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唐昭宗李晔是一个生不逢时的天子。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都不像是一个亡
这么一个英年即位、德才兼备、求贤若渴、锐意中兴的天子的确和他的父兄—懿、僖二宗毫无相似之处，倒是和宪宗、宣宗颇为神似。难怪朝野都为之感到欣喜，并对其寄予厚望。倘若他早生几十年，也许完全有可能缔造出媲美于“元和中兴”和“大中之治”那样的政治局面。然而，不幸的是，李晔登基时，大唐帝国早已被“藩镇割据、宦官乱政、朋党相争”这三大政治顽疾搞得气息奄奄，并且在黄巢起义的打击下变得摇摇欲坠。换句话说，他从昏庸无能的父兄手中接过来的纯粹是一个烂摊子。
李晔知道，要收拾这个烂摊子可谓难如登天。
但他坚信—一切皆有可能。尽管要做的事很多，要走的路很长，可昭宗李晔并没有丝毫的畏难和疑惧，而是显得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并且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迈出了第一步。
这第一步是收拾一个人，这个人叫田令孜。
田令孜是僖宗朝的大权宦。在李晔看来，僖宗之所以骄奢荒淫，帝国之所以叛乱蜂起，长安之所以饱受践踏，其罪魁祸首不是别人，正是田令孜。其次，田令孜转任西川监军不久，僖宗就已经下诏将他流放端州（今广东肇庆），可他仗着西川节度使陈敬瑄这把保护伞，竟然违抗诏命，拒不启程。可见田令孜的问题已经不仅是权宦祸乱朝政的问题，更是与强藩内外勾结、架空中央的问题。所以，昭宗现在拿他和西川开刀，既是为了维护朝廷纲纪、重建朝廷威权，又是为了杀一儆百、震慑各方的割据军阀。最后，或许也是一个不便明说的理由—昭宗想报仇。
那是广明元年（880年）的冬天，黄巢杀进了长安，当时的寿王李杰（即后来的昭宗李晔）跟随僖宗仓皇出逃。由于事发仓促，没有准备足够的马匹，所以除了僖宗和田令孜之外，其他的亲王都只能步行。当时寿王才14岁，走到一片山谷的时候，他再也走不动路，就躺在一块石头上休息。田令孜策马上前，催促他上路。寿王说：“我的脚很痛，能不能给我一匹马？”田令孜冷笑：“这里是荒山野岭，哪儿来的马？”说完挥起一鞭狠狠抽在寿王身上，驱赶他动身。那一刻，寿王李杰回头深深地看了田令孜一眼，一句话也没说就一瘸一拐地上路了。
从那一刻起，寿王李杰就告诉自己，如果哪一天自己得势，绝不放过这个阉宦。
巧合的是，正在昭宗准备采取行动时，与陈敬瑄打了好几年仗的阆州刺史王建又上疏请求朝廷把陈敬瑄调离西川。昭宗有了一个现成的借口，便于文德元年六月下诏，命宰相韦昭度充任西川节度使兼西川招抚制置使，另外派人取代田令孜的西川监军之职，同时征召陈敬瑄回朝担任左龙武统军。
然而，陈敬瑄和田令孜拒不奉诏。他们积极整饬武备，决心与朝廷开战。
十二月，昭宗命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为副使；另外划出原属西川的四个州设置永平军，以王建为节度使，兼行营诸军都指挥使，命他们共同讨伐陈敬瑄，同时削除了陈敬瑄的所有官爵。讨伐西川的战役就此打响。
在收拾权宦田令孜的同时，接下来的几年中，昭宗又展开了与权宦杨复恭的较量。
二
除了收拾宦官，昭宗另外要对付的，无疑就是藩镇了。
几年来，天下诸藩中势力最强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大顺元年（890年）正月，李克用出兵吞并了东昭义，二月又进攻云州（今山西大同），准备进一步吞并河朔。云州防御使赫连铎急忙向卢龙节度使李匡威求救。李匡威深知，一旦云州失陷，李克用的矛头就会直指卢龙，于是迅速率领三万人前往救援。李克用顿时陷入腹背受敌之境。不久河东骁将安金俊战死，另一个部将申信又临阵倒戈投降了赫连铎。李克用只好撤兵回太原。四月，赫连铎、李匡威与朱全忠先后上疏朝廷，请求讨伐李克用。
昭宗召集宰相和百官廷议。以宰相杜让能、刘崇望为首的绝大多数大臣表示反对，而宰相张濬和孔纬却极力主战。尤其是张濬，这个一贯自诩有东晋谢安和前朝裴度之才的宰相斩钉截铁地说：“只要给我兵权，少则十天，多则一个月，必定削平李克用！错失这个良机，日后将追悔莫及！”
然而，昭宗下诏出征后，眼高手低、志大才疏的张濬并没有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只用一个月就讨平李克用，而是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损兵折将，一再败北，并最终全线崩溃。昭宗充满希望的一颗心瞬间跌入失望和悲哀的谷底。
河东之役开打不到半年就遭遇惨败，而早在三年前就开打的西川之役结果更惨。河东虽然败了，但败得干脆利落，虽然给天子造成了痛苦，但毕竟是短痛。可西川前后整整打了三年，发兵十几万，旷日持久，丧师费财，而最终的结果还是一样—失败，这种失败叫作长痛。
登基不过三年，昭宗就先后遭遇两次惨重的失败，这对于一个锐意中兴的天子而言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打击。然而，让昭宗在绝望中感到一丝欣慰和喜悦的是—几年来一直在朝中悄悄进行的另一场较量，已经开始显露出取胜的希望，那就是李顺节与杨复恭的较量。
到了大顺二年九月，昭宗发现李顺节已经有效地掌握了部分禁军，于是断然采取行动，将杨复恭贬为凤翔监军。杨复恭拒不赴任，并以生病为由向天子要求致仕（退休），试图以此要挟昭宗。不料昭宗却顺水推舟，同意了他的致仕请求。杨复恭恼羞成怒，遂与担任玉山军使的义子杨守信日夜谋划，准备发动叛乱。十月初八，昭宗下令李顺节与神策军使李守节发兵进攻杨复恭的府第。杨复恭力战不敌，最后与杨守信一起带着族人从通化门逃出，亡命兴元，投奔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
一手遮天的权宦杨复恭终于被驱逐了，天子感到了一阵前所未有的轻松。但是紧接着，另一种不安再度向他袭来。因为新的权宦已经浮出水面，他就是李顺节。于是天子不得不再次痛下杀手，在这一年年底命左右中尉刘景宣
三
乾宁二年（895年）正月，关中三镇与朝廷的矛盾再度激化。五月，三镇各率数千精兵开进长安，准备废掉昭宗，另立吉王李保。六月，李克用率兵大举南下，上表讨伐李茂贞等三人，并将檄文传给了三镇。其时李茂贞的义子李继鹏担任右军指挥使，企图劫持昭宗前往李茂贞所在的凤翔；而王行瑜的弟弟王行实担任左军指挥使，也想劫持昭宗前往王行瑜所在的邠州（今陕西彬县）。于是两军就在长安城中开战，京师大乱，昭宗在禁军部将李筠的保护下逃往秦岭，并于七月初到达石门（今陕西蓝田西南）。
十二月，朝廷进封李克用为晋王。李克用遣使谢恩，同时秘密向昭宗请求讨伐李茂贞。昭宗与近臣商议，众人一致认为，如果讨灭李茂贞，李克用将更加强大，势必无人可以制衡。昭宗认为与自己的想法不谋而合，遂婉拒了李克用的请求。李克用感叹：“我看朝廷的意思，似乎怀疑我别有用心。问题是，如果不铲除李茂贞，关中将永无宁日！”
后来发生的事实果然被李克用不幸而言中。
昭宗从石门返京之后，意识到必须重新组建一支直接效忠于他的军队，于是在神策两军之外又招募了数万人组建了殿后四军，并全部交付亲王统领。李茂贞遂以天子企图讨伐他为借口，于乾宁三年七月再次勒兵进逼京畿。昭宗一边遣使向李克用告急，一边再次逃离长安，准备前往李克用所在的太原。路过华州（今陕西华县）时，天子一行却被镇国节度使韩建极力挽留。昭宗本就对远走太原有所犹豫，于是决定留在华州。李茂贞带兵进入长安后，得到的仅仅是一座空城。
驻留华州的昭宗断然没有想到—他这是才脱虎口，又入狼窝！
由于其时李克用正被幽州的刘仁恭牵制，无暇南下勤王，所以昭宗便被韩建软禁了整整两年。在此期间，韩建与李茂贞互为表里，逼迫昭宗解散了刚刚组建的殿后四军，处决了护驾有功的禁军将领李筠，并且罢黜了诸王的兵权，令归私宅；不久又发兵围攻诸王府邸，丧心病狂地杀死了十几个亲王；其后又迫使昭宗下罪己诏，并恢复了李茂贞的所有官爵；最后又致信与李克用修好。做完这一切，韩建和李茂贞才于第三年八月把昭宗放还。
昭宗第二次回到长安之后，改元“光化”。这是他登基后的第五次改元。纵观昭宗一生，在位15年，总共7次改元，平均差不多两年改一个年号，是自玄宗末年安史之乱以来改元最频繁的一任天子。
也许改元本身并不能直接说明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回溯整个唐朝历史，就会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发现：唐太宗李世民一生在位23年，仅仅使用了“贞观”一个年号；而唐玄宗李隆基一生中最鼎盛的29年，也仅仅使用了“开元”一个年号。而这两个年号，却成了盛唐的标志，成了中国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太平盛世的代名词，并且从此作为繁荣富强的象征符号而令无数后人心驰神往、津津乐道。
反观唐昭宗李晔七次改元所置身的这个大黑暗与大崩溃的时代，我们也许就会有一种近乎无奈的顿悟—原来9世纪末的这七个年号并不是年号，它们是七簇血迹、七道泪痕，是一个巅峰王朝临终前的七声呼告，是一个末世帝王在绝境中的七次挣扎，是一个突围未遂的士兵遗落在战场上的七把断戟，是一个失败的男人灵魂中永不愈合的七道伤口。
四
自从光化元年（898年）回到长安后，昭宗就变得与从前判若两人。
从前的昭宗温文尔雅、乐观开朗、自信从容，如今的昭宗酗酒贪杯、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他每天除了阴沉着一张脸不停地喝酒、耍酒疯之外，就是与宰相崔胤日夜密谈，似乎在谋划什么。
这种日子一直挨到了光化三年的冬天，左右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与左右枢密王彦范、薛齐偓这四个当权宦官自然而然地走到一起。一场废立的阴谋就此酝酿成形。
于是，昭宗被迫交出传国玉玺，与皇后一起被押送少阳院，随从的只有嫔妃、公主和宫女十几个人。看着天子的一副窝囊样，刘季述忽然又生出一种施虐的渴望，于是拿起一根银棒在地上指指画画，说：“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一条罪；某年某月某日，你不听我的话，这是你的第二条罪；某年某月某日……”如此这般，一直数落了数十桩罪，把束手而立的天子面前的那块地方都画满了线。
离开的时候，刘季述亲手锁上院门，又把铁水灌进锁孔，准备让这个院门永远不能打开。随后命左军副使李师虔率兵把守，昭宗等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向他报告。最后在围墙上凿了一个洞，用来递送饭菜，其他如兵器、剪刀、针之类的东西一律不准递进去。
刘季述的意思明摆着—不让天子自杀，要把他困在里头活受罪，让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天子被废，并且遭到囚禁和虐待，天下诸藩人人心知肚明，可人人皆按兵不动。宰相崔胤不得不独自采取行动，他暗中与神策军使孙德昭等人取得了共识，遂于第二年正月初二将刘季述、王仲先等四人全部刺杀，救出了昭宗。
昭宗复位后，将刘季述等四人的家族全部诛灭，同时又诛杀了他们的20多个党羽。但是宦官韩全诲和张彦弘却又在禁军将领孙德昭等人的支持下分任左右中尉。这两个宦官以前都当过凤翔监军，和李茂贞的关系非同一般，他们知道崔胤和他们势同水火，于是暗中引李茂贞为援。而崔胤则与朱全忠私交甚笃，他担心自己遭到宦官的谋害报复，所以也以朱全忠为外援。两派势力从此展开明争暗斗，而大权旁落、命若飘蓬的天子必将在这样的恶斗中再度成为牺牲品。
在9世纪的最后几年里，中原的朱全忠俨然已经取代河东的李克用，成为天下势力最强大的军阀。从文德元年消灭与他相邻的劲敌秦宗权之后，朱全忠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扩张行动。首先把兵锋指向东方，消灭了割据徐州的时溥、割据郓州的朱瑄和割据兖州的朱瑾，随后又把目光转向北方的河朔三镇以及河东的李克用。
光化元年（898年）五月，朱全忠渡河北上，攻取了李克用的邢、洺、磁三州。到光化三年，河北各镇全部归附朱全忠。
至此，一个毋庸置疑的帝国终结者已经屹立在天下人的面前。
天复元年（901年）正月，朱全忠突发大军，一举拿下河东的绛州和晋州，扼住河东援军的必经之地，随后大军直扑河中。据有河中之后，朱全忠向北遏制河东、向南威胁关中，势力空前壮大，天下似乎已无人可以匹敌。走到这一步，朱全忠自然就把目光瞄向了长安，并且瞄向大明宫中那个目光忧郁、神情凄惶的天子李晔。
与此同时，宰相崔胤与宦官韩全诲之间的斗争也已进入白热化状态。韩全诲等人与李茂贞联手，准备劫持昭宗到凤翔。崔胤则致信朱全忠，宣称奉天子秘诏，命他发兵入京保护天子。朱全忠本来就想把昭宗劫持到洛阳置于他的掌控之下，见信后正中下怀，遂于这一年十月从大梁出兵，直驱长安。
十月十九日，韩全诲等宦官得知朱全忠已经出兵，立即率兵入宫，胁迫昭宗随他们西走凤翔。昭宗悲怆莫名，密赐手札于崔胤，最后一句说：“我为宗社大计，势须西行，卿等但东行也。惆怅！惆怅！”
十一月初四，韩全诲陈兵殿前，对天子说：“朱全忠大军迫近京师，打算劫持皇上到洛阳，企图篡位，我们请皇上驾临凤翔，集结勤王之师共同抵御。”昭宗不愿意走，韩全诲便命人纵火焚烧宫室。昭宗万般无奈，只得和皇后、嫔妃、诸王共计一百多人登上离京的马车。那一天，天子泪流满面，所有同行的人也全都放声恸哭。
走出宫门很远之后，昭宗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熊熊烈火正在疯狂燃烧，把大明宫的上空映照得一片通红。那一刻，天子李晔觉得另一场烈火正在自己的灵魂深处燃烧。许多东西已经在火焰中灰飞烟灭，诸如勇气、豪情、梦想，诸如信心、希望、使命感……
五
天复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昭宗又一次回到长安。这是天子李晔第三次流亡后的王者归来。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年之后，他还将第四次被迫离开长安、踏上流亡之路。并且这一次，天子李晔再也没有回来……
昭宗回京后，崔胤当即奏请天子将宦官斩尽杀绝。昭宗同意了。正月二十八日这天，朱全忠在大明宫中展开了一场大屠杀，一日之间共杀了数百名宦官，喊冤哀号之声响彻宫廷内外。
至此，自安史之乱后，为患唐帝国150多年的“宦官乱政”终于结束了。大明宫里再也看不见那些面白无须、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的人了。然而，大唐帝国到此也行将寿终正寝了。
这一年二月，天子赐号朱全忠“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但在二月十三日，朱全忠却强迫昭宗迁都洛阳。
在从长安走向洛阳的一路上，昭宗一次次寻找机会派人向诸藩告急，命河东李克用、西川王建、淮南杨行密等节度使火速率兵勤王。朱全忠发现天子始终徘徊不前，知道其中有诈，遂一再催促。
天祐元年（904年）四月初十，昭宗抵达洛阳。
随后的几个月里，朱全忠得到耳目奏报，说李克用、李茂贞、王建等人之间公文往来异常频繁。朱全忠遂有夜长梦多之感，而且昭宗年长、在位日久，要将其取而代之相对于幼主要困难得多。思虑及此，朱全忠决定采取最后的行动。
这一年八月十一日深夜，朱全忠派遣心腹将领蒋玄晖、朱友恭、氏叔琮等人进入洛阳，突然敲开天子寝宫，刺死了开门的嫔妃，随后大声问：“皇上在哪儿？”昭仪李渐荣连忙走到天子寝室的窗前，高声呼叫：“宁可杀了我们，也不能伤害天子！”话音刚落便被砍杀在血泊之中。此时昭宗已经喝得烂醉，但是李昭仪有意发出的警报还是震醒了他。昭宗慌忙从床上跳起，躲到柱后。然而蒋玄晖等人已经冲了进来，把刀挥向了天子……
那一刻，没有人知道昭宗的眼前，是否闪现过他15年不堪回首的帝王生涯。我们只知道—李晔在这一刻终于离开了，离开了这个纷纷扰扰的世界，离开了这个让他又爱又痛的帝国。
三年后，朱全忠篡唐称帝，历时289年的大唐帝国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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