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

王先胜在《“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细思量》（《社会科学评论》2005年3月）一文中引述、总结了考古学家关于“五帝时代”的主流观点，本文再引述此内容，以考古学界所获得的结论作为“五帝时代”考古学方面的材料说明：

 

苏秉琦先生1991年在《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一文中说：“考古发现已日渐清晰地揭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为复原传说时代的历史提供了条件……可以这样说：‘中国’的形成经历了共识的‘中国’（即相当于龙山时代或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广大黄河、长江流域文化的交流、各大文化区系间的彼此认同），到理想的中国（三代的政治文化的重组），到现实的中国——秦汉帝国。”（苏秉琦《关于重建中国史前史的思考》，《考古》1991年第12期）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又说：“至迟开始于公元前第三千年中期的良渚文化，处于五帝时代的前后期之间，即‘绝地天通’的颛顼时代。”“考古发现正日渐清晰地提示出古史传说中‘五帝’活动的背景。五帝时代以五千年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大阶段，以黄帝为代表的前半段主要活动中心在燕山南北，红山文化的时空框架，可以与之对应。五帝时代后半段的代表是尧舜禹，是洪水与治水……其后的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与红山文化南北汇合产生了一系列新文化因素和组合成新的族群，他们在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间在晋南同来自四方（主要是东方、东南方）的其他文化因素再次组合，产生了陶寺文化，遂以《禹贡》九州之首的冀州为重心奠定了‘华夏’族群的根基。与此同时，从中原到长江中、下游文化面貌发生了规模、幅度空前的大变化……以西北古文化为一方，以东南古文化为另一方的更大范围的组合与重组，这就是‘龙山时代’出现的文化背景。‘五帝时代’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多支祖先组合与重组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苏秉琦著《中国文明起源新探》145页、161—162页，三联书店1999年6月北京第1版）可见在1990年代的十年间，苏秉琦先生对“龙山时代”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衡定的。

严文明先生1989年在《东夷文化的探索》中将古史传说中的太昊、少昊、蚩尤与大汶口文化晚期联系起来，并且将蚩尤与黄帝、炎帝的战争也放在这一时期，其年代大约不超过距今5000年（严文明《东夷文化的探索》，《文物》1989年第9期）。1992年，严文明先生在《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中认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大致相当于史书记载的五帝时代。他将铜石并用时代早期（前3500年—前2600年）与“五帝”中的黄帝、颛顼、帝喾（此外还有炎帝、蚩尤）视为同一时期，而铜石并用时代晚期（前2600—前2000）则很可能就是文献记载的唐尧时代（严文明《略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文物》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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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资料是来自于考古学界的研究成果，基本的结论是“五帝时代”是一个万国或万邦林立的时代，五帝时代各集团间频繁的战争反映了五帝时代是社会趋向统一的重要历史时期，同时，获得的一个重要结论是“《尚书·尧典》、《禹贡》、《左传》、《史记·五帝本纪》等文献关于黄帝以来的基本历史和政治疆域的记载是正确的”（《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纪要》，《考古》1992年第6期）。对于这一结论，诸多古籍记载也作出了证明，《荀子·富国》篇载：“古有万国。”《汉书·地理志》曰：“昔在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时“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左传·襄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战国策·齐策》：“大禹之时，诸侯万国。及汤时诸侯三千。”《吕氏春秋·用民》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汤而三千余国。”《吕氏春秋·爱类》载大禹治水时“于东土所治者千八百国”。《逸周书·殷祝解》载：“汤放桀而复亳，三千诸侯大会。”《史记·周本纪》记载周武王九年：“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会盟者八百诸侯。”《帝王世纪》曰：“至于涂山之会诸侯，承唐虞之盛，执玉帛亦有万国。……逮汤受命，其能存者三千余国，……至周克商，制五等之封，凡千七百七十三国，……其后诸侯相并,当春秋时尚有千二百国。……至于战国,存者十余。”《吕氏春秋·观世》曰：“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晋书·地理志》也记载周初封诸侯“凡一千八百国”，“春秋之初，尚有千二百国……而见于《春秋》经传者有七十国焉”。《战国策·赵策三》也记载：“今取古之为万国者，分以为战国七。”这说明，在黄帝之时的“万国”是形势发展的一个高峰，在此之前众多的氏族部落已经基本完成了向诸侯方国的转化，从而形成了万国林立的局面，在此之后是诸多诸侯方国之间的相互兼并融合，由大禹之时的万国发展到商汤之时的三千诸侯，所以，自黄帝之后的五帝时期，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是诸侯方国之间的兼并融合和诸侯方国之间利益维护秩序的确立，也就说，五帝时期社会发展的主题是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以最终确立起一种强有力的利益维护秩序，维护达到势力相对均衡状态下诸侯方国之间的既有利益，随着兼并的逐步加深，诸侯方国基于既有利益的维护对这种历史发展的要求就越强烈。本文仅是从这一历史时期在社会演进中的地位着手探寻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从而把握当时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社会文化的本质内涵。

《商君书·画策》记载：“神农之世，男耕而食，妇织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农既没，以强胜弱，以众暴寡，故黄帝作为君臣上下之义，父子兄弟之礼，夫妇妃匹之合，内行刀锯，外用甲兵，故时变也。”《淮南子·览冥训》载：“夫圣人者，不能生时，时至而弗失也。……则是所修伏牺氏之迹，而反五帝之道也。……伏戏、女娲不设法度，而以至德遗于后世。”《淮南子·汜论训》载：“夫神农、伏羲氏，不施赏而民不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废法而治民。”《白虎通义·辟雍》引“《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庄子·外篇·天地第十二》载：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为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立而问焉，曰：“昔尧治天下，吾子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辞为诸侯而耕。敢问其故何也？”子高曰：“昔者尧治天下，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畏。今子赏罚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后世之乱自此始矣！夫子阖行邪？无落吾事！”由于维持社会统一秩序的部落联盟制度对社会统一的维系力量的薄弱和不足，导致社会发展的另一个主题便是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向社会统治功能的转化和加强，以更好地维护既有利益享有阶层的利益，所以五帝之时到国家出现之前的一段时期是社会统治功能逐步加强的时期。在这一时期颛顼“绝地天通”改革是将神权集中收回的标志，神权的集中是社会统治功能加强的体现，也是社会统治权力加强所借助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上古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是氏族部落和诸侯方国的整体利益向其首领私人利益转化在上层建筑上的反映，因为私有制的发展，使得氏族部落首领占有越来越多的资源，他们对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组织是带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社会行为，同时，诸侯方国之间也存在相互兼并融合，这对其既有利益也构成了严重威胁，为了维护这一特定阶层的利益，必定会在上层建筑中加强其统治功能，这种统治功能的强化是导致国家产生的重要内在因素。三皇之统一局面的产生是对各部落资源争夺分配既有利益的秩序维护，随着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无论是各氏族部落的集体利益还是部落首领的私人利益，其发展的一个最终结局便是社会分化的产生导致的氏族贵族阶层和诸侯方国的产生，他们由部落集体利益的代表逐步转化为私人利益或本氏族利益的代表，他们成为新条件下社会的主导力量，成为推动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和社会政治活动的倡导者，因为他们要在政治领域即上层建筑中体现和维护他们新的利益，于是他们便成为社会权力组织中最重要的成员，社会权力机构体现的便是这一阶层的利益要求，社会存在就是通过这种形式和途径影响着社会意识，生产力也正是通过这种形式和途径决定着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体现着这一新兴阶层的利益要求。

五帝时期是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向统治功能过渡、转化和加强的时期，社会的统治功能逐步加强，这种转化和加强的结果便是国家雏形的形成。《新论》：“无制令刑罚谓之皇；有制令而无刑罚谓之帝；赏善诛恶，诸侯朝事谓之王；兴兵约盟，以信义矫世谓之伯。”反映了这种社会统治功能逐步加强的过程。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对立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史记·五帝本记》对黄帝战争的记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候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氏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候咸来宾从。蚩尤最为暴，莫能征。”“蚩尤作乱，不用帝命。于是黄帝乃征师诸候，与蚩尤战于逐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候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黄帝代神农而被诸候尊为天子，说明神农氏之统一局面对诸候之间利益分配格局被打破，从而“诸候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所以黄帝对诸候的统一是以武力统一社会的功能和行为，体现了社会整体对统一的需求，以武力维持一种统一的局面，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体现了社会整体的意志，已经是具有国家性质的行为。轩辕氏黄帝“习用干戈”的目的是“以征不享，诸候咸来宾从”，“享”是国家贡赋的最初形式，是诸候与部落联盟首领之间被领导与领导关系的体现，是中央与地方之间关系的体现。及至大禹之时，大禹奉帝舜之命平定水土，大禹平定水土的同时，根据各地土地情况确定贡赋的等级标准。“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致功，至于衡漳；其土白壤；赋上上错，田中中；……”“济，河潍沉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泽，雍、沮会同，桑土既蚕，于是民得下丘居土；其土黑坟，草繇木条；田中下，赋贞，作十有三年乃同，其贡漆丝，其篚织文；浮于济、漯，通于河。”“海岱维青州：堣夷既略，濰、淄其道。其土白坟，海滨广潟，厥田斥卤。田上下，赋中上。厥贡盐絺，海物维错，岱畎丝、枲、铅、松、怪石，莱夷为牧，其篚酓丝。浮於汶，通於济。”“唯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海，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不失厥宜。”“自虞夏时，贡赋备矣。”说明大禹之时已经在九州各地普遍地征收贡赋，这是国家机构存在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职能的雏形之一。对天文历法的修订是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内容，帝尧时“乃命羲和，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对天文历法的测定，是从属于农业发展的需要，这项活动只能属于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一部分，而不可能是纯粹个人的行为或某一氏族自发的行为，羲和是重、黎之后，世掌天文，在三代时期其职能也基本未变，这项职能体现的是国家职能。颛顼时代进行“绝地天通”改革，使重和黎分管天与地，凡民间有什么要求均由黎去收集，然后再通过重向天神报告。重和黎成为专任大巫，通神的特权为少数人掌握，宗教神权的集中到了社会管理机构的最上层，“于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舜乃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遂类于上帝，堙于六宗，望于山川，辩于群神。”《史记》所记最高首领继位之礼与天文历法日月四时及宗教神权的结合，是确立其至高无上地位及最高管理权的有效办法和象征，神权的集中是社会统治功能加强所借助的有利手段和途径。《系辞传》关于伏羲八卦的发展中说：“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就是伏羲八卦与宗教神权的相结合即统治权对通神之权的借用。“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过，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把常用的刑律刻在器物上，用流放来宽赦触犯五刑的罪犯，用鞭刑作为官府的刑罚，用戒尺作为学校的刑罚，金钱可以用来减赎刑罪。无心之过或因灾害造成的犯罪可以赦免，对屡教不改的犯人就严施刑罚。谨慎啊，谨慎啊，对于刑法要特别慎重！这已经属于国家机器、国家政权统治机构的重要内容。到羲和因酗酒而荒废其测定天文历法的职能而被斩杀，说明其职能已经转变为国家职能的一部分，是社会服务职能强化而不可荒废的证明。《韩非子·难势》曰：“夫弩弱而矢高者，激于风也；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于众也。尧教于隶属，而民不听；至于南面而王天下，令则行，禁则止。由此观之：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御贤者也。”从这段文字中尧身份地位及其影响的变化反映出权势的存在，代表了政权和统治功能的存在，这些都说明了社会公共服务职能向统治功能的转化和加强，这种转化和加强的最终结果是导致国家的产生。

五帝之时历史发展的主题是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黄帝对天下的统一，在社会制度上是建立在部落方国联盟制度之上的，在黄帝之后在社会制度方面最重要的是实行“禅让制”，及至夏启废除“禅让制”而“家天下”，国家机器正式产生。所以有必要对“禅让制”、对从部落联盟制度到“家天下”的转变作一个深入而客观的了解，从而正确对待这一历史时期的历史属性和发展主题，从而正确认识社会统治功能的加强是如何最终导致国家的产生的。

首先，我们从黄帝之后其继任者来看帝位继任的实质。《礼记·祭法第二十三》载：“祭法：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禘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禘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中说：“自黄帝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国号。”“黄帝崩，葬桥山。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是为帝颛顼也。”“帝颛生子曰穷蝉。颛顼崩，而玄嚣之孙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高辛者，黄帝之曾孙也。高辛父曰蟜极，蟜极父曰玄嚣，玄嚣父曰黄帝。”“帝喾娶陈锋氏女，生放勋。娶娵訾氏女，生挚。帝喾崩，而挚代立。帝挚立，不善，而弟放勋立，是为帝尧。”“虞舜者，名曰重华。重华父曰瞽叟，瞽叟父曰桥牛，桥牛文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穷蝉，穷蝉父曰帝颛顼，颛顼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从穷蝉以至帝舜，皆微庶人。”“夏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鲧，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为人臣。”可见黄帝的后继者全是黄帝的子孙，分为了颛顼和帝喾两大支系。“禅让制”其实质是在黄帝直系子孙中选拔继位者的，在其后世子孙中选取有德行的人作为其继任者最根本的还是维持其氏族对整个社会的统治，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取信于天下诸候，这种方式的采取，是为了巩固其后继者的统治地位，是保证其政权稳固而采取的措施。如果说“禅让制”还不足以反映出五帝之时统治功能的加强，从《史记·三代》中司马迁关于张夫子与褚先生的论述可看出政权家族化的趋向和帝王对“天命”的认识及对后世子孙承继“天命”的有意安排和培养。褚先生曰：“孔子曰：‘昔者尧命契为子氏，为有汤也。命后稷为姬氏，为有文王也。太王命季历，明天瑞也。太伯之吴，遂生源也。’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舜、契、后稷皆黄帝子孙也，黄帝策天命而治天下，德泽深后世，故其子孙皆复立为天子，是天之报有德也。人不知，以为汜从布衣匹夫起耳。夫布衣匹夫安能无故而起王天下乎？其有天命然。”译文为张夫子问褚先生：“《诗经》上讲契、后稷都是没有父亲就出生了。现在考察各种传记都说有父亲，父亲都是黄帝的子孙，这不是与《诗经》的说法相违背吗？”褚先生说：“不是这样的。《诗经》讲契生于燕卵，后稷生于巨人之迹，这是为了体现他们有天命精诚的意思罢了。鬼神本身无法成形，必须依靠人才能降生，怎么可能没有父亲就出生呢！一方面说有父亲，一方面没有父亲，以信传信，以疑传疑，所以两种说法并存。尧帝知道后稷的子孙以后会称王，所以增加他的封地为一百里，他的后代经过将近一千年后，到文王时而拥有天下。《诗传》说：‘汤的祖先是契，没有父亲就生下来了。契的母亲和姐妹们在玄丘水中洗浴，有一只燕子衔着蛋，蛋掉下来，被契的母亲得到了，因而把鸟蛋含在嘴里，不小心吞了下去，随后就生了契。契生下来后很贤能，帝尧立他为司徒，赐他姓子氏。子的意思是兹，兹就是更加发展壮大的意思。诗人赞美歌颂道：殷的土地广大无边，上天命令燕子降生，因而产生了商朝。”商是质朴之意，为殷国号。文王的祖先是后稷，后稷也是没有父亲就出生了。后稷的母亲是姜嫄，外出时看到巨人的脚印，就去践踏它，知道自己有了身孕，便生下后稷。姜嫄认为后稷无父而生，很看不起他，就把他抛弃在道路上，牛、羊经过时都避开而不践踏。又抱起他丢进山中，山民抚养了他。又把他丢进大泽，群鸟用羽翼为他垫盖并衔食喂他。姜嫄觉得很奇怪，这才知道他是上天降生的孩子，于是抱回来把它养大。帝尧知道他的贤德和才能，立他为大农，赐他姓姬氏。姬，是本源的意思。诗人赞美并歌颂说：“当初生养了周民。”刻意地修饰和赞美他的功业，来称颂周朝的先祖后稷。孔子说：“从前帝尧赐命契为子氏，是因为他的后代有汤。赐命后稷为姬氏，是因为他的后代有文王。太王命季历嗣位，是表明上天的祥瑞。太伯逃到吴地，是为了周室的大统得以绵延不绝。天命难以言传，如果不是圣人就无法看到。舜、禹、契、后稷都是黄帝的子孙。黄帝顺应天命而治理天下，德泽深深地造福于后世，所以他的子孙都重新即位为天子，这是上天对有德之人的报答。人们不明白这一点，还以为他们只是从布衣平民起家呢。布衣平民怎么能无缘无故就兴起而统治天下呢？必定是有天命才会这样。”这里面关于契生于燕卵，后稷生于践踏巨人脚印，这些都是上古之时天命鬼神思想在圣人身世上的演化，是对其后代能够承受“天命”即天子位的附会，最重要的是中古圣人对上古帝王“天命承传”思想观念的体察和理解。上古之帝王看到了社会统治权力的不稳定，有其更替性，这正是因为帝王之社会统治权力起源于部落联盟制度又丧失于部落联盟制度，上古社会统治集团是由众方国、氏族部落中势力较强大的族团部落中产生的，各氏族部落之间的势力是不均衡的，他们在不停地发展、壮大和衰亡，其势力均衡状况是不断变化的，在经过世代发展之后，新的势力对比不均衡状态又会产生，新产生的势力强大的族团部落就成为社会统治集团，三皇之间的相继更替就是史实证明。帝尧正是深刻认识到了这种社会发展的规律，因此封给契七十里封地，封给后稷一百里封地，以让其发展。“贤能”促成的是建立功业，能够发展壮大，故能在下一轮新的势力竞争和资源争夺、分配过程中成为部落联盟制度的首领，成为社会权力结构中的新统治集团，这也是三代时期“天命承传”思想产生的根源所在。《史记·殷本纪》引《汤诰》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具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三公因为有功于民，所以能够发展壮大，占有竞争优势，所以拥有较多资源，“故后有立”，在各部落资源争夺战争中重新分配资源，成为部落联盟中的新首领。“天命难言，非圣人莫能见”，“天命”难以言传，如果不是圣人就无法看到，圣人为什么能够看到？他看到了什么？只能是他了解社会统治权力产生的根源、机制和规律，并为贤能子孙准备了发展的充足条件，这就是“天命使然”。《史记·天官》曰：“……是以孔子论六经，纪异而说不书。至天道命，不传；传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虽言不著。”译文为：所以孔子在编次六经时，只记载异常情况，而不录他们解释异常情况的观点。至于天道性命，也不轻易传授；即使传给某个学生，也不给予解释说明，因为给不合适的人传授解说，即使给了解释，他也不会明白的。圣人的意图显而易见。契和后稷都是帝尧的同父异母兄弟，尧封契和后稷是对黄帝后世中两大支系之一帝喾支系势力的培植，但在“禅让制”的传统势力影响下仍然将帝位传给了颛顼支系的舜，到了舜时将帝位传给了同属颛顼支系的禹，而到禹时就将帝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说明尧看到的仍是源于部落联盟制度产生机制、社会首领不断更替的天命承传规律，舜较尧更进一步不但培植自己所在支系的势力，而且将帝位传给了自己所在的颛顼支系的禹，到禹时是政权家族世袭制的必然趋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使禹将帝位传给了自己的儿子启，说明此时已处于禅让制到世袭制的过渡阶段。《韩非子·外储说》载：“禹爱益，而任天下于益，已而以启人为吏。及老，而以启为不足任天下，故传天下于益，而势尽在启也。已而启与友党攻益而夺之天下，是禹名传天下于益，而实令启自取之也。”《古本竹书纪年》：“益干启位，启杀之。”这就是说大禹实际上已经为启夺取天下作好了铺垫，为“家”天下的实现作了准备，只不过碍于前制而采取了迂回的办法，关于此段历史《史记·夏本纪》曰：“及禹崩，虽授益，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故诸候皆去益而朝启，曰：‘吾君帝禹之子也。’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是为夏后帝启。”再者，在继承帝位时，舜让位给尧的儿子，禹也曾让位于舜的儿子，《史记·五帝》载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说明尧舜时期就已经有世袭制的趋势了。社会统治权的世袭已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这种稳定的政权世袭方式是更适合诸候利益要求的，其实质是部落联盟制度这种维系利益秩序的上层建筑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它对社会统一秩序维系力的薄弱与社会统治功能日渐加强的历史发展潮流是不相容的，已经不能满足于诸候阶层新形式下的利益要求故而被历史淘汰。诸候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要求已经转变为两个方面，一是克服部落联盟制和禅让制利益秩序维护的不足，二是迫切需要加强社会的统治功能以维护他们在占有资源后对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组织，个体劳作和贫富扩大已经完成了社会分化，诸候们也已经完成了身份转化，作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导阶层，他们的利益需求也发生了转变，历史的要求已经改变，与之对应的上层建筑的根本职能也要发生改变，这就需要新的社会政权组织形式来代替原有的社会制度，这种新的政权组织形式就是国家机器。“……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哉，作《甘誓》”这次战争发生在氏族社会向奴隶社会转变的时刻，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已被世袭制取代，旧势力不甘心权力的转移，发动反击，但启依靠强大的武力用战争保证了世袭制的确立。这次战争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这反映了新旧两种势力矛盾的不可调和，也说明世袭制的确立是对旧有制度的根本性的变革，是以强有力的统治功能结束了原有的秩序并开始了新的统治秩序。

益也是作为旧势力的代表，对于“益干启位，启杀之”益启之间的争斗的性质与意义，江林昌教授《中国上古文明考论》引已故学者孙作云先生十分精辟的分析：

 

禹老了以后，沿袭自古相传的酋长选举制度，先把职位（王位）传给伯益，但实际上是把王位传给儿子启。这就引起了伯益与启争位的战争……。谁都知道，酋长选举制是氏族社会原始共产主义生产关系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而王位父子继承则是财产父子继承的私有财产制度在上层建筑中的反映。伯益不达世变，妄想走老路，失败被杀，是必然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旧的氏族社会的风俗习惯，已经不能维持了，必然地要被新的国家组织所代替。

 

中国上古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之上的，农业经济基础的发展是决定社会形态及其发展变化的根源。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社会生产组织方式的基础，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社会的生产组织方式，生产力对社会生产方式组织的决定作用是通过生产工具的改进所导致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来体现的，所以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引起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决定了上层建筑之社会组织形态的存在和变化。这一过程的实现是，一种较高效率的生产方式会促使各种社会资源逐渐进入它的生产体系，并使这种生产方式的最大受益者阶层推动形成维护他们利益的社会组织形态。而当另一种更先进或效率更高的生产方式产生后，它要组织原有社会资源进入自己的生产体系，这与旧有状态要产生矛盾对立，所以这一阶层要推翻打破旧有组织形态以建立新的组织形态，这是新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与旧利益的最大受益者之间的斗争、较量，反映在上层建筑之社会组织结构上，便是社会制度的更替发展。上古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为：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上古之初先民实行集体劳作，与之对应的社会组织结构是原始公社。在生产发展之后，个体劳动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集体劳作方式解体，代之以个体化劳作方式，这便形成了氏族公社之上层建筑。由于以青铜为代表的新工具的出现，生产力提高，集体生产的生产效率又高于个体劳作的生产效率，于是集体生产方式逐步又取代个体劳作，这便是奴隶制生产方式，这一过程的实现是通过贫富分化和氏族部落、诸侯方国之间的兼并形成了社会分化使大部分个体劳动者失去生活资料和一定阶层掌握大量生产资料、资源来完成的，在上层建筑上这就是奴隶制国家的建立，奴隶制国家的出现就是维护诸侯方国之间利益秩序的需要。随着铁器生产工具的产生，个体劳作的生产效率及积极性促使个体劳作的方式又要取代奴隶制集体劳动生产方式，这造成了奴隶制解体和封建制度的产生，人类社会的这种演化进程及规迹与上古社会对应比较，就会发现三皇五帝时期是促使国家产生的各种历史条件因素逐步积累和形成的时期，种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便是三皇五帝后期国家的最终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