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茜·韦斯打完篮球后步行回家，身后是父亲（中间者）和叔叔。她的视力问题并没有阻碍她的运动天分。
在围绕着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而展开的激烈辩论中，到了该听听病人心声的时候了。
作者 Erika Check Hayden
翻译 Lineker
校译 雨遇
鲁茜·韦斯（Ruthie Weiss）的篮球队看样子距离连输四场只剩下几分钟的时间了。但即便站在边线处短暂休息时，这位九岁的小女孩依然没有放弃。在说服教练让自己重新投入比赛后，她冲到了场上，然后接队友传球，直闯篮下。漂亮的空心入篮！鲁茜很快就得了两分，使球队获得了领先。眼看比赛时间所剩无几，她又再度得分，将胜利收入囊中。最终，球队赢得了赛季的首场胜利，所有队员都在庆祝，仿佛球队刚刚拿到了全国总冠军。几位对方球员的父母甚至走过来祝贺鲁茜，这场比赛球队获得的13分都是她一个人拿下的。“哇，她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和鲁茜的父母亲说。
对比鲁茜的表现，让人感觉更不可思议的地方在于她的DNA。由于基因中的一处错拼，她患有白化病，也就是说，她的身体只会产生极少的黑色素，这意味着她的皮肤和头发都是白色的，而且她还是法定意义上的盲人。鲁茜的视力不到常人的十分之一。她一直在尝试阅读，尽管她有可能永远无法开车，但她能够很好地辨认篮筐和队友，可以投篮、传球和运球。
今年一月，鲁茜的父亲伊桑曾问过女儿，是否希望父母亲在她出生之前就去纠正导致她弱视的基因。结果，鲁茜毫不犹豫地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父亲又问她有没有考虑过将来为自己的孩子编辑基因，以帮助他们重见光明？但鲁茜眼都不眨地再次回答说——不。
女儿的回答让伊桑·韦斯（Ethan Weiss）这位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医生兼科学家陷入了沉思。韦斯非常清楚，在理论上，基因编辑技术的快速发展能够避免孩子从一出生就携带致命疾病或类似白化病这样的缺陷。他相信，如果当时可以选择通过基因编辑的方式，在鲁茜出生之前解决她的弱视问题，那么他和妻子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不过现在，他觉得这样做可能是个错误：基因编辑或许会抹去一些让鲁茜显得如此特别的个性——譬如她的果敢。上个赛季，鲁茜还一直是球队里表现最差的球员，但她决心自我提升，并背着父母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球技。伊桑说，改变她的残疾“或许会非常遗憾地让我们和她在某种程度上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那太可怕了。”
不止是韦斯和鲁茜正在思考这些问题。一项被称之为CRISPR–Cas9的强大基因编辑技术的出现，已经让人们就能否以及如何运用它来修改人类胚胎基因，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基因的变化几乎肯定能遗传给后代，但同时它也突破了某些通常被认为是不可逾越的伦理界线。
这些新兴的技术已经开始测试人们的认可底线。对于不希望遗传给孩子的特质，现在的父母拥有前所未有的掌控能力：他们能够利用产前遗传筛查来检查唐氏综合征等病症，并选择是否要终止妊娠。胚胎植入前遗传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diagnosis）使得接受体外受精的夫妇，能够选择不带有某些致病基因突变的胚胎，甚至修改遗传基因——即用于编辑胚胎的CRISPR技术——对于某些人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去年，线粒体替代疗法（Mitochondrial replacement therapy），即利用捐献者的基因来置换遗传自母体的极少数基因，已经得到英国政府的批准，用于治疗那些面临特定遗传疾病风险的人群。
编辑人类胚胎DNA依然存在很多安全、技术和法律层面的障碍。但一些科学家和伦理学家认为，眼下深入思考胚胎编辑的真实含义才是最重要的——现实障碍的克服可以放在以后考虑。我们首先要问，这些技术究竟会为患病人群以及后代子孙创造出怎样的未来？
迄今为止，从那些可能会首先被这项技术影响到的患者那里，我们几乎没有收到什么反馈信息，但在与相关人群交流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他们抱有各式各样的观点。有些人已经不耐烦了，他们认为迅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来消灭潜在的致命的严重病症是义务所在。还有些人怀疑社会对于这项技术的接纳是否能到造成众人恐慌或让人满怀希望的程度。总言，像伊桑·韦斯这样的人一直警告，如果政策制定者不去咨询那些残疾患者和他们的家人，那么这项技术就可能会以损害患者、损害社会、损害当下和未来的方式，不经思考地被进行利用。
“听听那些遭遇此类情况的人们的心声非常重要，”汤姆·莎士比亚（Tom Shakespeare）说，他是来自英国诺维奇东安格利亚大学（University of East Anglia）的一位医学社会学家。
现实案例
约翰·萨宾（John Sabine）现年六十岁，他一度被誉为是英格兰同辈人中最优秀的法律人才之一。但现如今，他的亨廷顿氏病已经发展到了晚期：他无法行走或说话，大小便失禁，长时间需要人护理。他的弟弟查尔斯·萨宾（Charles Sabine）同样带有会引发亨廷顿氏病的遗传基因，也就是说，与哥哥和父亲一样，查尔斯注定要经历相同的大脑和躯体退化过程。
查尔斯与哥哥中间还隔着五个孩子，他们每个人都有50%的几率继承导致亨廷顿氏病的突变基因。对于查尔斯以及许多其他携带亨廷顿氏病突变的人来说，在是否应当利用基因编辑这个问题上，根本不存在什么是否合法的伦理论证，要么现在就治疗这些突变携带者，要么去挽救他们的下一代，就这么简单。
“对于必须实际面对这些遗传疾病的任何人而言，这根本就不是个道德问题，他们根本不需要为这种想法产生一些不着边际的内疚心理，”萨宾说。“如果有人指着某个房间说，‘瞧，你可以去那里把你的DNA修改一下’，那我会踹开门就闯进去。”
马特·威尔西（Matt Wilsey）肯定也抱有同样的想法，他是住在旧金山的一位科技型创业家。威尔西的女儿格蕾丝是世界上首批被诊断患有NGLY1基因突变病症的患者之一，这种突变导致她的细胞很难清除畸形蛋白。今年六岁的格蕾丝出现了严重的运动和发育障碍。她几乎无法行走，完全不能说话。由于这种疾病对于医学界来说还是新生事物，因此医生甚至无法预测她还能活多久。
威尔西很看好CRISPR技术。他表示，如果在出生之前就有机会去检测和修正格蕾丝基因中的突变，那他肯定会去做。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围绕胚胎编辑的辩论似乎已经垄断了对于技术本身的讨论。他希望运用CRISPR技术的基因疗法能够在若干年之内为格蕾丝提供帮助，因为是对她自己携带的基因进行修改，所以该治疗方案不存在伦理上的问题。威尔西想知道针对胚胎编辑的临时禁令，是否会让学界更快地把焦点放在治疗方案本身上。
“作为一名重病患儿的父亲，我能做什么呢？难道只是袖手旁观地坐等着我的孩子死去？机会不会从天而降。”威尔西说，“CRISPR是一辆已经离站的高速列车——它停不下来了，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想办法如何引导它向着好的方向前进。”
2015年12月，美国国家科学和医学院、中国科学院以及伦敦皇家学会召开了一次会议，与会研究者建议，出于众多安全和伦理层面的考虑，应当出台类似暂停禁令。不过，也有很多生物伦理学家和科学家认为，如果导致致病疾病或退化病症的单一基因缺陷在胚胎期能够得到修正，那么它们就应当被修正。汤姆·莎士比亚注意到，从长远来看，针对导致重大残疾或死亡的病症进行胚胎编辑，可能不会招致太大的关注和批评。不过，他表示：“对用于治疗非典型的可怕病症的胚胎编辑治疗，人们马上会陷入这种病症是否会让病人的生活苦不堪言的争论。”
社会影响
很多人都在关注这条线究竟会划在哪里。尽管现在看起来只有少数极其严重的病症应当进入基因编辑的范畴，但残疾活动家们指出，列为疾病症状的清单，即可能需要药物治疗的对象，正在不断增加。“人们越来越觉得，像肥胖或酗酒倾向这样的状况也应该被视为疾病。”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Diego）的语言学家卡萝尔·帕登（CarolPadden）说。她是一位耳聋者，她指出很多失聪的人都不认为耳聋是一种残疾。这样的立场已经引发了争议，譬如，耳聋的双亲会婉拒在孩子身上使用人工耳蜗植入这样的技术，他们更无法接受通过诸如植入前遗传学诊断的过程，来选择将来会失聪的孩子。
和帕登一样，某些残疾研究人士并不反对基因编辑的想法，但他们认为，社会需要明白，消除所有的残疾症状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想尝试编辑基因，我们可能会失去一些很重要的东西。
帕登指出，原本旨在服务于残疾人士的便利设施，常常会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举例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隐藏字幕——即为听力受损者提供的电视对白字幕——的发明需求来自耳聋人群的极力倡议和立法行动，最终得以在美国发展起来。今天在嘈杂的机场和体育酒吧，隐藏字幕都在发挥着作用。甚至还有些人利用它来阅读或学习语言。无人能够预见今天人们对于这项技术如此依赖。
文学学者罗斯玛丽·加兰-汤姆森（Rosemarie Garland-Thomson）是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残疾研究促进会（Disability Studies Initiative）的联席主任，她认为立法委任权，譬如1990年通过的《美国残疾人法案》（Americans with Disabilities Act），已经帮助残疾人士融入了社会——无论是在职场、学校还是其他公共场合。因此，整个世界也变得对所有人都更加人性化。“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是重要的人？这类互动作用显著改变了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态度。”加兰-汤姆森说。
加兰-汤姆森警告说，父母试图剔除孩子身上被视为弱项的特质，这种想法违背了上述主动包容的倾向性，这会营造出对每个人都更加苛刻的社会氛围。所有人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病痛、意外以及与年龄相关的衰退，残疾体验是普遍存在的。“我们现在正在试图判定，在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生命应当被淘汰，这种想法太危险了。”她说。
帕登表示，伦理学家、病患和残疾研究人士迫切需要同心协力，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为多元化的认同进行辩护。这是一场旷日持久艰苦卓绝的斗争，但我们已看到了进步——譬如，在“神经多元化（neurodiversity）”运动中，现在人们开始承认自闭症等疾病是人类变异范畴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尽快为多元化提供更多的支持理由，因为CRISPR技术发展的速度简直超出了我们很多人思考问题的速度。”她说。
做出抉择
人类胚胎基因组编辑技术的发展依然处于初级阶段，但对于某些可遗传病症的预防能力已经形成。医生通过母体的血液就可以提取发育胎儿的DNA，产前筛查已经发展到了如此先进的地步，它使得父母能够在胎儿的疾病或残疾被诊断出来时选择终止妊娠。这项技术已经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对人口发展的影响。
以欧洲为例，随着妇女平均孕龄的增加，唐氏综合征的诊断率已经从1990年的万分之二十提高到了现在的万分之二十三。但患有唐氏综合征的新生儿数量则一直维持在约万分之十一的水平，这是因为当胎儿被诊断出患有这种疾病时，很多妇女选择终止妊娠。在美国，当胎儿被诊断出患有唐氏综合征以后，有67-85%的怀孕妇女终止了妊娠。
通过对那些胎儿或孩子被诊断出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女性进行调查，以及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类似调查结果，波士顿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医学遗传学家布莱恩·斯科托（Brian Skotko）发现，有时候医生会建议女性终止妊娠或放弃收养产前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婴儿。他们会通过使用诸如“我很抱歉”或“我有一些坏消息要告诉你”等措辞方式来影响对方的决定[1]。例如，在因为唐氏综合征诊断结果而终止妊娠的71位荷兰女性中，有34%的人表示她们的医生在讨论选择方案时甚至根本没有提到继续妊娠直至分娩的可能性[2]。
马克·里奇（Mark Leach）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一位律师，他十一岁的女儿被诊断患有唐氏综合征。里奇表示，自己和妻子已经被问过无数次——尤其是当妻子在怀着第二个孩子时——他们是否“事先已经知道”女儿朱丽叶一出生就会患有唐氏综合征（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里奇说，有些人只是简单的好奇，但还有一些人是带着成见提出这样的问题。“能防范未然的能力会强加给人这样一种感觉，即‘你所要做的事情不仅应当对你自己有益，还要有益于社会’。”里奇说。虽然政府和私人健康保险公司通常会代为支付产前诊断的费用，但最近他又了解到，学校方面已经不再为一直在帮助朱丽叶提高数学和阅读能力的教育专家提供支持，这让他很是困扰。
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的法律和社会学教授多萝西·罗伯茨（Dorothy Roberts）认为，这一类的压力令人感到不安，而且如果胚胎编辑成为现实可行的技术，那么情况会变得更糟。“由于对残疾儿童缺乏支持而使女性被迫肩负起为自己孩子选择合适的遗传基因的责任，这对女性非常不公平。”她说。
残疾儿童也能过上丰富多彩的生活，里奇很清楚这一点。朱丽叶喜欢跳芭蕾和骑马，对于熟知的人物和动物的名字，她显得尤为敏感。她还会提醒别人如何去关爱他人。“如果唐氏综合征患儿不断减少，那么这个社会对于这类患者的同情也会减少，这才是最主要的损失。”他说。
即便在那些生命已经被置于危险境地的患病人群中，还是有很多人选择不采取基因编辑的方式进行干预。爱德华·怀尔德（Edward Wild）是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一位神经学家，专门关注亨廷顿氏病患者，据他估计，在英国只有不到5%的病人使用过植入前遗传学筛查技术来选择没有致病突变的胚胎，从而避免将突变遗传给下一代。有些人是不知道自己的基因存在这种突变；有些人则是因为成本或风险而不接受筛查；也有些人对这项技术在个人或道德方面存在异议；还有些人只是觉得，只有百分之五十的可能性将这种疾病遗传给下一代，这样的概率不算太糟糕。
“相比以科学的眼光来讨论生孩子，以娱乐的心态来讨论生育问题则要受欢迎得多，即便在涉及你该如何保证孩子不会遗传亨廷顿氏病这样严肃的问题时同样适用。”怀尔德说。
因为研究者们要想完全搞清楚与各种疾病相关的基因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即使基因编辑是一项安全高效的技术，而且所有人都选择使用这项技术，它还是无法消除遗传疾病。即便是已经被研究得相当透彻的亨廷顿氏病，要攻克起来都没那么容易。导致这种疾病的原因在于一段特定基因序列的重复；重复越多，症状就越严重，这种重复会随着连续传代而增加。新的家庭成员总是被诊断患有亨廷顿氏病，要么是因为前几辈人的病情而被误诊，要么是因为后代的症状加重，病情变得更加明显。虽然怀尔德目前正在致力于运用遗传技术来治疗亨廷顿氏病，但对于要在未来彻底消除这种疾病，他不抱很高的期望。“理想是很美好的，但也就仅限如此了。”他说。
人类生物学发展又在其他方面使得问题变得复杂。帕登举例说，有时某些易导致遗传疾病的突变对人类群体是有益的，譬如镰状红细胞突变可抵御疟疾。因此，通过基因编辑剔除某种疾病有可能会增加另一种疾病的患病风险，从而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她认为，对于其他与疾病相关的突变所具有的潜在益处，我们目前知之甚少，毫无顾忌地运用基因编辑技术有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便这项技术被采纳，它在世界各地的实际应用也会极不均衡。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icago）的社会学家阿莱卡萨·欧文（Aleksa Owen）预测，基因编辑技术会在那些赞成和支持辅助生育技术的国家，如英国、某些欧盟国家、中国和以色列等，率先投入使用。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人而言，它所需的费用可能太过高昂。
机会不均
不过，也有些科学家预测编辑人类胚胎可能会产生变革性的影响。在去年十二月份美国国家科学院举办基因编辑研讨峰会期间，哈佛大学的遗传学家丹·麦克阿瑟（Dan MacArthur）曾发推文称：“斗胆预测一下：我的孙辈将接受胚胎筛选和种系编辑。只是像疫苗接种一样，它不会改变人类的本质属性。”
伊利诺伊大学专门从事医学和残疾研究的历史学家桑迪·苏菲安（Sandy Sufian）认同麦克阿瑟的观点，她认为CRISPR技术具有被广泛采用的潜力，因为她觉得它可以节省本该要用于照顾残疾人的资金，而且人们对残疾充满了恐惧心理。但同时她也质疑消除这些病症必然会改善人类生活的想法。苏菲安患有囊胞性纤维症，这种由突变所导致的疾病使得她的肺部细胞更易遭受感染和疾病的侵害。每周她要花费四十个小时的时间来吸入清痰药物、进行锻炼和接受理疗；很多其他患者不得不辞去工作，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来进行治疗。尽管苏菲安可以选择通过基因编辑将囊胞性纤维症从种系里剔除出去，但她却没有这样做。“有些非常了不起的东西就源自于遗传病。”她说。
加兰-汤姆森亦深有同感；由于一种被称之为短肢缺陷症的疾病，她的一只手臂只有一半，另外还长着六指。她表示自己很珍视这些体征，她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越来越适应这样的现状，比如她非常善于交际，也许是因为觉得自己必须努力工作好让身边其他人感觉舒适的缘故。“任何限制因素都等于为我创造了变通的机遇。”加兰-汤姆森说。
莎士比亚患有软骨发育不全症，这种遗传疾病会导致患者的个头比常人矮，他觉得身患残疾的人能够获得和常人一样的生活满意度。“尽管发育受限，但事业、家庭、友谊和爱情，这些我希望在生命中拥有的一切美好事物，我都实现了。”如果只是为了长高，他并不想修改自己的基因。
残疾权益
正常人总是低估残疾者对于生活的满意程度。尽管相比正常人，身患残疾者的总体生活质量会低少许，但这种差别并不大。一项研究[3]表明，有一半严重残疾者将自己的生活质量定性为“良好”或“极好”。
相比经济或社会支持等其他因素，人们通常也会高估健康状况影响自身幸福感的严重程度。举例来说，一项完成于1978年的研究[4]，将近期因为事故而瘫痪的不幸者与近期彩票中了大奖（金额在5万至100万美元之间）的幸运儿进行了比较。尽管前者对于幸福感的评价比后者低，但两组研究对象对于未来幸福感的预测却近乎相同，遭受不幸事故的人从譬如吃早餐或与朋友交谈这样的日常活动中感受到了更多的快乐。
“在那些与众不同者的心目中，生活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设想即建立在对于残疾的偏见之上，很多了不起的科学技术都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伊利诺伊大学的残疾研究专家伦纳德·戴维斯（Lennard Davis）说，他的双亲都是失聪者。
残疾权益组织中间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没有我们的参与，不要做关于我们的决定（Nothing about us without us）。”他们主张，科学家、政策制定者和生物论理学家应当采取措施，以确保围绕着CRISPR技术的辩论能够反映怎样做才对病人及其家庭最有利，同时确保它在当前和未来都能得到最为人道的运用。
最低限度上，开发CRISPR技术的投资至少应与创新方面的投资相匹配，后者是为了帮助那些已经身患会导致残疾的病症的患者。在决策过程中，作为潜在CRISPR治疗对象而被列入考虑范畴的患者应当被接纳进来参与决策，这一点至关重要。
至于鲁茜·韦斯和她的父亲，他们已经拿定了主意。虽然为了完成一些日常活动，鲁茜必须比同班同学要更加努力才行。但是，当她统治篮球场、练习钢琴或享受高山滑雪时，伊桑·韦斯完全看不到孩子身上有残疾的影子。在他眼中，在凭借自身实力克服重重挑战之后，女儿正在充分享受着生活，他知道自己根本不用改变什么。
注释
[1] Skotko, B. G. et al. Am. J. Med. Genet.149A, 2361–2367 (2009).
[2] Korenromp, M. J., Page-Christiaens, G. C.,van den Bout, J., Mulder, E. J. & Visser, G. H. Am. J. Obstet. Gynecol.196, 149.e1–149.e11 (2007).
[3] Albrecht, G. L. & Devlieger, P. J. Soc.Sci. Med. 48, 977–988 (1999).
[4] Brickman, P., Coates, D. &Janoff-Bulman, R. J. Pers. Soc. Psychol. 36, 917–927 (1978).
原文地址：http://www.nature.com/news/should-you-edit-your-children-s-genes-1.19432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