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慧惠，就职于天一阁博物馆典藏研究部。
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为明万历二十一年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校本主要为宋刻单疏本《仪礼疏》，并参校影宋抄本《仪礼要义》等书。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校改不下千处。顾广圻是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汪士钟刻《仪礼疏》的实际主持者。张本所用的宋本疏，并非直接来自宋本，其依据为天一阁藏的顾校本；而汪刻虽然号称“覆宋”，但其实对宋本有大量有意识的校改，其校改痕迹也保留在顾校本中。另外，段玉裁、阮元所依据的单疏本均来自顾校本。一般认为，顾广圻校勘古籍以不轻易改动原文为特色，但从该书来看，他的校勘思想或许更为复杂多变。
天一阁 《仪礼注疏》 顾广圻 校勘实践 “不校校之”
今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有甬上藏书家捐赠的大量珍贵文献，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顾广圻校《仪礼注疏》就是浙东大藏书家朱鼎煦之旧藏（1）。朱鼎煦（1885-1968），字酂卿，号香句，浙江萧山人，寓居宁波，为民国著名大律师。其书楼名曰“别宥斋”，藏书数十万卷，珍椠秘本无数，后均归天一阁（2）。顾千里校《仪礼注疏》（下称顾校本）是朱氏在甲申（1944）闰四月得自于书贾林芸葆。据该书题跋及朱氏日记云，朱氏以《宁波府志》、《四明六志》、《奉化志》、《余姚志》、《镇海志》、《象山志》并残《台州府志》、《慈溪县志》等作价六千元，复出七千元与易，往返六次始得（3）。
一、顾校本之简介
顾氏所校为万历二十一年（1593）北京国子监刻崇祯重修《十三经注疏》本（下称北监本），共十七卷，六册。半叶九行，行二十一字，双行小字同，左右双边，白口，黑鱼尾，版心皆记刊刻年份。每卷标题次行分别列校刊及重修者祭酒司业衔名（4）。书内钤有“思适斋”、“顾涧薲手校”、“顾广圻印”诸印，并“修竹吾庐”、“治书轩”、“萧山朱氏别宥斋藏书印”等藏书章。书中夹有顾广圻为汪士钟覆宋刻单疏本《仪礼疏》所撰《序》及《后序》手稿五叶。该手稿写在版心镌有“裕隆号”的红格稿纸上，为顾广圻代汪士钟所作《重刻宋本仪礼疏序》，以及自撰的《重刻宋本仪礼疏后序》之底稿，文字与《思适斋集》卷七中的两篇序文基本一致，修改处亦若合符节，故为顾氏手稿无疑（5）。
是书经顾广圻数度批校，正讹补脱，去衍乙错，熟雠精校，朱墨灿然，顾氏手迹遍布全书，校语上千条，署有时间的校语约176条，校语中偶有“顾广圻”、“广圻”、“涧苹”、“千翁”等署名以及“江宁”、“扬州”等地名。部分校语亦涉及顾氏所校之书，除了最重要校本宋刻单疏本《仪礼疏》与影宋抄魏了翁《仪礼要义》之外，还参校了宋刻《仪礼图》、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叶林宗影宋抄《经典释文》、卢文弨《仪礼注疏详校》、沈彤《仪礼小疏》等。但顾氏校勘的对象仅为疏文，基本不涉及经和注，因为经注另有校本，即以唐开成石刻及宋刻严州本《仪礼郑氏注》校明嘉靖徐刻三礼本（6）。顾氏校勘北监本的时间跨度很大，始自乾隆六十年（1795），迄于道光十年（1830），历三十五年之久。从青春鼎盛的三十岁到学力精纯的六十五岁，顾广圻对《仪礼注疏》的校勘几乎贯穿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期间他四处替人校书，辗转谋食，足迹遍至吴中、杭州、庐州、江宁、扬州等地。至晚年，“失馆困顿，时苦肝疾”（7），并于道光十年中风卧病（8）。然而他念兹在兹，卅年一觉缥缃梦，一直致力于此书的校勘。
顾校本在校勘的过程中就被当时的学者奉为圭臬，纷纷传抄。张敦仁以顾校本为疏文底本合刻《仪礼注疏》（9），后阮刻十三经中的《仪礼注疏》即为覆刻张敦仁本（10）；阮元《十三经校勘记》之《仪礼注疏校勘记》所引单疏本亦为顾校本（11）；段玉裁也曾将顾校本临出一部，用来订正朱熹《仪礼经传通解》的转改之失（12）；大藏书家周锡瓒在其家藏汲古阁本《仪礼注疏》上亦过录顾校本，后为学者王欣夫再次过录（13）；而号称覆宋的汪刻单疏本《仪礼疏》与顾校本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清代最负盛名之经学家的经学著作、最权威最通行的经学刊本，若追根溯源，则顾校本实为昆仑源，因此，天一阁藏顾校本在清代学术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然而，此书历来为藏家所珍，鲜有面世，朱先生捐赠天一阁后，又深藏阁中，学者无以得见，故学界从未加以利用。神田喜一郎、陈乃乾、汪宗衍、赵诒琛等人所作的顾广圻年谱未见提及顾校本。李庆的《顾千里研究》广事考订，其中《顾千里校书考》细述顾氏所校《仪礼》诸书的原委和流布状况，并作“书本流布图”，材料之丰，用力之勤，无出其右者，然而亦未涉及最关键之顾校本；乔秀岩在《〈仪礼〉单疏版本说》中严密考证，用重重证据推断出有一“顾千里用宋刊单疏校通行注疏本”存在，论证了其在《仪礼注疏》刊刻流布中的地位，并进一步猜测该校本或许就是天一阁藏本，但他未曾前来访书，故只能怅然曰：“则天一阁本乃顾氏手校本，或为北图本周香严录顾校所自出，又或即张本所据、《校勘记》所祖之原本，未可知也。”（14）今笔者不揣浅陋，将天一阁藏顾校本的基本概况、顾氏校勘特点、校勘具体过程加以简述与勾勒，并对顾校本与汪刻单疏之关系略加探讨，抛砖引玉，以求方家关注此天一阁藏顾广圻校《仪礼注疏》。
二、顾校本之校勘
清人好校书，但具体的校勘过程、思路、细节因为文献的缺乏而甚少为人所知，学者只能通过对某部校本的详加剖析方能略窥其状。顾校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模板。经过对顾校本题跋、眉批、校语、符号、墨色等的仔细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顾广圻数度批校的具体时间、特征、参校之书，以及校勘细节与目的。
（一）嘉庆四年（1799）、道光九年（1829）：以宋单疏本《仪礼疏》校
乾隆五十八年（癸丑，1793）除夕，黄丕烈得宋刻单疏《仪礼疏》五十卷（下称宋本），该书叶三十行，行二十七字，末叶列宋时诸臣官衔，阙卷三十二至三十七（15）。当时黄、顾等人均鉴定其为北宋景德年间本（16），今学者认为乃南宋孝宗末年至光宗间刊元修本（17）。黄得此书后，顾氏跋之曰：“……此宋时官疏本，分卷五十，尚是贾公彦等所撰之书，不佞在士礼居勘之一过，于世行各本，补其脱，删其衍，正其错谬，皆不可胜数。……实于宋椠书籍为奇中之奇，宝中之宝，莫与比伦者也。……嘉庆五年，岁在庚申，七月，元和顾广圻识。”（18）按，嘉庆五年（1800），顾广圻为黄家西席，有条件看到宋本。据顾校本在各卷卷首和卷尾的校勘题记，此次校勘始于嘉庆四年（己未，1799）九月初八，终于嘉庆五年七月廿六，与“仪礼疏跋”记载的时间正好相符。
这次校勘非常细致，通篇用朱笔，不仅将宋本与北监本文字的不同一一校出，而且把宋本的异体字、避讳字都誊录到北监本里，甚至将宋本经文的起讫、卷端的结衔、每一卷每一叶每一行的起止均在北监本中一一加以标志，并且标出宋本的卷次、叶码、阙卷、阙叶、修板、烂板。也就是说，顾广圻把宋本所有能用校勘文字表达的全都标注到北监本上，校勘符号统一，指向明确，形成了严密的体例。试举例如下：
1、异、脱、衍、倒，异体字、避讳字。
异文的处理。如《序》叶一右半叶第六行第十六字，北监本作“曰”，宋本作“日”，顾氏将“曰”用“○”圈去，在右边写上“日”；《序》叶一右半叶第四行第五字，北监本作“末”，宋本作“夫”，顾氏在“末”右上方用“∟”标出，然后在同一行的地脚写上“夫”（见图1）。这两种符号代表了对异文不同的处理方式，详析见后文。脱文的处理。如卷一叶四左半叶第四行，北监本作“故云嫌蓍之灵”，宋本作“故云嫌蓍龟之灵”，顾氏在“蓍”与“之”间的右边添上“龟”字。衍文的处理。如卷一叶一右半叶第六行第十四字，北监本作“仕”，宋本无，顾氏将“仕”加方框。倒文的处理。如卷一叶八右半叶第一行，北监本作“若中士下士也”，宋本作“中士若下士也”，顾氏以符号“乙”将之乙正。异体字的处理。如卷一叶三左半叶第七行右第八字，北监本作“庿”，宋本作“庙”，顾氏在“庿”上径改为“庙”。避讳字的处理。如卷一叶一右半叶第六行，北监本作“玄”，顾氏将其末笔直接抹去（图2）。
图1
图2
2、经文的起讫。
宋人刻经，“北宋本必经注自经注，疏自疏，南宋初始有注疏”（19），注疏合刻到了明代才流行。此宋本为单疏，经注只标起讫，而北监本则经注皆全。因此，顾广圻在校本中将经文的起讫用“某某至某某”的方式一一标出（20）。比如，卷一叶二十九左半叶第二行，北监本的经文作“宾如主人服赞者玄端从之立于外门之外”，顾广圻在“宾如”和“之外”右旁加小圈，并补上“至”字，旁亦加小圈，也就是说，宋本的经文是“宾如至之外”。顾广圻对宋本的这个特点大加赞赏：“其所标某至某，注某至某，尤有关于经注，而各本刊落窜易殆尽，非此竟无由得见。”（21）这也正是宋本的价值所在，故顾校本照录不爽。
3、卷、叶、行的起止。
比如，顾校本将底本序的标题“仪礼注疏序”用朱笔圈去“注”与“序”二字，在下方补上“卷第一”三字，并在结衔和序文之间补上“仪礼疏序”四字，因为宋本的卷一是包括序的，这样，顾广圻就将宋本卷一的起点搬到了北监本上；接着，在北监本卷一第十八叶左半叶第六行最下方“也”字处，用朱笔标上“∟”的符号，并在该行的天头写上“空一行 仪礼注疏卷第一 仪礼注疏卷第二 第三行名衔 低四格”字样，表示宋本的第一卷到此结束，第二卷开始。所谓的“低四格”是指第三行的名衔“唐朝散大夫行太学博士弘文馆学士臣贾公彦撰”应比卷端题名低四个字。同样，顾校本将宋本每一叶的起止均用稍小的“∟”在北监本中标出，并且在该行的天头写上页码，每一行的起止也用小红点点出。将之与现存的汪士钟重刻宋单疏本一比对，行款毫发不爽。
4、阙卷、缺叶、修板、烂板。
黄丕烈购得宋本时，该书已经失去卷三十二至三十七，这六卷在北监本上为卷十一的后半部分与卷十二的全部。因为没有宋本可校，故顾校本上的这一部分没有标卷次、页码等，并在卷十一叶七十右半叶第五行，也就是宋本三十一卷结束处，钤“顾印广圻”，以示郑重。宋本除阙卷外，另有零星缺叶，顾广圻在北監本某些卷的卷末一一罗列，如卷一末朱笔校语：“内缺者一叶三卷十。”意为宋本卷三第十叶缺。经顾氏统计，宋本共缺十三叶。对宋本的修板与烂板，顾校本也如实反映。如卷一叶二左半叶天头，写有“修”字，意为宋本在这里有修板现象；又如卷十四叶四十一右半叶地脚处，连写三个“烂边”。
从整体来看，顾广圻此次校勘目的应该是最大程度保留宋本的原貌。宋本难得，能见宋本者少之又少，现将宋本整体移至北监本，则又一宋本出矣。对于宋本，顾广圻有“剟其菁英，句排字比，勒成一书，流传寓内，庶几贾氏之精神不蔽，而问途此经者享夫榛芜一辟之功”的愿望（22），故将宋本的所有面貌都悉心保存。顾校本因其对宋本的忠实态度而为当时学者所重，在阮元十三经局任职的徐养原曾临出一部，用于作《仪礼注疏校勘记》（23）。
自此之后，顾广圻一直没有停止对《仪礼》疏文的校勘，但宋本不易再见，故仅以他书校之。道光八年（1828），他从扬州秦恩复处回吴中，替汪士钟艺芸书舍校书为生（24），可能在道光九年（己丑，1829），他再次看到从士礼居流入艺芸书舍的宋本《仪礼疏》，因此重校宋本。关于这次校勘的日期有眉批校记可证之：卷八叶一百右半叶天头上有朱笔眉批曰：“‘子’字起‘耳’字止，宋本无之。别有《丧服记》疏误入于此。”旁有墨笔云：“二百九十二字，当是修板而舛错耳。”卷十一叶一百一左半叶天头有朱笔眉批曰：“‘浅’字起‘期’字止，错在廿三者。校。己丑。”也就是说，宋本《丧服记》中有二百九十二字，因修板原因，误入卷廿三《聘礼》中。这个错误，顾广圻第一次校宋本时即已发现，因此《仪礼注疏校勘记》卷二十三提到了这一情况（25），只是当时还没有想到利用这二百九十二字来校勘。直到己丑，顾广圻重见宋本，便以此误入者校《丧服记》疏文。比如卷十一叶一百一左半叶第七行，北监本“此服必服麻衣縓衣者”，宋本误入部分“縓衣”作“縓缘”，顾广圻以朱笔径改“衣”为“缘”，并在该行地脚注上“宋”字，表明宋本作“缘”。这一校改就是己丑时所作，故张敦仁本卷三十三仍作“縓衣”，《仪礼注疏校勘记》亦不提宋本作何字（26），只引段玉裁校本作“縓缘”。
除了上述的这条校记外，另有多条眉批为此次校勘留下了痕迹。笔者翻阅顾校本，发现有许多朱笔“宋某字”的校记。比如：卷一叶三十六右半叶第四行第十九字，北监本作“一”，顾广圻将“一”径改为“亦”字，然后在该行的天头写上朱笔“宋亦”。有意思的是，在此二字之上有用墨笔写的“要义亦”三字，可能是早年顾广圻用《仪礼要义》校出此字，此次用宋本加以印证。另有一种特殊情况亦可佐证这个观点。比如卷一叶三十六左半叶第六行第七字，北监本作“子”，在该行的天头有墨笔“子当作中”，然后用朱笔在下方校曰“宋已误”。可见顾广圻曾经理校，认为此处“子”当为“中”，北监本有误，后与宋本校，发现宋本亦误。这两种校勘形式遍布全书，仅第一卷就有十五处，整部书无虑二百多处。观其字体风格，与朱笔己丑的校记相类。值得注意的是“己丑”这个时间。翻检全书，在眉批中注明“己丑”的校记有五十一条，“庚寅”的校记两条（127，基本为墨笔，几乎分布在每一卷中。考其校语，似为理校，如“‘礼’当作‘聘’”（卷二叶三十六）、“‘其’当在‘为’上”（卷四叶十二）等。己丑、庚寅前后顾广圻在汪家校书，有机会再次看到宋本，故我们可以推测：就在此时，顾广圻再次用宋本通校全书，并且同时进行了大规模的理校。
本次校宋的目的应该是顾广圻为汪士钟重刻单疏《仪礼》作前期准备。道光十年（庚寅，1830）九月，汪刻《仪礼疏》出，乃千里成其役。两次校宋虽然相距近三十年，关注点不同，体例亦变，但还是有其相同的特征，即均用朱笔校勘。眉批中但凡以朱笔写就的校语，大抵与这两次校宋相关。
（二）嘉庆七年至十一年（1802-1806）：以魏了翁《仪礼要义》校
宋刻魏了翁《仪礼要义》五十卷，宋淳祐十二年（1252）徽州刻本，印本清朗，为严久能藏书（28）。嘉庆七年六月，严久能将宋本携至顾广圻杭州西湖寓所，并另以影宋抄本一部出借（29），时顾氏正入阮元十三经局任《毛诗》校勘，一见，叹赏此宋刻乃“天地间第一等至宝”（30）。他对此书评价这么高，不仅仅是因宋椠而珍重，还因为其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宋本单疏阙六卷，可据此以补全；并且，此本文句与通行本异者，必与宋本相合。嘉庆九年五月，顾广圻索性借严久能的影宋抄自己抄了一部以备用（31）。
顾广圻以《仪礼要义》（下简称《要义》）对北监本的校勘可能进行了三次。其中一次校勘具体年月不详，大概在嘉庆七年顾广圻见到《要义》之后。此次校勘有一个共同体例，即在地脚处出校的字旁画一个小圈，然后在下方用朱笔注上“要义同”三字。如卷一叶三左半叶第七行第十四字，北监本为“诹”，该行地脚写有朱笔“取”，旁加小圈，下批“要义同”；卷一叶六右半叶第八行第二字后，朱笔补脱“冠事”二字，旁加小圈，下批“要义同”。此类形式的校勘在全书比比皆是，仅卷一就有十处。它们有几个共同点：一、朱笔；二、位处地脚；三、字旁有圈；四、校语均为“要义同”。可见，此次校勘的目的就是以《要义》校单疏，以求判断单疏的正误，详细分析见后文。
另一次当在嘉庆八年癸亥年底至嘉庆九年甲子。时顾氏已离开杭州十三经局，自此之后，奔走四方，以校书糊口（32）。关于这次校勘，顾校本上线索很少，只有三条眉批提到了日期，均为墨笔（33）。迟至嘉庆九年五月，顾广圻才拥有自己的《要义》影宋抄本，故此次校勘应该是以严久能借给他的影宋本作为校本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1835号著录“《仪礼要义》五十卷 清乾隆五十七年严元照抄本”著录，上面确有顾广圻的校。
依据各卷卷首和卷尾的校勘题记判断，第三次校《要义》当是从嘉庆十年十二月十六日起，嘉庆十一年六月廿五日止。时顾广圻为张敦仁刻抚州本《礼记》，寓居江宁（34）。这次校勘的日期亦可以景宋钞本《仪礼要义》的跋来印证：“丙寅六月廿五日，用单疏本互勘一过，时在江宁寓馆，涧苹居士。”（35）这里所说的单疏本就是顾校本，即用这两个顾广圻认为有关《仪礼》最好的本子互勘，以纠谬补缺。例如：卷一叶三十八左半叶第五行第十八字，北监本作“卿”，宋本作“鄉”，此行天头上有墨笔眉批“‘鄉’字是，要义‘鄉’”；卷二叶五十三右半叶第五行“云宗子者适子也者”，“适”字后用朱笔补上“长”字，上有墨笔眉批“单疏本脱”、朱笔眉批“要义有”；卷一叶三十七左半叶第三行第十三字，北监本作“必”，宋本作“心”，上有墨笔眉批：“‘心’当依要义作‘以’，若注作‘必’，贾当疏之。单注本‘以’”。此类眉批很多，遍布各卷。
此次校勘的另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用《要义》来补校宋本的阙卷。卷十一末有朱笔跋：“自卅二卷起，依要义所载校正。嘉庆丙寅。时在江宁郡中，涧苹。”卷十二末朱笔跋：“右皆要义校。共六卷，凡勘正二百许处。”影宋钞本《仪礼要义五十卷》之题识亦云：“右三卷，赖以正今本《注疏》之误者特多，以下三卷差少，于此益惜单疏本之不完也。江宁寓中镫下读，并记。涧苹居士。”“自卅二卷以下，单疏阙六卷，使无《要义》，并厓略亦不得知矣，此书之可宝在是也。涧苹漫记，卅日覆校。”检顾校本卷十一叶七十至卷十二，再无与宋本有关的校语，叶与行的起止也不再做标志，只在每卷的开始处标上“要义某某卷起此”的字样。
此次校勘历时半年有余，其目的当是为张敦仁汇刻《仪礼注疏》做准备（36）。检眉批注有“丙寅”者（37），凡四十二处，均为墨笔，考其校语，除个别外，似为理校，如：“‘下’当作‘上’。丙寅四月”（卷五叶六十四）、“‘主’当作‘一’，即上文‘一人’也。丙寅六月”（卷四叶二十一）等。这些校记与宋本、《要义》均无涉，可能是顾广圻在两书互校的同时又将全书通读一过，表达了自己的学术见解。
（三）其余校勘之日期
1、乾隆六十年（乙卯，1795）
乙卯是在顾校本中最早出现的日期，共四次。校语均为墨笔，如“‘彼’当作‘破’。乙卯七月”（卷十二叶三十六）、“中脱文。乙卯九月”（卷十二叶六十二）等，似为理校，当为顾广圻借观宋本前，读北监本后得到的一些看法。
2、嘉庆十二年（丁卯，1807）
嘉庆十一年六月张刻《仪礼注疏》完成后，顾广圻并没有停止对《仪礼》的校勘。接下来的丁卯这一年，从二月到十月，顾校本均有墨笔校语出现，共十八次。如“‘屈’者，‘属’之误，下句云‘属之绖’可证。丁卯五月”（卷十一叶六十八）、“‘德’当衍，‘功’句绝。丁卯十月”（卷十五叶四十七）等，其校语的墨色和内容均与丙寅的理校相类。检张刻《仪礼注疏》目录有“单疏识误（嗣出）”条，然而一直未见刊刻。此时顾广圻仍孜孜于《仪礼》校勘，或许是为了作《单疏识误》？资料阙如，不可知也。
3、嘉庆二十一年（丙子，1816）
丙子年的这次校勘在顾校本中留下了不少痕迹。卷一首叶有朱笔跋：“丙子六月十六日校刻样起。”卷一末叶朱笔跋：“丙子六月重校刊样，时在扬州，涧苹记，十九日。”卷三末墨笔跋：“丙子六月再读校定刊本，顾广圻记于扬州寓中。”卷五末朱笔跋：“丙子闰月又读。”（38）眉批上关于丙子的校语有四条，分布于第一至第四卷，均为墨笔（39）。另，影宋钞《仪礼要义五十卷》之题识里也有关于此次的校勘：“丙子六月再读，广圻记。”
此次校勘有两个特点：一、所有的校跋只出现于前五卷，卷五后再无丙子校勘信息；二、时间只有两个月，即从六月到闰六月。按，丙子年，顾广圻在扬州校刻《全唐文》（40），此时与《仪礼》有关的出版活动只有阮元重刊《十三经注疏》（41）。嘉庆四年，阮元建诂经精舍，集天下学人，准备重刊《十三经注疏》，主其事者段玉裁。不意段、顾因学术见解不同而成水火，导致刊刻之事延至嘉庆二十年才重新提上议程，并于嘉庆二十一年刊成，时段玉裁已去世年余。历来学者认为，顾广圻并未参与阮元的刻经之役，如汪绍楹先生所云：“然当时辑《校勘记》者，顾氏为争端所在，自不能任其事。余若臧在东，已卒于十六年，洪檆堂卒于二十年，惟严厚民、徐心田诸君尚存，亦虑有门户之见。是以委一不知名之卢宣旬主其事。”（42）然检顾广圻《仪礼郑注十七卷》（明徐刻校本）之题识有“丙子闰六月初九日再读至此”语，谓顾氏曾同时校勘《仪礼》的经、注于徐刻《三礼》本上，并且，顾校本校语中有“刻样”、“刊样”等词，或许本次校勘就是为阮刻《仪礼注疏》而起？然为何只校前五卷且时间又何其短也？种种疑问，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再来一一辨析。
4、道光四年（甲申，1824）、道光六年（丙戌，1826）
在顾校本眉批中注明“甲申”日期的批语共有五条，墨笔，分布于前五卷（43）。注明“丙戌”日期的批语亦五条，亦墨笔，分布于前四卷（44）。据李庆《顾千里年谱》，自道光二年起，顾广圻与汪士钟交往日密，道光四年、六年，顾氏均有假汪氏宋本校阅之事（45）。这两次校勘距上次丙子年已经有八年之久，长时间停顿后又重新启动此学术活动，有可能是为了汪刻《仪礼疏》的刊刻作准备。此推断有一条眉批可以资补充证明：卷二叶十八右半叶地脚处有墨笔批语“道光六年七月十九日校此卷样本。千翁”，这里所说的“此卷”即宋本第四卷。宋本煌煌五十卷，其重刻工作应该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故甲申、丙戌这两次校勘或许就是重刻单疏的前奏。
三、顾校本与汪刻
嘉庆末年，黄丕烈士礼居的宋元本开始大量散入同郡汪士钟艺芸书舍，其中宋刻《仪礼疏》亦归汪氏。道光十年（1830）九月，汪士钟聘顾广圻主事，重刻宋本，刊行于世，“念世间无二，遂命工影写重雕之，以饷学子，使数百年来弗克寓目者，今乃可家置一部。”（46）《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认为，此次重刻最大的特点就是忠实宋本，完全保持宋本原貌，不仅行款修板依照宋本，就是缺卷缺叶也各仍其旧，“行摹款仿，尤传景德之真”（47）。汪刻《仪礼疏》（下称汪刻）写刻绝精，赏心悦目，号称覆宋，加之今宋本已失，故学界皆以宋本目之（48）。然而真实的情况是，顾广圻对宋本进行了校勘，所谓的覆宋，其实是经过了有意识的、大规模的改动，而校改工作就是在北监本上完成的，其成果即顾校本。我们可以根据顾校本中保留下来的校勘痕迹来梳理宋本与汪刻、顾校本与汪刻之间的关系。
正如上文所说，顾校本尽可能地保留了宋本面目，除了行款、卷次等以纯客观的态度抄录之外，对于北监本与宋本异字的出校尤为着意。在校勘的过程中，顾氏首先经过初步判断，将两者的异字分为两类，一类为宋本是而北监本非，就用朱笔在北监本上径改，如上文所例举的“曰”改成“日”，直接将宋本所作的某字誊写到北监本上，这种情况在顾校本中十分普遍，但与本节所要讨论的内容关系不大；一类为宋本非而北监本是，顾氏就在异字的右上角以“∟”符号标出，并在该行的地脚注上宋本所作的某字，如上文例举的“末”，在其地脚处注上“夫”，意即此处宋本作“夫”。
有意思的是第二类情况。顾氏对地脚处所注的宋本某字进行了二次、三次分析，分析的结果在字的右边标以三种符号来区别：小竖（丨）、小圈（〇）、小三角（△）。若将之与汪刻相校，我们就会发现：旁加小圈和小三角的字，汪刻亦作该字；而所有旁加小竖的字，汪刻则全部与之不同。试以例述之：
北监本位置 | 北监本 | 宋本出校 | 符号 | 汪刻位置 | 汪刻 |
卷一叶十左半叶第一行第四字 | 类 | 颗 | ○（小圈） | 卷一叶八左半叶第三行第十一字 | 颗 |
卷一叶十一右半叶第三行十三字 | 则 | 作 | △（小三角） | 卷一叶八左半叶第十三行第十二字 | 作 |
卷一叶十一右半叶第六行第四字 | 北 | 此 | ∣（小竖） | 卷一叶九右半叶第二行第十五字 | 北 |
将此校勘体例检验汪刻全书，无一例外者。而小圈与小三角亦有大不同：凡小圈者，应该为第二次分析的结果，如果认为宋字非，则旁加小竖；若难以判断，或通过与《要义》的校勘认为宋本正确，则旁加小圈，并注上“要义同”字样（50）。而小三角者，乃是第三次分析的结果。仔细看小三角的形状，我们会发现，小三角原本为小竖，后加上两笔将之拉成了三角，也就是说，顾氏在第二次判断时，将这些字归到“宋字非”中去，但经过再三分析，认为证据不足，故用三角撤回原判。
通过对顾广圻校勘细节的勾勒以及与汪刻的比勘，我们可以推断，凡是宋字旁加小竖者，汪刻均没有遵从宋本，而是作了改动。汪刻对宋本的改动主要存在以下几种情况：
（一） 宋本中非常明显的错字，汪刻予以改动。
这种情况最为普遍。比如序言中有“周礼为末，仪礼为本”句，其中的“末”字宋本作“未”，很显然宋本误。又如卷一中有“少而习焉，其心安焉”句，其中第二个“焉”字宋本作“爲”，也是个明显的错误。顾广圻师从经学大师江声、钱大昕，其经学修养曾得段玉裁赞赏，于《仪礼》自然非常熟悉，故对宋本一些转写、形近、传抄、刊刻之误，能自信地作出判断。在主持汪刻时，他将宋本中的这些他认为的明显讹误，全部依北监本予以改动。
（二） 宋本中有因烂板、修板而产生的讹误阙如，汪刻予以改正补缺。
宋本修板、烂板颇多，最典型的是这两句：“郑云：尊者饰也，士冠不得緌也”，“冠讫则敝之”（卷一叶五十五右半叶第五行）。前句宋本在“尊者饰也”之后有一个字的空白（□），后句在“敝”后有一“经”字。此二字在汪刻本的位置为卷三叶九右半叶第十四行、十五行的最末，位于板框处，但已经由宋本的“□”、“经”改成了“经”、“去”。顾广圻在校本中有天头墨笔眉批（图3），将改动原因说得非常清楚：“广圻按，‘经’字当在上行‘□’处，乃宋板剜修，并排‘经’、‘去’等字，刻工误之，故经字反在下行，而去字不见也。”（51） 又如卷二叶五左半叶第六行第七字，北监本为“云”，此字正位于宋本卷四叶三板框的左下角，因烂板空缺。顾氏校之以《要义》：“‘云’字依《要义》是‘共’之误。”以汪刻验之，果然补以“共”字。一般来说，板框处烂板、修板最多，发生讹误的几率也高，顾氏通过推理、考证，得到了正确的疏文，并将学术成果反映在汪刻上，但汪刻因此而去宋本远矣。
图3
（三） 宋本卷末校对诸臣衔名有阙如，汪刻予以补正。
宋本卷末有“大宋景德元年六月”校定、再校、都校诸臣姓名及参政王钦若、宰相吕蒙正等衔名。因宋本是孤本，所以这一叶内容无他本可校。顾校本为保存宋本，依原样迻录于书尾，但将宋本漫漶缺失之字用朱笔或据痕迹描补，或以考证填充（图4），而汪刻基本遵从顾校本的校补。如“陇西郡开国公食邑三千八百户”李，其名宋本缺失，顾校本则补上“沆”，并在天头朱笔眉批曰：“考《玉海》补‘沆’字。”检汪刻，正作“李沆”，并不空名。又“崇文院检讨”，宋本缺其姓名，顾校本补“杜镐”，眉批“广圻按，考《玉海》补‘杜镐’二字”，汪刻补“杜”字，而仍空“镐”。又“国子监直讲”孙奭之姓，宋本唯留“子”，顾校朱笔补上“系”，汪刻果作“孙”。此处汪刻改动尤多，与宋本不同者凡十七字。
然而，汪刻对宋本的改动应该还是很慎重的。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如果没有版本依据，哪怕顾校本认为宋本必误，汪刻也不会轻易改动。如卷一叶二左半叶第七行“而以士虞为第八”，顾氏墨笔眉批曰：“‘虞’当作‘丧’，据《疏》引《目录》士丧小戴第八。”同行又有“士丧为第十三”，亦有眉批“‘丧’当作‘虞’，亦据《疏》引《目录》，当如此”。顾广圻认为北监本和宋本在“虞”和“丧”的问题上均有误，且引经据典，言之凿凿，但汪刻仍从宋本，并没有因此而改动。又如卷一叶三十六左半叶第六行第七字，北监本与宋本均作“子”，顾墨笔校“‘子’当作‘中’，有误”，又朱笔校“宋已误”。虽然顾氏断定宋本已误，但汪刻仍作“子”，不改。再如卷一叶四十七右半叶第一行第五字，北监本作“爵”，宋本作“辞”，顾氏眉批曰：“‘辞’亦当作‘辟’，与上文同误也，改‘爵’者非。”又云：“‘辟’之形尚存。”顾氏认为，此处“辞”与“爵”都是错的，宋本虽作“辞”，但尚能看出“辟”的形状（51），应该作“辟”。可是因为没有版本上的强证据，故汪刻仍作“辞”，没有改动。
当然，顾校亦有漏校者。如卷一叶二左半叶第三行第五字，北监本作“以”，汪刻作“已”，顾校本没有任何校勘痕迹，应该属于漏校。校书如秋风扫落叶，旋扫旋有，宋本《仪礼疏》凡四十七万五千八百四十八个字，顾广圻有几处漏校，既合乎逻辑，也反映事实。
正因为汪刻体现了顾广圻校勘《仪礼》的部分学术成果，所以说汪刻对宋本的改动是有意识的；也因为这样的改动仅汪刻卷一就达到18处，故言其为大规模的。从顾校本可以推断，汪刻的所谓“尤传景德之真”怕是不能轻信，其对宋本的改动已使它在相当程度上失去了宋本的原貌。宋本最后一次出现是在光绪初年无锡藏书家蔡廷相处，从此茫不可寻，因此学者们都倚重汪刻，王欣夫说：“然则幸有此刊，得长留世间，阆原功不细矣。”（52）连怀疑汪刻忠实度的乔秀岩也认为：“今读《仪礼疏》，自当据以为本。”（53）而顾校本的存在则证明了：汪刻依据顾校本改变了宋本原貌。
四、顾广圻之校勘学
顾广圻是一位在校勘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学者。他毕生致力于校勘，一生校书不下二百几十种，并以此为稻粱谋。他的校勘订正精审，考辨详明，年轻时，就为段玉裁所器重，称其“博而精”，“校书最好”（54）；后又被学界誉为“清代校勘第一人”。他最著名的校勘学思想，即“以不校校之”的理论，其对“不校校之”的解释是：“书必以不校校之。毋改易其本来，不校之谓也；能知其是非得失之所以然，校之之谓也。”（55）
所谓“不校”，即不轻改原文；所谓“校之”，即主张将校勘成果以“校勘记”、“识误”等形式附原书以行。他在以宋刻姚氏《战国策》校卢氏雅雨堂刻本时，发现卢本虽据陆勅先钞校姚氏本所刻，然而率意窜改，大失其真，实为厚诬古人。因此，他与黄丕烈将士礼居藏宋本“命工纤悉影橅宋椠而重刊焉，并用家藏至正乙巳吴氏本互勘，为之札记，凡三卷，详列异同。”（56）他曾与严可均一同为孙星衍校刻宋小字十行本《说文》，严氏拟将宋本酌改付刊，但顾广圻谓“宋椠只当影刊，不可改字，校勘成果宜别著《考异》附后”（57）。由此可见，顾广圻对“不轻改原文”的原则还是相当坚持的。而且，后人也将此当作顾氏校勘的最大特点。如杨守敬论顾氏：“近时顾广圻创为‘以不校校之’之说，虽明知其误，亦不轻改。”（58）“不校校之”俨然成了顾广圻校勘思想的招牌。
然而，通过对天一阁藏《仪礼注疏》顾校本的分析，我们却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顾广圻不仅没有影刊宋本，而且还对宋本进行了大量的有意识地校改。当年顾、段之争，轩然大波，究根溯源，实乃校勘上“版本”与“考证”之争。段玉裁的校勘观点是：“夫校经者，将以求其是也，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此汉人法也。汉人求诸义而当改则改之，不必其有左证。”（59）又说：“凡宋版古书，信其是处必从之，信其非处则改之，其疑而不定者，则姑存以俟之。不得勿论其是非，不敢改易一字。”（60）顾氏激烈反对此说，认为那些著名学者最容易犯“才高意广，易言此事，凡遇其所未通，必更张以从我，时时有失，遂成疮疻”的毛病，斥之为“诬古人惑来者”（61）。但从顾校本看来，顾氏又何尝不是“审知经字有讹则改之”呢。
其实，关于顾广圻的改易宋本，前人亦有论及。如段玉裁言：“建屏不读《左传》，而欲改《易林》之‘子商’为‘于商’。”（62）又王国维谈顾广圻：“《释名》无善本，璜川吴氏本出顾千里手，增删及改字太多而不著其何所本（殆无所本），其中非无是者，然殊不可为训也。”（63）又陈垣《通鉴胡注表微》之《校勘篇》“唐昭宗天复元年”条：“鄱阳胡氏覆刻《通鉴》，主其事者为顾千里，著名之校勘学者也，而纰缪若此。夫无心之失，人所不免，惟此则有心校改，以不误为误，而与原旨大相背驰……顾君覆刻古籍，乃任意将原文臆改，以误后学，何耶！”（64）也许严格影宋，不轻改一字，世上只有黄丕烈一人欤？
综上所述，顾广圻的校勘学思想并不是严格意义的“不校校之”。在理论上，他或许还能坚持原则，但在实践上，显然与段玉裁相类。顾广圻的校勘思想、校勘方法可能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结语
目录之学为读书之津梁，校雠之学为书籍之药石。清代刻书大盛，字句之错讹衍倒亦众多，故乾嘉学人尤重校勘之学，顾广圻就是其中的宗匠。他一生奔走，为人校刻，艰难谋食，穷困潦倒，然而凡是由他主持刻成之书均为士林所重，他的校本更是各大藏书家争相收藏的善本。天一阁藏顾校本是他三十余年的心血，一直在行箧中伴随他辗转四方，不仅承载了他的学术成果，还凝结着他的生命光影。顾校本是张敦仁合刻《仪礼注疏》、阮元刻十三经《仪礼注疏》、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所用的单疏底本，也是汪士钟重刻宋本《仪礼疏》最重要的依据。后世所刊行关于《仪礼》的书，基本上也与顾校本相关，如嘉业堂丛书本《仪礼注疏》，乃翻刻自张本；公善堂丛书本《仪礼疏》，乃覆刻汪刻；四部丛刊续编本《仪礼疏》，亦是对汪刻的影印。顾校本在清代《仪礼》刊行史上的地位由此而可见一斑。
然而，关于顾校本尚有一些问题未能解决。国图藏有黄氏士礼居影宋抄本《仪礼疏》，据传与宋本纤毫不差，连断板处皆用自制小印章“断板”二字连接盖上（65）。然笔者未曾寓目，若能将之与顾校本校勘一过，必能得到许多信息。张本与顾校本的关系有文献证明，但如果能进行实物上的版本比对，想来会有另外的收获。阮元《仪礼注疏校勘记》究竟有多少吸取了顾校本的成果，这也是值得探讨的事情。张敦仁本目录上有“单疏识误（嗣出）”条，然而一直未见有刊刻。《单疏识误》是否成书？顾校本中保留了多少关于《单疏识误》的材料？这一切，都值得大家去研究。我们若能进一步挖掘天一阁藏顾校本的价值，也称得上是有功于前贤，有益于后学之举吧。
（1）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1808号。
（2）1979年8月17日，朱家后人将别宥斋藏书十万余卷，又字画900余件，器物800余件捐赠给天一阁。
（3）该题跋为朱酂卿先生撰于顾校本夹板上。1944年5月6日至24日《别宥斋日记》亦有关于该书入藏始末的记载。
（4） 该书每卷卷端均署有衔名“皇明朝列大夫国子监祭酒臣吴士元奉旨重修”，吴士元，崇祯五年至七年任国子监祭酒。故该书应为崇祯间重修本。
（5）周茹燕：《读顾千里“重刻宋本仪礼疏序跋”手稿》，《文献》1985年第3期。
（6）国图藏有该校本的张敦仁过录本，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1801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7）李庆：《顾千里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28页。
（8）李庆：《顾千里研究》，第244页。
（9）《重刻宋本仪礼疏序》云：“于是张古余太守得其校本，别合严州经注重编于江省。”（《顾千里集》卷八，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126页）
（10）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中华书局，2000年，第42页。
（11）《仪礼要义五十卷（宋刻本）》云：“中丞阮公将为《十三经》作《考证》一书，任《仪礼》者为德清徐君新田，新田与九能有姻亲，曾传抄是书，近日复从余所持旧校景德本去，临出一部。”（《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1页）
（12）《重刻宋本仪礼疏序》云：“唯时段若膺大令亦得此校本，谓之单疏《仪礼》，亦订正自来用《经传通解》转改之失。”（《顾千里集》卷八，第126页）
（13）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22页。
（14）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第47页。（15） 该书后入汪士钟艺芸书舍，又归无锡蔡氏，光绪初年犹存，现不知所踪。详见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未编年稿卷四《仪礼注疏五十卷》，第1634页。
（16）屠友祥校注：《荛圃藏书题跋》，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940页。
（17）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第56页。（18）《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0页。
（19）《顾千里集》卷一，第3页。
（20） 关于《仪礼》的注文，北监本在“疏”中亦以“某某至某某”的方式标出，故顾校本没有做标记，但是如有与宋本不同者，仍加以校勘。（21）《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0页。
（22）《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0页。
（23）《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0页。
（24）李庆：《顾千里研究》，第233页。
（25）《仪礼注疏校勘记》卷二十三“为夫人世子六升衰裳”条：“自此句‘子’字起，至‘下略为一节耳’句止，共二百九十三字。此本误错《丧服》传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2009年，第2316页）
（26）《仪礼注疏校勘记》卷三十三“此服必服麻衣縓衣者”条：“段玉裁校本下衣字作缘”。（《十三经注疏》，第2431页）
（27）庚寅这两条分别标注为“庚寅二月”（卷九叶六）和“庚寅”（卷十三叶三十），时间紧承己丑，校语内容相类，故可认为与己丑属同一次校勘。
（28）该书钤有“蕙櫋”、“元照私印”、“修”、“张氏秋月字香修一字幼怜”各印，均朱文。傅增湘按：“此书九能没后乃散出，盖在嘉庆时，不知缘何入于中秘，或臣工进呈及抄没贵家所得也。”（傅增湘《藏园藏书经眼录·仪礼要义五十卷》，中华书局，2009年，第42页）现藏台北故宫。
（29）此本现藏国图，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1835号。（30）《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1页。
（31）《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2页。该书现藏国图，著录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1837号。
（32）李庆：《顾千里研究》，第94页。
（33）即：“‘经’字依《要义》是‘去’之误。癸亥十二月”（卷一叶五十五）、“《要义》作‘寻’为是。甲子正月”（卷三叶十六）、“‘亦’字当衍。又按，此自为文耳。甲子七月定”（卷四叶三）。（34）李庆：《顾千里研究》，第106页。（35）《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2页。（36）嘉庆十一年六月，张敦仁重刻《仪礼注疏》成。（37）按：五条仅署“五月”者，当为丙寅五月；卷八叶四十二“廿六日又定”者，当为丙寅五月廿六日。
（38）丙子闰月，是指丙子闰六月。
（39）考其校语，应为理校。如卷三叶十三左半叶天头墨笔眉批“当作‘人言’。丙子”。
（40）顾广圻于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七月应孙星衍之邀至扬州校刻《全唐文》，嘉庆二十一年七月事毕，返回故里。（李庆：《顾千里研究》，第156-165页）
（41）检阮刻《十三经注疏·仪礼注疏》，卷末均有牌记“大清嘉庆二十一年用文选楼藏本校”。
（42）汪绍楹：《阮氏重刻宋本十三经注疏考》，《文史》第3辑，第33页。
（43）考其校语，似为理校。如卷四叶十五右半叶天头眉批：“‘云’当衍。当补‘适’。甲申。”
（44）其校语亦似为理校。如卷四叶四十三左半叶天头眉批：“有误。当衍‘贡人’。丙戌再读。”
（45）李庆：《顾千里研究》，第194-222页。
（46）《顾千里集》卷八，第129页。
（47）同上。
（48）唯学者乔秀岩对此提出疑问，认为汪刻已失却宋本原貌。（《<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第55页）
（49）例如，卷一叶三左半叶第七行第十四字，北监本作“诹”，宋本出校为“取”，旁加小圈，并出校语“要义同”，验之汪刻，汪刻亦作“取”。
（50）乔秀岩曾利用汪刻、张刻及《校勘记》之间的不同，复原了宋本中的这两句，从而推断出“汪刻不可全信”的的结论。（《<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第55页）
（51）宋本可能被墨笔描过。《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中附王颂蔚云：“己卯秋日访书无锡，至张塘桥蔡氏，见《仪礼》单疏。字多漫漶，以墨笔描写。”己卯为光绪五年。蔡氏者，蔡廷相，多收藏黄、汪递藏善本。
（52）王欣夫：《蛾术轩箧存善本书录》，第1634页。
（53）乔秀岩：《仪礼单疏版本说》，《文史》第50辑，第55页。
（54）刘盼遂辑校：《经韵楼文集补编》卷下《与刘端临第八书》、《与刘端临第十一书》，钟敬华点校：《经韵楼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第397、399页。
（55）《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5页。
（56）《顾千里集》卷八，第135页。
（57）李庆：《顾千里研究》第271页。
（58）李庆：《顾千里研究》第273页。
（59）《经韵楼集》卷十一，第298页。
（60）《经韵楼集》卷四，第85页。
（61）《顾千里集》卷十七，第265页。
（62）《经韵楼集》卷四，第85页。
（63）转引自李庆：《顾千里研究》，第281页。
（64）陈垣：《通鉴胡注表微》，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55页。（65） 该书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号07321。天一阁官网“古籍数字资源入口”提供全文浏览服务，网址：http://www.tianyig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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