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历政权入滇，并非永历小朝廷自身的决定。1647年（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首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商讨。孙可望主张继续与明朝作对，到广东南岭一带，建立地盘，密谋自己称帝。如果大事不好，可以向南流亡海外。李定国则力主联明抗清，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恢复大明江山。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但孙可望反对。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剑欲自刎。众将夺下剑，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并一致表示愿意接受李定国的意见。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由此可见，永历“西狩”主要是李定国的决定。
李定国是大西军余部中最有才干、而且最也忠于复兴明朝事业的将领，他的部队也是永历政权后来的主要依靠力量。他在永历政权流亡尚有其他地方可以选择时，提出西进云南的方针，是从复兴明朝的大局出发的，符合永历政权的根本利益。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选择绝非走投无路时的病急乱投医之举。
那么，为什么李定国要为永历政权选择西迁云南呢？这是因为在当时，云南可能是复兴明朝的唯一基地。
在今天，云南是一个比较贫穷的边疆省份，不太为人所重视。但是在历史上，云南的地位却大不相同。
中国历史上的外患主要来自北方。在唐代以前，中国中央王朝从来没有遇到来自南方的威胁。但是到了唐代，这种威胁出现了，即南诏兴起于云南，并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强国。据《新唐书·南蛮传》，南诏的疆域为“东距爨，东南属交趾，西摩伽陀，西北与吐蕃接，南女王，西南骠，北抵益州，东北际黔、巫”。换言之，其疆域东面包括两爨（云南），东南到达安南，西北连接吐蕃，南面和女王国（国都在今泰国的南奔）接界，西南和骠国（政治中心在今缅甸曼德勒一带）接界，北抵大渡河，东北抵黔、巫（今贵州和四川的长江南岸），俨然成为中南半岛上的超级强权。
南诏的两大邻国朝与吐蕃都是强国，南诏向东、北、西北几个方向发展都遇到困难，因此积极向南、东南和西面发展。南诏在云南的西南地区设置了开南节度和银生节度，统治中南半岛的许多地区。晚清民初时期学者沈曾植说：“开南、安西所部，远皆达于南海。以《地理志》所记通天竺路互证，知非誇辞不实者。盖骠之属国，皆为南诏属国矣。”可见南诏势力范围一直达到南海。南诏军队曾与女王国、昆仑国发生冲突，到过真腊国（今柬埔寨）“苍波汹涌”的大海边。
南诏与唐朝进行过多次战争。唐太和三年（829年），南诏大举进攻西川（亦称益州，中心在成都平原）。南诏军占领了成都外城，虽然未能攻入内城，但退兵的那一天，南诏强迫成都各种技术工匠举家南迁，人数达数万人。两年后，李德裕任西川节度使，要求南诏放回被虏的人，南诏放回了4000人。
咸通十年（869年），南诏军第二次进攻西川，与唐军大战，虽然最后被击败，但战争对益州造成了重大损害。益州是唐代后期中国最富裕的地区之一，当时人说天下最富庶的地区为“扬一益二”，即位于东部长江下游的扬州和位于西部成都平原的益州，因此也是中央政府两大最重要赋税来源地之一。南诏几次进攻益州，对唐朝造成严重危害。
不仅如此，唐咸通元年（860年），南诏出兵东下，攻破唐朝的安南都护府首府交趾城（今越南河内市）。唐军不久后收复安南。但三年之后，南诏再次攻破交趾，唐军退守岭南。南诏不断攻击唐朝，两陷安南，迫使唐朝不得不调用重兵镇守在南方的最大要塞桂林，导致“庞勋之乱”，严重削弱了唐朝的根基，使之无力镇压黄巢起义，最终灭亡。这个“唐亡于南诏” 的观点得到陈寅恪先生的肯定，也得到其他史家的认可。向达先生指出：南诏之患，“以懿宗时为最繁，几乎每年都有边警，而以中国的南部如安南、邕管为最甚。咸通时安南为南诏攻陷，于是邕管骚然，乃调东南之兵以戍桂林，卒之庞勋叛变，遂兆唐室灭亡之机。所以南诏的盛衰，安南的得失，关系于唐朝者甚大”。
唐代的南诏
南诏衰落后，大理国代之而起。大理国也是中南半岛地区的强国，其疆域 “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大致说来，包括了今云南省和川西南地区，以及今缅甸东北部、老挝北部和越南西北部地区，与南诏国大致相同。除此之外，广西的许多地区也在大理国的势力范围之内。
北宋皇祐年间，广西广源州（今靖西、田东一带）少数民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率众攻占安德州，建立南天国。后来兵败，遂投奔大理国。在大理国的支持下，准备进攻广西和四川的黎、雅等州。与南诏不同，大理国与宋朝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即便在双方政治关系几乎断绝的时期也未发生过战争。不过这不意味着大理是一个弱小国家。
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大理国出动20万大军进攻安南国。南宋绍兴二年（1132年），大理又介入安南国的王位继承之争。安南国王李乾德有一庶子，从小被送入大理国寄养，改名赵智之。绍兴八年安南国王李阳焕死，大理国派军队护送赵智之归国，与嗣子李天祚争夺王位。宋朝支持李天祚，这次争夺安南王位的战争以赵智之的失败而告终。
在公元738年南诏皮逻阁统一六诏至1253年年大理国灭亡的五个世纪中，云南一直是中国西南部和中南半岛上超级强权。元朝灭了大理国后，云南成为中国的一个行政区，从而以往几百年的南方威胁也随之消失。
云南被元朝纳入版图后，依然保持着一种相当特殊的地位，实际统治者是元朝的蒙古贵族梁王和大理国后裔段氏。梁王以昆明为其统治中心，段氏则控制着大理一带。元朝灭亡后，元顺帝逃到漠北，称为北元，与新建立的明朝对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仍奉元朝正朔，服从北元的命令。段氏虽然也直属北元政府管辖，但处于半独立状态，与梁王政权之间不时发生武装冲突。
明太祖朱元璋欲以和平方式解决云南问题，曾多次派使者前往谈判，均被杀害，遂决定用武力统一云南。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明太祖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率大军三十万征云南，梁王派遣达里麻将兵十万屯曲靖抗拒。经过激战，洪武十五年（1382年）一月六日，梁王兵败自杀。因此云南是明朝统一的最后一个地区。
到了明代，云南依然拥有相当强大的地方武力。云南西南边疆的麓川掸族政权兴起，到了元末明初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地方政权，与明朝和缅甸都发生了多次战争。从洪武十八年（1385年）到正统十三年（1448年），明朝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征讨（包括有名的“三征麓川”之役），大小战事不计其数，“军费所需，万万不可计”才消灭了麓川政权。
南诏武力
云南在明代中国，经济上拥有一种其他地方所无的优势：白银。在元代，天历元年（1328）全国银产量为775610 两，其中几乎一半（47.42%）是云南生产的。到了明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货币的“白银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到了万历时期，全国到处都在积极寻找银矿，但是只有在云南取得较好的结果。
明代后期旅行家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采矿事惟滇为善。……他省之矿，所谓‘走兔在野，人竞逐之’。滇中之矿，所谓‘积兔在市，过者不顾’也”。明末大科学家宋应星在《天工开物》对全国的银矿介绍如下：“凡银中国所出，浙江、福建旧有坑场，国初或采或闭。江西饶、信、瑞三郡有坑从未开。湖广则出辰州，贵州则出铜仁，河南则宜阳赵保山、永宁秋树坡、卢氏高嘴儿、嵩县马槽山，与四川会川密勒山、甘肃大黄山等，皆称美矿。，皆称美矿，然生气有限，每逢开釆，数不足，则括派以赔偿；法不严，则窃争而酿乱。故禁戒不得不苟。燕、齐诸道，则地气寒而石骨薄，不产金、银” ；“然合八省所生，不敌云南之半。故开矿煎银，惟滇中可行也。凡云南银矿：楚雄、永昌、大理为最盛，曲靖，姚安次之，镇源又次之”。由于云南是全国最大的白银产地，手里握有大量“硬通货”，当然也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实力。除了银矿，云南还拥有全国最大的铜矿，并且是全国林业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不过云南铜矿和林业资源的开发，要到清代才大规模进行，这是后话。
正因如此，明朝宁可放弃在宋代以前一千年中一直是中国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一个行政区、到了明朝又已占领二十多年的安南，也不愿放弃元代以前长期独立的云南，尽管云南的居民绝大多数并非汉人。
云南还具有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云南陆路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处于中国通过陆路进入南海——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印度洋的两大重要战略通道上，即是中国与中南半岛陆地贸易的通道。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缘优势，早在西汉时期，云南就与南亚、东南亚发生过密切的经济联系。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正在西域进行凿空之旅的大汉使者张骞竟然在大夏国（今阿富汗北部地区）发现了来自我国西南地区的邛竹杖、蜀布，就已感觉到中国的西南必有一条通往印度的道路，于是这条道路就这样发现了。后世学者称之为“南方丝绸之路”。
张骞回国后建议汉武帝打通通往西南地区的西南夷道，武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因而使得一条从成都，经过云南，在到达印度的官方南方贸易通道正式开通。由于道路的开辟，沿途的贸易也开始兴盛起来。因此我们可以说，整个古代时期的云南是在用“两条腿”在运转：一条是通往内陆的国家向心力和经济发展之路；另一条便是与东南亚和南亚之间充满文化和经济交流的国际通道。同时，云南地处高原，易守难攻，进可攻，退可守，周边有机可乘时则可凭借自身武力，居高临下，向外出击，攻城略地，称霸一方。不仅南诏、大理如此，就是到了近代，滇系军阀犹能以一省之力，称雄于中国南部数十年，以致滇军首领唐继尧自称“东大陆主人”。
此外，虽然汉人在明代云南是“少数民族”，但是在政治、经济方面却居于统治地位。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云南汉人对朝廷表现出罕见的忠诚。当永历朝廷最后从云南逃往缅甸时，出发时竟有数十万人哭泣随行，拖家带口的官兵和士绅日行仅30里。这种忠诚，也是在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
因此，上述情况使得云南成为永历政权流亡的最佳选择。我认为李定国之所以选择云南为永历政权的流亡目的地，正是考虑到了这些情况。
【注】本文原标题为《云南，为什么成为南明政权最后指望的“复兴基地”》
作者：李伯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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