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经过岁差计算及对星象的考察，发现地支十二字的字形分别来源于公元前4500年—公元前3500年十二辰的星象。十二辰是以斗柄指示正北时，太阳所遮盖星座为首辰，此辰的星象为营室东壁组成的“子”，这便是第一个辰名。而后十一辰据其中主要星象，以北斗斗柄北—东—南—西的顺时针旋转方向为序依次命名。到公元前两千纪年前后时，冬至点已退行了一辰，人们根据实际观测，改称冬至点实际所居的虚危之辰“丑”为“子”，其他十一辰依次顺延，使“子”依旧处于十二辰之首，只是所对应星象发生了错位。战国时期，人们对天象进行了重新观测与记录，发现冬至点已经移到了丑辰，因而树立了冬至点居于丑的观念，使得人们彻底遗忘了十二辰字的来源。
关键词：地支 十二辰 星象 起源
一
最晚从殷商时代开始，我国便持续使用后世所谓的“干支纪日法”，实际上，天干，较早时期的称谓是“十日”，地支则称为“十二辰”，《周礼·秋官司寇》曰：“薊蔟氏掌覆夭鸟之巢，以方书十日之号，十有二辰之号”。而由于北斗斗柄也是绕北极点一年运行一周天，一个月指向一定的方位，因而人们便把天上的十二辰移到了地上，代指地上的十二个方位，这便是后来的十二地支。“干” 与“支”是东汉以后才有的说法，《白虎通·姓名》称“甲乙者干也，子丑者枝也”，是从早期母子之说发展而来的，后来简写为“干”与“支”。本文既要讨论地支十二字的字形来源，就必须恢复它早期的说法，称之为“十二辰”。辰的本义，《左传·召公七年》载：“日月之会是谓辰”，即太阳与月亮每个月的相会（合朔）。虽然从古代天文学发展的历史考察，合朔是一个出现较晚的概念，然而最初的辰应当指月不见时（朔日）太阳所处的不同的恒星背景，因此李约瑟先生将辰解释为“天上的标记点”。正是由于每个月在天上做出一个标记，先民们将一周天的恒星背景分为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称为一辰。知道了辰的本义，我们才能更科学地探讨它们的字形来源。
关于十二辰的字形来源，自古以来众说纷纭，但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这十二字皆为象形字。传统以为，丑象“爪形”、寅象“矢形”、卯象“断物之形”、辰象“缚蚌镰于指之形”、子与巳象 “幼儿之形”、午象“束丝交午”、未象“木重枝叶”、申象闪电、酉为“酒樽”、戌象“古兵器”、亥为 “豕”。 这些说法中所象之物虽与字形较为接近，然而细细推敲，查阅甲骨文，以上十二字除了子字有儿子及与儿子相关的系列含义之外，其他字均特用于地支纪日，甚至直到今天，它们之中绝大部分仍只专用作干支，并无与字形所象之物有关的含义，因而上述说法缺乏相应的文献依据，只能是“望形生义”罢了。
笔者以为，追寻十二字的字形来源，应该在一定的范围内尝试，而不是仅仅形状相似即可。首先，在殷商早期的甲骨文中，十二辰就已经与十日紧密配合来循环纪日，十二辰的体系已经十分完备成熟，这说明，这一纪日体系的形成应在商代以前，而十二辰的字形起源则更是远早于商代。在这个时间界定下，《说文》在月建的基础上对十二字的解释可谓本末倒置，无疑是完全错误的。其他所象之物出现时代较晚的，如以上关于辰字象蚌镰的推测也可以排除。其次，这十二个字既然为一组，且专用于纪日，其内部必然存在着紧密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它们所象之物应是一个系列的，因而之前学界以象形为唯一依据的许多推测就显得过于随意了。第三，从它们最初出现时的纪时功用可以看出，这十二字的字形来源应与时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因而那些与时间无关而只是形状相似的随机物也应该排除。这样，某些学者所提出的象祭祀之物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为先民们常见，存在的历史十分久远，而又基本上保持不变的，必然是大自然中天然形成的较为庞大的事物。且又要与日月运行和时间相关，是一个系列的事物。那么十二辰字形的所象之物究竟是什么呢？庞朴先生对大火历的研究首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视角，他认为十二辰首字“子” 的来源与星象有关。庞朴先生据《左传·召公十七年》“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为大辰，伐为大辰，北辰亦为大辰”的记载指出，北斗、参宿和大火是人们最早用来标志时间的星宿，因而被称为大辰。在此基础上，庞朴先生提出上古时期存在过以参宿和大火为标志的“大火历”。他认为公元前2800年左右，参宿和大火星正分别处于春秋分点上，十二辰之首字“子” 是象参宿之形，而子字被假借为“巳”是因为“高辛氏二子”的传说。虽然笔者不能完全认同其结论，但这一从星象来探讨十二支字字形来源的思路却给笔者很大的启发。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其他十个字形，庞朴先生却认为“多数并无明显理由，不过是借来的代号而已”，因而未能继续探讨。或许同样受到庞朴先生的启发，陆星原先生沿着这个思路，对十二支字进行了系统考察。通过复原星图， 陆氏认为十二支的字形皆来源于 2000年前的星象。如下图：
二
这些星象既与十二辰的字形相像，与时间相关，是一个体系的，且其前后顺序也与十二辰之序一致，完全符合以上的条件，那么，是不是问题就完全解决了呢？十二辰真的到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才形成吗？我们详细考察庞朴先生和陆先生的研究过程和结论，发现其中依然存在着问题。
首先，庞朴先生认为，大火历的形成时间应该在公元前2800年前后，原因是通过岁差计算，认为此时大火处于春分点。然而，若以庞朴先生大火历的另一参照点———参宿（今约89°）处于秋分点为依据来计算，那么大火历的形成时间就至少应在公元前4400年左右。庞朴先生何以以大火处春分点为准，而无故舍弃参宿处于秋分点的时间呢？或许是疑古思潮的影响，庞先生的结论失于保守了。而“子”字的形成若与参宿有关，也必然是参宿处于秋分点，被人们用于纪时指导生产生活时才有可能，那么“子”字的形成也当在公元前4400年左右。
第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缺乏文献依据，陆氏对自己的结论并不确信，而是努力与传统说法加以融通，如其对“子”字字形的推敲，一方面认为其来源于星象营室东壁组成的大四边形，一方面又努力与传统“子”象婴儿之形的说法靠近，认为“营，营生之意。室，妻室、家室之意”，从而靠近生育的含义。然而字形的起源只能有一种，这种努力只能是画蛇添足。实际上，而营室之意也不应与生育有关，而是营造宫室的意思。《诗·睟风·定之方中》：“定之方中，作于楚宫”，便是以秋末冬初，营室黄昏居于正南方时作为造作宫室之期，因而这几颗星得名“营室”。从这时的天象史实考察，“营室”的命名应不早于冬至点居于牵牛之时，即西周后期。而“营室”星名的来源其实与“子”之星象并无瓜葛，完全不必纠结。
第三，陆星原先生为研究十二辰字形起源而复原的星象图是公元前2000年的，原因是认为王亥所处的先商王朝应该生活在约公元前2200—公元前1700。也就是说，陆氏在研究十二辰字形的形成时，已预先认定它们形成于先商时期，即公元前2000年前后。他之所以如此认定，大概是因为此十二字最早也只出现在殷卜辞之中。这里十二辰的星象虽能与十二辰字形相配，然而其中的冬至点的位置仍沿袭《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律历志》的记载居于丑位，这本是春秋战国以后的观测记录，因此其结论不免令人生疑。而且在甲骨卜辞中，十二辰字已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时而单用，时而与十干配合使用，已经十分成熟。我们知道，早期文字的产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从其逐渐出现，到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再成熟地运用，必然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十二辰字的产生必然要远远早于殷商时期。
人们最早产生时间观念是源于对太阳方位及日影长短及方位的观察，而观察太阳和日影必然会同时产生方位的概念。因此，古人们对时间的认知与对方位的认知同步发展，而时间的精确化则以方位的精确化为基础。春分与秋分分别用东与西加以描述，而冬至与夏至则固定搭配于北和南。春、秋二分与东、西的搭配关系来源于对日影的观测，而冬至与北的固定关系还应与大辰北斗的指向有关。冬至之月，影子最长，北斗斗柄正指向北方。因而古人以北为正位，为君之所居，为方位上的起始点，而以冬至点为时间上的起始点。在与十二支相配时，正北位被称为子位，而冬至所在月也被称为子月。既然十二地支是天上十二辰在地上的反映，可知十二辰也当以“子” 为首，与冬至、正北等起始点相对，且十二支与十二辰在某个时间点必定是完全相合的。那么陆氏所复原星图冬至点仍居丑位就存在问题，也就是说他的复原并不彻底。
要使冬至点居于十二辰中的“子”位营室（今约345°）、东壁（今约3°）附近，依据岁差原理推算，此时应当为公元前4600年至公元前 3300年前后，而此时春分点正居于参宿之内。冬至夜半时，天上十二辰与地上十二支完全相配合，如下图所示：
图一 冬至日二十八宿与十二辰配合图
再据陆氏所选星，对十二辰字所对应星象进行考察，据岁差法计算，总合如下表：
表１ 十二辰字形星象对应年代表
由上表可以看出，陆氏所选星体绝大部分为后来的二十八宿，其余也皆为河鼓、轩辕、南北河这样在夜空中耀眼的著名星座，都是极易被人们注意到的，因而通过这些星体来指示时间、方位， 进而被描摹出图画流传，最后作为文字加以定型，是极有可能的。然而，从通过岁差法计算的结果来看，这一系列文字与这些星象相符合的时间则多处于5600年至6500年之间，即公元前4500年—前3500年。这时，华夏民族还处于新石器文化时期，是否具备这样的天文素养？能否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呢？
三
《尚书·尧典》曰：“（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正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所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上古时期，日月星辰是先民们生产生活最主要的参照物。先民们很早以前，已经注意观察天空，从而积累了丰富的天文知识，利用它们标志时间以指导生产生活。这一点在近年来考古所发现的器物中也多有展现。
内蒙古敖汉旗小山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前4000年）出土的尊形器上的“鸟”“鹿”“猪”形象（图二），有学者视其为公元前 5000—前 4000年左右二分日时的天象（恒星背景）记录。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约公元前5000年—前4500年）出土的平底倒梯形（斗魁形状）的陶钵上所绘带有圆形星饰的猪图像（图三），有学者以为是寓意北斗星官，猪腹部星饰正是当年的北极星。
冯时等人对河南濮阳西水坡45号墓（图四）的研究表明，早在公元前4500年左右，人们就已经建立了使用北斗和参商二宿授时的方法，并且已经产生了利用髀骨测日影的方式。
公元前5000年—3300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出土遗物上的日鸟合璧图案（图五），说明他们对太阳运行的关注。其中陶豆盘内底所刻日鸟图像以四鸟相绕于圆日上，鸟头分指四方，表明当时已经开始注意到太阳运行轨道随时节的变化而有不同，使我们联想到后世以四方主四时的观念。由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约公元前4000年—前3000年）中出土的大量采用大火形象作图案的彩陶（图六）可知，早在公元前三、四千年左右时，人们对天象的观察已相对发达，掌握了许多天文知识，并且已经大量采用星象作图案，甚至已经产生了与大火星相关的联想。而辽宁建平牛河梁发现的“积石冢”Ｚ３ 三环石坛和 Ｚ２ 三重方坛（属红山文化，碳十四测定约为公元前3000年），经测算，与后世盖天理论相合，因而被视作最早的“周髀”。可以说，这些器物的出土，实在令我们惊讶于原始先民们对天象的关注，以及因此而积累的丰富的天文知识。
随着文明的发展，天文知识的表现形式从图画逐渐转变成象形文字，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20世纪末于安徽蚌埠所发现的双墩文化遗址，距今约七千年左右，也即是公元前五千年左右人类活动的遗迹。其中出土600余件带有刻画符号的陶器，被认为是汉字的早期源头之一。在这些刻画符号中，就有涉及日月等天文历法的内容。正如李伯谦先生所说：“文字起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而“9000—4000年前为文字起源和初步发展阶段”。刘凤君先生对骨刻文的研究同样表明，在双墩文化、大汶口文化、仰韶文化出土的陶符刻画与甲骨文之间的1000多年里，文字一直在发展着，龙山文化出土的在骨头上所刻用来记事的文字即为其代表。
这些研究都表明，在甲骨文之前很久，中国就已经开始用文字记事，而记事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日常所观测的天象和所积累的天文历法知识。据目前研究来看，新石器时期的先民们所掌握的天文历法知识至少有以下几类：１．太阳四季不同的运行轨道；２．北斗一年的视运动旋转方向；３． 以心宿、参宿为代表的偕日升落恒星的四季变化规律；４． 四季不同的日影变化规律。虽然目前未有与十二辰相似的刻画符号，但是只要注意到北斗斗柄在一年中的指向变化，将一年时令的变化与星空背景的变化联系起来（如用大火、参宿的变化纪时），那么观测到北斗斗柄在不同时节所指向的不同的星座，不断描摹这些星座的形象，进而在公元前三、四千年时产生这些星座的象形文字——十二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四
正是由于十二辰与地上方位可以严密配合，它们才从天上应用到了地上，成为十二地支。这也同时解决了困扰学界数千年的问题：十二次与十二辰的方向为何是相反的？许多学者认为十二辰的方向与人们假想出的太岁的运行方向一致，即认为十二辰的次序应当是伴随着太岁纪年的出现而形成的，这很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太岁纪年法是为了克服岁星超辰的缺陷而制定出的，则其出现不应早于战国后期，而据甲骨卜辞可知，十二辰的文字以及次序早在商代以前就已经形成。我们现在可以知道，十二次的顺序是以太阳一年的视运动轨迹为依据的，而十二辰的顺序则是以北斗斗柄旋转一周天的顺序（北—东—南—西）为依据建立的，十二次是仰观于天的，而十二辰是俯察于地的，因而十二辰可以应用到地上的方位中，称为十二支，后来又与时间相配，称为十二时辰。十二辰与十二次都是对周天恒星十二个区域的划分，也正是由于二者的次序不同，才有共同存在的必要。
那么，如上所说，既然从十二辰定型到《天官书》成书时，冬至点退行了两辰，为什么《天官书》等的记录中冬至点是居于丑位而不是居于寅位呢？这便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了。由于暂时缺乏资料，笔者只能依据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规律作如下推测，公元前第四千纪前后，十二辰的记号（字形）及其次序逐渐定型，即使当时并未大量产生文字，但它们已经作为固定的符号，普遍应用到记事中了。到公元前两千纪前后时，冬至点已退行了一辰，人们虽不知岁差原理，却根据实际观测冬至前后偕日升落的星象发现了这一改变，因而对之前的传统进行了修改，但由于十二辰已与十日相配应用到甲子纪日之中，因此便改称冬至点实际所居的虚危之辰“丑”为 “子”，其他十一辰依次顺延，使“子”依旧处于十二辰之首，只是所对应星象发生了错位。这是对十二辰原貌的第一次“扭曲”。经过商周两代，这一扭曲后的十二辰名与星象和十二次的搭配关系固定了下来。然而人们却逐渐忘记了这一搭配关系的起源。战国时期，天文学有了较大发展，人们对天象进行了重新观测与记录，发现冬至点已经移到了丑辰，因而树立了冬至点居于丑的观念。 到汉初制定历法时，便沿用了冬至点居于丑的观念。因而《史记·天官书》与《汉书·律历志》等中的记载是冬至点居于丑位。这是与十二辰来源的第二次偏离。
五
基于上述研究，笔者得出以下结论：依据岁差法计算，十二辰字应形成于春秋分点分别位于参商二宿、冬至点位于营室东壁附近的公元前4500年—前3500前后的新石器文化时期。对新石器文化多处遗址的考古研究表明，在这一时期已具备关于太阳一年中在恒星背景下的轨道变化规律的知识、北斗一年视运动变化规律的知识，以及利用一年中不同的偕日升落恒星来纪时的知识。 而十二辰字的形象正是在以上三种天文历法知识的基础上产生的。以斗柄指示正北时，太阳所遮盖星座为首辰，此辰的星象为营室东壁组成的 “子”，这便是第一个辰名。而后十一辰据其中主要星象，以北斗斗柄（北—东—南—西）的顺时针旋转方向为序依次命名。随着文字的不断产生和发展，基于星象而被描摹出的十二辰的字形， 便作为字逐渐被固定下来。而由于十二辰的形成是恒星背景和北斗斗柄的周天旋转的共同结果，因此十二辰的顺序与北斗斗柄旋转的方向一致，即顺时针，而与以太阳轨迹为次序的十二次正好相反。到公元前两千纪前后时，冬至点已退行了一辰，人们根据实际观测冬至前后偕日升落的星象发现了这一改变，便改称冬至点实际所居的虚危之辰 “丑”为“子”，其他十一辰依次顺延，使“子”依旧处于十二辰之首，只是所对应星象发生了错位。 战国时期，人们对天象进行了重新观测与记录， 发现冬至点已经移到了丑辰，因而树立了冬至点居于丑的观念。汉代《史记·天官书》与《汉书 ·律历志》便沿用了冬至点居于丑的观念。这两次偏离最终使得人们彻底遗忘了十二辰字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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