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父母的情况，是后来慢慢地才知道的。我母亲名叫刘韻兰，祖籍山东济宁，清末时一家人从京都北平入穗。母亲1914年在广州小北祖父留下的一座京式大四合院里出生，她父亲（我外祖父）是刘家的二公子。
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没有谈过自己的家史，只在“日寇侵华”期间听祖母说过：“你们母亲出身富贵人家大家闺秀，你外婆是河南富商伍氏后人，到现在广州沦陷兵荒马乱，要她受这样的苦，真难为她。”
小时候的我，还未有“寻根问底”的想法，到后来想知道时，长辈们已一一仙去。后来很久抓住了不多的见面机会，我才从母亲的姐姐五姨妈刘英兰与她妹妹八姨刘惠文口中得知较为详细。
母亲祖籍山东济宁，祖父原是清廷一官员，出生于公元1850年的道光年间（约），30岁时随一位钦差大臣南巡两广，时正是两次鸦片战争之后，民众运动风起云涌。他们住入衙门小院后，收到消息说是夜情况有异，刘氏随行连夜布置卫士亲随星夜严防，果然发现刺客，因守护森严不逞，抵挡击退来犯。那位大臣半夜里闻声起床，发觉住所周围防卫井井有条，刘氏如实禀告。钦差大臣认为刘氏有功，回京后为之极力举荐，朝廷任用为“两广道台”（四品按察巡道）职，后全家落籍广东。（资料有说李鸿章南下之事，是否有关？未详）
祖父有四个妻妾，四个儿子。一家人住在广州城北粤秀山麓大小石街，那时这里是前清贡院之地，闲人勿进。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式房子，住着四兄弟叔伯四家人。母亲的祖父有四个妻妾，四个儿子。一家人住在广州城北粤秀山麓大小石街，那时这里是前清贡院之地，闲人勿进。一个很大的四合院式房子，住着兄弟叔伯四家人。
姨妈的述说，他们小时候生活很富有，一大家子人都住在广州城北小北门内，一座很宽敞的大房子里。城外一座青葱茏郁的大山，风景优美，游人颇众，就是现在称为越秀山的，这山是广州北部一道宽阔的天然屏障，从小北门连至大北门，接连象山（岗），广州人好敬佛，尤崇拜“观音”，以前山上有观音庙，习惯就称之为观音山了。
小北门内左侧是连片的官家用地，一条官道沟通南北，大道旁红花绿树，石桥下流水淙淙。过了石桥，立着一座牌楼，一条车道直通院内，在外边看去，一道围墙宛如一座小城的城墙，颇觉有点儿京味，主人就是京官南下的刘氏家眷住的大院。，
高大围墙上，一排泄水的瓦檐，高墙的东南角朝南立着一座高大门楼，闭着两扇厚厚的红漆大木门，门上装有锃亮的铜环。门楼后面隔着两架马车宽的一条通道，两架卸了马的两轮大车就前后摆在道上，大门对着一副铺着佛山陶雕的砖墙影壁，中间隔着一个前院，在大院中轴线上再有一道中门，入门三进才是主人和眷属门居住的上房和厢房，分东南西北四排，有一道走廊四边相连。后院种有各色各式花草，一株桂树植于院中，花开时节，清香飘逸，这里住住刘氏一家，四房人分住四厢。
母亲的父亲（我外祖父）排行第二，（约1882年出生）娶得河南富商（昔日十三行首富伍秉鉴后人）伍氏女为妻（我的外婆）。我妈妈有两位兄长一位姐姐（大舅舅星南、二舅舅赞如、五姨妈英兰1912出生），小时还住在这个院里，住房宽敞，大四合院式，门前一座桥，桥下河水咚咚，院门前一座牌坊。外太公的四个儿子（我的四位公公）都住在这个大院内，后来八姨叙述是以二伯娘家为最富，都有佣人专门照顾，五姐七姐上学都用马车接送。民国以后逐渐家道中落，此处也要改建民居，我外祖父一家人就移居香港。1941年日本侵入香港，外祖父去世，外祖母迁回广州，住惠爱东路芳草街，1946年逝世。
大公公与三公公离去得早（我们兄弟都未有见过他），身后都有一群子女儿孙，住在广州。三公公的大儿子三舅舅，就是带着个美丽妹妹与我爸爸认识结为“秦晋”，就是我亲爱的母亲。还有个五舅舅戎马一生，抗日铁人，去了台湾，直至1980年后才回来与我们相聚得见一面。
四公公（约1886年出生）名叫刘幼蓉，生性斯文，儒雅之士，想不到竟成了前清末代“驸马”，因为他父亲在朝，儿子娶得清王朝最后的一位“格格”姑娘为妻。四婆婆的汉名是傅慧卿（原来满名不详），生有二子二女，民国后四公公还在国民政府任事，后又为新中国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工作（当然未能逃得过历次政治运动死于牢狱）。
四婆婆对我们周家特别是与我们祖母，都是念佛人来往亲切，一生没有离开广州，逝世时已近八旬高龄。八姨及她的女儿淑贞，直至今天与我们兄弟姐妹保持亲密联系与关心，亲情不断。
至于我们的父亲与母亲，是如何认识与结为夫妻，只有在我长大后，从母亲的口中听得，断断续续拼凑起来，总之，听母亲述说时，她脸上呈现一派少女青春时的喜悦，在我脑子里的形象仍很清晰可爱，这是母亲最美的回忆。
我父亲名字叫周颂南，少年随祖父读书，因此也写得一手好字，长大后入读中学，毕业后喜爱广东戏曲音乐，考入了当时并不是很多人投考的广东戏剧养成所，后改为“八和粤剧研究所”。在他们这一届的粤剧界同学中，有罗兆鉴（品超）、黄鹤声，晚一点的有邓丹平、张活游。我父亲改名觉民（后来的艺名是韵娴，反串女角），在同届师兄弟中排行第五，称五哥，黄鹤声居六，罗品超为七弟。
父母在战前那一段爱情与家庭，妈妈说过也许是她一生感到是最惬意的时候了。妈说这话的时候脸上露着笑容，目光里流淌着无限幸福向往的回眸。父母年青时，从恋爱到结婚，这段时间不长，他们是在爸学习粤剧培训班时认识的。那时我爸在粤剧班有一位学员和好友刘海泉（汉宗），常将自己的好妹妹带到班上来，他们便认识了，好上了。
妈年青时是个美丽文静的俊俏姑娘，一个才初中毕业的女生，喜歌爱乐，斯文闲雅，说话时那两泓池水似的明眸，活脱脱的比当时名演员胡蝶还要美丽三分，真把个年青小伙子周觉民一下子为之倾倒；而那周觉民也真个是风流倜傥男子，休闲时身上穿一套笔挺的米黄色西装，英俊潇洒，也使得个青春少女绽开了初放的情窦。
回述到我爸爸1930年广东戏剧养成所学员班结业，师兄弟们多数入团从艺，周觉民与罗品超同效力于薛觉先的觉先声剧团，周反串女角，罗为武生，都相过甚密。周舞台上千姿百态，舞台下卿卿我我，小妹妹刘韻兰陷入热恋。
与妈谈心时，妈还深深感怀初恋的幸福，她说最难忘日子是热恋时，那时她还穿着中学生的白衬衣蓝吊带裙，与我爸爸一个翩翩少年，携着手到沙面玩，到荔枝湾划艇仔；拍拖到观音山、从百步梯直上新建不久的孙中山纪念碑，登上那时广州最高的水塔，那和煦的风把女孩子的裙摆吹得一飘一飘的，她的心情也随着这风的轻扬而荡漾，妈说她一直迷恋着这段的欢乐时光。那时的心情真是再好不过的了。恋爱,尤其是初恋时的幸福感,是一生或者后来遇上什么困难时也不会忘记，再困难，爱是坚贞的。
我们兄妹前三人，是在日寇侵略广州沦陷前，先后在粤华街出生的。我与我的二哥永豫、五妹庆玉，就是在我们爸妈结婚后的这段和谐幸福快乐日子出生。妈说她与我爸结婚时才18岁，19岁时我豫哥出生，21岁时便是我的呱呱坠地了。因此，哥比我年长18个月。
抗日战争前，小家庭过得幸福美满。我小时有印象记忆曾听祖母与我妈和六姑姐说到我出生的喜悦，我1934年的深秋（农历，十月初七）出生。
这一天，我在粤华街，“隆重”地在一个有着传统道德氛围四代同堂的书香人家，而融合新旧两个时代文明的现代家庭里，呱呱坠地。这时候难得的广州市一个和平繁荣的“世界”；这是我们周家“小康”正欣欣向荣的幸福家庭的“时代”，在一个静悄悄的夜里，我从母体10月怀胎的母难中探出头来，悄悄窥视着并迎向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花花世界。一个家庭女成员的分娩，说平静是出奇的平静，我亲爱的妈妈咬紧着牙关忍受痛苦没有吭出一点声音，伟大的母爱精神，促使她的一切，为了腹中即要出生参与这个世界竞争的未来公民；说热闹也是热闹，做祖母的笑逐颜开，做姑婆的帮忙，雇请来帮忙的“妈姐”烧水端盘，接生的女医生做完工夫忙着祝贺，向主人展示自己高明。毕竟，最重要的是，我家增加了一个新成员。我宏亮的一声哭叫：“我来了！”
是听家人们后来这样描述的：“一个乖孩子，从婴儿到孩提时，都像是那么懂事，不哭闹，瞪着眼睛看天花，在床上睡醒了他就坐起来。他是在看这个世界”。那时候，父母亲住在我们家二厅后面的尾房，因为是一楼，透风的窗子一般都开得稍高一点，我抬起头能望着的只是窗外的天空，可能是蔚蓝色；也可能有时会阴云密布。
是的，婴儿从母体里诞生下来，就在一个天体下，享受这个世界。每个人都在不相同的一个环境、空间，一个家庭中成长。他在这世界的广袤空间、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受着大自然的呵护，更受着这个家的亲人们，尤其是母亲的呵护。因而，母亲就是孩子心中的神，是孩子的第一个保护人。
我在粤华西街这间老屋里诞生，生活，在母亲与祖母的抚育呵护下长大，到1946年离开粤华街之前，我没有一天离开过祖母身边。这样的一个自小受着深厚的儒文化家庭教育与熏陶，受那时代那世界所发生的一切所濡染的孩子，脑袋里已是深深的沉淀、铸就了一种保守固执的秉性。
人在社会上，只不过是极渺小，而又是最具体的粒子，犹如滔滔大海中的一个水滴，大树上的一片叶子。而我，在这样的社会，这样的年代中，注定的是被抛到大海的浪头之中，像是在这条河里踏着冲浪的帆板，经受了巨浪的冲击与洗礼，在这随时会使人没顶的波涛上，而幸运地又得以磨练，艰难地成长，在刻苦中前进着，从而又造就了我的不畏艰苦和光明磊落的性格。
母亲有时随父亲在工作的外地生活，祖母总把我留在身边，难怪姑姐说的，“阿益是阿嫲的细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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