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玉顺，1957年生，成都人，山东大学教授。1981年毕业于成都大学中文系。1992年毕业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获文学硕士学位。1997年赴中国社会科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蒙培元先生；2000年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四川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哲学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学术委员、《儒藏》学术委员、《原道》学术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中国哲学·儒家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提出了引起广泛关注的“生活儒学”思想。
儒学更贴近生活
黄玉顺早年学中文出身，儒学和哲学之外，他也写一些谈文学的文章，比如“新诗音律研究”。偶尔也关心一下三农问题、计划生育和钱学森之问。他觉得，学文学的好处在于重视情感，而所有理性都是为情感服务的。所以，“爱”成了“生活儒学”的关键词。
“生活儒学”是黄玉顺2004年提出的，一出炉即受到关注，也引发不少争论。黄玉顺说“其实很多人都没明白我的意思，我的基本思考是传统儒学如何和现代性接榫，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
生活儒学所说的“生活”也不仅仅指现代性的生活，而是涵盖古今中外一切生活方式的生活。这是生活儒学所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思想视域。所以我总是说：“生活即是存在，生活之外别无存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不过是生活的一种显现样态而已，只是生活之流的一个河段。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生活儒学的思想视域不是“现代性”，当然更不是“前现代性”，甚至也不是“后现代性”，而是“当代性”，或者叫做“当下性”。所以，我把自己的思想方法叫做“当代主义”，我在很多地方都谈到过。生活儒学既要超越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也要超越现代主义，回到真正的“大本大源”——生活。在我看来，孔孟儒学就是这样的思想视域。所以，我才把自己的思想理论标志为“生活儒学”，即是一种儒学。
“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工作
重建中国正义论是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从民族国家内部看，正义问题不仅仅是中国当下面临的问题，也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就世界范围来说，虽然很多发达国家在现代性制度安排上比较健全和成熟，但他们的社会中同样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不正义现象，有些还相当严重。再从国际关系看，现行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不正义的，必须加以改变。这些都是正义论所要讨论的问题。这不正是儒家应当加以密切关注的重大课题吗？
当然，黄玉顺所提出的中国正义论，不仅仅是针对现实问题的，它具有“普适”的意义。因为正义问题乃是人类社会永恒的问题，所以，中国正义论是想找出一套适用于古今中外一切制度规范建构的普遍原理
儒家中的自由取向
首先要强调的是：儒家自由取向的存在早已是事实，尽管其发展完善的过程尚未完成。迄今为止的儒家中的自由取向，至少可以分为这样几个形态：（1）维新派儒家的自由取向者。除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外，如果把严复也归为维新派儒家，那么，维新派的“自由”价值观是异常鲜明的。（2）现代新儒家的自由取向者。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徐复观、张君劢。（3）新时期的儒家自由取向者。我注意到，今天已经有一批中青年儒家学者可以归为此列。黄玉顺本人就认同这样的理念。
儒家自由取向者的学理依据，就是儒家的社会正义理论，黄玉顺称之为“中国正义论”。儒家正义论是一个多层次、多维度的立体理论系统，最基本的结构是“仁→义→礼”，即“博爱精神→正义原则→制度规范”。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儒家正义论的两大正义原则：（1）正当性原则；（2）适宜性原则。这两条原则在现代性的生活方式下的治理效应，就是儒家自由取向者的“国民政治儒学”。
只有爱能拯救我们
人类今天面临种种问题，需要各种层次的解决方案，但整个人类社会的协调发展，总需要某种最高层次的一般途径。我想起德国思想家海德格尔的说法：“只有上帝能拯救我们。”如果让我来说，我会说：“只有爱能拯救我们。”黄玉顺说的儒家的仁爱，是说的儒学。
要解决这些问题，儒学不仅能局部地提供“一些资源”，而且惟有儒学才能更为全面彻底地解决这些问题。不过，这一切有一个前提：今天的儒学不能是“原教旨主义”儒学，而必须是得到了某种重新阐释的儒学，亦即如您所说的有“创见性”的儒学。“现代性诉求的民族性表达”，这正是当代儒学应有的特征，两个方面缺一不可：如果没有民族性表达，那就不再是中国儒学，而是西化的东西；如果没有现代性诉求，那就是“原教旨主义”，是很危险的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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