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沛县十八寨”之朱楼寨的历史变迁

朱楼寨的历史沿袭

沛县孟庄过去有个朱楼寨，号称“沛县十八寨”之一。

“沛县十八寨”是为村人的传统说法和习惯性误传。笔者查阅《沛县志》发现：

清同治年间，沛县共筑寨四十八座。北方泗亭乡十二座，东方广戚乡（今湖东微山县一带）二座，西方千秋乡十六座，南方汉台乡十八座。

汉台乡十八寨是：傅家庙寨、赵家圈寨、栖山寨、蔺楼寨、辘轳湾寨（今鹿湾）、草庙寨、大张家寨、胡家寨、孟家集寨、朱家楼寨、张家洼寨、大闸寨、封黄庄寨、孟家寨、马村、盘龙村、秦村、乔窝等。

村人所传“沛县十八寨”，也许是“沛县四十八寨”之口误，也许是沛县城南“汉台乡十八寨”之域误。

据民国九年《沛县志》卷五《建置志》载：“朱家楼寨，城南稍东三十五里，同治四年韩永瑞筑。”

韩永瑞，世麟公长子，生卒年不详（当在道光年间生，据民国八年六修《韩氏族谱》载：其二弟永瑷公生于道光十四年），“字祥远，前清皇恩钦赐守备职，五品花翎。”因他有钦赐“守备”职务，故被后人传为“沛县十八寨总寨主”。

另据民国十二年《王化清公碑》载：“清晚叶，捻匪倡乱，先生与朱楼韩君永瑷创议筑圩。”兼此二说，族人们推测：首倡筑寨人应是钦赐“守备”永瑞公，具体操作者应是永瑷公。上报县衙时，永瑷公出于谦悌，而归功其长兄。

晚清咸丰、同治时期，兵燹（因战争而造成的焚烧破坏等灾害）频仍，水患连连，洋人入侵，土匪横行。加上捻军的南北冲撞，捻军，发源于捻子（亦称捻党）。

据嘉庆十九年（1814）御史陶澍（shù）奏折称：每一股谓“一捻子”，小捻子数人、数十人，大捻子一二百人不等。经常在苏、鲁、豫、皖一带护送“私盐”，不断与清政府发生武装冲突。

鸦片战争后，捻军势力不断壮大。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度接受太平军领导。太平军失败后，捻军仍在北方坚持斗争，而且易步为骑，逐渐成长为一支拥有十万余人的骑兵武装。

同治四年（1865）初，于曹州府（今山东菏泽）高楼寨战役中消灭清军数万蒙古骑兵，击杀清军名将僧格林沁，一时天下哗然，朝野震恐。捻军以骑兵奔袭的运动战形式，云翔风驰，忽南忽北，一日奔袭数百里，让前来围剿的清军追风逐影，望尘莫及，疲于奔命。故而本文说“捻军南北冲撞，清军四面剿杀”。

清军的四面剿杀，造成社会相当混乱。“匪患”四起，当时的社会，不惟官府，就连普通百姓也都视捻军为“匪”。修圩筑寨的目的，主要是为防范捻军的滋扰。

据《沛县志》卷二《纪事表》载，自“咸丰八年八月初六捻匪入沛”以来，咸丰十年、十一年、同治二年、四年、五年数次来袭。夏镇（当时属于沛县）、大屯寨、沛城等圩寨都不止一次被攻破，损失惨重。

而对朱楼寨的袭扰，《沛县志》未作记载，因为朱楼寨“有惊无失”。

据《王化清公碑》记载，捻军曾围困朱楼三昼夜，因寨主永瑷公、寨师化清公事前作好了周密的筹划布局，“外示镇静，内严防守”，捻军不知虚实，却料定必有能人指挥，未敢贸然进攻而退兵。更有永瑞公钦赐“守备”威名的震慑，捻军未敢再扰朱楼。

同治七年（1868），捻军覆灭。因此，朱楼寨的客观作用，不仅在于防捻军，更是防范了地方土匪的侵扰。

为防“匪患”，保家护院，朱楼韩氏决定筑寨以安民。村民们纷纷响应，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在永瑞公率领下，经由近村居民协作，历一年奋战，便于同治四年（1865）岁末，筑成一座东西长二百步、南北宽一百八十步的矩形“大寨”。

寨墙以土堆夯而成，上窄底宽，底部外镶一人多高的砖石护墙（俗称“寨牙子”）。寨墙四周开挖四步宽、五尺深的寨河沟，其作用有二：一是与寨墙同样起到防护作用，大致相当于古城的护城河；二是挖河时把泥土翻向内侧，用以筑墙。

由于墙体宽厚，河土不够用，又于村中“官路”两侧开挖两个水塘，东“方”西“圆”（后被村民称作“大坑”和“团坑”），于是便筑起一圈顶底一丈二的巍巍高墙，高墙四角筑有炮楼，据说其宏其威在“沛县十八寨”中是数一数二的。

民国三年（1914）在时任寨主增福公的筹划下，由韩氏几家富人集资，又在他们聚居的寨内东南角，另筑一座东西长八十步、南北宽五十步、与“大寨”等高的“小寨”，并在小寨的四角，各筑一座炮楼。

“大寨”西北五十步，早年就有马家的一片菜园，后来马家人口不断增多，加上吴家迁来居住，逐渐发展为一个小村落，名曰“马菜园”。

“大寨”东北五十步，也有十几家迁来，定居成一个小庄，没起名号，被径呼为“小庄”。

于是，朱楼村便由四个部分组成：大寨、小寨、小庄、马菜园。

朱楼的道路四通八达，除“沛敬公路”穿村而过，北通沛城、南达敬安与徐州之外，另有几条大道贯通四方。据《沛县志》载：

朱家楼寨……西南四里半截楼，南二里杜庄，东南三里陈杨庄（按，今称“楼”），东四里韩泇河，均界铜山（按，当时敬安所辖区域归铜山县）。西南十里孟家集寨，东北十里大张家寨，西十里封黄庄寨，西北四里孔堤口。

朱楼寨内有十字大道：南北大街和东西大道。

“南北大街”南通杜庄、杨庄，折东即陈杨楼；北通蔡庄、唐楼。“东西大道”东通吕辛庄、吴攒楼；西通许楼、孟庄，直达孟家集寨。

朱楼寨外是环寨路，而且另有四条大道：南门口向东，大道通丁湾、韩泇河；西门口向南，大道通张李庄，折向西南小吕庄、半截楼；北门口经马菜园向西北，大道通刘堤口、孔堤口，达封黄庄寨；北门口经小庄向东北，大道通魏宅址、王洼、孙洼，达大张家寨。

那时的土匪，俗称“大马子”，多来自于砀山、“上乡”和微山湖一带。他们曾数次滋扰朱楼，但因朱楼寨深沟高垒，而且四角筑有炮楼，东西南北四门均有壮丁把守，虽然说不上固若金汤，但在当时确实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曾数次击败土匪的进攻，保障了村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直至抗日战争时期，朱楼寨依然发挥一定的作用。据本村王敬益回忆，他曾听老人讲，日本鬼子首次从敬安北上袭扰，刚走到杜庄家后，驻守西南炮楼的王世奎（敬益之父）便一炮打去，吓得鬼子狼狈逃窜。

随着时代变迁，寨圩早已失去实用功能。朱楼的寨墙和寨河，建国之初还断断续续依稀可见当初之全貌，之后逐渐夷为平地。而今的朱楼村，四个部分已连成一体，经新的规划布局，院落成排，高楼林立，村容村貌焕然一新。不过，村民们在谈及村中的方位时，仍然习惯性地称作：大寨、小寨、小庄、马菜园。

朱楼人的历史变迁

朱楼村，原名“朱家楼”。近现代以来，长期睦居着韩、王、陆、孙、马、孟、田、宋、杨、吴、郑、吕、李、孔、郭、周、樊、崔、冯、丁、陈、许、张、胡、董、刘等二十余姓村民，唯独没有“朱”姓，是何道理？

本来，朱楼村为朱家所立。明洪武年间，朱家由山西洪洞迁至此地建村立族。经世代耕织，戮力经营，日渐富庶。至清朝中叶，已有良田数十顷，骡马成群，青堂瓦舍，富丽堂皇，一栋五层主楼拔地数丈高，十里开外都能望见。

据说韩氏接手朱楼田产后，五层高楼尚在，后毁于咸丰元年（1851）黄河决口大泛滥。如今，楼前饰品“看花石”（太湖石）尚在。相传，村人曾在大楼遗址附近和“大坑”里挖出过宽厚的“城砖”、合抱粗的树桩和几只银元罐。

然而再大的家业也禁不住天灾人祸，乾隆后期，朱家走向败落，于是变卖田产，朱家迁出朱楼，其一支迁往沛邑城南赵店村。

朱家坟墓多为黄水堙没，仅于朱楼村北长身地留下几座坟茔，其后世子孙照例前来春秋祭祀。

据说在朱楼村北一里许，古来就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大河，东注微山湖，村人习称“北大河”，它是朱楼与河北蔡庄、孙洼的土地分界。北大河以南的田块，从北到南“地身”长一里余，故被村民习惯性称作“长身地”。

又据说，那几座坟茔是当年黄水退后所筑，坟前树立一座墓碑，碑前摆放一张石供桌，两尊石香炉，另有两根石柱分立于祭器前方左右两侧，是为墓门，石柱上端卧伏两只石狮威风凛凛，好不气派！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墓门、祭器、墓碑尚在，碑上刻有“乾隆三十六年岁次辛卯二月二十一日清明立”字样，今已荡然无存。不过，村人们依然按照历史称谓，将那块田地叫作“朱家林”。

当年，朱家的所有田地、房产（包括五层大楼），均被外乡富豪王氏收买，只是村名未改，仍称朱家楼，后简称朱楼至今。

王氏只不过显赫一时，不久后便急剧走向败落。其二世王闯安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其子更是个挥金如土的败家子，秉承父辈的吃喝嫖赌之外，还吸上了大烟，而且变着花样地挥霍，别出心裁地专干一些出人意料的败业勾当。

例如，有一天他去敬安赶集，向父亲要了两块元宝。其父问他作何用场，他说：“恐怕还不够我一顿饭钱。”后来，竟然果如其言。

来到敬安，他让佣人买了个碓窝子，放在街的当心，又雇了几个挑夫，一趟趟地从丝绸店挑来成捆成捆的五彩花线和绸缎。

然后往碓窝子里添水倒米，用花线和绸缎当柴烧水“煮米饭”，引得满街人前来看稀奇，有的喝彩，有的起哄，有的骂“憨熊”、“败坏头”。结果煮了半天，碓窝子里的水没见动静，他和佣人饿着肚子回到朱楼。佣人禀报老爷道：“少爷说的没错，两块元宝真的不够一顿饭钱。”……

你想这样折腾法，多大的家业能承受得起呢？

王闯安父子折腾了几十年，终于难以再支撑下去，于是决定变卖田产。此时正值嘉庆中叶，泇河韩氏定宗太爷正准备外迁，便一纸契约买下王氏的十八顷地和全部房产。

自此，韩家便在朱楼落地生根，子孙繁衍，而王氏父子，就此搬出朱楼，不知所终。

（注：笔者依父亲讲述整理。父亲今年九十一岁高龄，也许记忆不甚准确。如有不妥，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