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理性决定价值理性--思政教学部 谌林

来源：本站原创    更新时间：2010-9-14 23:11:20

摘  要：没有某种独立或永恒的价值理性，因为一切价值都取决于并源于科学技术的某种特定水准。理性的二分并不合法，更不存在科技理性偏离或僭越价值理性之说，因为离开科技理性就不会存在任何理性。文章认为，科技理性并非价值中立的，而只是价值客观的，就是说，科技理性才是纯粹的价值。

关键词：价值 理性 科技理性 价值理性

有一种普遍而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认为科技理性只是手段，而价值理性才是目的。这种观念貌似合理，并具有很强的解释性和迷人的外表，因此它的传统可称源远流长，实际上从区分理性和非理性的古希腊那里就开始了它的漫长旅程。

人的生存活动本来只是思维理性和生命本能的完全统一，不存在所谓理性和激情的严格分野和对立，它们共同实践于人生筹划之中，携手共创了幸福美好的生活。但自从轴心时代的哲学家们把理性当作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根本标准以来，激情等“非理性”的东西就被消解于动物式的本能之下，理性摇身一变而成为格外高贵的品质。“理性是智慧，它关注整个灵魂，所以应占统治地位，而激情是它的臣民和同盟军”。[[i]] 这种区分不仅在实践上从来都是模糊难辩的因而其实总是意义甚微的，而且还直接启发了事实命题和价值命题之类的说法。例如所谓的“休谟法则”就认为存在着一个知识世界，那里需要做出的是事实判断，另外还存在着一个价值世界，那里需要做出的是价值判断，而从事实判断无法推出价值判断。例如，“铁器比石器效率更高，因此可以生产出更多的粮食”，这是一个事实判断，但依据休谟法则，从这个事实判断不能必然推出“因此铁器给人类带来了更多的幸福”这个价值判断，可能的原因则是，更多的粮食也许被某些少数人拿去酿酒了，辛苦劳作的多数人并未因为高产而获益。因此这两个完全可以断裂的世界各不统属，事实判断管辖“真”的问题，而价值判断则管辖“善”与“美”的问题，就象理性和激情的分离和对立那样。“失真”固然不可，因为没有事实判断即没有科技理性就意味着我们不能有效地进行任何实践活动，我们就无法认知客体的本质、运动及其规律，无法回答世界的实然状态“是”什么的问题，一言以蔽之，没有科技理性实际上就等于没有理性，但真理并不必然就是“善与美”的，科技理性只是“价值中立”的，它不能回答世界的应然状态，不能必然承诺人的幸福，因此必须有一种价值理性指导和控制科技理性，以便避免它偏离人类的目的或者反而凌驾于目的之上。这和理性“应占统治地位”并只能把激情当作“它的臣民”的那种看法何其相似。

尽管休谟、康德和文德尔班等都提出过关于价值和工具之间区别的一些思想，中国人关于体与用、道与器的思想也可以看作是对区分价值和工具的思想的某种贡献，但真正对价值理性地位的确立和它同工具（科技）理性的区分做出决定性贡献的还是韦伯。一方面，价值作为特定社会条件下物与人的需要的一种关系，被韦伯引申为“意义”，从而确实获得了更加广阔的语境。价值就是意义其实就是说，人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包括他对活动目的的理解，包括他对实现目的的过程中成败得失的判断，而不只是关心过程及其结果，更不是马基雅维利“目的为手段辩护”的那种意味。价值寓于人的实践活动的对象中，它只有通过人的能动的活动去挖掘才能形成和实现（这应该就是说它后继于自由的生产即后继于科技理性）。人的活动必然受到特定价值观的指导（我们同意在后发和微观的层面上一定如此），价值理性通过在动机层面上调动理想的自我从而实现对人的行动的导向作用，这是一个有序的、明晰的自我主导过程，人以此构成了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和谐统一。这一过程充分体现着人类实践活动的能动性和内源性，通过对自身活动的有意识的选择和反馈，人类不断升华自身的本质规定，并同时构架出历史性的现实自我。简而言之，正是价值理性规定了人类行为一定是意向性活动，它总是应该明确地指向某些预期的目的。

韦伯认为价值理性体现在科学技术、文学艺术、道德等各种文化生活之中，它所体现的人的价值观念和价值评价反映着在具体的社会情境中社会物质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对人们的影响（这其实就是说，价值理性终归是被这些东西决定着的）。另一方面，韦伯把数学符号和逻辑定律等自然科学领域所具有的计算和推理等理性“算计”的手段适用于人自身的行为及其后果的过程称作工具理性（包含科技理性）。与价值理性相区别，工具理性是指人在特定的活动中把达至目的所采取的手段进行首要考虑和算计的态度，这种理性与资本主义生产追求最大限度剩余价值的本性一旦结合，在实践过程中就引发了追求物的最大效用并让这种效用为人的某种功利的实现而服务的倾向。这就是说，顾名思义，工具理性只是工具，它具有纯粹和绝对的功利向度，它不是象价值理性那样纯洁且具反思性，它根本就是那种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家伙，因为它本来就只是手段。在此意义上它更像激情而不像理性（尽管在本文看来它确实就是理性而且只有它才是真正的理性）。因此，韦伯认为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生产实践的结果只能是人对自然的奴役（这种说法十分时髦，但这种诗性的表达也十分可疑，仿佛人从自然那里要求得实在太多了，仿佛只有像史前社会那样只能生养很少的几个人并且所有的人都吃不太饱才是善待了自然）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工具理性对效率的片面强调和对经济发展的迷信使得社会生活功利化、机械技术普遍化和科层制度官僚化，即是说，工具理性理应对技术时代的一切异化负责，这大概也是所有异化的批评者共同持有的观点。

韦伯还指出工具理性是一个有机的体系，存在着物质形态的工具和精神形态的工具（前者主要指机器等科技的物化形式，后者则指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当然也包括科学精神），两种形态工具的有机结合所形成的合力构成了工具理性能够实现主体目的的手段价值——下面我将使用科技理性一词来代替工具理性的说法，因为我认为有必要把制度创设和在它之前的自由生产区分开来，它们明显是两个前后相继并有着决定与被决定关系的东西，不应混为一谈。而且我也并不认为科技理性只是工具而没有价值导向，相反，离开科技理性就不会有任何价值，因为一切可以称为价值的东西或者本身就是科技理性，或者就必定是科技理性所派生的，那种可以脱离科技理性而独立存在的并且能够对科技理性指手画脚的所谓价值理性纯属子虚乌有。

和韦伯遥相呼应的对科技理性的批评声音一百多年来可谓不绝于耳，无论左派或右派，无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某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在批评科技理性对价值的“僭越”这一点上保持着相当多的共同立场。尼采断言工业社会的弊端是由科学和理性引起的，因为科学和理性扼杀了生命意志和精神生活，机械主义的非人格化使得生命变成了病态。弗洛姆在批判科技理性时说：“人制造了像人一样的机器，培养了像机器一样的人。”[[ii]]  这些批评者可能也在某种程度上承认科技理性是必要的，这其实主要是因为科技理性是不可阻挡的；但是当科技理性扩张到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而成为统治力量时，特别是当人们把科技和经济的发展当成衡量社会进步的惟一标准时，他们就认为这导致了人的物化和人文精神的萎缩，并且认为科技理性在征服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实现人的解放和幸福，就是说没有实现人的自由。弗洛姆还说：“人创造了种种新的、更好的方法征服自然，但却陷于这些方法的网罗中，并最终失去了赋予这些方法以意义的人自己。人征服了自然，却成了自己所创造的机器的奴隶。”[[iii]] 马尔库塞、罗素和哈贝马斯等许多人都从不同的角度对科学技术的“统治”提出过与弗洛姆类似的批评，所有这些批评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思想，那就是前面提到的科技理性只是手段而价值理性才是目的，一旦手段背离了目的就理应予以纠正。这个预设其实就是说，价值理性是独立存在的，尽管它需要借助科技理性才能得到实现，但它和科技理性根本不同，无论科技理性如何发展它都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方向，它就是人的解放和幸福，换言之，它就是人的自由。但是：

其一，如果科技理性就是对物理世界本质规律的认识能力，也就是对物理障碍超越的能力，那它怎么可能是没有价值导向的呢？难道一切工具和生产方式的发明与改进不都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自由总量，不都是为了人的解放和幸福吗？难道真有一种盲目的并值得鄙视的纯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吗？追求利润最大化只不过是资本主义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它追求的其实就是最高的效率，如果它有时候在技术上是盲目的，那只是生产和需求不可避免的某种脱节，这种脱节即使在采集渔猎时代也不免有之，舍此之外它一点都不盲目，它明确的目的就是通过对需求的满足获取利润；而如果完全脱离了需求，它将如何可能追求其利润？一种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生产只能理解为它在最大限度地寻求需要的满足，实际上也正是这种生产在几百年之间导致了自由总量的巨大而惊人的增长，要不然就根本不会有对这种生产进行批评的任何物质前提。而且，即使对这种生产组合方式的批评是合理的，那也完全无损于科技理性的价值，那只是意味着，这样一些工具和技术还需要寻找更好的更能够避免技术上盲目的生产方式而已，那已经是制度创设领域的事情了。科技理性从来就蕴涵了价值，一切工具的发明与改进都是对物理障碍达到更大超越的结果，它的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获得更大的自由。

其二，如果价值就是意义，就是自主性、尊严、闲暇、人际和谐这些东西，那么它们就是自由，因为自由是全面的和终极的价值。然而自由只能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即自由只能是一个过程，它的诸多内涵只能随着科技理性的进步而一点一点地呈现出来，离开科技理性就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或自由可言。自由首先就是科技理性，就是对于物理障碍的超越，从来没有不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所谓价值或自由，这一基础不仅规定了一个社会的自由总量，而且也根本规定了个体自由量也即规定了制度创设和法律道德等观念，那么，如何可能有意义地说明科技理性反而会偏离它自己规定的东西呢？如果价值或意义从来只是在某种科技理性的特定水平之下获得的，它就理应随着这种水平的提高而改变，如何可能提出这样不合情理的要求，在科技理性处在甲状态时建立起来的价值就必须是永恒的，当科技理性发展到乙状态时它反而指责科技理性的发展，而不是改变自己？

科技理性从来是一种最具革命性的理性，因为推动它不断前行的是那种永不衰竭的对更加美好生活的渴望，而价值理性中的社会分配制度、道德和审美的观念总是相对保守的，这种保守倾向在维护一种稳定的生产效率方面有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但它同时也从来只是一种已经获得稳定即停滞状态的生产方式中少数的既得利益者或他们的代言人对既定秩序的留恋而已，这种留恋或怀旧主义从来不是实践生活的主流，也从来无法阻止科技理性的决然前行。这种怀旧主义除了既得利益者的真情流露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是虚情假意的，它们表面上仿佛是在同情人的价值或自由，例如谴责把人变成机器，谴责更多的舒适和安全破坏了精神的宁谧，那么按照他们的方案（假设他们的谴责里隐藏有一些逻辑必然的方案的话），那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科技理性才能带来自由呢？那应该是一种只有纯粹的进步但没有任何阵痛和代价的东西，但那明显只能是一种决不存在的空中楼阁，那在实践上只能导致更少的自由，因为那些批评本质上要求一种小国寡民和结绳记事的科技理性，只有那样尼采才能获得他要求的那种完满的精神生活，弗洛姆才会觉得人不是机器；但如果真的退回到那种时代，他们仍然不可能满意，其实他们满意的就是一边坐享科技理性的巨大成果一边漫不经心地嘲弄挖苦它而已。这种软弱而矫情的知识份子在任何一个科技理性取得巨大进步的时期都会跳出来发表他们的批评，但这种批评也从来只是无关痛痒和不切实际的。在本文看来价值理性从来就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规定或“指导”科技理性的东西，从来就不是科技理性不应偏离价值理性，而是正好相反，价值理性必须接受科技理性对它的改变，因为科技理性决不是价值中立的，它只是价值客观的，就是说它不是只代表某些阶层的利益，就象社会制度从来不可能完全公正那样，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人的利益，因而它就不仅是最革命的理性，而且也是最纯粹的价值。科技理性从不盲目，它以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为旨归，相反，价值理性因其保守的品质才常常显得不合时宜。

其三，如果尼采或者韦伯的批评并非没有合理的内核，那么他们批评的就不应该是科技理性而是制度创设，他们就应该再前进几步，像马克思那样去寻找制度上的缺陷，因为幸福美好的生活从来不需要接受批评，反而只是那些妨碍了它的东西才应该被扬弃。当巨大的生产力被唤醒了，当更加先进的机器被发明了和闻所未闻的新产品被制造出来了，如果这些东西确实带来了一部分人的惨痛生活却又没有让他们充分地享有成果，就像马克思当年发现的工人的状况那样；甚至，如果这些东西不只是造成了社会不公并且还极大地扭曲了每个社会成员的心灵，如果确实能够证明这些东西不适合人类的自由生活，就像人们普遍批评的异化一样（对异化的批评其实直接由于对科技理性的批评而引起），那也只能寻求生产组合方式即社会制度的改变，因为这种状况如果真的出现只能是我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最好地适应这种科技理性的价值理性，而不是可能还有那么一种价值，它的本性反而拒绝更加丰裕舒坦的生活。就是说，如果所有的批评都指向马克思主义指向的社会变革，那我们认为可以理解，尽管还是需要考察那种变革方案是否切实可行。如果不是这样，如果那些批评不是批评已经陈旧的价值而是批评更加先进的科技，那就十分奇怪而可疑了，尽管这样的批评我们并不陌生。因为老子早就批评过铁器农业对石器农业的取代，他对更加进步的科技理性引起的社会纷争的见解是“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iv]] 他对此的解决方案是“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v]] 这种思想的幼稚荒谬与酸腐确实令人鄙夷。如果尼采等人对科技理性的批评在骨子里也有老子同样的心态，那这种批评必将毫无效果，因为历史实践从来不会采纳效率更加低下的自由生产，任何可能使得自由总量减少的方案都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只有首先使得自由总量增加才谈得上所有个体的自由量的增加。

我想强调的是，所谓价值理性从来就是被科技理性决定的，要求科技理性反而接受价值理性的指导和束缚既不合理也不可能，因为价值理性作为一种后继于并受制于科技理性的东西，它根本缺乏最终束缚科技理性的那种力量。对科技理性的巨大进步导致的社会问题的批评只有指向制度变革才是可以理解的，而其它类型的批评要么就是误入歧途因而是虚妄的，要么根本就是伪善的，因为就连那些被认为受害最深的人群也不愿意退回到效率更低的社会中去，更不用说那些高居城市、身体虚弱、心理病态的作为知识份子的批评者本人了。例如英国圈地运动时代那些因为失地而进城务工的农民（这很自然地使我们想到当今中国的“农民工”），他们确实需要工作很长的时间和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但“这些工人原来生活的乡村在许多方面同城市一样肮脏：稻草褥子里老鼠和虱子成群出没，风呼啸着吹过薄薄的茅草屋顶和斑剥的灰泥墙；（而且）乡下散工的报酬非常低，因而他们不断涌入新的工业城市做工”。[[vi]] 没有人可以让他们重回乡村生活，十个尼采也无济于事，除非工业革命从来就没有开始过。

其四，如果自由不只是单一的自主性而是全面的价值体现，那么不论合理与否或愿意与否，强制自由这种事就总是不断地在发生着。科技理性的革命性就在于它迟早一定要突破对它的所有限制，不论是来自制度创设的还是来自地缘局限的。最初的地缘局限多半是属于物理障碍的，那只是因为当时的科技理性不允许我们看得到太远的地方；后来，当全球大发现完成之后，所谓地缘局限就只是民族、国家或文化这些东西制造的了，就是说那只是属于人文障碍了。科技理性价值客观的品格使得它必须强制所有的人获得它所创造的自由，这不容和价值理性商量，它一往无前。这个过程必然伴随着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但人们在科技理性面前都别无选择，因为从根本上人只是被科技理性塑造的，包括人的一切价值观念都是如此，人不可能拒绝这种塑造，除非他拒绝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而那就意味着将没有人的存在和没有文明。

如果说价值理性确实也有一些永恒不变的足以指导科技理性的东西，那不是别的，那正是对幸福美好生活的永恒渴望。在这个意义上价值理性就成为一种理想，成为一种和科技理性合二为一的最革命的东西，那就更谈不上二者的背离或者谁对谁的僭越了。如果价值理性确实指向一种最终极的理想，那它就无需拒绝科技理性的不断进步对那种理想的不断实现，因为不可能除了每一次渐进突然就可以实现那种理想，也不可能无论有多少次渐进就能完全实现那种理想；它就不应该因为成本和代价的巨大而拒绝进步，尽管就算它真的拒绝也无济于事，我是说价值理性本来就不应该具有那种拒绝进步的内在品格。农业文明消灭了迁徙不定和安静宁谧的采集游牧生活，这种消灭对很多社会而言必然都是痛苦而血腥的，就象黄河流域的中心文明对长江珠江流域边缘文明的征服那样，但最终更多的人都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工业文明的进程离我们更近，而且我们并非这一文明的发起者和主导者，因此其中的血腥我们更难忘却，但是剔除那些民族或文化的因素，我们必须承认它逐渐带给了越来越多的人以越来越多的自由。世界上大多数地区今天享有的工业时代的自由都是欧洲人强加于他们的，起初他们为这种自由付出了沉重而屈辱的代价，而且还有一些地区因为死守他们陈腐的价值理性、因为不懂得科技理性的不可抗拒和它对价值理性的绝对优先性，至今仍在承受屈辱和贫困，这确实发人深省。但欧洲人决不会认为他们生性恶劣或者善良，他们认为自己只不过履行了科技理性赋予他们的无可推脱的义务罢了。当成群结队的欧洲白人在他们王室或政府的支使下甚至驱赶下奔赴美洲或澳洲大陆的时候，当他们用连发火枪无情地扫射手持弓箭的土著民族的时候，当他们把非洲黑奴塞进发出恶臭的船舱贩卖到遥远的异国他乡强制劳动的时候，康德的所谓“道德星空”是那样黯淡无光。

在一个只要还存在着民族和国家区别的世界上，在一个只要并非所有的欲望都能找到充分的资源得到完全满足的世界上，就永远不要离开科技理性的坚强统治而空谈道德或者任何普世的价值，没有什么东西比对更加幸福美好生活的渴望具有更大的推动力量，而这种渴望恰好就是科技理性赖以生育成长的母亲。科技发展是多么伟大的事业！除了科技理性，人类自由和文明究竟还能指望什么别的支撑力量呢？永远不要预先指望制度设计，它在科技理性还没有达到的地方从来不会出现，而一旦科技理性的铁蹄已经踏破了坚冰，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恒久地阻止制度变革。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vii]] ]如果一个社会感受到了强烈的幸福危机，如果它不想象印第安人那样被强制地“给予”自由，那么就抛弃所谓科技理性需要价值理性指导和控制的虚妄观念吧，那就不要再持有“科技将会毁灭地球”那种杞人忧天的思想吧，如果科技理性本来就是一切价值的源泉，那么这些观念和思想就都是无中生有的，它们对于那些自由总量依然较少的社会格外有害。

因此，科技理性作为一种最根本最纯粹的理性，它彻底涵蕴了价值理性，后者作为一个和它并列的词语根本就是缺乏资格，因为它只不过是前者的影子罢了；就算不是如此，科技理性也不需要并且也不会走向幸福美好生活的反面，因为它就是幸福美好生活的那种愿望的最嫡亲的长子，任何科技和工具的发明或使用都必定在它自身坚定理性的掌控之下。有人当然就要拿出核弹和全球污染来质疑上述说法，但我并不认为这些东西就非得导致人类灭亡不可，其实就连最初的弓箭和菜刀也足以灭绝人类，只要人类确实失去了理性；我也并不认为对核弹和污染的警惕体现了价值理性的作用，倒不如说那本来就是科技理性的某种自省；我承认今天的地缘已经成为全球概念，各种形式的争夺必将比过去的时代更为惨烈，也许不久之后就要彼此争夺别的星球的地缘了；我承认进步强制是不可避免的，科技理性勇往直前的力量无可阻挡，总有一些主导的社会要去强制别的社会而这些别的社会将别无选择；我承认今天的工业文明也必定迟早会达到它的边界，然后要么就长期繁荣或停滞，要么就突然因为新的刺激而迅速进入一种更新的文明之中；我承认在这之前或之后一定会有巨大的动荡，因为先进的科技理性必将无情地驱逐反动保守的价值理性从而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但我坚信科技理性这一最纯粹的人类理性必将最终扩大自由的边界，它必将在必要的毁灭之后让所有和它站在一起的人获得比从前更多更大的自由；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而不只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那个角度去理解“发展才是硬道理”这句话，我认为才可以获得更加深刻、更加理性和更加持久不衰的启发。

[[i]] 苗力田．古希腊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297．

[[ii]] 转引自王健．从科技理性的转变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9，5

[[iii]] 弗洛姆．为自己的人[M]．北京：三联书店，1988：25．

[[iv]]《道德经》第三章

[[v]]《道德经》第八十章

[[vi]]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96．引用时有删节。

[[vii]]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1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9．

[作者简介] 谌林，三亚学院社科部教师，哲学博士。主要研究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