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易源流考》第二章 历史背景：三皇五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
一、三皇“王天下”的实质
按照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的客观真理，八卦的初创者伏羲是三皇五帝之首，要充分深入了解八卦这种文化载体产生的实质，就要对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有一个深入的了解，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考察三皇五帝时期历史发展的主题，以便充分掌握那个特定历史阶段下的社会存在。
由于上古文献的缺乏，要还原那段久远的历史，就要根据有关社会发展的理论和规律，参考沉入上古文献之海的有限点滴资料、后世可信的史料记载及采用倒推法对已形成定论的历史史实一步步往前推导、论证，以完成对那一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定性，找到特定阶段历史发展的主题。对于上古社会历史、文化研究的内容和方法，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原载：《文物》1999年第10期）一文中指出：
中国古代文明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诸多方面。现在考古学揭示的主要是一个框架结构，具体内容的研究还很不够。例如对古城的研究看起来很热闹，实际内容不多。现在大多数古城仅仅找到一个城圈，城内有什么建筑设施，功能如何？城内和城外的关系如何？是否城都有城墙围护？如果不一定是，又如何确定城的性质？凡此都要进行系统的考古发掘和深入的研究。仅此一例就可以知道要切实弄清楚中国文明的起源，不是短时期可以奏效的，需要有战略的眼光进行长期规划，把重点发掘和普遍勘察结合起来，把田野工作和室内研究结合起来，庶几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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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在一篇短文（注：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第一期，1999年5月）中指出，研究古代文明及其起源，需要以考古学为基础，实行多学科合作，以便进行多角度和全方位的研究。这既是课题本身的要求，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关于考古学研究需要与人类学、民族学和各种自然科学合作已经谈论得很多了，这里不谈，不等于说不重要。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下古文字学和古文献学的重要。因为考古发现的古代遗存，往往涉及到十分广泛的社会历史内容，诸如城郭制度、宫庙制度、陵寝制度、棺椁制度、车马制度、礼器制度乃至各种器物的命名和用途等，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内容，讲文明起源不能不讲这些制度的起源，如果不结合古文字和古文献的研究，这些情况就难以彻底弄清楚。……有人认为强调与文献相结合会丧失考古学的特点，不足为法，我却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的特点和优点，必须发扬。如果把握得好，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古文字和古文献是古代社会上层建筑内容的反映，古文字和古文献的最大价值就是能够提供单纯考古文物所不能提供的历史文化信息，相对于考古文物，古文字和古文献更能够反映古代社会宏观上的发展状态，所以，要了解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演变，对考古文物的认识要参考古文字和古文献的记载，最重要的是对古文献内容的深入认识，是对古文献所反映的社会历史文化本质内涵的深入认识，考古文物起的是参证的作用，考古与文献的结合要反映出对当时社会发展及演进阶段的深刻认识，要找到这种文化现象所体现的历史发展的主题和内涵，在获得这种深刻认识的基础上，又用这种深层的认识和结论来指导、支持考古和文献的研究，从而形成循环推进，这是形成推动对古文明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动力，缺少任何一个环节，马车既不会顺利地往前走，也不会毫不偏离方向地到达目的地。
关于三皇五帝时期的信史资料，尤其是三皇时期的资料记载，由于孔子及司马迁对之感到荒诞不经故不予记载。上古文献关于此段史实的记载是与神巫文化结合在一起的，伏羲人首蛇身形象是对其身份的神化，“蛇”在《山海经》所记的神巫文化中是沟通“神灵”的工具，是人具有通神之权的象征，蛇的化身在神巫文化中是能够沟通神灵具有神权的象征，后世之人对这种特性了解不够深入，又因孔子不谈论怪异、暴力、淫乱、鬼神，②故而造成孔子等人对此时期的上古文献进行删除不予整理。《史记·五帝》太史公曰：“学者都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意思是说学者们多称说五帝，但五帝的时代太久远了，然而《尚书》只记载尧以来的史事，其它各家所叙说的黄帝，文字不雅驯，有学问的人也很难据以说个明白，关于上古三皇五帝之时的史料记载，虽然带有神巫色彩看似荒诞不经，但孔子及司马迁关于此段历史史料记载斟酌不定的态度，说明春秋战国及至汉司马迁之时这部分资料还曾经存在过，只不过因怪诞难解而未予整理记载，《山海经》是神巫文化的文字记载，里面既有神巫文化又有关于五帝之时史实和世系的记载即是证明。《国语·楚语》记载：“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世叙天地也，而别其分主者也。”“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堙法之服，而敬恭明神者，以为之祝。”这些都是对上古社会之上层建筑内容的记载。《系辞传》作于孔子时代，最晚也在汉之前，他们关于三皇史实的记载，虽然出于各种不同的目的、意图，但是关于三皇的创造发明等基本史实是其对整个上古社会作出的重大贡献，这些都是对其功绩的表彰，应有所本，不会有误。《史记》对上古历史的记载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又是三皇之末皇，是三皇五帝时期重要过渡阶段的一位大首领，是社会统一局面的完成者之一，关于上古社会上层建筑重要内容较为准确的记载都是从这儿开始的，所以要分析三皇五帝之时的社会属性、所处的历史阶段，就要充分注意此历史阶段的史料记载对上层建筑结构内容的反映。对上古史料的借鉴只应用于大时间跨度内历史属性的把握而不应用于具体年限、史实的确定。通过对三皇五帝时期历史发展主题的确定，以反映出当时的历史存在从而取得对特定历史发展阶段文化形态产生、发展实质的认识。
恩格斯对私有制产生根源的定性分析为：“一种所有制打破旧有的所有制，以确立这种代表他们利益的新所有制就是私有制。”在私有制产生后，出于对资源的争夺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导致战争从此产生。《吕氏春秋·荡兵》对权力起于战争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是：“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长”、“君”、“天子”是出于维护秩序的需要，是针对资源争夺而出现的维护既有利益的需要。对资源的争夺、分配和对既得利益的维护决定了上层建筑即社会结构的基本形式和结构。《吕氏春秋·荡兵》与恩格斯所说就是这种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结果，对资源的争夺是促进社会统治权力产生的根源和动力，社会统治权力的产生又是对既得利益进行维护的需要，这两种作用共同促成了上古社会由氏族部落之间由相互侵伐而逐步走向统一。……
所以，对历史发展阶段的深入认识，更多地是借助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来实现的，因为物质文明更多地是反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更多地是反映生产关系的发展阶段，当然，并不是否定物质文明的重要作用，物质文明是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建立的基础。治乱的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出现，上古社会就是在治乱的过程中由分散逐步走向统一并呈螺旋式结构向前发展。严文明先生在《文明起源研究的回顾与思考》一文中指出：“在古国时代，各国的关系可能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其中尧舜的国家可能是势力较强而为禹及其后人所继承的。在夏商周时期同样还有许多中小国家，也是有联合，有对抗，有征服，有兼并的。商周都经历过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建立国家以后又分别为夏商所兼并。虽然如此，它们都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地位，等到逐渐强大起来以后，又反过来灭掉夏、商。这种所谓灭也有点像改朝换代，是地方政权取代中央政权，所以文化上多有继承，只不过有所损益而已。这是在中原及其周围发生的事情，也是在古代文献中记载较多的事情。至于其他地方，也曾经历了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也建立了许多中小国家，也有自己的文明。近年发现的岳石文化、夏家店下层文化、三星堆文化、包括大洋洲大墓在内的吴城文化，以及湖南宁乡黄材青铜器群所透露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等，就是最有力的证据。这些国家也发生过联合、对抗、征服和兼并的事情，只不过没有夏商周势力发展得那么大。其中有些势力也曾与夏商周发生过关系，从而为以后建立秦汉那样统一的大帝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讲文明起源不能只讲到夏代以前，至少要包括夏商周，甚至还要包括周秦以后，因为在边疆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还在走着从部落到国家的道路，其中有些甚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以至最后融入伟大的中华民族之中。由于年代较近，相关的文献记载较多，对它们文明化的过程可以了解得比较清楚，对于以前发生的文明化过程还可以有比较研究的价值，所以不可忽视。当然研究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夏代以前或周秦以前。”《尚书·仲虺之诰》曰：“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乱侮之。推亡固存，邦乃其昌。”本诰作于商汤灭夏之后，仲虺为商代大臣，此诰意思是说要帮助贤能的诸候，辅助仁德的诸候，显扬忠诚的诸候，进用善良的诸候，兼并弱小的诸候，攻伐昏暗的诸候，夺取混乱的诸候，轻慢将亡的诸候，应该灭亡的就加速灭亡，可以存在的就帮助它巩固，国家才可能昌盛，这种思想观念正是社会大混乱时其演进趋势及现实的反映。《老子》第六十一章曰：“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于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此节为老子对天下局势大小国现状、发展趋势的分析及各自所应采取的方针和措施，小国最终会并入大国，已成为历史发展的趋势，老子所处的时期正是东周社会分崩离析、列国纷争群雄并起，兼并战争激烈进行的历史时期，这是商周之时知识掌握者对特定阶段社会发展趋势的认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反映，这种认识也反映了上古社会趋向统一的必然进程。借助这些古籍记载，从中可以看出在私有制产生后，正是出于对资源的争夺和分配促使社会逐渐趋于统一，这从诸侯国数目由大禹时的万国到商汤时的三千也可看出，《左转·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吕氏春秋·用民》载：“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于汤而三千余国。”这种统一秩序的出现是出于既得利益享有阶层维护其既得利益的需要，如果不建立一种稳定的社会秩序，一方面不能保证自己的既得利益得到充分保护，另一方面在掌握了一定社会资源的前提下也不能进行正常的社会生产活动，《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所以是两种力量相互交织共同推动着社会和历史向前发展，这两种力量就是对资源的争夺、分配和对既有利益的维护，这也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特定形态。以上认识是对社会趋向统一的社会发展规律的总结，这也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反映，这也正是我们要对三皇五帝时期进行历史定性的原因。无论是哪个阶层、阶级或政治集团的思想观念，归根到底是这样或那样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总是以其特定的方式为它所隶属的那个阶级、阶层服务的，要分析这种思想、文化的具体形态，就必须把它和所处的社会历史联系在一起，并以此为出发点来探寻这种思想文化的产生实质和结构形态。只有运用社会发展的规律才能找到特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实质，也才能发现三皇“王天下”的实质。
要认识三皇“王天下”的实质，就要对三皇时期的整体社会状况有一个定位。王震中先生在其《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现状与思考》（原载《中国史前考古学研究》，三秦出版社，2003年11月出版）一文中指出：
在80年代中期，苏秉琦先生曾提出“满天星斗”说和“古国──方国──帝国”发展模式说，其后又将它们整理在1999年出版的《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按照苏先生的说法，“古国指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红山文化在距今五千年以前，率先跨入古国阶段。以祭坛、女神庙、积石冢群和成批成套的玉质礼器为标志，出现了‘早到五千年前的，反映原始公社氏族部落制的发展已达到产生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组织形式’，即早期城邦式的原始国家已产生”。“古文化、古城、古国这一历史过程在燕山南北地区比中原地区看得清楚得多，而且先行一步。就全国六大区系而言，……不迟于四五千年前大体都进入古国时代，即城邦、万国林立时代”。“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古代中国发展到方国阶段大约在距今四千年前。与古国是原始的国家相比，方国已是比较成熟、比较发达、高级的国家，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所以，方国时代是产生大国的时代。也为统一大帝国的出现做了准备。不过，方国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江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是最典型的实例”(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31～14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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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考古资料和结论说明，在夏代国家产生之前，社会是处于一个万国林立的时代，众多的诸侯方国是国家政权产生的基础。《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墨子·耕柱篇》：“昔虞、夏之盛，远方皆至，贡金九牧，铸鼎象物。”《后汉书·明帝纪》：“昔禹收九牧之金，铸鼎以象物。”资料中所述“远方图物，贡金九牧”是具有原始的国家职能中的赋役属性，其目的是将山川祖先“神灵”之图像著之于鼎，以供人民祭神与“通神”之用，这是国家政权统治功能的加强以神权为重要手段和途径的证明，证明神权是处于国家政权的层次高度上，是国家统治职能的重要内容，这也证明国家政权的早期形态还是以神权为主要内容的。“远方图物”之“物”与“铸鼎象物”之“物”都是指鬼神，《左传》的意思是说，当夏族成为部落方国联盟首领取得国家政权后，就命令各地方国将他们各自所崇拜的山川鬼神画成图画即所谓“图物”，并将“贡金九牧”铸在了象征方国联盟政权的九鼎上，九鼎是国家政权的象征，而作为国家政权象征的九鼎的具体内容便是各方国的“神灵”代表之“图物”，大禹铸九鼎代表的实质是尊重各部落诸侯方国的“神灵”并借以确立起统一的神权，这说明大禹的方国联盟政权代表的是众多诸侯方国的共同利益。所以，在万国林立的局面产生之前，是众多的氏族部落之间相互争夺、融合而升级为诸侯国的历史发展阶段，这是形成万国林立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必由之路，在万国林立的基础上进一步融合、发展，最终导致统一的国家政权产生。在私有制产生后，资源的争夺、分配和对既得利益的秩序维护是社会走向统一的内在动力，部落之间通过对资源的争夺和兼并战争而走向统一，各部落对资源的占据、扩张和争夺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导致最终确立起一种秩序，以维护其既得利益。《庄子·缮性》载：“及燧人氏、伏羲氏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部落联盟制度的产生是部落战争走向统一进程中的一种中和、妥协的结果，是部落战争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基本形成势均力敌、互相抗衡局面的结果，他们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而通过推举一位势力较强的部落首领作为部落联盟首领，以建立一种维护统一的秩序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资源最终统一到“王”的名下，“王”对天下的取得是对天下资源的取得，是通过完成对社会的统一而逐步、逐级实现的。伏羲“初造王业”成为部落联盟的大首领，这种部落联盟制度就是当时氏族部落、诸侯方国相互争夺达到相对均衡状态而确立起来的维护他们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国家的出现是在三皇五帝后期，以夏启废除“禅让制”而“家天下”为标志的，国家的产生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统一局面的产生及促使国家机器产生的历史因素的积聚生成，所以三皇伏羲、神农、黄帝时期为社会趋向统一、形成万国林立局面的历史时期。伏羲、神农、黄帝是上古之时各自氏族部落的首领，又是部落联盟的大首领，这三位首领在部落联盟中的首领位置是依次更替的。《系辞传》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作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史记·五帝本纪》载：“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是为黄帝。……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汉书·地理志》曰：“昔在黄帝……画野分州，得百里之国万区。是故《易》称‘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书》云‘协和万国'，此之谓也。”《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汉画像石也有铭文记载：“伏羲仓精，初造王业。”当世之时的“王业”实际上就是各部落的统一并通过部落联盟制度来维系部落之间的统一局面。三皇之间部落联盟首领位置的相继更替说明在其部落势力强盛时完成了对各部落的统一，提供了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统一局面，但随着时势发展当该部落势力衰落时，部落联盟首领的位置便被后起的势力强大的部落替代，首领的产生还带有共同推举的性质，说明这个势力强大的部落能够成为联盟首领是得到各部落首领支持的，这种秩序是以势力强大的部落为主导力量来提供的，并且符合各部落首领的利益要求，这是各诸侯部落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结果。三皇之时是氏族部落社会大变动并且逐步趋向统一的历史时期，部落之间势力发展、更替极其频繁，这是随着生产的发展在私有制和私有财产的刺激下，因势力发展不均衡而要求对社会资源重新进行分配，各部落的首领们在基本完成对资源的争夺和分配之后，便要求提供一种相对稳定的秩序来维持其既得利益，这种秩序的产生和提供是靠共同推举一位势力较强大的部落作为联盟的首领来实现的，这种状态出现的原因是私有制的发展促使对资源的争夺和分配达到相对稳定的均衡状态，出于对既有利益的维护，而谋求确立一种统一的秩序，以停止部落之间的进一步相互侵伐，但是当世之时任何一个部落都没有足够的力量完成对全体部落的统一，而只能是共同推举一位势力较强大的部落形成部落联盟以维护各自既已取得的利益，这是对既有矛盾进行妥协、调和的产物，势力强大的部落对这种制度的遵从说明他也只能安于既有利益而不能兼并天下的部落、诸候，这是他们共同瓜分、争夺、分配社会资源的势力相对均衡的产物，是维护他们共同利益需要的产物，部落联盟制度就是维护各部落或其首领们既得利益的社会秩序，这就是部落联盟制度在那个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存在的实质。各部落首领已经是资源争夺和分配的最大受益者和利益的共同享有者，他们已经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阶层和主导阶层。《史记·殷本纪》记载：
汤归至于泰卷陶，中纻作诰。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后稷降播，农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
这段记载的译文为：汤返回途中到达了泰卷，仲虺制作了诰命。已经废除了夏所承受的天命，回到亳，写作了《汤诰》：“三月，王征伐夏桀归来到达了京都的东郊。告示四方诸侯和各地的首领：‘要是谁不去建立对民众有益的功业，勤奋努力地对待你们的事业，我就要重重地惩罚你们，谁也不要埋怨我。’说：‘古代的禹、皋陶长久地在外面奔波辛劳，这样就对民众建立有功业，民众因此有了平安。东边修治了长江，北边修治了济水，西面修治了黄河，南边修治了淮河，四条大河都已得到治理，千百万民众才有了安居之处。后稷坤降下播种的教诲，农地就种植了百谷。禹、皋陶、后稷这三公都对民众建有功业，所以他们的后代都能够建国立业。从前蚩尤和他的大夫们对百姓作乱，上帝就不给帮助，有这样的先例在。先王的言论不可以不用来自勉。’又说：‘如果干了违背道义的事情，就不允许前往你们所在的国家再做诸侯，你们谁也不要怨恨我。’”用这样的言辞来告诫诸侯。《左传》记载：“无骇卒，羽父请谥与族。公问族于众仲，众仲对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士而命之氏，诸侯以字为谥，因以为族。官有世功，则有世族，邑以如之。公命以字为展氏。”《史记·秦本纪第五》记载：“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適者，以和西戎。”《礼记·祭法第二十三》记载：“天下有王，分地建国，置都立邑，设庙祧坛，单而祭之，乃为亲疏多少之数。”《周礼·天官冢宰》记载：“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伯翳因给舜主管牲畜有功故“有土，赐姓嬴”，即建立诸侯国。《吕氏春秋·观世》也记载：“周之所封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史记·殷本纪》和《史记·秦本纪第五》的上述记载一方面说明诸侯方国是社会的主导阶层，他们肩负的职责是“有功于民”，对民众提供有利于生产、生活的条件和职能，存在的激励机制是对民众建有功业他们的后代都能够建国立业，这也说明这一阶层在当时的社会结构中所享有的优越性和优势地位，他们是社会资源的拥有者从而还是社会生产的组织者，另一方面说明，诸侯部落方国的大首领对各诸侯方国具有管理职能，既是他们利益的代表，又维护着他们之间的利益秩序，当部落联盟的大首领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不能担当起这一职责，便会丧失“天命”，被新的诸侯方国所代替。正是这种社会存在、历史发展的阶段水平、历史条件，决定了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上层建筑的基本形态，这也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结果。这种部落联盟制度即是上古社会上层建筑的主要内容，它的特点又决定了对社会统一秩序维系力的薄弱，在各部落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后，部落之间的均衡状态又发生变化，作为联盟首领的部落势力也发生变化，各部落都有重新争夺和分配资源的要求，于是新一轮的争夺战争又开始出现。这种争夺和分配资源的结果是又出现一位势力较强大的部落和一批新的部落，这包括被其它部落吞并和吞并其它弱小部落而新产生的部落，他们出于对资源的重新分配和对既有利益的维护于是重新确立新的部落联盟制度，便推举在新一轮竞争中势力较强大的部落作为部落联盟的首领，以维护他们共同的既得利益。在那个历史时期，氏族部落林立天下，统一局面的出现不可能通过兼并战争来一次性实现，而只能是各部落共同推举一位最有势力、威望同时对各方都最为有利的部落首领来完成统一秩序的确立，以达到他们共同的根本目的，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同时发展正常的社会生产，是历史的要求和在历史发展中成就的条件因素促成这样一种历史局面的出现。三皇之王天下，包牺氏世衰被神农氏取代，神农氏世衰被黄帝取代正是这一历史本质的真实反映，这也证明了三皇之王天下其性质是基本相同的，自伏羲初造王业后三皇的身份是相同的，三皇时期的历史属性和历史发展的主题是相同的，是上古社会由分散逐步趋向统一的历史时期以部落联盟制度来完成的社会秩序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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