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在學術研究中，“內容”與“版本”原本應該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但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學者大多關注文本內容所隱藏的作者思想，不瞭解或者認為不必要瞭解版本的相關問題；而研究版本的學者則因深陷在版本的鑑定上，對文本的內容不關注或者已無力關注文本的內容。加上學術研究的主流在於對內容的分析，提出創見，忽略了文獻學的重要性，導致二者漸行漸遠，成為表面上互不相涉的學科。但相較於理解內容，版本更亟需學者們的理解。本文希望通過筆者在《儒藏》中心工作的經驗，舉例說明學習文獻學不應該只停留在“糾正錯誤”、“避免錯誤”的階段，實際上我們可以透過理解版本，來發現文獻學更積極樂觀的意義與魅力。
前 言
每一個學科研究的成立，都有其深層的價值與意義，吸引後繼者不斷地投入這個行列中，深化研究的內涵，活絡研究的生氣。學術追求創新思想，但印象中的“文獻學”似乎與這樣的想法背道而馳。學習文獻學的意義在哪裡？教授文獻學的老師告訴我們，有正確的文獻學知識，可以辨別資料的真偽、可以勘正古書資料的錯誤。當然這個答案確實是精通文獻學後最大的獲益，不過，學習文獻學的目的若只圍繞在“糾正錯誤”、“避免錯誤”上面打轉，這樣的學科似乎沒有太大的魅力。
在古籍研究中，“內容”與“版本”原本應該是密不可分的一體兩面，但實際情況卻正好相反。學者大多關注文本內容所隱藏的作者思想，不瞭解或者認為不必要瞭解版本的相關問題；而研究版本的學者則因深陷在版本的鑑定上，對文本的內容不關注或者已無力關注文本的內容。再加上學術研究的主流在於理解內容，進而提出各自的創見，對於版本目錄上的問題，以為是枝微末節，不需花費時間探討，只要引用現成的工具書即可，導致二者漸行漸遠，成為表面上互不相涉的學科。但相較於理解內容，筆者認為更亟需學者們理解的，是版本。
在《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工作的一年，筆者擔任初審、通審的工作，這個表面上看似枯燥乏味的工作，卻讓我們從中領會文獻學研究的極大興味，又能讓我們擺脫停留在“糾謬”階段的消極意義，進而體會文獻學研究的積極意義。是故，有了這篇文章的構想。為了讓讀者能夠更清楚明白，本文所舉的例子，大部分都是筆者在《儒藏》中心審稿時，針對實際發生的一些情況所提出的想法，透過這些例子，希望讀者能夠認同“理解版本”的重要性。需要說明的是審稿時所提出的建議，有些或幸蒙整理者採納，有些則否，相信會與實際出版時的情況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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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版本的方法
（一）追蹤線索
從事古籍整理的學者，不管是否經過文獻學的專業訓練，都知道第一步要從現有的善本書目、古籍線裝書目中選擇底本。看似再正常不過的步驟，卻仍然常常發生選擇錯誤的版本作為底本，原因在於不理解這些工具書的性質與作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所著錄之善本書，以有特色、稀少的古籍作為收錄的標準，以《五禮通考》為例，僅錄有清乾隆十八年秦氏味經窩的初印本與清抄本二種。若不了解《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編纂體例，而認為此初印本為世上僅存的孤本，則會失去認識其他版本的機會。此處所著錄的味經窩刻本，是王欣夫所藏，後有臺灣聖環書局影印出版的初印本，不是秦蕙田此書最後的定本。盧文弨曾云：“《五禮通考》雖已刊刻完竣，未即行世，恐其中或有參錯不及細檢處，須及今改訂為善。”味經窩初印本於乾隆二十六年刊成後，秦氏就交付盧文弨等人審閱，“未即行世”，說明初印本是一種半成品，不可視其為定本。在初印本上我們可以看到有朱筆的校記，這些校記，大致上都吸收進後來的定本中。盧文弨閱畢致函給秦氏後（乾隆二十九年），至江蘇採輯遺書、進呈四庫（乾隆三十七年）這段時間，初印本將眾人校記吸收，在原版塊上修改後印行，成為此書的“定本”，並且廣泛流傳，產生影響。若進一步言版本種類，除味經窩刻本外，有光緒六年江蘇書局刻本及光緒二十二年三味堂翻刻江蘇書局本，流傳之廣，可想而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著錄味經窩刻本只有一部，僅僅說明有盧文弨等朱筆校記的初印本只有一部，手寫批校自然唯一無二，不能因此認爲味經窩刻本是孤本。
又如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根據《寶禮堂宋本書錄》所載《資治通鑑綱目》嘉定己卯刻本的刻工資料，對照“北圖本”之刻工，發現兩本刻工相同，而推斷“北圖本”亦為宋本。又根據修補葉所記刻工，知為移入南雍後刷印者。王氏所云之“北圖本”，闕第三十二、四十卷，又卷一鈔補，則其所載之“北圖本”，實際上為早期“北平圖書館”所藏書，今藏於臺灣故宮博物院者（可參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目》）。而《寶禮堂宋本書錄》所載本，才是現今藏於國家圖書館、卷四十六配一宋刻本、卷四十七至五十一配另一宋刻本的內容。若不明白“北平圖書館”舊藏書的歷史，與今存於國家圖書館的藏書混為一談，自然無法得到合理的解釋。
有些工具書是根據眾多工具書所彙整的資料，大部分這類書籍沒有一一核實資料的能力，若所根據的工具書出現錯誤，編纂者又無法察覺，只能沿襲錯誤，或因此做出錯誤的判斷。如《日藏漢籍善本書錄》，著錄有京都大學所藏《春秋公羊傳注疏》，京都大學藏本是所謂“十行本”，世傳十行本大多是元版明修，為學界共所週知。《日藏漢籍善本書錄》根據日本靜嘉堂所藏《監本附音春秋公羊註疏》，推斷京都大學藏本與靜嘉堂藏本應是同版本，匪夷所思的是，靜嘉堂藏本是“元泰定、至和間刊至明正德遞修”，但《日藏漢籍善本書錄》對京都大學藏本卻做出“據版式及刻工推考，乃金大定年間刊，明正德至隆慶閒遞修本”這樣的推斷。世存金刻本少之又少，金刊本經“正德至隆慶閒遞修”更是天方夜譚，此處所做的推斷，恐怕是編纂者誤涉“元泰定”為“金大定”所致。不瞭解十三經版本的相關問題，又對歷代刻本沒有基本的認識，極容易落入這種荒謬訊息的陷阱中。
版本目錄學家需要面對成千上萬種古籍，只能根據每部古書的客觀情形做記錄與鑑定，無法針對某一部古書從橫向（同時代的不同版本）、縱向（版本的流傳歷史）作調查，古籍目錄所記載的資訊，只能是古籍的表象。因此，理解版本的首要工作，是追蹤線索，透過掌握這些線索，將所要整理的古籍做版本歷史的串聯，該選擇哪本作為底本，便一目瞭然了。以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經部古籍首要參考阿部隆一先生的《中國訪書志》、《日本國見在宋元版本志經部》，以及張麗娟先生的研究成果；史部古籍參考尾崎康先生的《正史宋元版研究》；子部與集部雖無集中的版本鑑定工具書，但針對個別的古籍考證文章可以蒐集參考。我們不無理的要求古籍整理者都需具備版本鑑定的能力，但至少對各種古籍目錄要有僅能當作理解版本的“線索”，不能當作是“定論”的認識。
（二）選擇底本與參校本
一部水準之上的古籍整理，常常取決於是否選用了好的本子當作底本。有時候，這是一件難下決定的工作。選擇好的底本，直接影響的是校勘記的多寡，許多人誤以為校勘記越多，代表這部書的整理品質越好，其實不然。古籍整理的目的，是經過專業人士整理後，讓這部古籍更方便讀者閱讀。若每頁動輒十數條的校勘記，使閱讀不斷停頓，這樣還不如看未經整理過的原書來得暢快。
以十三經附校勘記的《春秋公羊注疏》為例，從版本的源流來看，十行本為經注疏合刻最早的本子，嘉慶本為阮刻最早的本子；從底本的適切性來看，嘉慶本較十行本為有意義，作為底本應屬自然，但實際經過校勘比對，嘉慶本的錯誤不少，現存十行本有補版，該選擇哪一部作為底本，讓人舉棋不定。不過，就版本價值而言，嘉慶本有指標性的作用，自刊行以來，使用的學者最多，流傳最廣，而學者皆知要小心使用。參校本應選擇與底本相同系統的版本，阮刻在道光年間有重修本，做為參校本可以看出先後的差異。此外，單疏本作為校勘內容確實有幫助，不過因為單疏本所解經注文的起始與十行本的體例不同，使用上要多留心，避免出現不必要的校勘記。
又如《新學偽經考》，一九一七年的重刻本除了改正初刻本中的錯誤外，並有康氏重刊《後序》，這是坊間比較常用來做為底本的本子。重刻本雖經由康氏修訂，但初刻本（1891）“一出版，就有翻刻和石印的本子”（錢玄同《重論經今古文學問題──重印新學偽經考序》），並曾“三次被清廷降旨毀板”，在晚清更具有影響力及時代意義。若要整理此書，可以使用初刻本為底本，重刻本為參校本。
因為古籍刻本獲得不易，又受到各個圖書館的種種借閱、複印限制，許多古籍整理者轉而選用易於取得的叢書影印本，以圖省事。這樣做雖無可厚非，但前提必須是我們要確定這些叢書影印本對版本沒有誤判、誤植。《續修四庫全書》收錄有《周易集解纂疏》道光二十二年有獲齋刻本，是此書最早的刻本，為古籍整理者提供方便使用的底本。但經由我們比對，《續修》所收非真正的有獲齋刻本。我們拿《續修》本與上海古籍出版社據《湖北叢書》影印出版的《周易集解纂疏》（1994年6月）比對，皆為半葉十行，每行大字十八，小注雙行，行二十四字，同屬一個版本，唯不同處在上海古籍本卷一下有“湖北叢書用安陸李氏家藏本”等字，而《續修》本卷一下無。再比對北大圖書館所藏四套《湖北叢書》本，證實所用版片與《續修》本均同，舉例來說，卷五，葉三十，《湖北叢書》本版框裂縫處與《續修》本一致，且《續修》本的裂縫更大，可證明《續修》所收是同版較晚印本。此種情況有好幾處，可確定《續修》本即為《湖北叢書》本。《續修》本將“湖北叢書用安陸李氏家藏本”等字刪去，充當有獲齋刻本。真正的有獲齋刻本為每半葉十行，每行字二十二，與《續修》本截然不同。
目前流通的點校本《周易集解纂疏》有中華書局“十三經清人注疏”本，《前言》說“以三餘草堂刻本為底本，參校《叢書》本（《湖北叢書》本）與陳校本”，實際上三餘草堂刻本即是《湖北叢書》本。整理者沒有去理解這些版本之間的關係，導致其所使用的底本與參校本為同一版本。在中華本的校記中，有三處提到《湖北叢書》本與底本的不同：“隋志”，作“隋志有”；“從易義也”作“從易言也”；“而古如通”作“而古通如”。此三處，《湖北叢書》本均同三餘草堂本，僅有《叢書集成》本作“有”、“言”、“通如”，說明整理者所使用的是《叢書集成》根據《湖北叢書》排印的本子。《叢書集成》本與《湖北叢書》本偶有出入，整理者因此誤將三餘草堂本與《湖北叢書》本當做不同的版本。三餘草堂刻本（中華本的校點底本）、《湖北叢書》本（《續修》本、上海古籍單行影印本、《孔子文化大全》影印本）爲一個版本，若要整理此書，底本當用道光有獲齋原刊本，參校本則應選擇流通較廣、具有代表性和校勘價值的《湖北叢書》本（即三餘草堂刻本）與陳寶彝考校本（即思賢書局本）。
有些整理者在無法獲得古本的情況下，會退而求其次，選擇時代較晚的本子作為底本。若晚刻本子有數種可供選擇，先決的條件必需是校勘精良，印刷精美。以《徂徠集》為例，本書整理者捨棄了“在南宋之後第一次刊刻，對石介作品的流傳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康熙五十五年石鍵校刻本，選擇據明抄本刊刻的光緒本作為底本，原因是光緒本“底本源於南宋高宗時刻本，凡‘構’（南宋高宗諱）字必缺”、“卷內行款，一仍明抄之舊”、“此本雖然後出，卻最接近宋刻原貌”。這裡有幾點需要說明，首先，避諱字只能作為鑑定版本的一項參考，不能作為直接證據。而“卷內行款，一仍明抄之舊”，只能說明行款與明抄相同，沒能說明內容文字是否也“一仍明抄之舊”。光緒本若只是避“構”字、行款與明抄相同，反而應該推測在傳抄、刻版時可能出現不少出入，才比較符合常理。用作校本的石本，據清人丁詠淇校後跋語：“然遺編久遠，展轉仍訛，既無精本可證，而其中疑者缺之，缺者仍之，確有可據者補之，顛倒舛誤者正之、訂之，枝贅脫落而於文理有必當然者略增刪之，總計一百八十五字。”說明石本的整理者至少在主觀上，和光緒本的整理者一樣，是以追求保存宋本原貌為目標；在客觀上，石本的改動才一百八十五字，光緒本究竟改動的文字有多少，沒有說明，我們無法估算。至於光緒本所根據的明抄本與宋本之間文字出入有多少，亦難以估量。光緒本與石本，到底哪一本更接近宋本原貌，則不易遽斷。又根據本書的校記，可以發現光緒本無謂的錯誤非常多，與其認為這些是宋本的錯字，不如推測光緒本當中包含不少在傳抄的過程中所產生的錯字。初步統計全書（不包括附錄）所出校語，約有二百三十條校記是根據石本改、補、刪。說明若以石本作為底本，則全書約可減少二百三十條校記；但若據石本作底本，所必須面臨的問題是對石本錯誤的地方出校記。經由整理者對石本、四庫本、張本有錯誤的地方所出的校記，我們可以推測石本的錯誤遠遠比光緒本少。當然，石本中凡遇“戎”、“狄”之語皆以“□”代替，對作為底本來說不是非常方便，不過，這就和光緒本“構”字必缺，注“字犯御名”一樣的道理，有規則可循，可以據校本改。所以與其拿錯誤較多的光緒本作為底本，石鍵本作參校本，不如反過來，省去許多不必要的校勘記。
稍為接觸過目錄版本學的人都知道，除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不會使用《四庫全書》本作為底本。可是由於《四庫全書》本容易取得，再加上近年來電子版《四庫全書》方便使用，有些整理者不明白《四庫》本的性質，有些整理者為了省麻煩，而採用作為底本。以《五禮通考》為例，如上文所言，味經窩初印本刊成後（乾隆26年），經由盧文弨等人校勘，在原版塊上修改後印行，成為此書的“定本”。之後才由抄手謄抄，成為《四庫全書》本。在謄抄的過程中，不論多小心，都會產生與原本不同的情況，如卷一，“建卯而盡夜分”，味經窩初印本、定本“盡”皆作“晝”，四庫本誤作“盡”。其次，《四庫》本因政治考量，將秦氏引錢謙益文或抽換、或刪除，已經不再是秦蕙田《五禮通考》的原貌，而成為《四庫全書》的《五禮通考》。且《四庫》本刪去錢氏《徐霞客傳》一條，卻忘了刪去秦蕙田相關的按語，導致秦氏按語所言“徐氏”無所指，令讀者不知所云。再者，《四庫》本對遼、金、元史譯名的變更，隨處可見，舉例來說，秦氏引《金史‧百官志》，其中提到“勃極烈”、“都勃極烈”、“孛堇”，《四庫》本一律改作“貝勒”。但觀“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下文，有“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因此“勃極烈”上所冠之字，應代表着程度上的差別。即使一般讀者不諳金人語，都能察覺有程度上的不同，《四庫》本如何都統一作“貝勒”？《四庫》本在謄抄的過程中容易發生錯誤，又基於政治考量、思想控制的因素篡改內容，成為另一種與原書文本不相同的版本，當然不適合作為底本。而電子版《四庫》本更加不可靠，整理者若複製轉換成文字檔，又將形成新的錯誤。古人說校書如秋風掃落葉，旋掃旋生，古籍整理者若使用《四庫》本作為底本，不巧又遇到部頭較大的書，應該是沒有掃乾淨的一天吧。
（三）留意原刻、覆刻與補版
即使我們認真的調查了版本，有時一個不注意也會被版本所蒙騙——將覆刻本當作原刻，除了對我們理解版本造成障礙，大部分的覆刻本品質都劣於原刻。以整理陳澔《禮記集說》為例，我們對此書的認識，是先有十六卷本，再析為三十卷本，最後才合併為十卷本。元代有十六卷本而無三十卷本，三十卷本是依據明代《禮記大全》抽出單行，而十卷本則為坊賈由三十卷本合併而成，且明代中期已經盛行。北大圖書館古籍部藏有一部明司禮監刻本十六卷《禮記集說》，一般來說，內府刻書在外在形式上有一定的水準，也不至於有離譜的錯字。拿臺灣“國家圖書館”藏明司禮監本對照，雖版式行款皆同，但仔細比對，此本不僅字體難看，還有離奇的錯字，舉其中一個例子來說：《曲禮》下第二，葉六十九左，第七行，北大本作“不為守進退趨走，僬僬□無所考，大抵人走促文”，臺灣“國圖”本作“不為容進退趨走，僬僬雖無所考，大抵趨走促數，不為容之貌也”。此書應是坊間書賈仿司禮監本的覆刻本。在當時作為科舉考試必備書籍，因需求量大，無法兼顧品質，才會有“趨走促數”誤作“人走促文”的情形。若不能分辨原刻與覆刻的差異，而有凡是內府刻本都是如此水準的壞印象，會影響我們將來對其他版本判斷的準確度。
臺灣藝文印書館所影印的嘉慶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在大陸通行之前，大陸的學者習慣使用中華書局的縮印本。此本的來源，是影印自原世界書局縮印的阮刻本。不過，世界書局縮印本的底本並不是真正的嘉慶年間的阮刻本，而是道光年間的覆刻本。由於需求量大，經過長期的刷印，造成文字模糊不清，中華書局對底本也進行多次大量描改，每次印本之間有不少文字出入，是只適合平日檢索閱讀之用的通俗版本，絕不適合作爲整理文本的依據。例如《春秋公羊注疏》阮元《校勘記》云：“閩、監、毛本刪，‘監本附音’四字，正增‘漢何休學’四字，與後複，非也。”“正增‘漢何休學’四字”語意不通，其實本來應該是“下增‘漢何休學’四字”。仔細看中華本，“正”字的最後二筆是描摹的。又如卷一，“自夏初以生”，“生”應作“上”，中華本描摹為“生”；卷十六，“月盡正月正”，後一“正”字應作“止”，中華本描補作“正”，這樣的情形遍布全書，同樣也存在於中華本的其他經書中。
其中又出現不似描補而致誤者，如卷一，“立敬自長始，救人順也”，“救”應作“教”，中華本誤作“救”。卷十，“坐事有漸”，“坐”應作“生”，各本原不誤，俱作“生”，中華本誤作“坐”。取之與清道光六年後印本《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對校，除去描補的情況，凡中華本誤，道光本亦誤，幾乎可以推斷世界書局所根據影印的本子即為道光六年的後印本，而中華本又據此影印發行。所有的錯誤中，約有四分之一是中華本誤描，四分之三是後印本所發生的錯誤，當然也有道光後印本正確而嘉慶本錯誤者。嘉慶本為阮元十三經的初刻本，整理時若捨此不用，會造成許多根本不必要的校記出現。同時，嘉慶本的錯誤，我們可以溯其源，但中華書局在影印時爲保證印面清晰，往往不考慮文義，隨意亂描，造成大量非刻本的訛誤，沒有規則可循。
除了有原刻、覆刻的問題之外，補版的問題也為整理者所忽略。例如《朱子全書》校點本《儀禮經傳通解》以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張鈞衡舊藏本為底本，此本為宋刻元明遞修本。整理者完全不考慮宋版與補版的情況，出了大量校記。今核張本，知所出校有許多是因為元明補版或描補的錯誤。
（四）選擇他校本
選擇他校本的工作重要性並不亞於選擇底本。在現代，各國的善本古籍幾乎都集中於圖書館中，不像清代以前，大部分好的版本都藏於私人，甚至密不示人。我們現有的古書閱覽條件，是自古以來最好的環境，即使清代負有盛名的學者，都無法像現在般，一部書可以看到許多不同的版本。有了這樣的認知，才能設身處地的考慮古書作者的背景與環境，從“作者所能見到的本子有哪些”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才能找到適合的他校本，努力接近大部分人想要“恢復古書原本面貌”的境界，但這點常常為整理者所忽視。應該說，大部分的整理者都充滿了熱情，想要在能力範圍內所能找到的不同版本當作他校本，不過這種熱情有時候卻適得其反。臺灣中央研究院文哲所出版的《禮經釋例》整理本，因本書所引《儀禮》經、注、疏文頗多，整理者取唐石經、《四部叢刊》本、《嘉業堂叢書》本作為校對《儀禮》經注疏文之依據。凡遇不同處，整理本往往校改正文，使淩廷堪的引文符合此三本的文字。雖然整理者認為此三本是《儀禮》經注疏最好的版本，但淩廷堪不一定是依據這些版本來撰作此書。例如卷十三，頁六六六，行一，“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禮”，校語云：“‘禮’，原誤作‘儀’，今據《唐石經》改。”然毛本《儀禮注疏》亦作“儀”。阮元《儀禮校勘記》云：“‘儀’，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禮’，是也。楊氏作‘儀’。”是知淩氏作“儀”的確有他的依據，“儀”字不是訛字，而是淩廷堪的原貌。如果改作“禮”，是違背“以孔還孔”的校勘原則。又，卷十二，頁六二一，行十一，“績麻三十升布，衣之，上以玄，下以纁”，校語云：“‘布’下，原衍‘衣之’二字，今據《叢書》本刪”。按《儀禮集釋》釋曰：“爵弁服者……以三十升布，衣之，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又《周禮‧弁師》疏云：“古者績麻三十升布，染之，上以玄，下以朱，衣之於冕之上下。”又《禮記‧王制》正義云：“故注《弁師》云皆玄覆朱裏，師說以木版為中，以三十升玄布衣之於上，謂之延也。”又《春秋左傳》疏云：“《論語》云‘麻冕，禮也，蓋以木為幹，而用布衣之，上玄下朱’。”故淩氏蓋有所本，校語云“原衍”，又“據叢書本刪”，恐不恰當。可出校記說明情況，但不宜輕易刪之。同時，以淩廷堪當時的時空背景，勢必無法見到叢刊本、叢書本。未經過與各種版本的經注疏校對，亦無法確定淩氏引文所據版本。不加分析，直接按此三種版本改文，恐有篡改之議，不若回改爲底本文字。
又如上文所舉的《春秋公羊傳注疏》，不管是阮元的經注疏《校勘記》或是杉浦氏的單疏本《校記》，都不是為中華本隨意描補而作的校記。所以出現中華本描補筆畫，而校點者忽略未出校的情況發生。即使整理者很認真地找了解詁、單疏、釋文較好的版本，都無法忠實呈現經注疏合刻的實際情形，而多出好些不需出校的校勘記。這是最容易被大多數整理者所忽略的問題。
（五）瞭解使用工作底本的風險
經過數十年的努力，坊間已有許多古籍的點校整理本，若整理者要重新整理某本古籍，不可避免地要參考原有的整理本成果，或者直接以原來的整理本作為工作底本，深化校勘與點校的工作。這種做法無可厚非，但坊間原有的整理本品質參差不齊，我們能不能辨別其中的錯誤？又，前人整理亦耗費不少工夫，能夠清楚交代參考的程度，不乾沒前人成果，也是古籍整理工作重要的學術態度。
三聯書店的《新學偽經考》整理本出版之前，已有北平文化學社一九三一年排印本、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三六年《國學基本叢書》排印本、古籍出版社一九五六年本等幾種整理本。由於在時間上都屬於較早的整理本，今人取得不易，點校者重新整理，實為佳音。不過，在本書《漢書藝文志辨偽第三上》出現了以下難理解的敘述，頁六十六第一行：“其他以《風》、《小雅》、《大樂》，即正《詩》也。”這裡所說的“《大樂》”，不知所指為何？也未聽過《風》、《小雅》為“正《詩》”的說法。又，頁六十七第三行：“至謂《雅》、《頌》為‘四始’，與《韓詩外傳》及《史記》‘《關雎》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不同。”下文言“四始”，上文僅有“《雅》、《頌》”二者，顯然也有問題。查核原文，不論是初刻本或重刻本，都作“其他以風、小雅、大雅、頌為四始”、“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樂，即正詩也”、“陳啟源為回護毛序之故，至謂‘古人詩、樂分為二教’”。也就是說，“《風》、《小雅》”下所接文字，應為“《大雅》、《頌》為‘四始’，……孔子曰：‘吾自衛反魯，而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正”等文（共526字），三聯本誤將“樂，即正《詩》也。………，至謂”（三聯本頁66行1-頁67行3）大段文字（共540字）錯置於前。令人不解的是，發生錯置，通常會出現在分頁的地方，但初刻本與重刻本此二處並非分頁所在。於是我們做了一種本來很離譜的假設，與古籍出版社排印本核對，結果有些悲哀地發現我們的假設不誤，這就是古籍出版社本的分頁。三聯本將古籍出版社本的第六四、六五頁前後錯置，按頁六五→六四→六六的次序連讀，導致整個論述完全混亂、文意不通。三聯本未察覺此混亂，即按混亂的文本加以標點，因此產生如“其他以《風》、《小雅》、《大樂》，即正《詩》也。”“至謂《雅》、《頌》為四始”、“正‘古人詩、樂分為二教’”等極其明顯的錯誤。雖然三聯本聲稱以重刻本為底本，並且批評古籍本：“作為一般學者可以信賴的校點本，則古籍一九五六年本的缺陷也很明顯，因為它忽視他校，致使標點問題甚多，校記也時現不妥。”但從此處錯亂可以證明，三聯本其實是以古籍本做為工作底本進行加工，也沒有認真與初刻本、重刻本對勘，說一套做一套。
另外有一種同樣據刻本做為工作本的情形，如《資治通鑑綱目》，《朱子全書》在《校點說明》稱以北圖所藏宋溫陵初刻印本爲底本，而以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溫陵本爲工作本。雖然此二本皆為溫陵本，因所缺卷數各不同，所補版、補鈔亦不同，在文字上應有出入，但《全書》本見不到底本（北圖本）與工作本（臺灣本）的校勘。而經對校後發現，《全書》本的文本（未出校處）與北圖本（底本）之間存在大量出入。《全書》本雖然稱以北圖本爲底本，但實際上並非如此，應該說《全書》本已然成為另一種版本，非北圖本，亦非臺灣本。不知是否當初在整理時，已將兩部混合為一部而不出校語。筆者推測，《全書》本的文本與北圖本不合之處恐怕是工作本臺灣本的文本。這些都是使用工作底本容易造成混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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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版本的效用
大部分的人都認為評斷古籍整理的優劣標準重在標點的正確率，筆者以為正好相反，能否選擇一個好的版本才是最重要關鍵。我們常常可以看到討論某某古籍整理的標點商榷的文章，除去破句不論，有些整理者點得較寬泛，有些整理者點得較細膩，可以討論的空間較大，但都無傷對內容的理解。即使整理者點錯了，除了少數極具爭議的句讀，讀者也可以在閱讀時根據上下文意改正過來。但是版本誤選或因對版本的不理解而產生錯誤的敘述，所造成的影響才是最最令人擔憂的。因為古籍整理完成後，讀者無法看到原版本，除非將整理者的版本敘述一一還原，否則只能相信整理者的敘述。不過，話說回來，如果讀者閱讀一部古籍整理本需要耗費這麼多檢查的工作，那麼，“整理本”非但不能提供讀者一個方便閱讀的本子，還為現有嚴峻的古籍整理環境雪上加霜而已。
上文所舉例，是筆者在審稿時所發現的一些情況，這些情況都不是個案，有些是同時發生在幾個整理者所整理的書上。這個現象說明，大部分的整理者對版本的各種情況並不十分理解，或理解得不夠透徹。誠然，理解文本的內容，進而提出個人的見解、創見，確實比較有吸引力，但經由以上的例證，我們也不能否認版本目錄學更有神秘的吸引力，借由尋找線索、比較各種版本，做出推論，它所耗費的智力與精力絕不遜於對文本內容的研究。同時，當我們結合一部書的橫向研究（同時代的各種版本）與縱向研究（版本的源流）做探討，常常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例如，我們因爲充分理解相關版本的情況，所以能夠發現三聯版《新學偽經考》在前言裏對古籍出版社版諸多譏評的同時，在背地裏卻依靠古籍出版社版的實情。雖然這種結果未免令人有些沮喪，但知道真實情況，總比被人蒙蔽強。令人高興的發現自然更多，如北大圖書館藏“司禮監刻本”十六卷《禮記集說》，只要有理解版本的意識，就能發現其中的問題，稍爲調查即可看到司禮監刻本的真面貌。雖然司禮監刻本也不算是很好的版本，但較之北大圖書館藏的覆刻本，就是天壤之別，不僅沒有那麼多無謂的訛字，字體也很美觀。能夠看到更美好的真版本，豈非令人高興的事情嗎？又如《周易集解纂疏》，以往的幾種影印本及校點本無不用《湖北叢書》本爲底本，而《續修四庫全書》本誤以《湖北叢書》本爲有獲齋刊本；中華校點本以三餘草堂本爲底本，誤以包含錯字的《叢書集成》排印《湖北叢書》本校三餘草堂本，不知三餘草堂本就是《湖北叢書》本。我們經過初步分析，不僅糾正影印本、校點本的各種誤會，還能找到真正的有獲齋刊本，並且發現有獲齋刊本原來比《湖北叢書》本漂亮許多，這才是此書的最佳版本。因爲過去所有影印本、校點本都據《湖北叢書》本，《續修》本又以《湖北叢書》本冒充有獲齋本，導致真正的有獲齋本一直被學界忽視，長此以往，有獲齋本將來也會失傳。只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思考版本問題，就能破除輾轉因襲的誤會，挖掘未經學界利用的重要材料，何樂而不爲。
朱熹的《儀禮經傳通解》，歷來研究的學者都將《通解》做了詳細的說明，但對朱熹託付給弟子黃榦的《喪》、《祭》禮，與黃榦託付給弟子楊復的《祭禮》往往交代不清。《朱子全書》所收的整理本《儀禮經傳通解》，對此書的版本介紹又出現許多因對版本理解不清的敘述，如將“宋代版本”與“元明遞修本”分列二目，既然稱為“遞修”，則有相對應的“原本”，才能有“遞修”這樣的步驟。實際上其原本就是“宋版”，因為版片磨損，元明兩朝皆經過修版的工作，整理者所說的“臺北中央圖書館尚存一部宋版”就是這樣的情形。不僅如此，整理者在“元明遞修本”條所說的“南京圖書館藏的《通解》，是目前所能見到的年代晚於宋本的本子”，以及目前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的《通解》，都屬於同一宋版系統，只是刷印時間有先後的不同而已。此處應將“元明遞修本”條刪除，“宋代版本”條改為“宋刻元明遞修本”。而附錄中所有的序跋也沒有理清之間的關係，使讀者越看越混亂。若整理者能稍加理解版本，注意這些序跋的內容，會發現許多矛盾可疑之處，很可惜沒有。
通過對《儀禮經傳通解》從編纂到刊刻過程的考察，我們可以理解宋版《通解》在嘉定十年由朱熹子朱在刊刻於南康軍，十六年由張虙補刊《喪》、《祭》二禮（仍在南康軍），即今所謂之《通解續》。嘉定年所刊刻的《通解》與《通解續》的版片後來都被收歸於國子監，所以寶祐元年才由王佖提議於南康重刊全書，而此次的《祭禮》則改用楊復所撰，這一部重刊的版片，很可能在宋末戰亂時焚毀於白鹿洞書院。其次，今日通行的《通解續》“祭禮”部分一直被四庫館臣誤導為楊復所撰，實際上楊復僅僅是對黃榦的《祭禮》做編次的工作，在工作完成之後的十數年，他又以黃榦《祭禮》的內容為藍本，朱熹的祭禮思想為主軸，續編另一部《祭禮》。但因書成後流傳極少，相關資料又曖昧不明，致使楊復所編撰的《祭禮》被埋沒五百年而沒有人理會，它從未亡佚，但後人皆與黃榦的《祭禮》混為一談。我們只要嘗試着去理解《儀禮經傳通解》的版本，就能瞭解這部海內孤本藏在日本靜嘉堂中，一直等待有心人去閱讀的心情。於是，我們將它抄出來，經過整理，公諸於世，供學林共同研究，這是一件多麼令人振奮快樂的事。原來理解版本可以有這麼樂觀積極的意義與效用，而不總是哀怨的去糾正別人的錯誤。
校勘也並非僅僅是枯燥的對校文字的異同，我們可以從作者所使用的底本、引用書，探討作者的學術走向，與理解內容而提出創見的貢獻可說是不相上下，這又是理解版本另一個積極正面的意義。
總之，我們要能從“書的歷史”的角度出發，不盲從現有的工具書與點校本，在版本學者的基礎上做學科的結合，充分吸收前人鑑定成果並理解版本，不僅能夠提高古籍整理的品質，也能夠讓文獻學成為有魅力的學科。
（本文原載《儒家典籍與思想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此次推送略去注釋，引用請依據原出處）
葉純芳著《中國經學史大綱》書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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