，授李继迁。”在今靖边统万城一带。天圣五年，即宋仁宗赵祯天圣五年(1027)。此印由少府铸造，颁发给蕃落第四副指挥使。

    河东第九副将之印 1981年子州县驼巷乡出土，铜质，矩形钮，通高4.8、边长5.5厘米。印背左侧刻“元丰七年”4字，右刻“少府铸”4字。河东、秦汉时置郡，宋置河东路，其范围东至常山，北至长城，西逾河至佳县、神木、府谷，南至晋、绛，治所在并州（今山西阳曲县境），为边防要地，宋王朝派重兵把守。全国共九十二糟，诸路各置副将一人。此印当是元丰七年(1084)颁发给河东第九副将的官印。

    招抚之印 绥德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1.2、边长8.4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右侧“石□行部造”5字，右侧刻文模糊不清。招抚之官，北宋设置。《宋史·职官七》载：“招抚使，不常置。建炎初，李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师而废。绍兴十年，刘光为三京招抚使，愈年而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闵、张子盖、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京西、淮东西招使。子盖死，刘宝代之，未几结局，官吏并罢。开禧二年，山东及京东西北路并置使招抚，后背罢之”。招抚之官职，主掌行征。

    “首领”印 西夏官印 1982年宜君县出土。铜质，矩形钮，边长5.4、厚4、钮高2.6、钮宽1.8厘米。钮身有小孔，形制大小与横山雷湾乡出土的西夏官印基本相似，印文亦为西夏文“首领”2字。印钮左右及钮顶亦有阴刻西夏文，刻划过浅，磨损太甚，不可辩认。因之具体铸造时间，无法查考。根据《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中收集的十五方西夏官印对照，文体、形制基本相同，可证明此印应是西夏大庆天盛以后的官印。
    “首领”印 西夏官印西安市发现。铜印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力长5.7、厚0.7、钮高2.5厘米，九叠书。印背右侧为西夏文。有些印姓名上冠以（首领）或（大首领）文字，此印四字为单纯姓名，上无冠字。一般西夏官印，印柄上还有一西夏文（上）字，此印因腐蚀严重，此字不清。元德二年即公元1120年（宋宣和二年）。

    鄜延路第八将汉第七指挥记 绥德县出土。正方形印面，铜质，矩形钮，通高5.1、边长4.2厘米，篆书阳文。印钮右刻“大宋八年六月”，左刻“少府监造，右侧刻“甘七二日挥”。鄜延路，金代设置，治所在延安府。第八将，《金史·百肓志》载：“诸边将，正将一员，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堡），轮番巡狩边境。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轮番守边境。部将，正九品。”注曰：“鄜延九将”。汉第七指挥，按《金史·兵志》记载：金代边境置兵中有“汉军”，“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由此说明此印为九将中的第八将属汉军第七指挥的官印。

    总领军马之印 1986年子长县贺家沟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4、边长7.5厘米，重73.7克，篆书阳文“总领军马之印”6字。印背无年号等款识。总领是金代的高级军事将领，在金哀宗元光年间，称无帅为总领。《金史·百官志》：“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此时称元帅为总领。此印当是金哀宗时总领军马（即军马元帅）之官印。

    总领军马都提控印 大荔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边长7.2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左刻“总领军马都提控印”8字，右刻“上”字，左侧刻“京兆行部造”5字，右侧刻“兴定四年二月日”。此印左侧“京兆行部造”，查金印大都是“行宫礼部造”或简称“行部造”，此“京兆行部”可能是“京兆行宫礼部”的简称。提控之官名，见于金史者较多，是金代统率义军的武官。兴定是金宣宗的年号，此时正是众雄纷扰，九公各自置都统及提控。但“总领军马都提控”，辽，金诸史无此官名，当时称元帅为总领，此印都提控，或即总领提控。

    宣字副统之印 1983年安康县金川出土。矩形钮，铜质，正方形印面。通高4.7、边长6.4厘米，篆书阳文。印侧刻“宣字副统之印”，印背左刻“行宫礼部造”，右刻“正大四年九月”，钮顶刻“上”字。副统之官职，按《金史·兵志》载：“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副统为统率义军的武官，是都统的副职。宣字，乃千字文编，说明当时副统之官职尚多。
    万户所印 陕西出土两方，绥德县，洛南县各一方。大小基本相同，唯印文和款识稍异。均为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边长5.7厘米，篆书阳文。绥德一方，印背右侧刻“兴定四年十月日”7字，左侧刻“西北行部造”5字。洛南一方，印背右侧刻“兴定四年十月日”7字，左侧刻“京兆行部造”5字。两印系同一时期所造，但铸造的机构不同，一为“西北行部造”，一为“京兆行部造”。“西北行部”即是“西北路行礼部”，京兆行部即是“京兆路行礼部”。《金史·宣过纪》贞祐二年(1214)四月“尚书省奏巡幸南京（汴）”。贞祐五年(1217)“九月罢规运所，设行六部”，由此可知“行部”当是由金设行六部而来。万户是金代统率义军的组织，四千户为一万户，是都统的属官。此印名“万户所”应是万户的治所。金宣宗元光年间于各路均设万户所。此二印铸造时间均为兴定四年(1120)，说明元光以前已设万户所。

    义军副提控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契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边长6.2厘米。篆书阳文“义军副提控印”6字。印背左侧刻“义副提控”4字，上侧刻“正九正月日造”6字，右侧刻“上”字。“义副提控”，应是“义军副提控”的省文。“正九正月日造”，应是“正大九年正月日造”的省文。正大是金哀宗的年号，历时八年，此印为九年，可能是治印工匠不知皇帝改号之误，所以此印的实际铸造时间应是开兴元年正月。

    都提控印 都提控印，陕西共发现两方。1971年西安市菊园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8、边长7.4厘米，篆书阳文。1988年从文物走私贩手中获得一方，据说出土于佳县黄河滩泥沙中。形制与述基本相似。此二印背面均无款识。关于都提控的释文，见前“总领军马都提控印。”
    都统之印都统之印，陕西共出土四方。西安市菊花园一方，通高4.2、边长6.1厘米。耀县槐林出土一方，通高3.8厘米边长6.1厘米，印背无年号。安康县西金川村两方：一方通高4.1、边长6.2厘米。印侧刻“都统之

印”4字，钮右刻“正大六年十月日”，钮左刻“行在部造”，钮顶刻“上”字；另一方能高4、边长6.8厘米，印背无文字。以上四印均为正方形印面，矩形钮，篆书阳文“都统之印”4字。都统之官，始于唐天宝末，金代沿用。《金史·兵志》载：太祖“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以经略辽地，讨高永昌，置南路都统司，且以讨张觉。天辅五年袭辽主，始有内外诸军都统之名。……凡猛克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安康西金川村出土的一方。印钮左侧刻“行在部造”4字。据《宋史·兴服志》载：官印遗失后，重发之印曰“行在”。此四方印，一方刻有金正大六年年号，其余三方虽无年号，依其官职及其形制，均应为金代官印。
    义军万户所印 1979年韩城县堡安村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9、边长5.6厘米，篆书阳文6字。印侧文字，磨损太甚，无法辩认。“义军”和“万户所”，在“义军副提控印”和“万户所印”两印的释文中已有叙述。此“义军万户所”应是按金宣宗元光年间所招义军万户的编制，为都统的属官。
    义军都统之印 凤翔县出土。铜质，矩形柱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2、厚1.4厘米，篆书阳文“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右侧刻“东行部造”，左侧刻“正大二年三月日”。义军都统，是统率义军的主帅，东行部，是东京路行部的简称。

    行军万户所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5厘米，篆书阴文“行军万户所印”6字。印背左刻“行宫礼部造”，右刻“天兴元年三月”，左侧刻“万户所”3字，钮顶刻“上”字。开兴为金哀宗年号，开兴元年即公元1232年。万户的释文见“万户所印”。此印名“行军万户所”，可能行军时所设置的军职。《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有“行军万户所印”一方，为贞祐五年(1217)十二月山东东路行部造。金代官印中“行军万户所印”发现较少。

    安抚副使之印 陕西共出土两方。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2厘米。篆书阳文。钮顶刻“上”字，印背左刻“安抚副使”4字，右刻“天兴二年二月”6字。1976年礼泉县花寨村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2、边长7.3厘米。印背无年号等款识。篆书阳文。安抚使之官职，始于隋唐时期，北宋时为总管一路军政的官吏，以知州兼任，品级低者，称主管某路安抚公事，如系二品上，称安抚大使。宋崇宁、政和以后，诸州府带安抚使者甚多。建炎初，以文官为安抚使带兵马总管，武官一员为副职。金亦设安抚使，持此安抚副使之印者，当为四品。

    正大元年使□□ 吴堡县出土。长方形，铁质，两端为圭形，背有半环形钮。长11.4、宽2、厚1、钮高3厘米。楷书阳文“正大元年使□□”7字。使后二字锈蚀剥落，不可辩认。此印为陕西出土的唯一铁铸官印。
    行尚书六部勾当公事玄字号印 大荔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4、边长5.3厘米，篆书阳文。勾当一词为处理、辩理之意，唐宋均有“勾当公事”南宋曾改用“干办公事”，金沿宋制。在不少机构设有此职，为八品、九品等。户部架阁库设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覆、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员，贞祐四年作十五员，五年作十员，兴定元年五员，三年复作十员。”“玄字号”为千字文编号以示区别，说明勾当公事之官并非一人。此印应为金代官印。
    太傅府参议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7.3、厚1.2、钮高2.7厘米。印背面刻“行中书省发”，左刻“中统二年九月日造”，字文纤细不易拓出。印面阳文篆书。此印似为已废弃的官印，印面有磨损痕迹，文字多不清楚，四、五两字更是模糊。太傅本为官名，在西周与太师、太保总称三公，太傅位次大师，在太保上为国君辅佐、历代有置有废。此印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铸，“行中书省发”，而“行中书省”为行省，朝延三公属官印，由行省颁发，，不合制度。疑此印“太傅府”为元代行省下路、府、州、县的、“府”，太傅，可能是地名，《中国地名大辞典》143页有太傅墟的地名，此印可能是元代在太傅虚设立的府。参议之官职，始于元代，《元史·百官一）载：“参议中书事，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中统元年始置一员”。与此印中统二年造正合。
    镇西招讨之印 铜质，二层台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9.3、通高4.6厘米，篆书阳文。1991年长安县炮里镇出土。招讨，武官名，唐、宋多以大臣、将帅或地方军政长官兼任，主招降讨叛等事。事罢则罢。辽、金、元等朝，沿边路常设招讨司，有招讨使、副使，为边区部族领兵长官，元于吐蕃（西藏）、朵甘思（青海）也设招讨使司，沿边兄弟民族地区，各设副使。明代专设于西南兄弟民族地区，成为武职土官。金代，在枢密院下设招讨司。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改为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即东北路招讨司）。世宗大定五年(1165)又设西北、西南两招讨司，从此共有三招讨司，以此镇守边境。未见有“镇西招讨”之名，可能是金史失载。

    行元帅府都弹压印 铜质，矩形印钮，正方形印面，边长6.9、厚0.9、钮高3.7厘米，篆书阳文。元帅为最高军事统帅，有元帅府的设置。此印名“行元帅府”，“行”，乃古代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指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之意。唐宋以后，凡以小官行大官事的，曰“守某官”，以大官兼小官，则曰“行某官”。都弹压，犹镇压之意。金代在枢蜜院左右卫，均设有弹压之官，此印为金代设置在行元帅府的弹压官印。

    葭州宣义军第三指挥使记 铜质，短矩形钮，通高5.1、厚4，边长4.5厘米，阳篆文书。后背上方刻“葭州宣义军”，右刻“兴定六年正月”，左刻“行宫礼部造”，下刻“印”左侧刻“第三指挥使。”据《金史·地理下》载：“葭州下，刺史。本晋宁军，贞元元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兴定二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州治在今陕西佳县。宣义军，在金史兵志和百官志均未见记载。按金代兵制名目繁多，有汉军、奚军、镇防军、永固军、永屯军、驱军等名目（见《金史·兵志》），很多都是为和宋、元、红袄军作战而临时设置的军队。此印铸造金宣宗兴定六年正月(1222)，此年八月改元为元光，因之兴定六年葭州应属延安府，而此时元军曾一度占据葭州（见《金史·宣宗下》）。此宣义军可能是为与元军作战而临时招募的军队。

    耀州造到宝券纸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矩形钮，阳文九叠篆书。印面后行“宝券纸印”四字模糊不清。长宽各5.5、钮高3.3、厚1.1厘米。此印即在耀州制造“贞祐宝券纸”厂所用的印。这种宝券纸，根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是以桑皮故纸为原料，所征之钱名曰：“桑皮故纸钱”。《金史》载，贞祐三年(1215)，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曾上书朝延，请求降版就地印历。此印的发现，以及1965年西安地区出土的金代贞祐三年交钞铜版，说明陕西耀州有制造“贞祐宝券纸”的机构。

    耀州造到大宝券纸 西安市发现，铜质，短矩形钮，长方形印面，长9.7、宽5.4、厚1.2、钮高3厘米。楷书朱文“耀州造到大宝券纸”8字。此印应是“耀州造到大宝券纸”的标号，犹如今商标。它与“耀州造到宝券纸印”同时发现。

    种田所奏差官宇字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圆柱钮，正方形印面，边长6.3、厚1.8、钮高3.4厘米。篆书阳文。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朝延议论实施代田法，并勒令所在地长官及按察使司随宜勤谕。此印“种田所”应是这一时期设立的管理农民实行区田法的机构。奏差官，是临时派遗的官员，金代政府机构常设此等官职，有名“差委”、“委差”者，宇字是千字文编号，说明此等官职尚多。

    行部差委芥字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短钮，正方形印面，边长5.9、厚2.1、钮高2.8厘米，篆书阳文。印侧刻“行部差委芥字印”。“行部”，即金代设尚书省行六部的简称。差委，金、元之际临时派遗之官员，此类官职无定员，因事委任。金代官印中，差委官印较多，清瞿中溶《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书，收录有“西京差委金字号之印”（大安元年礼部造）、“瑞州差委木字号之印”（大安元年）、“山东东路按察司差委火字号印”（大安元年八月礼部造）。所见金代官印皆名“差委”，而金史名“委差”，其意思相同。此印“芥字号”，系千字文编号，亦说明此类官职较多。

    提控所我字印 1986年丹凤县葡萄酒厂工地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钮高2.3、边长7厘米，篆书阳文“提控所我字印”6字。背面钮右刻“行宫礼部造”5字，钮左刻“正大四年正月”6字。提控官职的释文见前“都是控印”，此印“提控所”的“所”字，指提控的衙署。“行宫礼部”的释文见“万户所印”。“我字”系千字文编号，正大为金哀宗年号，正大四年即公元1227年。

    陕西征行万户颖字号之印 1984年溶川县益乡白村出土。铜质，矩形柱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边长5.5、钮高3厘米，钮顶刻楷书“上”字，左侧刻“征行万户”，左侧刻“颖字号印”，印面篆书阳文。万户所，为金代武官的治所，释文见前“万户所”印。“征行”的官职，《金史》未见记载。罗振玉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有“征行提控所印”，无款识。上海博物馆藏有“征行副提控印”，边款刻“辛巳年八月”应是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可知此印为金代官印。

    委差地字号印 府谷县天桥电站施工中发现。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印厚2、钮高2.5、钮宽1.5、边长7.4厘米。钮顶刻“上”字，钮左刻“辛巳年十月”，右刻“规指□造”，印侧刻“委差地字号印”6字，印面篆书阳文。《集古官印考证》卷十六，瞿中溶在考证“巡检司印”的释文中说：“细考金元之际，各处多设无帅府，而委差官之名，亦多见于其时”。此“巡检司印”一侧刻“委差监造。”该书还收录有“省差官竭字之印”，背有题款曰“兴定二年十一月”，左侧刻“行宫礼部造”，右侧刻“省差官竭字印”。委差官可能是军事紧张的情况下，由元帅府临时委派的武官。此“委差地字号印”左侧刻“辛巳年十一月”，查金代辛巳年有二，一为兴定五年，一为大定元年。右侧刻“规指□造”4字。“规指”，可能是规画筹措的意思。“地之号”为千字文编号。说明此类官非一人。金代官印亦有称“委差”为“差委”，称“规指”为“规措”者，其意义相同。
    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 1981年洛南县出土。银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钮高6.5、通高9.5、边长8.7厘米，重2250克。印背左侧刻“中书礼部造”、“元贞元年六月日”楷书两行。左侧刻“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9字，印为蒙古巴文。“中书礼部”为“中书省礼部”的称简，“都元帅府”为枢密院的所属机构。《元吏·兵志》载：世祖中统四年(1263)“命阿海充都元帅，专于北京、东京、平港、懿州、盖州路管领见管军人，凡民间之事毋得预焉。五月，立枢密院，凡蒙古、汉军并听枢密院节制。统军司，都元帅府，除边面紧急事务就便调度外，其军情一切大小公事。并须申覆”。此印为银制，按元代制度，三公、中书令，左右丞相为银印，而“蒙古军都元帅”为三品，与中书令、左右丞相同，亦为银印。

    扶风务印 1974年岐山县益店镇宋村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5、边长5.5、厚1.1厘米。钮右刻“扶风务印”4字，钮左刻“中书礼部造”和“至元四年十月日”两行楷书文字。印面为蒙古八思巴文，意为扶风务印。此印出土地点接近今扶风县界，此“扶风务印”应是“扶风县务印”的简称，即扶风县的税务机构，现在扶、岐一带还保留有元代税务机构的名字。如：凤翔有尹家务，石落务，岐山县有温家务，扶风县有齐家务，白草务，兰家务等。元代“至元”的年号有二，此为元惠宗妥灌贴睦尔的年号。“中书礼部”应是“中书省礼部”的简称。
    京兆录事司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5.4厘米。印背左侧刻“安扶副使□□”右侧刻“中统年八月日”，篆书阳文。京兆，唐初为雍州，后属关内道，又改京兆府。元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的治所所在。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代凡路府治所，均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照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记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此印右侧刻“中统年八月日”，应是“中统元年八月日”的省文，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始嗣立于燕京，此印即于此时铸造，印背右侧“安抚副使□□”6字。

    皇后之玺 1968年咸阳市韩家湾狼家沟出土。印面正方形，高2.8、边长2.8厘米。白玉石雕刻，螭虎钮。四侧刻云纹，印面篆书阴刻“皇后之玺”4字。秦统一之后，规定皇帝印称“玺”，汉承秦制。《汉旧仪》载：“皇帝六玺，皆白玉螭虎钮，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钮”。此皇后之玺玉印，其形制与文，正合汉制。因出土地点距汉高祖和吕后长陵约1公里，推测此印可能是吕后陵园的供祭品，因陵墓被盗掘，印玺流落土中，后被雨水冲入沟中。未知确否，尚待研究。

    朔宁王太后玺 1954年修筑宝成铁路时出土于陕西宁强县阳平关。金质，龟钮，通高2、边长3.3厘米，印面为正方形。据《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新莽之末，隗嚣据陇西，自称西州上将军，初属更始，旋附光武，不久又叛投在益州自立为天子的公孙述，龙兴七年(31)被封为朔宁王。此印当为公孙述割据政权授与隗嚣母的玺印。此印制作精美，篆法颇佳，足见汉时西南地区有较高的文化水平。按《后汉书·隗嚣公孙述列传》载：建武十一年，(36)公孙述为光武所灭，故此印当为公元31年至35年之遗物。

    关内侯印 两方：（一）金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3、厚1.4、通高2.5厘米，重125克，阴文篆书“关内侯印”4字，1992年在渭南发现。（二）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3、厚1.2、通高2.5厘米，阴文篆书“关内侯印”4字。关内侯之爵名始于秦，《后汉书·百官五》本注，荀绰《晋百官表注》：“时六国未平，将帅皆家关中，故以为号”。《后汉书·百官五》载：“关内侯，承秦赐爵十九等，为关内侯，无土，寄食所在县，民租多少，各有数为限”。如淳曰：“列侯出关就国，侯但爵身，其有家累者与之关内之邑，食其租税也。”西汉始置关内侯为侯爵二十级中的十九级，颜师古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关内侯，‘言有侯号而居京师，无国邑’”。两汉及晋都曾设此侯爵。

    关外侯印 3方，第一方咸阳市出土，余二方西安市发现，均为铜质，龟钮，大小略同，长宽各2.3、厚0.9、钮高1厘米。阴文篆书，“关外侯印”4字。其制作及书法极不工整。关外侯东汉末始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一》载：“建安二十年冬十月，始置名号侯至五大夫、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以赏军功。本注：魏书曰：置名号侯爵十七级，皆金印紫绶，又置关内外侯十六级，铜印龟钮墨绶，皆不食租，与旧列侯关内侯凡六等。臣松之以为今之虚封盖自此始。”此印为铜印龟钮，与本文所载相同，应属东汉或曹魏遗物。此二印疑为随葬用品。

    关中侯印 陕西省博物馆旧藏。铜质，龟钮，通高2.6、边长2.1厘米。篆书阴文“关中侯印”4字。“关中侯”的始置年代在东汉末，沿至魏晋。“关中”地域所指，大约为河南省灵宝县函谷关以西，陕西省中部一带。按汉制，关中侯爵17级，金印紫绶，此为铜印，疑随葬用印。

    通笃将军章 1983年淳化县秦家凹村出土。铜印，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厚1.2厘米，篆出阴文“通笃将军章”5字。印文为镌刻“通”“笃”二字极不工整，似为随葬用印。按其形制和书体，同时又名章不名印，应为汉印，但通笃将军之名，不见记载，可能为临时所设武官。

    伏波将军章 1981年咸阳市东窑店镇西毛村出土。铜质，龟钮，通高2、边长2.2厘米。正方形，龟昂首爬行，印面篆书阴刻“伏波将军章”5字。伏波将军之官职，始于西汉，至北周共有21人，西汉为路博德。《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载：元鼎五年，“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主爵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皆破南越”。按汉制“将军不常置”，伏波将军亦非常设武官，两汉皆为三品、魏、晋、宋为五品，北齐从五品，梁为四班，后周为五命。凡任伏波将军者，必须善于水战。东汉建武十七年(41)。交趾女子征侧及女弟征贰反，自立为王。汉光武帝刘秀，任马援为伏波将军，率楼船二千艘，战士两万余，征征侧，斩首五千级，降者以万计，叛乱始平（见《后汉书·马援传》）。当马援拜受皇帝所赐伏波将军印以后，上书对印文中的错误提出异议，皇帝下诏更正官印文字舛谬者，将伏波将军印“犬”文外向，更正为内向。

    伏波将军印，过去曾发现三方，一为清光绪年间云阳嵯峨山出土（见《范氏印谱》）。其余两方均收录在《秦汉印统》一书，无出土地点，一为“伏波将军章”、一为“伏波将军”，均为篆书阴文。
    折冲将军章 西安市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边长2.3厘米，篆书阴文“折冲将军章”。“折冲”乃拒敌之意，《晏子春秋》：“不出樽俎之间，而折冲千里之外。”《三国志·魏书·乐进传》：曹操以乐进破黄巾、征吕布、袁绍、袁谭，累战皆胜，战无不克，在建安十一年上表汉献帝、封乐进为折冲将军。此印系镌刻，字体较草率，应是急就印或随葬用印。

    立义将军 1961年，千阳县高崖山古墓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边长2.2厘米，篆书阴文“立义将军”4字。据《汉书.百官志》，立义将军非常设官职、且多用于归附的武官，汉、魏、南北朝均设此官职。《三国志·魏书·庞德传》：“太祖定汉中，德随众降。太祖素闻其骁勇，拜立义将军，封关内候，邑三百户”。又《晋书·乞伏乾归》载：“太元十四年陇西太守越质诘归以平襄叛，自称建国将军、右贤王。乾归击败之，诘归东奔陇山。既而拥众来降，乾归妻以宗女。署立义将军。”太元是孝武帝司马耀的年号，太元十四年(389)，在陇西一带为鲜卑族乞伏乾归建立的西秦政权，都城在苑川（今甘肃靖远西南），势力曾达到陕甘边境。越质诘归投降后封为立义将军，其活动地区在陇山一带，此印出土于千阳县高崖山古墓，疑为越质诘归的官印。

    车骑将军 西安市发现。铜质桥钮，长宽各2、厚0.9厘米。篆文阴文“车骑将军”4字。车骑将军，西汉设置，掌征伐背叛，位次上卿。比公者四：第一大将军、次骠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汉文帝元年（前179），始用薄昭为车骑将军，其后有灌婴、周亚夫等。东汉多以外戚为之。魏晋南北朝亦设此官，至唐始罢。此印制作较规整，书体浑厚，为汉魏遗物。

    将军印章 西安市发现。铜质瓦钮，正方形印面。边长2.2、厚1、钮高0.6厘米，篆书阴文“将军印章”4字。将军始自秦晋，以为卿号。后汉则为统兵将领，其设置有两种：一为常置之将军，如车骑将军、卫将军、前、后、左、右将军，此类将军除掌兵权之外，兼参预政事。一为临时派遗出征之将军、多于将军之上加以显赫之名号，如：伏波将军、鹰扬将军、折冲将军、平远将军等。此印名“将军印章”，查《魏书·官氏志》将军的称号，为四品阶，似为北魏遗物。

    膺扬将军 铜质龟钮，印面长宽各2.4、厚1.2、钮高1.6厘米，印文系镌刻，书法较工整，篆书阴文“膺扬将军”四字。清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中，收“鹰扬将军章”一方，列入汉官印。汉建安中，魏武以曹洪为膺扬将军。两晋和北魏亦设此官，而且膺扬将军在魏孝文帝元宏和魏宣武帝元恪两朝的品级不同，孝文帝太和中，为第五品上，孝文帝以后改为从四品，鹰扬之鹰为“膺”，在汉印中有此例，为通假字，或因系随葬印。此印从形制和书体看，应为两晋官印。

    奉车都尉 西安市发现。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长宽各2、厚1、钮高1.6厘米。阴文篆书。汉武帝初年置奉车、附马、骑三都尉、奉车都尉以掌管陪奉皇帝乘舆，为皇帝之近臣，秩二千石，无定员。武帝曾任霍光为此官，兼光禄大夫，出则奉车，入则侍左右。历代多设此官，至宋始废。此印较粗糙。文字亦草率，为随葬印。
    五威司命领军 1983年4月凤翔县柳林镇屯头村出土。银质龟钮，印面正方形、通高2.3、边长2.4厘米，重74.5克、钮高1.15厘米。龟四肢直立，作爬行状。纹饰清晰，线条流畅。印面篆书阴刻“五威司命领军”6字。此印系首次发现，历代研究玺印的著作均未记载。《汉书·王莽传》：“使节之旄 皆纯黄，其署曰‘新使五威节’，以承皇天上帝威命也。”始建国元年，“置五威司命，中城四关将军，司命司上公以下，中城主十二门”，并策命统睦侯陈崇为五威司命。五威司命的权力涉及司法、军事、财政等方面。此印为银质龟钮，按汉制“中二千石，二千石，银印青

绶，皆龟钮”。执掌此印者。当为两千石以的官职。

    

田之史 武功县出土，印面为正方形。铜质桥钮，通高1.7、边长2.6、厚0.7厘米。印面篆书阴刻“田之史”四字。

即邰，古地名。许慎《说文解字》：“邰，炎帝之后姜姓所封，周弃外家国，从邑台声，右扶风.

县是也。诗曰：“有邰家室”。《汉书·地理志》：“

周后稷所封。”师古曰： “读与邰同”。邰地是我国古代农业发达的地区之一。故址在今武功县永安村西。周平王东迁，以其地赐秦襄公，秦改为邰县。东汉迁武功于邰。此印“

田”，即指邰地之农田，“史”与“使”通，“<造字>

田之史”，为汉邰地之农官。

    宜阳太守章 西安市发现。龟钮铜印，正方形印面、厚1、钮高1.8、边长2.3厘米，阴文篆书“宜阳太守章”5字。宜阳，在战国时期属韩邑。《国策·东周策》东君曰：“宜阳城八里、材土十万。”汉置县、后汉属弘农郡。治今河南汲县，后魏置宜阳郡，《魏书·地理志》：“宜阳郡孝昌初置”属口州，天平初属口，注：属口州，诸本属下阙，按所关当是“司”字，太和迁都置司州，西至潼关。孝昌立宜阳郡，当分恒农置，应属司州”。东魏置宜阳州，州治在今宜阳县西五十里。北周平齐，此城废。太守属官，秦置郡官日守，汉改为太守。《魏书·官氏志》，“郡置三太守，用七品者，县置三令长，八品者，刺史，长令各之州县，以太守上有刺史，下有令长，虽置而未临民。”太守之官职，宋以后废，此印应为后魏遣物。

    章威猥千人 1986年旬阳县平安乡出土。铜质，龟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1、边长2.25厘米，篆书阴文“章威猥千人”五字。章威之词，见于官印者，汉有“章威都尉”印、“章威都尉章”（见《集古官印考证》）均为王莽时的官印。但“章威猥”之名，不见于记载，可能是临时性设置，或系在千人官职之前所加显赫之词，“千人”为官名，《汉书·百官公卿表》载：“中尉，秦官，掌徼循京师，有两丞、侯、司马、千人。武帝太初元年更名执金吾。”师古曰：“侯及司马及千人皆官名也。属国都尉云有丞、侯、千人。西域都护云司马、侯、千人各二人。凡此千人皆官也。”千人之官，从西汉到南北朝，均有设置，曾出土有“晋千人督”等印（见《集古官印考证》）。此印为五字，可能是王莽时的遗物，因王莽尚土德，土为五数，故印多为五字。

    左属国左部前小长 咸阳市窑店镇黄家沟出土。铜质桥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边长2.2厘米，篆出阴文“左属国左部前小长”8字。汉代分郡，边远县置属国，多在边塞地区，如郡差小则置本郡名。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丞一人。此印名左属国，前后汉书无记载。印文中“左部前小长”，按《史记·大宛传》载：“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十余里妫水南。无大君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又《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载：“永元九年徼外蛮及掸国王雍由调遣重奉国珍宝，和帝赐金紫绶，小君长皆加印绶、钱帛。”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收录有“张掖属国左庐小长”印一方，“左庐小长”乃张掖属国都尉之属官。由此可见，此印“左部前小长”，亦应是属国都尉之属官。
    沙遂酒平 1981年咸阳市出土。铜质桥钮，通高1.7、边长2.2厘米，篆书阴文“沙遂酒平”4字。古沙随城在今河南宁县西北，鲁成公十六年（前575），晋会诸侯于此。遂为随的通假字。酒平，应是官名。我国古代有酒官的设置，周曰酒人，酒正，汉曰酒士，晋曰酒丞，齐曰酒吏，梁曰酒库丞，隋曰良酿署，皆为管理酿酒、征收酒税、平抑酒价的官吏。此印可能是汉设于沙遂的酒官之印。
    巍率善氐仟长 共三方，分别出于长武、兴平、扶风三县。均为驼钮铜印，正方形印面。通高2.6、边长2.3厘米。篆书阴文“巍率善氐仟长”6字。巍，乃古魏字，汉魏以前凡魏均作巍，此处巍，即三国曹魏。率善，乃顺从善美之意。氐，古代民族名。仟长，《史记·匈奴传》：单于置左右骨都侯，“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有千长、百长、什长”。此印乃氐族归附后，魏因沿其俗，颁发给氐族仟长的官印。又按《三国志·魏志东夷传》注：建安十六年(211)，兴国氐王阿贵，白项氐王千万各有部落万余，“从马超为乱。超破之后，阿贵贵为夏侯渊所攻灭，千万西南入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国家分徙其前后两端者，置扶、美阳”。此三印应是当时徙居在这一带氐族的实物例证。

    巍率善羌仟长 出土于绥德县，铜质羊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6、边长2.1厘米，篆书阴文“巍率善羌忏长”6字。“率善”及“仟长”之释意同前。羌是我国古代西方的少数民族，居住于陕西、甘肃、青海一带，种族繁多，历史悠久，史书记载亦颇多。《诗经·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武王伐纣，羌矛率师会于牧野。《说文》：“羌，西方牧羊之人也”。《史记》索引续汉书志云：“羌，三苗羌姓之别，舜徙于三危，今河间之西南羌是也”。章怀太子李贤在《后汉书·光武本纪》的注释中说：“羌有百五十四种，在广汉西北者为白马羌”。今陕西境内还遗留有许多与羌族有关的古地名，如陕北府谷县的镇羌堡。陕南的宁强（羌）县，关中大荔县的羌白镇等，说明当时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在魏晋时期，经常与羌族发生战争，此印当是魏政权颁发给归附的羌族仟长的官印。

    晋蛮夷归义王 陕西省博物馆旧藏。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1、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蛮夷归义王”6字。《续汉书·百官志》载：“大鸿胪卿一人，中二千石。本注曰：掌诸侯及四方蛮夷。又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比郡县。”《后汉书·南蛮传》：蛮夷“有君长皆赐印绥，冠用獭皮”。此印当是晋沿汉制赐于归义蛮夷王的官印。

    晋归义羌王 共两方：一、长武县文管所藏，印为鎏金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7、边长2.1、厚0.9厘米，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二、现存陕西历史博物馆。金印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9、边长2.4厘米，重62.8克，篆书阴文“晋归义羌王”5字，即归附于晋朝的羌王。此印当为永平六年以前内附的羌王印绶。

    晋率善羌邑长 千阳县出土。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4、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率羌邑长”5字。瞿中溶《集古官印考证》卷九引洪氏《隶续》云：“繁长张禅等题名有称夷侯者九，邑长，邑君硌三。”同书又说：“案邑长当是邑侯之属官也。”《晋书·姚弋仲传》：“姚弋仲南安亭羌人也。……永嘉乱，东徙榆眉，戎夏襁负随之者数万，自称护西恙校尉，雍州刺史、扶风公。”榆眉即汉隃俞糜县，故城在今千阳县境，此印出土于此，应为西晋怀帝永嘉六年羌族首领姚弋仲徙居千阳时，晋朝颁发给所率邑长的官印。

    晋率善胡佰长 千阳县出土。铜质驼钮，正方形印面。通高2.8、边长2.4厘米，篆书阴文“晋率善胡佰长”6字。胡，古代对匈奴的通称。关于佰长，《汉书·匈奴传》载“匈奴自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凡二十四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仟长、佰长、什长、裨小王”。此印应为晋朝颁给归附的匈奴佰长的官印。

    （二）隋唐至明清官印
    千牛府印 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4.8、钮高2、厚1厘米，阳文篆书“千牛府印”4字。千牛本为刀名，南北朝后期有千牛备身的官名，即持刀侍立左右的近卫，隋唐沿用其名。《旧唐书·职官三》：“左右千牛卫，宋谢绰《拾遗》有千牛刀，即人主防身之刀也。后魏有千牛备身，取《庄子》庖刀解牛之义，后代因之。隋置左右千牛备身20人，掌供卫弓箭，备身60人，掌宿卫侍从。炀帝置备身府，皇家改为千牛府。龙朔为左右奉辰卫，神龙后为千牛卫。”又《旧唐书·高宗上》载：显庆五年(660)始改左右领为左右千牛，龙朔中改府为卫，有左右千牛备身，掌执御刀宿卫侍从。此印为隋末唐初遗物。

    万年县之印 陶质，无钮，长宽各5.3、厚1厘米。篆书阳文“万年县之印”5字。历史上设置万年县的有两地。一是西汉初，因汉高祖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今陕西临潼县栎阳镇）。曾置万年县于栎阳，以奉陵寝。一是北周明帝二年(558)迁都于此，于开皇二年(582)改名大兴，为京兆郡治。唐武德初年，复改为万年县。天宝七年载(748)曾改为咸宁县，乾元二年(759)，复名万年（注：《元和郡县志》为乾元元年复名万年）。唐万年县的范围是以唐长安城的朱雀门大街为界，分为东西两部，街东归万年县管辖，街西归长安县管辖，并以此为界线，从城南正中的明德门引伸，直达南山石砭峪，路东是万年县郊区，路西是长安的郊区。此印应系唐印，但为陶质，非实用官印。

    保林县印 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7.5、厚0.5、钮高2.4厘米，阳文篆书。印文深约4厘米，比印使用时间较长，印文笔划断损者较多，从形制和书体看，似为唐代官印。唐代官印在陕西发现的，已见四方，前三方陶印为随葬用，惟此即为铜质，是实用的官印。印文“保林县”，新《旧唐书·地理志》均无此县，或史书缺载，待考。

    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长方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8.5、边长5.5厘米，边宽与印文笔划基本相等。篆书阳文“陕虢防御都虞侯朱记”9字。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河南道二》载：陕虢，在河南陕州（今陕县），因其县西南25公里有陕原，县西二里有虢山，故称“陕虢”。唐代宗广德年间置陕虢大都督府、德宗建中年间置陕虢节度使、宪宗元和年间置陕虢观察使，治所均在陕州。虞侯之官职，在隋代为东宫禁卫官、掌侦察、巡逻等职。唐初官名称谓，皆依隋制，在东宫置左右虞侯率府。唐代后期，藩镇以亲信武官为都虞侯、虞侯，唐代还有马步军都虞侯之设置，亦为武官。此印应为唐末防御陕虢的都虞侯之官印。

    夏州都督府之印、银州之印 1981年在榆林县马合乡周家梁出土。方形陶质，边长5.5、厚1.4厘米，两面刻文，阳文篆书，有边栏，正面“夏州都督府之印”6字，背面“夏州之印”4字。夏州都督府，唐贞观二年(628)至天宝元年(713)设，故址在今靖边县大夏国都统万城。据《旧唐书·地理志》载：“夏州都督府：隋朔方郡。贞观二年，讨平梁师都，改为夏州都督府，领夏、绥、银三州”。又《旧唐书·职官志》：“魏黄初二年，始置都督，贞观中分上、中、下都督府也”。

    银州，唐贞观二年(628)至天宝元年(742)属夏州都督府管辖。《旧唐书·地理志》：“银州，雕阴郡之儒林县。贞观二年，平梁师都置银州。天宝元年，改为银州郡。乾元元年，复为银州”。1966年横山县党岔村出土唐“李公政墓志”证实银州就在横山县党岔乡党岔村一带。

    此印与1973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吉木萨尔县唐代北庭大都督府故城出土的“浦州之印”很相似，从形制对照，当属唐印无疑，随葬用，是陕西历年出土的古代印章中少见的一方。
    卫国公印 1982年汉阴县东霸村农民在洞河淘金时发现。印为铜质，正方形印面，桥形钮，篆书阴文。通高3.6、边长5.5厘米，重500克。或以为此印是北周宇文直的遗物。并引《周书·文闵明武宣诸子列传》：“卫刺王直，字豆罗突。魏恭帝三年封秦郡公，邑千户。武功初，出镇浦州，拜大将军，进卫国公，邑万户。保定初，为雍州牧，寻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出为（梁）襄州总管。”关于宇文直任梁矧总管，还是襄州总管问题，在列传校勘记第四已作了明确更正，根据《周书·武帝纪》等证实“宇文直所任为襄州总管而非梁州”。按北周独孤信在孝闵帝时亦进封为卫国公，但此印的形制和书体均非北周风格，颇似唐代官印。《旧唐书·长孙无忌传》和该书《李靖传》均载：“贞观十二年，改封卫国公，授濮渊剌吏，仍令代袭，例竟不行”。到了贞观十八年(644)，李靖病，“帝幸其第问疾，仍赐绢五百匹，进位卫国，开府义同三司。据此可知，此印可能为李靖的官印，今存其两说，供研究参考。

    湟州兵马都监司印 1985年扶风县城关镇出土。铜质，矩形钮，印面为正方形。通高4.4、边长5.8厘米，印背刻“元符三年二月少府监铸”。此印为宋哲宗赵煦元符三年(1100)二月由少府监铸。印面阳文篆书“湟州兵马都监司印”8字。湟州，据《宋史·地理志》载：“乐州。旧邈川城，元符二年复。建为湟州，建中靖国元年弃之。崇宁二年又复。”故治在今甘肃省碾伯县。兵马都滥司，为一路掌兵之治所。但《宋史·百官志》只载建炎以后有此设置，未见以前有此官，同时只记载益、夔、泸、广、桂五州设此官，未见杏湟州兵马都司监的记载，此印可补其不足。

    延安府司院记 延安市出土。铜质，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5、厚3厘米，篆书阳文。《宋史·地理志》：“延安府，中都督府，延安郡，彰武军节度。本延州，元祐四年，升为府”。又《元史·地理志》：“唐初为延州，又改延安郡，又为延州，宋为延安府，金为鄜延路，元为延安路。”据此，可能此印为宋代遗物。

    蕃落第四副指挥使朱记 三原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2、边长5.3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左刻“少府监铸”。右刻“天圣五年”。蕃落，是党项羌的一个部落。《辽史·百官志》：“夏州管内蕃落使。圣宗统和四年(987)置，授李继迁。”在今靖边统万城一带。天圣五年，即宋仁宗赵祯天圣五年(1027)。此印由少府铸造，颁发给蕃落第四副指挥使。

    河东第九副将之印 1981年子州县驼巷乡出土，铜质，矩形钮，通高4.8、边长5.5厘米。印背左侧刻“元丰七年”4字，右刻“少府铸”4字。河东、秦汉时置郡，宋置河东路，其范围东至常山，北至长城，西逾河至佳县、神木、府谷，南至晋、绛，治所在并州（今山西阳曲县境），为边防要地，宋王朝派重兵把守。全国共九十二糟，诸路各置副将一人。此印当是元丰七年(1084)颁发给河东第九副将的官印。

    招抚之印 绥德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1.2、边长8.4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右侧“石□行部造”5字，右侧刻文模糊不清。招抚之官，北宋设置。《宋史·职官七》载：“招抚使，不常置。建炎初，李秉政，以张所为河北招抚使，未及出师而废。绍兴十年，刘光为三京招抚使，愈年而罢。三十二年，孝宗即位，以成闵、张子盖、李显忠三大将为湖北、京西、淮东西招使。子盖死，刘宝代之，未几结局，官吏并罢。开禧二年，山东及京东西北路并置使招抚，后背罢之”。招抚之官职，主掌行征。

    “首领”印 西夏官印 1982年宜君县出土。铜质，矩形钮，边长5.4、厚4、钮高2.6、钮宽1.8厘米。钮身有小孔，形制大小与横山雷湾乡出土的西夏官印基本相似，印文亦为西夏文“首领”2字。印钮左右及钮顶亦有阴刻西夏文，刻划过浅，磨损太甚，不可辩认。因之具体铸造时间，无法查考。根据《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中收集的十五方西夏官印对照，文体、形制基本相同，可证明此印应是西夏大庆天盛以后的官印。
    “首领”印 西夏官印西安市发现。铜印短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力长5.7、厚0.7、钮高2.5厘米，九叠书。印背右侧为西夏文。有些印姓名上冠以（首领）或（大首领）文字，此印四字为单纯姓名，上无冠字。一般西夏官印，印柄上还有一西夏文（上）字，此印因腐蚀严重，此字不清。元德二年即公元1120年（宋宣和二年）。

    鄜延路第八将汉第七指挥记 绥德县出土。正方形印面，铜质，矩形钮，通高5.1、边长4.2厘米，篆书阳文。印钮右刻“大宋八年六月”，左刻“少府监造，右侧刻“甘七二日挥”。鄜延路，金代设置，治所在延安府。第八将，《金史·百肓志》载：“诸边将，正将一员，正七品。掌提控部保（堡），轮番巡狩边境。副将一员，正八品，部将一员轮番守边境。部将，正九品。”注曰：“鄜延九将”。汉第七指挥，按《金史·兵志》记载：金代边境置兵中有“汉军”，“凡汉军，有事则签取于民，事已则或亦放免”。由此说明此印为九将中的第八将属汉军第七指挥的官印。

    总领军马之印 1986年子长县贺家沟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4、边长7.5厘米，重73.7克，篆书阳文“总领军马之印”6字。印背无年号等款识。总领是金代的高级军事将领，在金哀宗元光年间，称无帅为总领。《金史·百官志》：“元光间，招义军，置总领使，从五品”。此时称元帅为总领。此印当是金哀宗时总领军马（即军马元帅）之官印。

    总领军马都提控印 大荔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边长7.2厘米，篆书阳文。印背左刻“总领军马都提控印”8字，右刻“上”字，左侧刻“京兆行部造”5字，右侧刻“兴定四年二月日”。此印左侧“京兆行部造”，查金印大都是“行宫礼部造”或简称“行部造”，此“京兆行部”可能是“京兆行宫礼部”的简称。提控之官名，见于金史者较多，是金代统率义军的武官。兴定是金宣宗的年号，此时正是众雄纷扰，九公各自置都统及提控。但“总领军马都提控”，辽，金诸史无此官名，当时称元帅为总领，此印都提控，或即总领提控。

    宣字副统之印 1983年安康县金川出土。矩形钮，铜质，正方形印面。通高4.7、边长6.4厘米，篆书阳文。印侧刻“宣字副统之印”，印背左刻“行宫礼部造”，右刻“正大四年九月”，钮顶刻“上”字。副统之官职，按《金史·兵志》载：“四万户为一副统，两副统为一都统”。副统为统率义军的武官，是都统的副职。宣字，乃千字文编，说明当时副统之官职尚多。
    万户所印 陕西出土两方，绥德县，洛南县各一方。大小基本相同，唯印文和款识稍异。均为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边长5.7厘米，篆书阳文。绥德一方，印背右侧刻“兴定四年十月日”7字，左侧刻“西北行部造”5字。洛南一方，印背右侧刻“兴定四年十月日”7字，左侧刻“京兆行部造”5字。两印系同一时期所造，但铸造的机构不同，一为“西北行部造”，一为“京兆行部造”。“西北行部”即是“西北路行礼部”，京兆行部即是“京兆路行礼部”。《金史·宣过纪》贞祐二年(1214)四月“尚书省奏巡幸南京（汴）”。贞祐五年(1217)“九月罢规运所，设行六部”，由此可知“行部”当是由金设行六部而来。万户是金代统率义军的组织，四千户为一万户，是都统的属官。此印名“万户所”应是万户的治所。金宣宗元光年间于各路均设万户所。此二印铸造时间均为兴定四年(1120)，说明元光以前已设万户所。

    义军副提控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契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边长6.2厘米。篆书阳文“义军副提控印”6字。印背左侧刻“义副提控”4字，上侧刻“正九正月日造”6字，右侧刻“上”字。“义副提控”，应是“义军副提控”的省文。“正九正月日造”，应是“正大九年正月日造”的省文。正大是金哀宗的年号，历时八年，此印为九年，可能是治印工匠不知皇帝改号之误，所以此印的实际铸造时间应是开兴元年正月。

    都提控印 都提控印，陕西共发现两方。1971年西安市菊园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8、边长7.4厘米，篆书阳文。1988年从文物走私贩手中获得一方，据说出土于佳县黄河滩泥沙中。形制与述基本相似。此二印背面均无款识。关于都提控的释文，见前“总领军马都提控印。”
    都统之印都统之印，陕西共出土四方。西安市菊花园一方，通高4.2、边长6.1厘米。耀县槐林出土一方，通高3.8厘米边长6.1厘米，印背无年号。安康县西金川村两方：一方通高4.1、边长6.2厘米。印侧刻“都统之

印”4字，钮右刻“正大六年十月日”，钮左刻“行在部造”，钮顶刻“上”字；另一方能高4、边长6.8厘米，印背无文字。以上四印均为正方形印面，矩形钮，篆书阳文“都统之印”4字。都统之官，始于唐天宝末，金代沿用。《金史·兵志》载：太祖“收国元年十二月，始置咸州军帅司，以经略辽地，讨高永昌，置南路都统司，且以讨张觉。天辅五年袭辽主，始有内外诸军都统之名。……凡猛克之上置军帅，军帅之上置万户，万户之上置都统”。安康西金川村出土的一方。印钮左侧刻“行在部造”4字。据《宋史·兴服志》载：官印遗失后，重发之印曰“行在”。此四方印，一方刻有金正大六年年号，其余三方虽无年号，依其官职及其形制，均应为金代官印。
    义军万户所印 1979年韩城县堡安村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9、边长5.6厘米，篆书阳文6字。印侧文字，磨损太甚，无法辩认。“义军”和“万户所”，在“义军副提控印”和“万户所印”两印的释文中已有叙述。此“义军万户所”应是按金宣宗元光年间所招义军万户的编制，为都统的属官。
    义军都统之印 凤翔县出土。铜质，矩形柱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2、厚1.4厘米，篆书阳文“义军都统之印”，印背右侧刻“东行部造”，左侧刻“正大二年三月日”。义军都统，是统率义军的主帅，东行部，是东京路行部的简称。

    行军万户所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5厘米，篆书阴文“行军万户所印”6字。印背左刻“行宫礼部造”，右刻“天兴元年三月”，左侧刻“万户所”3字，钮顶刻“上”字。开兴为金哀宗年号，开兴元年即公元1232年。万户的释文见“万户所印”。此印名“行军万户所”，可能行军时所设置的军职。《唐宋以来官印集存》有“行军万户所印”一方，为贞祐五年(1217)十二月山东东路行部造。金代官印中“行军万户所印”发现较少。

    安抚副使之印 陕西共出土两方。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6.2厘米。篆书阳文。钮顶刻“上”字，印背左刻“安抚副使”4字，右刻“天兴二年二月”6字。1976年礼泉县花寨村出土一方，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2、边长7.3厘米。印背无年号等款识。篆书阳文。安抚使之官职，始于隋唐时期，北宋时为总管一路军政的官吏，以知州兼任，品级低者，称主管某路安抚公事，如系二品上，称安抚大使。宋崇宁、政和以后，诸州府带安抚使者甚多。建炎初，以文官为安抚使带兵马总管，武官一员为副职。金亦设安抚使，持此安抚副使之印者，当为四品。

    正大元年使□□ 吴堡县出土。长方形，铁质，两端为圭形，背有半环形钮。长11.4、宽2、厚1、钮高3厘米。楷书阳文“正大元年使□□”7字。使后二字锈蚀剥落，不可辩认。此印为陕西出土的唯一铁铸官印。
    行尚书六部勾当公事玄字号印 大荔县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3.4、边长5.3厘米，篆书阳文。勾当一词为处理、辩理之意，唐宋均有“勾当公事”南宋曾改用“干办公事”，金沿宋制。在不少机构设有此职，为八品、九品等。户部架阁库设勾当官，专提控支纳，管勾勘覆、经历交钞及香、茶、盐引、照磨文帐等事，承安二年作四员，贞祐四年作十五员，五年作十员，兴定元年五员，三年复作十员。”“玄字号”为千字文编号以示区别，说明勾当公事之官并非一人。此印应为金代官印。
    太傅府参议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7.3、厚1.2、钮高2.7厘米。印背面刻“行中书省发”，左刻“中统二年九月日造”，字文纤细不易拓出。印面阳文篆书。此印似为已废弃的官印，印面有磨损痕迹，文字多不清楚，四、五两字更是模糊。太傅本为官名，在西周与太师、太保总称三公，太傅位次大师，在太保上为国君辅佐、历代有置有废。此印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1261)铸，“行中书省发”，而“行中书省”为行省，朝延三公属官印，由行省颁发，，不合制度。疑此印“太傅府”为元代行省下路、府、州、县的、“府”，太傅，可能是地名，《中国地名大辞典》143页有太傅墟的地名，此印可能是元代在太傅虚设立的府。参议之官职，始于元代，《元史·百官一）载：“参议中书事，秩正四品，典左右司文牍，为六曹之管辖，军国重事咸预决焉。中统元年始置一员”。与此印中统二年造正合。
    镇西招讨之印 铜质，二层台矩形钮，正方形印面，边长9.3、通高4.6厘米，篆书阳文。1991年长安县炮里镇出土。招讨，武官名，唐、宋多以大臣、将帅或地方军政长官兼任，主招降讨叛等事。事罢则罢。辽、金、元等朝，沿边路常设招讨司，有招讨使、副使，为边区部族领兵长官，元于吐蕃（西藏）、朵甘思（青海）也设招讨使司，沿边兄弟民族地区，各设副使。明代专设于西南兄弟民族地区，成为武职土官。金代，在枢密院下设招讨司。金太宗天会元年(1123)改为古迪烈路统军司为招讨司（即东北路招讨司）。世宗大定五年(1165)又设西北、西南两招讨司，从此共有三招讨司，以此镇守边境。未见有“镇西招讨”之名，可能是金史失载。

    行元帅府都弹压印 铜质，矩形印钮，正方形印面，边长6.9、厚0.9、钮高3.7厘米，篆书阳文。元帅为最高军事统帅，有元帅府的设置。此印名“行元帅府”，“行”，乃古代任用官吏的一种制度，指官缺未补，暂由他官摄行之意。唐宋以后，凡以小官行大官事的，曰“守某官”，以大官兼小官，则曰“行某官”。都弹压，犹镇压之意。金代在枢蜜院左右卫，均设有弹压之官，此印为金代设置在行元帅府的弹压官印。

    葭州宣义军第三指挥使记 铜质，短矩形钮，通高5.1、厚4，边长4.5厘米，阳篆文书。后背上方刻“葭州宣义军”，右刻“兴定六年正月”，左刻“行宫礼部造”，下刻“印”左侧刻“第三指挥使。”据《金史·地理下》载：“葭州下，刺史。本晋宁军，贞元元年隶汾州，大定二十二年升为晋宁州，二十四年更今名。在黄河西，兴定二年五月以河东残破，改隶延安府”。州治在今陕西佳县。宣义军，在金史兵志和百官志均未见记载。按金代兵制名目繁多，有汉军、奚军、镇防军、永固军、永屯军、驱军等名目（见《金史·兵志》），很多都是为和宋、元、红袄军作战而临时设置的军队。此印铸造金宣宗兴定六年正月(1222)，此年八月改元为元光，因之兴定六年葭州应属延安府，而此时元军曾一度占据葭州（见《金史·宣宗下》）。此宣义军可能是为与元军作战而临时招募的军队。

    耀州造到宝券纸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矩形钮，阳文九叠篆书。印面后行“宝券纸印”四字模糊不清。长宽各5.5、钮高3.3、厚1.1厘米。此印即在耀州制造“贞祐宝券纸”厂所用的印。这种宝券纸，根据《金史·食货志》记载，是以桑皮故纸为原料，所征之钱名曰：“桑皮故纸钱”。《金史》载，贞祐三年(1215)，西安军节度使乌林达，曾上书朝延，请求降版就地印历。此印的发现，以及1965年西安地区出土的金代贞祐三年交钞铜版，说明陕西耀州有制造“贞祐宝券纸”的机构。

    耀州造到大宝券纸 西安市发现，铜质，短矩形钮，长方形印面，长9.7、宽5.4、厚1.2、钮高3厘米。楷书朱文“耀州造到大宝券纸”8字。此印应是“耀州造到大宝券纸”的标号，犹如今商标。它与“耀州造到宝券纸印”同时发现。

    种田所奏差官宇字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圆柱钮，正方形印面，边长6.3、厚1.8、钮高3.4厘米。篆书阳文。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朝延议论实施代田法，并勒令所在地长官及按察使司随宜勤谕。此印“种田所”应是这一时期设立的管理农民实行区田法的机构。奏差官，是临时派遗的官员，金代政府机构常设此等官职，有名“差委”、“委差”者，宇字是千字文编号，说明此等官职尚多。

    行部差委芥字印 西安市发现，铜质，短钮，正方形印面，边长5.9、厚2.1、钮高2.8厘米，篆书阳文。印侧刻“行部差委芥字印”。“行部”，即金代设尚书省行六部的简称。差委，金、元之际临时派遗之官员，此类官职无定员，因事委任。金代官印中，差委官印较多，清瞿中溶《唐宋以来官印集存》一书，收录有“西京差委金字号之印”（大安元年礼部造）、“瑞州差委木字号之印”（大安元年）、“山东东路按察司差委火字号印”（大安元年八月礼部造）。所见金代官印皆名“差委”，而金史名“委差”，其意思相同。此印“芥字号”，系千字文编号，亦说明此类官职较多。

    提控所我字印 1986年丹凤县葡萄酒厂工地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钮高2.3、边长7厘米，篆书阳文“提控所我字印”6字。背面钮右刻“行宫礼部造”5字，钮左刻“正大四年正月”6字。提控官职的释文见前“都是控印”，此印“提控所”的“所”字，指提控的衙署。“行宫礼部”的释文见“万户所印”。“我字”系千字文编号，正大为金哀宗年号，正大四年即公元1227年。

    陕西征行万户颖字号之印 1984年溶川县益乡白村出土。铜质，矩形柱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边长5.5、钮高3厘米，钮顶刻楷书“上”字，左侧刻“征行万户”，左侧刻“颖字号印”，印面篆书阳文。万户所，为金代武官的治所，释文见前“万户所”印。“征行”的官职，《金史》未见记载。罗振玉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收录有“征行提控所印”，无款识。上海博物馆藏有“征行副提控印”，边款刻“辛巳年八月”应是金宣宗兴定四年(1220)，可知此印为金代官印。

    委差地字号印 府谷县天桥电站施工中发现。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5、印厚2、钮高2.5、钮宽1.5、边长7.4厘米。钮顶刻“上”字，钮左刻“辛巳年十月”，右刻“规指□造”，印侧刻“委差地字号印”6字，印面篆书阳文。《集古官印考证》卷十六，瞿中溶在考证“巡检司印”的释文中说：“细考金元之际，各处多设无帅府，而委差官之名，亦多见于其时”。此“巡检司印”一侧刻“委差监造。”该书还收录有“省差官竭字之印”，背有题款曰“兴定二年十一月”，左侧刻“行宫礼部造”，右侧刻“省差官竭字印”。委差官可能是军事紧张的情况下，由元帅府临时委派的武官。此“委差地字号印”左侧刻“辛巳年十一月”，查金代辛巳年有二，一为兴定五年，一为大定元年。右侧刻“规指□造”4字。“规指”，可能是规画筹措的意思。“地之号”为千字文编号。说明此类官非一人。金代官印亦有称“委差”为“差委”，称“规指”为“规措”者，其意义相同。
    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 1981年洛南县出土。银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钮高6.5、通高9.5、边长8.7厘米，重2250克。印背左侧刻“中书礼部造”、“元贞元年六月日”楷书两行。左侧刻“蒙古军都元帅府之印”9字，印为蒙古巴文。“中书礼部”为“中书省礼部”的称简，“都元帅府”为枢密院的所属机构。《元吏·兵志》载：世祖中统四年(1263)“命阿海充都元帅，专于北京、东京、平港、懿州、盖州路管领见管军人，凡民间之事毋得预焉。五月，立枢密院，凡蒙古、汉军并听枢密院节制。统军司，都元帅府，除边面紧急事务就便调度外，其军情一切大小公事。并须申覆”。此印为银制，按元代制度，三公、中书令，左右丞相为银印，而“蒙古军都元帅”为三品，与中书令、左右丞相同，亦为银印。

    扶风务印 1974年岐山县益店镇宋村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5.5、边长5.5、厚1.1厘米。钮右刻“扶风务印”4字，钮左刻“中书礼部造”和“至元四年十月日”两行楷书文字。印面为蒙古八思巴文，意为扶风务印。此印出土地点接近今扶风县界，此“扶风务印”应是“扶风县务印”的简称，即扶风县的税务机构，现在扶、岐一带还保留有元代税务机构的名字。如：凤翔有尹家务，石落务，岐山县有温家务，扶风县有齐家务，白草务，兰家务等。元代“至元”的年号有二，此为元惠宗妥灌贴睦尔的年号。“中书礼部”应是“中书省礼部”的简称。
    京兆录事司印 1971年西安市菊花园出土。铜质，矩形钮，正方形印面。通高4.4、边长5.4厘米。印背左侧刻“安扶副使□□”右侧刻“中统年八月日”，篆书阳文。京兆，唐初为雍州，后属关内道，又改京兆府。元中统三年，立陕西四川行省，治京兆，为陕西诸道行御史台、陕西等处行中书省的治所所在。据《元史·地理志》载：元代凡路府治所，均置录事司，以掌城中户民之事。中统二年(1261)，照验民户，定为员数，二千户以上，记录事、司候、判官各一员，此印右侧刻“中统年八月日”，应是“中统元年八月日”的省文，中统元年(1260)，元世祖忽必烈始嗣立于燕京，此印即于此时铸造，印背右侧“安抚副使□□”6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