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乃斌 | 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

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

董乃斌

我于1963年9月进入文学所（当时属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77年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1974年12月，“文革”期间，我曾调往西北大学，在中文系任教。1978年春，文学所上马“中国文学通史”项目，征得西北大学同意，文学所借调我回所参加此项目工作。同年研究生制度恢复，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研究生院，我考入文学系学习。1981年毕业留所工作，至2001年，调上海大学文学院。算来前后在文学所工作学习近三十五年。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大致可分四个阶段：（1）1963～1966年；（2）1978年～80年代初；（3）20世纪80年代；（4）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现按时段简述如下。

一、1963～1966年

1963年夏，我于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被选派到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9月到所，10月随哲学社会科学部劳动实习大队赴山东黄县锻炼。次年9月返回北京。

从1964年冬到次年5月，在安徽寿县参加“四清”运动。回所后，到1966年6月“文革”爆发前，所内人员上上下下不断，但我未再外出，约有一年时间，基本在所里学习和工作。

那两年，所里新进了很多大学生，有本科毕业的，如古代文学组的陆永品和我，也有研究生毕业的，古代文学组有许德政、张锡厚和徐公持三位。此后到“文革”前，古代文学组就未再进新人。当时文学所的建制是按专业分组（后来改为室），古代组组长余冠英，副组长邓绍基，组秘书王水照。余先生第一次与我谈话，除教导我认真“补课”以外［1］，还告诉我，组里为我指定了导师，因我的专业方向是唐代文学（大学毕业论文写的是《司空图〈诗品〉研究》），今后就请钱锺书先生指导，钱先生也已同意。不久，我就按指示专门到钱先生家中拜见了钱、杨二位先生。记得钱先生询问了一些情况，知道我马上要下乡劳动锻炼一年，他说，下去主要是劳动，还要政治学习，估计没多少时间看专业书，可带一部《唐诗纪事》，有空就看看吧。

    △ 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

劳动锻炼结束，回所开始工作。当时，文学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三册）出版不久，在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为开展文学史写作而在内部划分的三个小组（先秦至隋、唐宋、元明清）基本上还存在，各段各人都有一些自己的研究题目继续在做，但主要方向似乎向古典文学普及工作转移。我印象中，当时文学所，特别是何其芳同志是很重视古典文学普及工作的，如他自己就写了指导阅读古典诗歌为主的《诗歌欣赏》一书，所内一些老先生则在做一些古典诗词文章的普及性选注本，如王伯祥先生有《史记选》，余冠英先生有《诗经选》《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先生有《宋诗选注》等。

我到所后，古代组集体做的普及工作，一是编写《中国文学史话》，要求依据本所已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写成通俗读物，面向非专业的广大读者；一是编《唐诗选》和做《乐府诗集》的整理。前者，我和后来由《文学评论》调来的范之麟同志参加了一些后期工作；后者主要是老同志们在做，余冠英先生是总负责人。《唐诗选》和《乐府诗集》后经反复修改补充而完成，分别于1978年、197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华书局出版。《中国文学史话》要求我们各自试写一章，交到组里，组里为此开过一次讨论会，老先生们很认真地提了意见。本准备继续写作修改，但后因下乡、“四清”等事不断，人员分散，拖至1966年“文革”开始，遂不了了之。

“文革”前，我还做过两件与学术有关的事。一是与陆永品按月为全国报刊发表的古代文学研究论文编写提要，由所里打印分发给组内同志参考，并交所学术办公室（相当于后来的科研处）备份和在所内交流。当时所内各组都有此类工作，多由新到所的年轻同志承担。资料室还有专门的剪报工作，分门别类放在大抽屉里，给研究人员提供极大方便。我们的工作是与之相配合的。另一是编制《中国文学年表》，我分得唐代段。后来钱锺书先生对我说，此举目的是希望青年同志学会“疑年”，并由此而学会读书查找材料进行考证。因为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感到作者生卒年，以及生平和人际关系、创作过程、作品系年等存在不少问题，故提出由青年同志分工合作搞出一个内容丰富翔实的文学年表来，一方面提高了青年同志的研究能力，一方面年表也是一个有用的成果，以后长期有用。我们都已做好准备开始工作。但因运动连连，不久“文革”开始，此项工作不了了之。

这一段时间不长。我的切身感受是，文学所对青年同志是有计划地进行培养的，要求他们打好基础，练好基本功，让他们在具体工作中学习和锻炼，而且采取老师带学生、一对一的办法。据知，在我之前，当曹道衡、刘世德、王水照等先生还是青年时，所里也为他们指定过导师，何其芳本人也曾担负过具体指导青年同志的责任。这是一个好传统，对青年学者的成长，对优良学风的传承都极为重要。可惜“文革”打断了正常的行程，耽误了十年。“文革”后，恢复了研究生制度才有所改善。文学所的另一个传统是让青年同志在实际工作中锻炼，重视学以致用，通过出成果来出人才。这个传统坚持得比较好，也是见成效的。

二、1978年～80年代初

“文革”结束，百废待兴，科研人员的工作积极性高涨，《中国文学通史》作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大项目上马可谓适当其时。此项目初名“中国大文学史”，预计规模是14卷，内容由上古通到近代，下面可接由文学所现代室主持编写的“现代文学史”。现代文学史之后则可接当代文学史。这样就可形成一部贯通古今的真正的大文学史。文学所对编写文学史有一个庞大的长远计划。

因卷数多，我们负责的古代部分一度曾名为“大文学史”“多卷本中国文学史”。后经研究，出版时定名为“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实际上基本是断代文学史的汇编。所里成立了以余冠英先生为首的编委会，后余先生改任顾问，由邓绍基先生负责全面工作，刘世德、沈玉成先生为辅，编委会也邀请了协作单位北京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的教授参加。北大负责先秦、秦汉、近代三卷，南师大负责宋代卷，原来明清两卷是由中山大学负责的，后中山大学退出，改由文学所自写。文学史编委会和编写组在20世纪80年代初在北京、南京等地连续召开过好几次工作会议。

我参加的是唐代卷，分上下册，上册初盛唐文学，下册中晚唐文学。上册原由乔象钟先生负责，陈铁民先生来所后，成为乔先生的得力助手，后乃并列为上册主编。下册原由吴庚舜先生负责，章节目录由他拟定，编写组讨论通过后，由各人认领任务。写成初稿后，在同仁中传阅，但总的进展速度比较慢。我初参加此项工作时，是借调回所，接着是在研究生阶段，1981年毕业留所后投入时间精力更多，任务更重。再后来庚舜先生身体不好，所里指定我协助他。我主要帮助他做收尾之事。虽做了些工作，但出版时竟也与庚舜先生并列主编是没想到的。

    △ ”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1999年。

这个中国文学通史项目，从1978年启动，拖的时间很长。最早完成的是邓绍基先生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但正式出版已是1991年。其他各卷的出版，《南北朝文学史》1991年，《唐代文学史》1995年，《宋代文学史》1996年，《先秦文学史》1998年，《魏晋文学史》1999年，而《秦汉文学史》《明代文学史》《清代文学史》《近代文学史》各有各的原因，至今未见。这个大型集体项目的实施，领导重视，同仁努力，但进行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时间拖了很久，要使之最终完成，还需花费相当的气力，其成败得失也须认真总结。

学术上，这部文学通史执行“以时代为序，以作家为纲”的编写体例。分期按朝代，立章或立节则按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重要性，另设“概述”介绍时代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文学概况，又设综述性章节叙述时代相近的作家群。除写入公认的大作家，给以较大篇幅，全书涉及的中小作家数量远超当时已有的多种文学史，故有“大文学史”之称。叙述内容的要求是力求稳妥公允，不简单化，不贴标签，对具体作家的叙述和评价要能够反映、体现当时研究的水平和一些最新成果。考据的结论、借鉴他人成果或尚有争议的问题，正文无法容纳，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因此，这部文学史每章的注释数量多，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性。文字表达则要求客观平实，明白简练。总体说来，这部文学史的编撰方法，是在总结此前诸多文学史著作，特别是本所编写三卷本文学史的经验教训基础上，要求既有所继承，又有所创新。已出版的几部，社会反响还是比较好的。问题是实施的时间拖得很长，全书最终没有按计划出齐，直至目前尚不够完整。

文学史的写作延续了好多年，这是我比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唐代文学的过程，特别是对中晚唐诗文作家和唐传奇是一次很好的补课。在帮助吴庚舜先生统筹编写工作和审读初稿、互相切磋中，也颇有收获，尤其是一定程度上锻炼了科研组织能力。应该说，就是从这时开始，我正式参加到一个大型集体科研项目中去，从最普通的成员起步，开始了我学习锻炼的历程。

也是在文学史编写的工作实践中，我开始思考有关文学史的一些理论问题。起初大抵是在文学史编纂学的范围内，比如如何分期，如何分章分节，怎样通过分章立节来体现对作家的评价，如何通过一个个作家的研究和叙述构建出文学史的模样，叙述中如何既突出重点，分清主次，又适当地扩展视野，写出作家的交游和人际关系；又如怎样从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筛选、抓住核心问题，对一个时段的文学史状况作出理论性的概括；等等。后来渐渐发展到对文学史本身，如何谓文学史？文学史研究的性质、功能、目的、范畴，文学史的类型和发展规律，文学史与文学观、文学史观乃至历史观的关系，以及文学史本体、文学史主体、文学史与兄弟学科的关系等问题的思考，即渐渐从文学史编纂进入对文学史这门学科的思考。古典文学研究本来既是对作家作品的文学研究，也是一种历时性的史的研究，文学史实乃分体史、部门史的一种。即使并不编纂文学史，古典文学的史学性质也是很强很明显的。文学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当时对文学史理论问题有兴趣的同行不少，常有机会进行讨论切磋，各种形式的研讨会也开过多次。有的同志就指出，应该朝文学史哲学的方向探索。这对我启发很大，也影响了我今后的科研之路。

三、20世纪80年代

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从20世纪70年代末上马，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直到1995年《唐代文学史》上下两卷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的这项工作才告一段落。

但在《唐代文学史》正式出版之前，我们每个人手头都并不是只有这一项工作，几乎总是有好几件工作一起在做。

当时有一段叫作“赏析热”的时期，198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推出《唐诗鉴赏辞典》引起轰动，全国各出版社纷纷起而仿效，我们每个人都应约写作了不少的诗词文赋的赏析文章，有的在刊物发表，有的结集为赏析集出版，也有一些交出去后因情况变化而石沉大海。赏析文章虽不算正儿八经的学术论文，但阅读前人或他人的赏析文章，颇能获得启发和教益，自己学写，也能从中得到锻炼，尤其是加深了对作品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的理解和把握。

    △ 董乃斌著：《李商隐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

这期间，我出版了《李商隐传》一书。此书是硕士论文《李商隐研究》的副产品。我的导师是吴世昌先生，同门师兄有施议对、陶文鹏，师弟刘扬忠。他们三位都搞宋代文学，论文分别写宋词音乐、苏轼、周邦彦研究。唯我搞唐诗，毕业论文以李商隐为题。三年期间，吴先生分别给我们具体细致的指导，尤在为人为学的大节和根本方面言传身教，使我们终身受益。写《李商隐传》时，似乎有一种创作激情，故当时居住、工作条件虽皆简陋，但写作进展顺利，此传比论文完成得还早，同时还产生了一篇小说副产品（《琴泉》，后在《钟山》发表）。只是那时出书极难，拖了好几年，直到1985年，才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研究李商隐及其周围作家，实际上是对整个晚唐文学史的摸索。编写唐代文学史下册，进一步加强了这个方面。后来我修改硕士论文，有意识地将作家研究向文学史研究推进，一方面通过作品艺术分析向作家的心理深入，另一方面试将作家研究上升到文学史研究的层次。199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一书（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此书增订本，并将《李商隐传》一起重印）。该书导论初步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我从作家作品研究向文学史研究推进的研究思路。此后我还就李商隐及其他唐代作家作品写过一些单篇论文，或以之参加学术会议，或在刊物发表。

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范围主要在李商隐和其他中晚唐诗人的研究。如《略论玉溪生诗解中的一种不良倾向——兼谈古典诗歌研究的方法问题》（《河北师院学报》1981：4）、《论樊南文》（《文学遗产》1983：1）、《李商隐散文简论》（《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4：3）、《唐代新乐府和诗歌叙事艺术的发展——兼及中国文学史上一种现象的探讨》（《文学遗产》1984：4）、《李德裕的诗和诗中的李德裕》（《唐代文学论丛》第6辑，1985）、《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在中国韵文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文学评论》1985：2）、《唐诗人许浑生平考索》（《文史》第26辑，1986）、《中国封建文化体系中的文学》（《中国文学研究》1987：4）、《论中国叙事文学的演变轨迹》（《文学遗产》1987：5）、《中国韵文古典形式的命运》（《中国韵文学刊》创刊号，1987）、《阐释者的文化意识与心灵历程——以李商隐诗歌之阐释为中心》（《福建论坛》1988：1）、《李商隐诗的语象—符号系统分析——兼论作家灵智活动的物化形式及其文化意义》（《文学遗产》1989：1）、《精神自由的强烈呼唤——论李商隐诗的主观化特征》（《江海学刊》1989：1）等。这些论文除一部分是作家作品研究，许多已初步表现出某种宏观视野、对研究方法和对叙事传统的关注。现在想来，皆与此前的文学史写作和对文学史学的思考有关。这些倾向是自发自然产生的，后来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提高认识，渐渐变成了自觉的行为。

    △ 董乃斌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1985年，因应当时西方文论涌入、“新方法热”形成的态势，文学所设立新学科研究室，调我和程广林担任室的正副主任。至1988年，我仍回古代室。

“新方法热”是80年代初有名的事件。在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大形势下，国外主要是西方的文艺理论大量被引进，如以系统论为代表的新、老“三论”以及新批评、原型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女性主义批评之类。广大学人既感新鲜，又希望借助西方理论迅速提高研究水平，一时间形成一股热潮。

这些理论在西方曾很流行，有的未必“新”，有的热闹过一阵，已渐行消歇，被更新的理论所代替。然而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却还是新鲜的，所以引起大家的兴趣——至于以为这些东西真能解决中国文学研究的问题，或能把我们的研究提高到什么样的高度，其实，即使在当时，大家心里也是存疑的，而且也从来没有人因为引进新方法就要废止老方法。只是这些都不妨碍了解新方法的兴趣，毕竟思想解放与新鲜好奇心理占了上风，那一段时间，热心了解和学习是主流。我的心态与大家是一致的。

为了将这种了解和学习落到实处，也为了回应全国广大学人的要求，新学科研究室决定组织一套“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鼓励某些先行者著述或翻译有关论著，争取集中出版。文学所为此申报一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获批为国家“七五”重点项目。我们将此项目命名为“文艺新学科建设丛书”，以所长刘再复为主编，我和程广林为副主编，进行具体操作。我们为此召开会议，广邀作者，并积极与各出版社联系。从1986年开始就陆续有作者交来书稿，我们初审后又请作者修改补充。出版方面，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文化艺术出版社、湖南文艺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花山文艺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热情支持，于1987年开始分头陆续推出，到1997年，共计出版了27种。这些书，大致可分为自著和译著两个系列，自著如林兴宅的《象征论文艺学导论》，杨春时的《系统美学》《艺术符号与解释》，九歌、畅广元的《主体论文艺学》，赵毅衡的《文学符号学》，潘凯雄等人的《文学批评学》，陈植锷的《诗歌意象论：微观诗史初探》，徐岱的《小说叙事学》，林克欢的《戏剧表现论》，叶舒宪的《中国神话哲学》，陈晓明的《本文的审美结构》以及赵毅衡、周发祥合著的《比较文学研究类型》等。译著则有朱立元等编译法国米盖尔·杜夫海纳的《美学文艺学方法论》，邓勇等译巴赫金的《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胡敏译英国玛丽·伊格尔顿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林建法等译陶丽·莫依的《性与文本的政治——女权主义文学理论》，陈燕谷译波兰罗曼·英加登的《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和金惠敏等译德国伊塞尔的《阅读行为》等。从这些书的选题看，显然都够得上新潮，谈论的是当时大家所关心的问题，因此它们出版后，受到欢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也诱发了一些讨论，总之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正如一切热潮既有兴起，必有消歇一样，所谓“新方法热”慢慢地平静了下去，但其影响却长期潜隐地存在着，所谓新方法渐渐地平常化了，有用的部分逐步沉淀下来，为学界所接受和习惯。现在回顾，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不宜简单抹杀。首先，这个热潮给我们补上了因为长期封闭而无知的外国文艺理论课，获得了信息，打开了眼界，也触动了头脑。人们对新事物充满好奇、充满热情，是一件好事。至于那些理论究竟如何，学然后知其有用无用、能用不能用，盲目地相信或盲目地排拒，都是不可取的。其次，有关新方法、新理论的译介和著述当然水平有高低，质量有参差，但作为一种研究实践，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益处还是基本的。特别是对于作者和译者，更是一种学术的锻炼。事实上，当年积极参与丛书著译的作者们，那时还多属青年学人，后来很快成为文学领域各专业的骨干中坚和佼佼者，在各自岗位上做出了不俗的贡献，许多都成为今日的著名学者。应该说，与新学科建设丛书的结缘，在他们的学术履历上多多少少是发挥了正能量的。

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如此。必须承认在新学科研究室的这一段工作，有助于我眼界和心胸的开阔，在与许多同行的接触交往中也得到了不少学术上的启发和教益。后来我所参与的文学史宏观研究，我所深感兴趣的叙事学理论，以及我今天所见蔚为风气的早期文本研究，都与国外理论或学术的影响与冲击分不开。我想，对于外国文艺理论，对于国外汉学，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既不盲从盲信，又须认真谦逊地对待；既要仔细听取领会精神，更要独立思考，善于取舍。根本的关键、核心之核心，则是立足中国文学本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

比如所谓宏观研究，并不是要搞空洞浮泛的大而化之，更不是要贬低或抛弃微观的实证的研究，而是要吸收西方学术重理性分析、重逻辑思辨、重理论建构的特点，来改进和补足我国传统的文学研究在这方面的弱点和缺陷。如果我们能够既继承本国的优良传统，又能够克服传统的某些不足之处，不满足于资料考订编纂和感性体悟、印象批评，加强理论意识和形上之思，能够在研究任何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时，将它们放在时代和整个文学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分析和论述，那么我们的研究水平不是可以有所提高吗？后来，上海社科院文学所的陈伯海先生与我们合作“宏观文学史研究”的国家课题，编辑出版相关丛书，就是本着提高文学史研究理论性的要求。伯海先生写了《中国文学史之宏观》，我写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都是宏观研究的实践和尝试。

又比如叙事学，是西方先发展起来的，我们是后学，但我们要学的是其精神和思路，而不是照搬那些具体办法或名词术语，更不能像他们早期那样仅限于研究叙事文类（小说），而是要扩大视野，汲取广义叙事学的精义，探索一条适合于我国文学实际情况的路子。

在与国外学术接触时，我们也不会被某些外国理论和观点所吓倒，如国外有学者说我们古代文学研究依据的文献不可靠，远古文献不足征，连唐代文学也不是唐人作品的原样，是经宋明人修改过的，等等。我们怎么办？问题提出来了，我们就要认真对待，就要解决它。我们要把质疑和责难变成动力，使研究深入下去。目前，研究各种形式的古代文献已蔚然成风，古代文献的种类和数量也空前增多。理论上，研究古代文献文本的生成与演变，已广受重视。国家、研究单位、高校和研究者个人都投入前所未有的力量。尤其可喜的是，这已成为许多中青年学者热衷的课题，成为一个新的学术热点和生长点。相信经过努力，一定能够拿出划时代的成果，把中国文史研究的水平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四、20世纪90年代～21世纪初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所大文学史编写工作继续进行，也是开始出成果的时候。

在大集体项目出成果的同时，也出版了几种个人著作和小集体合作完成的著作。

1994年，我独著的《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作为“宏观文学史研究丛书”的一种，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此书以唐传奇研究为核心，其要义是在古典小说研究中，提出了“文体独立”的概念。也就是说，小说这种以叙事为根本特征的文学形式古来早已有之，早在神话传说、子史书中就孕育着，到魏晋志怪志人小说已基本成形，但作为一种文体，则是到唐传奇出现，才脱离母体而真正独立。唐传奇以后，小说就成为与以抒情为主要功能的诗歌相并列的一种独立文体，而戏剧则是融汇抒叙、以表演故事刻画人物为主的综合性文体。抒情与叙事本是文学表现的两大基本手段，且因之形成功能侧重各异的主要载体，但二者虽各有专长却从来无法分开，既共生并存、相互渗透依赖，又存在着竞争和博弈关系；既形成了历时悠久的抒叙传统，而两大传统的发展演变和消长起伏又构成了文学史的绚丽丰采和壮阔波澜。回想起来，我今日研究中所持的主要观点（以抒叙两大传统贯穿文学史）在那时已有所酝酿。当然，那时的认识尚浅，后经反复研求、深入思考，乃憬悟抒情或叙事并非只是创作者个人习惯爱好之事，实与时世变迁、文学演化、文体发展与作者思想与所取创作态度、创作目的，乃至其创作能力，均具有极大关系，抒叙的博弈既会表现于一个作者的身上，也会表现于整个文学史，不但贯穿整个文学史，而且还是形成文学史状貌和波澜的一大原因，从抒叙切入，实可触及文学史演变的许多重大问题，也能从这个特定角度更好地认识文学史。而今日宣扬“抒情传统唯一”，甚至将“抒情”和“抒情传统”作为一种工具来分析文学现象与作家作品，就不仅往往有违历史，尤其可能贻害现实。这个话题说来话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 董乃斌著：《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

1994年，还应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之约，由古代、近代两室同仁合作编纂《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分类集成》（30册），经过紧张的操作告成并出版。

1995年，我应许明之邀，写作《文化紊流中的文学与文士》，收入其主编的“中国知识分子丛书”，在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此书是对当时颇为兴盛的文化热的参与和回应。“文化紊流”是我对文化状况，特别是现状所试作的概括。文化虽然一直在发展，但文化从来不会单纯唯一、直线前进，文化状况总是纷繁复杂、千流万汇，表现为紊流状态。因此，发现和把握主流，同时关注支流和逆流，提高文化自觉性，使当代文化能够健康前行，是全社会和文化人的重要职责。在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的大形势下，西方文化（精华与糟粕、优长与缺陷一齐）潮涌而入，文化与文学的商品化趋势明显，这将成为今后相当长时间的一大问题和症结，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这一年，我还与北大钱理群教授联合主编了一部图文并茂的《中国文学史》，我所刘扬忠、韦凤娟参加，北大则有吴晓东参加。此书先由祥云（美国）出版公司出版繁体字本，随后再由它与中国和平出版社联合出版简体字本。这本“文学史”的特点是贯穿古今，从上古一直叙述到20世纪末，体例新颖，插图量多，且大多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品中选得，印制精美，而文字却十分精简，全书仅20万字左右，可读性颇强，一书在手，赏心悦目。上市以后很快售罄，不久被韩国翻译引入。至200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了修订本。

1996年，与程蔷合作完成《唐帝国的精神文明——民俗与文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那段时间，常与程蔷一起去拜访钟敬文先生，受教良多，我对民俗学产生兴趣，曾有从民俗角度系统研究唐代文学的想法，也试写了几篇论文，如《唐人七夕诗文论略》（《文学评论》1993：3）、《唐代的士风演变与时代迁易》（《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1994：1，此文与程蔷合著）。后因文学史编纂和文学史理论研究任务而将其搁置，时不我与，今已难再重拾。

属于“中国文学通史系列”的《唐代文学史》完成出版后，所内又提出《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此工作由张炯、邓绍基、樊骏、钱中文主持，所内多人（包括当时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的许多同志）参与。此书共十卷。收入文学所1962年编著的三卷本文学史，即文学史的古代部分，唐代部分由我负责，各章基本保持原貌，稍有改动修订。加入近代、现当代和少数民族文学部分，成为一部涵盖中华各民族、贯通古今的文学史，由华艺出版社于1997年出版。

1997年，还应中华书局总编辑傅璇琮先生邀约，组织编写一部文学史性质的小丛书“中华文学通览”，由十位中青年作者分头完成，我则写了一篇短序。

由上所述可见，我本人和文学所在本阶段的主要工作，可用“文学史研究与写作实践”来概括。这几乎是文学所六十年代以来学术工作一贯的中心。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研究人员，还是一度担任副所长（1994～1998），我的时间精力的安排，都是完全服从所内中心工作，依所内中心工作之需要为重点而转移的。

在研究和科研组织工作实践中，自然少不了一些理论的思考和探索。例如，在《彩色插图中国文学史》书中，我们尝试打破朝代分期，给中国文学史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发展线索，于是便从文体演变的视角切入，在诗歌肇始之后，将汉诗（包括文人诗和乐府）与魏晋南北朝诗、唐诗连讲，以“诗歌——抒情的时代”为标题，而从小说起源、六朝小说一路讲到唐传奇和宋代小说，列为“叙事艺术勃兴”的时代。另从唐五代词、宋词讲到元散曲，是“诗歌变体”的时代，当然从根本上说，仍然是以抒情为主的时代。然后，列一章专讲戏剧，称之为“表演与叙事抒情整合”的时代。最后是明清小说占据文坛中心的时代。这样的做法带有实验性，既显示了我们当时深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观念的影响，也显示了把诗歌和小说分别看作抒情和叙事之具，而把戏剧看作抒情叙事整合之载体的认识，实际上已进一步孕育着后来才明确提出的中国文学史贯穿抒情叙事两大传统的观点。

时至20世纪末，回顾与总结百年学术史自然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也就成了研究的主题。我们在文学史实践的基础上，自然进入对百年文学史历程的反思，并由这反思进入对文学史理论的系统思考。此阶段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两项。

一是设计并申报“中国文学史学史”课题，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后，在所内动员大量人力，同时与上海社科院文学所通力合作，撰写了三卷本的《中国文学史学史》。上海文学所承担了第一卷（中国古代，即文学史学科成立前的部分），我所承担后两卷。陈伯海先生撰写了全书导论，我则撰写了全书结束语。

    △ 2019年6月15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刘永翔、严佐之教授荣休仪式座谈会上致辞。

二是参与各种相关学术会议。记忆所及，自1991年以来，比较重要的有：《文学评论》编辑部等单位主办的“新时期古典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讨论会”（1991，昆明），《文学遗产》编辑部召开的“关于文学史学若干问题的思考”两次座谈会（1993，北京），《文学遗产》编辑部与漳州师院、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江海学刊》编辑部、西北大学中文系合办的“文学史观与文学史学研讨会”（1994，漳州），我所与新疆师范大学合办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及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1996，乌鲁木齐），我所理论室主办的“文学研究学术史研讨会”（1996，北京），《文学遗产》编辑部与黑龙江大学联合主办的“二十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前瞻研讨会”（1997，哈尔滨、牡丹江），我所、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江海学刊》杂志社与福建师大、漳州师院等合办的“文学史学研讨会”（1997，福建莆田），我所与辽宁大学合办的“面向新世纪文学思想发展学术研讨会”（1998，沈阳）以及我所独立举办的“中国文学史：理论与实践研讨会”（1998，北京）。我视这些会议为学习的好机会，故总是尽可能参加，个别的还参与组织筹备——的确从中学习到很多东西，领受许多启发教益，并与广大同行切磋交流。

其时作为所内科研的中心工作，除列为国家社科重点项目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外，理论室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二十世纪文艺学学术史”（杜书瀛、钱竞为课题负责人），也在紧张地进行。这两项都是我重点抓的工作。

文学所的一个传统做法是除鼓励和要求大家积极参与集体的大项目外，也允许并鼓励个人另有自己独立的项目。即使在“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和“中国文学史学史”进行期间，也有一些同志并未参与这两大集体项目，而且即使参与了，也往往同时保持着自己另外的研究题目，也就是说，除了必须完成作为国家研究人员的职务写作之外，还保留了相当分量的自由选题和自由写作的权利。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传统。

我自己在这一段时间里也围绕中心工作而发表了一些论文，比较重要的，如《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成就与贡献》（《文学遗产》1992：1），《文学史家的定位——关于文学史学的思考之一》（《江海学刊》1994：6），《论草创期的〈中国文学史〉》（《社会科学战线》1997：5），《关于“学术史”的纵横考察》（《文学遗产》1998：1），《分期与规律——建国以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学遗产〉创刊40周年暨复刊15周年纪念文集》1998），《唐诗研究的鉴赏学派与闻一多的贡献》（《中州学刊》2000：2），《论文学史范型的新变——兼评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文学遗产》2000：5），《中国文学史的演进：范式的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01：6）等。

我在文学所的学术经历是以文学史学的研究告终的。

文学史学史的编纂——从文学史书编撰和文学史学科成立的历史入手，看前人怎样思考，怎样撰写，看中国文学史走过了怎样的道路，衡估各种类型文学史著的特点、性质、功能、成就与不足等，为文学史学的建设奠定了基础。陈伯海执笔的全书“导论”和我执笔的“结束语”，一致指向从文学史学史向文学史学研究发展的前景，从更大更高的研究目标而言，文学史学史还只是一种阶段性成果而已。

我2001年调离文学所，到上海大学任职时，《中国文学史学史》已基本完成，尚有一小部分未能写出。我到上海后，继续组织人力，参与写作并最后统稿，使之最终完成，交付出版。中国社科院和上海社科院两个文学所合作编纂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学史》，于2003年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同年获十九届北方十五省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图书奖，2007年获第一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2011年获中国社科院优秀科研成果奖追加奖。

    △ 董乃斌等主编：《中国文学史学史》（全3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改革开放的前23年（1978～2001）我在文学所；后17年（2001～2018）我在上海大学文学院，但工作和研究保持着一定的连续性。比如，在文学所进行的20世纪学术史研究，写了一些单篇论文，到上海后，对它们作了些修改补充，编成一本《近世名家与古典文学研究》，2005年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也有些工作是新开辟的。上海大学钱伟长校长家学渊源，传统文化基础深厚，自己虽是自然科学家，但非常懂得文科重视文科，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博雅教育。为了全校的通识课，特找我和中文系领导和教师们座谈，指定我负责编写一本适用的教材。我当时初到上大，非常乐意而且感到荣幸地接受了钱校长的嘱托，在文学院领导和中文系全体教师支持下，很快完成了《中国文化读本》的编撰工作，然后就由钱校长赐序，交本校出版社出版了。那时是2007年的7月。我和部分老师也曾以此为教材开课，选课的同学比较踊跃。

《中国文学史学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时，我已在上海。此后，我秉承早先的设计，从史学史的研究转入文学史学原理研究，与同在上海大学的李翰、李孝弟、程蔷合作完成了来上海后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文学史学原理”，结项评为优秀，2008年仍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对文学史学的系统研究暂告一段落。

此后便转入对中国文学史本身，特别是发展规律（贯穿线）的研究，对影响甚广的“中国文学就是一个抒情传统”说提出质疑，并明确提出中国文学史抒情叙事两大传统贯穿的观点予以纠偏和补正。为此申报并组织完成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其最终成果（即其同名著作），被收入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2012年3月由中华书局出版。此课题的完成培养了一个研究团队，几位参与课题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现已成为这一研究方向的得力骨干，我们的学术观点也扩大了影响。这本书已于2017年获批为中华学术著作外译项目，现正在翻译中。

2015年起，开始从事前一个项目的深细化与延伸性工作：“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此项目被批准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拟于2020年完成。

总起来说，我一生的学术活动都是在从事文学史的编纂与研究。

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在做集体项目。年轻时是作为项目成员接受领导，后来也做过项目负责人而领导他人，直到最后成为国家项目的首席专家。这也可以说是我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主要学术经历的一个侧面。

都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宜乎个人独立进行，集体项目有种种弊病和局限。诚然！但放眼今天的学界，凡所谓重大项目，无不需用集体力量才能完成。在鼓励乃至提倡、重视个人潜心著述的同时，对集体攻关似也不能简单否定。端的要看任务的性质、要求和完成的条件而定。从事集体项目，对主持人是一种锻炼，对团队是一种精神的培养。主持人只要不是挂虚名而不实干，而是努力亲力亲为，不但主持、主编，而且能够动笔主撰，团队成员只要重集体而善学习，既完成分工任务，又注意培养全局观念和统筹能力，那么无论主持者还是参与者，就总能有收获，做贡献，出成果。说得冠冕堂皇些，这与民族精神的养成、国家实力的增强，都是可以有关联的。

（作者单位：上海大学文学院）

［1］关于余冠英先生让我认真补课的教导，见文学所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出版的《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第一辑，19-22页刊载的一次发言稿《补课也是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