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医生站在病人角度看医生

曾看过一个网友一篇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我希望他不只能医治我肉体上的病痛，也能解決我性灵方面的问题。他最好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灵性的导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沒有钱，他都愿意帮助我，在我最软弱的时刻他能帮助我站立起來，在我最绝望的時候他能让我重燃信心。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他不会连看都不看我一下，他会随时跟我分享他心中的想法，让我知道他也让他知道我的心怀意念。我们应该要时常的对话，不对话没办法了解对方在想什么。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医院的气氛好，不管对医生对病人都是一种福音，你说是吗？”
　　对医生有这些理想化期望很朴实，这么想的也不在少数。但事实是，在眼前这个世界里，能达到这五个“希望”的医生在人群中的比例，基本等同于恐龙在生物发展史上所占的比例。这件事，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一样。如果有人说这样的医生确实存在，那可能首先是出现在教堂，而不是医院。
    我们在等待一个上帝医生的出现。而我们对医生这个职业真正了解多少呢？
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从医生这一行中退出？
　　只有入行了才知道，属于医生的荣誉和价值肯定，其实从后半生才开始。医生在年轻时辛苦、琐碎、贫穷，在等级森严的医院小社会里，他必须掩藏个性小心度日。如果年轻的医生有颗敏感的心，面对眼前的生老病死、世态炎凉，唯一的逃避出路就是变冷漠。如果还有个怀疑能力的大脑，就会敏感地发现那个做医生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时代已经让曾作为最需要道德支撑职业的医生，渐渐成为疏离、冰冷的工作和谋生手段。医学在沿着所谓的“科学”道路笔直前行的同时，它也渐渐偏离了内心世界和人文关怀，转而专注于或者说纠缠于局部和细节，或者被更宏大的经济潮流左右产出。而且，医学其实并不象人们吹捧的那么神话、万能，它和疾病的斗争虽然越来越峰回路转，但最后难免一败。
　　医科大学一毕业，就象第一个过滤站，过滤了一些起初一腔热诚然后心有旁骛的医学生，不管以什么具体或者抽象的理由。他们有的出国，有的进医药公司，有的改行。只是留下的一些，有的还象当年填志愿时那么喜欢做医生，大部分人则是一时想不好还能去干其他什么工作，于是也去了医院。
医生，是一份背着人道主义的重担、冷暖自知的职业。他承担着来自病人类似上帝的期待，却脱不了一个凡人的身份。
    1983年，Lewis　Thomas写了本书叫《最年轻的科学》很受欢迎，说的就是医学。这位1993年去世的美国著名医学专家，在书里写道，直到他青年时代学医时为止，医学在治疗方面其实是完全无知的，医生的本领不外乎给病人吃治不好也没危害的安慰剂，效力相当于宗教仪式中的“符咒”。其实，那时最高明的医生不过是擅长诊断病名和解释病的愈后而已。
　　医科大的学生都会接触到“蛇杖”这个造型。具体说来，就是一条蛇缠着手杖——至今仍然是西医的标志。在古时候，因为蛇的外形，人们一方面觉得它令人恐惧，另一方面又觉得它身上有种超自然的力量。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蛇渐渐地被抬升为权力、先知、智慧的象征。希腊医神阿斯克勒庇奥斯在出诊时，就总有条一米多长的蛇跟着他。他的手杖上刻着：“生也有涯，艺术无涯，历练难哉”传说中，最初是半人半马的基戎把阿斯克勒庇奥斯调教成了能干的医生，让他包治百病，起死回生。在荷马时代，他虽是个名医，但仍然是个人而已，到了特洛伊之战后，才逐渐建立神的地位。
    刚上医科大的年轻人，还会接触到希波克拉底这个名字。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凡是立志从医的人都要在科斯岛的一株老梧桐树下宣誓，誓词就是希波克拉底誓言。“无论至于何处，遇男或女，贵人及奴婢，我之惟一目的，为病家谋幸福，并检点吾身，不做各种害人及恶劣行为……倘使我严守上述誓言时，请求神祗让我生命与医术能得无上光荣，我苟违誓，天地鬼神共殛之。”从那时起，在培养一个年轻人成为医生时，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让他知道医为仁术，救死扶伤，唱和了人们对医生神圣形象的投射。谁知道两千多年后，这种承诺成了医生职业的不能承受之重。
　　曾有两位美国医生写的书，说的都是医学生的实习生涯。一本《上帝之家》（House　of　GOD），七十年代风靡一时，后来还被改成了电影。另外一本是纪实的，叫《学做上帝》(learning　to　play　GOD)。有趣的是，这两个医生也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职业定义在类似“上帝”的位置，虽然两本书中各自以诙谐或者正经的口吻讲述着这些“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反正，病人期待医生是“上帝”，而医学生也渐渐自我感觉良好地把自己放在“上帝”的位置上，虽然后来又不堪劳苦，摔了下来。
    我们几乎与生俱来地，无一例外地，习惯祈求一个平安无事的生活，没有疾病打扰的生活。于是，这些健康难题的存在，让我们觉得懊恼，我们期待医生能解决所有问题，提供所有帮助。而我们在看病这件事里，干了些什么呢？任务尽数甩手给医生，我们自己什么也不干，只管生病？
    从某种程度而言，病人和原始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医生不切实际的期待，带有很多非理性的气质。病人期待着医生身上神性焕发。至少也可以像古代的教士一样握着我们的手，看着我们的眼睛，听我们把起因缘由一一道来。我们希望每句话都能引起他的反应，不管是揪心或者同情。即使用最大的宽容来说，这也完全是奢侈和妄想。
　　再回到网友的那篇文章《我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
　　我希望遇到一个能够真正关心我，愿意真正了解我的人。
——医生半天看三四十个门诊，如何做得了每个病人的“温情使者”、合格的“心理咨询师”？
　　我希望遇到一个不会在乎我是谁的医生，不管我有沒有钱。
——如果这样，谁来给医疗费买单？
　　我希望遇到一个体贴的医生，他能知道我心深处的秘密，能从我微小的一举一动中，洞察我的心，让我有被了解的感觉。
——美国的医生们发牢骚说，医生常常因为对病人不够关心、或是接触时间过短而受指责，但在现在的经济化医疗体制中，只有具体的医疗治疗被合理地订了价，甚至医疗主管部门在酝酿取消挂号费，关心病人、教导病人根本就不值钱。
　　我希望能遇到一个知道如何才是真正的沟通的医生。
——医学生的课程里，医学伦理和医学心理学形同虚设，内容空洞，上课几乎就是走过场，也从来没有讲过沟通技巧的培训，很多医患矛盾由此产生。何况门诊时间只有七八分钟？如何在七八分钟里达到最有效的沟通？　
   我希望遇到一个真正懂得爱的医生，他不只爱病人，他也爱那些跟他作对、排挤他的医生，因为这样就比较不会出现派系斗争的局面。
——这样的医生，又如何能医院的小社会里血拼，如何幸存到日后值得你去挂他的教授号？
　　事实是，虽然说“如果没有信仰，现代医学就不能生存。现代医学既非艺术也非科学，它是一种宗教”，但我们首先面对的一片长不出神圣的时代土壤，其次我们意识到其实我们面对的只是个医学专业知识超过我们的凡人，只不过是我们把自己办不到的全部寄托给了他——在生病这件事上。这时，我们不如自己也动手去做点什么。因为最后你会发现，如果生病的时候首先一厢情愿地相信甚至拔高医学和医生，然后把自己天真地交出去，乖乖地按照所有既定的程序看病，你完全放弃了立场和主意——相信我，医生也最喜欢你这样的病人——不过说到底，你只能靠运气了，也许你运气很好，也许不大好，这时候，原则上说，医生只要没有突破底线——尽可能少杀人，你无法指责他。
　　　在现实如此的情况下，你希望遇到一个什么样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